周武王姬发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末周初
姓：姬
全名：姬发
别 名：周武王
民族族群：华夏族
都城：丰京+镐京、洛邑~仅作为辅都（今河南洛阳）
出生地：岐周（今陕西岐山）
在位时间：公元前 1056年 至 1043年
1.公元前1060年–前1046年为西伯
2.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为武王。
逝世地：可能是 岐周（今陕西岐山）
逝世日期：约 公元前 1043年
主要成就：灭商建周
墓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与周文王陵相邻。
前任：姬昌（周文王）
继任：姬诵（周成王）
【个人简介】
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043年），姬姓，名发，是周文王姬昌与正妃太姒的嫡次子，出生于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作为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在周文王去世后，姬发继承王位，肩负起完成父亲未竟之志的重任。继位之后，他励精图治，重用贤臣如太公望（姜尚）、周公旦、召公奭等，广纳良策，整顿内政，强化军事，使周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众多部族，率军讨伐暴虐无道的商纣王，于牧野一役大败殷商军队。商纣王兵败后自焚于鹿台，标志着统治中原数百年的商朝正式灭亡，周朝由此建立，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周武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并在天下初定后推行分封制度，广封宗室与功臣，以巩固政权、安定四方。他还特别封赏了部分前朝王室后裔，以示礼贤敬德、承继正统。同时，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武王下令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并迁九鼎于此，象征王权正统与天下归一。 周武王在位期间，不仅完成了推翻暴政、建立新朝的历史使命，更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体系。他秉持“敬天保民”的治国理念，确立了以“德治”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奠定了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础。
他所推行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以及礼乐制度，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周武王不仅是西周的奠基者，更是中华文明制度文明的开创者之一。 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在克殷三年后驾崩，安葬于周陵，其功业与精神为后世所敬仰，被誉为一代明君。
【人物生平】
先周崛起
在周文王姬昌的统治时期，周族的国力逐步壮大，形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终推翻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姬昌在位期间，施行仁政，广纳贤才，赢得了众多诸侯的归附与支持。在他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 周武王继位后，延续父亲的治国方略，对内重用贤臣，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辅佐军政大事；同时任命其弟周公旦为太宰，负责朝政治理。此外，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也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了一个政治清明、人才济济的治理团队，使周朝内部日益强盛。对外方面，武王积极争取与其他诸侯国结盟，扩大势力范围，增强军事实力。他审时度势，积极筹备灭商的各项准备工作，等待最佳时机。为了更便于对商朝发起进攻，武王还在沣水东岸建立了新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战略支点。
孟津观兵
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率领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祭拜父亲周文王的陵墓，表达敬意与哀思，随后率军向东推进，目标直指商都朝歌。在中军高举写有父亲“西伯昌”之名的木牌，自称“太子发”，以此表明仍由文王统帅全军，以示尊崇。 当大军行至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时，已有八百诸侯闻讯前来会盟，纷纷表示支持周武王的正义之举。此时，人心向周，商纣王则日益孤立，形势已对周朝极为有利。许多诸侯纷纷劝谏武王立即进军朝歌，但武王与姜尚审慎判断，认为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于是，在军队渡过黄河后，武王果断下令班师回朝，并告诫众人：“诸位不知天命”，意在提醒大家切勿操之过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虽未直接发动战争，却为日后伐纣奠定了坚实的舆论与军事基础，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誓师伐纣
孟津观兵之后，周武王一方面加紧训练军队，另一方面派遣使者深入殷商境内，侦察敌情，掌握商朝内部的动荡局势。终于，在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春天，他决定发动对商朝的全面战争。 武王任命姜尚为统帅，亲自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东进。当大军抵达盟津时，八百诸侯再次率军前来会师，共同组成联军。在此，武王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向天下昭告伐纣的正当性与正义性。
誓师仪式结束后，武王率领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都朝歌进发，势如破竹，迅速推进至距朝歌仅七十里的牧野。双方军队在此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此战中，商军士气低落，士兵临阵倒戈，纣王兵败如山倒，最终逃回朝歌，自感大势已去，遂在鹿台自焚而亡。 武王率军入城后，来到鹿台，见纣王已死，便亲自射出三箭，并命人砍下纣王与宠妃妲己的首级，悬挂于白旗下示众，以昭示天命更替。至此，延续六百余年的殷商王朝在纣王的暴政中走向终结，史称“武王克殷”。
关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出土文物“利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是周武王时期一位名为“利”的官员所铸造的祭祀器物，于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之一。其内壁铸有铭文四行共三十二字，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经过：“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当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这段铭文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记载高度吻合，为牧野之战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佐证。
《诗经·大雅·大明》中对这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役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意即太公望（姜尚）如同展翅高飞的雄鹰，英姿飒爽，指挥若定，士气高昂，军旗猎猎，故有“牧野鹰扬”之美誉。
王朝建立
牧野之战胜利后，周武王正式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为追念父亲周文王的丰功伟绩，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并开始大规模分封诸侯，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
迁鼎洛邑
灭商之后，武王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至洛邑，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左传·桓公二年》明确记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此举不仅象征着周王朝对天命的继承，也表明武王已将洛邑作为未来国家的政治中心之一，为后续的政治布局奠定了基础。
托孤病逝
由于长期操劳国事，尤其是在灭商之后，武王身体每况愈下，仅在灭商两年后便病倒。当时，天下尚未完全安定，朝中大臣无不忧心忡忡。虽然武王病情一度稍有好转，但很快又急剧恶化。 在弥留之际，武王仍心系天下，深知年幼的儿子姬诵尚不具备独立治理国家的能力。于是，他将辅政大任全权托付给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并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要确定承受天命，平灭殷商，就必须依傍天室（上天的都邑），那里有上天的法令；依傍天室的地方在哪儿呢？不需要到远处去寻找，就是洛地；上天已经经过反复探求，一定会祐助我们，洛地距离上天的都邑不远，以后定都于此，就把这里叫作度邑。” 不久之后，武王驾崩，年仅四十有余。他的英年早逝令天下为之哀痛，但他所奠定的周朝基业，将在周公旦等贤臣的辅佐下继续发扬光大，开启中华文明新的历史篇章。
【为政举措】
封邦建国
牧野之战后，周武王率军进入商朝都城，迅速接管政权，并对商朝原有的畿内地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他将商都周边区域划分为邶、鄘、卫三国，其中以邶地封给商纣王之子禄父（即武庚），以示对前朝贵族的安抚；而鄘与卫则分别由武王之弟管叔鲜与蔡叔度管理，三人合称“三监”（另有说法认为三监为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负责监视武庚）。此举不仅体现了周武王的政治智慧，也展现了其对权力的谨慎布局。 随后，武王派遣军队继续征伐尚未归附的商朝诸侯。
据史书记载，通过军事行动征服者达99国，而主动臣服者多达652国，可见周初对中原地区的统一与整合力度之大。 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46年），在灭商之后，武王率军西归，回到新迁都城镐京（亦称宗周，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沣水东岸）。在此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周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形势。作为“小邦”的周，以少数人口和有限的统治经验，要治理如此广袤的疆域，武王深感压力巨大，尤其担心各地诸侯可能发生的叛乱。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便是实行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分封制度。 武王依照功勋大小，对有功之臣和亲属进行分封，以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增强政治凝聚力。主要受封的功臣包括姜太公（吕尚）、周公旦、召公奭等，他们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地方诸侯，肩负起治理一方、拱卫王室的重任。与此同时，为了有效控制广大的新征服地区，周初延续并发展了商代的分封制度，将王族成员、功臣以及前朝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实现政治上的广泛覆盖与稳定。
据记载，周初共分封了鲁、齐、燕、卫、宋、晋、虢等71个诸侯国，形成了以周王室为中心、诸侯拱卫的国家体系。这一制度不仅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基础，也为日后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架构。 周武王推行的分封制度，其主要目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安抚殷民。武王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地，同时在其周围设立邶、鄘、卫三国，由自己的弟弟霍叔、管叔、蔡叔分别镇守，形成监视之势。此举既表明周灭商是为解民于倒悬，而非灭绝殷商宗祀，也有利于安抚东方广大殷商遗民，减少反抗情绪，稳定社会秩序。
第二，兴废继绝。武王将焦、祝、蓟、陈、杞等封国赐予古代有德帝王的后裔，如黄帝、尧、舜、禹等贤君之后，以示崇德报功之意。这种做法不仅弘扬了道德典范，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增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
第三，移民实边。对于齐、鲁、燕等位于东方的新封国，武王采取移民实边政策，既通过人口迁移开发边远地区，实现区域的经济繁荣与军事防御，也借此在殷商民族的后方建立战略牵制力量。这种政策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与军事意义，也为周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
宗法制度
宗法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在那个时期已有初步的宗族观念和血缘关系的维系方式。然而，作为一种系统而完整的制度，用以维系贵族内部关系、规范权力继承的宗法制度，则是在西周时期正式形成并确立的。周武王灭商、统一天下之后，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中大力推行宗法制度，构建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层级管理体系，形成了严密而有序的社会结构。 宗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依据血缘关系远近来确定亲疏关系，并据此分配权力与财产继承权的制度。它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传统，其核心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地位与权利，区分嫡庶之别、亲疏之分，从而在家族内部建立稳定的秩序，同时为分封制度提供制度保障，防止因权力和财产的继承问题引发贵族内部的纷争与动荡。
在宗法体系中，大宗（即嫡长子一脉）因其继承权而处于主导地位，受到庶宗（其他支系）的尊重与奉祀，形成了“尊祖敬宗”的伦理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治理的稳定性，成为西周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支柱。 宗法制度不仅是一种家族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将家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为后世王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借鉴和思想基础。
井田制度的推行与深远影响
在周武王建立周朝、推行一系列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井田制度作为其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度、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度以及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的基本结构。 井田制度是一种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土地分配与经营方式。在西周时期，道路与水渠纵横交错，将土地划分为整齐的方块，形状如“井”字，因此得名“井田”。这些土地归周王所有，由其统一分配给庶民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即各级贵族和农民——并无权私自买卖或转让土地，仅享有使用权，并需向周王缴纳一定的贡赋作为义务。 在井田的具体耕作方式上，土地通常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四周为私田，供农民耕种以维持生计；中间为公田，由农民集体耕作，产出归国家或贵族所有。这种制度不仅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效地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形成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
周王通过层层分封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赐予卿大夫，卿大夫则将土地分赐给其子弟与臣属。这种逐级授田的方式，使得土地始终掌握在周王手中，各级受封者仅享有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或买卖。同时，受封者还需履行对周王的义务，包括军事支持、赋税缴纳等，从而形成了一种严密的封建等级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存在本质差异。西方庄园制度下，农民附属于土地，属于农奴阶层，土地归贵族所有，农民没有自由迁徙和土地处置的权利，整体呈现出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的特征。而在中国的井田制度中，虽然土地所有权归贵族，但农民并不依附于土地，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古代社会归类为奴隶社会。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并未经历西方意义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奴隶社会，而是在井田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封建社会形态。直至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此后，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国家治理方式也由贵族世袭统治转向以官僚体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礼乐天下
周武王建立西周政权后，推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国举措，其核心理念为“敬天保民”，奠定了西周王朝稳固的统治基础，也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在这一伟大进程中，陕西姬周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更以其制度创新深刻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社会发展。 在政治制度方面，西周确立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将王室宗亲与功臣分封各地，构建起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宗藩体系。在社会组织层面，宗法制成为维系家族与国家结构的重要纽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确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继承制度。经济方面，井田制作为当时的基本土地制度，规范了土地分配与使用方式，保障了国家财政与民生稳定。
在文化思想领域，礼乐制度则成为西周治理思想的核心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代的礼乐制度由“礼”与“乐”两大部分构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社会规范体系。其中，“礼”的主要功能在于明确人的身份地位，规范社会行为，确立等级秩序，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的基础与前提。而“乐”则是在“礼”所构建的等级框架之上，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调和人心、缓和矛盾，起到维系社会和谐、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礼”是制度之本，“乐”则是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文化保障。 周礼不仅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进行了明确划分，更通过国家制度与宗法体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建立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然而，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统治者巧妙地运用“乐”的教化功能，以音乐和艺术作为沟通情感、凝聚人心的桥梁，缓解因等级差异所带来的对立情绪，实现礼与乐的互补共济。 在这一制度体系下，西周不仅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礼乐制度所体现的秩序与和谐并重的理念，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对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轶事典故】
宅兹中国
《何尊》铭文中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周武王姬发将洛邑（今洛阳一带）称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之地，更蕴含着政治、文化上统摄四方、一统天下的理念。最初，“中国”指代的是洛阳盆地及其周边的中原地区，象征着中央政权的核心地带。这一称谓的提出，标志着周王朝在政治格局上的深远布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国”概念的历史基础。
骈齿望羊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骈齿，望羊（阳）”。所谓“骈齿”，是指牙齿有双重排列，古人认为这是刚强勇武的象征；“望阳”则意指目光高远、视野开阔。后人解读此为天命所归，武王肩负灭商重任，需以武力定天下，故而生就刚毅之相。“骈齿”象征其坚毅果敢，“望阳”则寓意其高瞻远瞩，具备领袖之才。这些形象化的描述，既是历史人物的神化，也体现了古人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与理想化塑造。
武王封貔貅
相传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时，在一次行军途中偶遇一只形貌奇特、威猛异常的野兽——貔貅。当时众人皆不识此兽，姜子牙却慧眼识英，认为其神勇非凡，遂设法将其收服，并骑乘貔貅征战沙场，屡战屡胜。貔貅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深得周武王赏识。为了表彰其功绩，武王特赐貔貅官号“云”，寓意其如云般高远、威武，成为周朝军队的象征之一。这段传说虽带有神话色彩，却也反映出周人尚武精神和对神兽的崇敬。
武王与臊子面
臊子面起源于周代，其历史可追溯至周武王伐纣时期。相传在岐山一带，周武王率军途中曾遭遇一只形似“龙”的怪兽。武王果断斩杀怪兽，并将兽肉分赐将士，以鼓舞士气。然而因人数众多，兽肉难以均分，于是便将肉煮成汤，每人分饮一碗，味道鲜美异常，令人振奋。这一做法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臊子面，成为陕西岐山一带的传统美食。如今的臊子面，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更承载着周武王英勇果敢、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象征。
巨桥发粟
“巨桥”是一座古桥名，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张葛集村附近。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安定民心、赈济灾民，派遣南宫括前往巨桥，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史称“巨桥发粟”，这是周王朝施行仁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与殷商时期“敬神贱民”的统治方式不同，周武王以“敬天保民”为施政理念，强调以民为本，体现了周朝初期政治理念的转变。 “巨桥发粟”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为新政权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周王朝仁政爱民的形象。
【历史评价】
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的壮举被历代典籍与先贤所称颂，成为仁义之师、顺天应人的典范。以下便是历代经典文献与历史人物对武王功绩的深刻评价：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中写道：“时维鹰扬，凉彼武王。”此句意在赞美武王如雄鹰般英武奋发，辅佐天命，彰显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定的意志。
《易经·革卦》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对武王推翻暴政、顺应天命民心的正义之举的高度肯定，认为其变革不仅合乎天道，更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尚书·泰誓》中记载武王誓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这表明武王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的意愿为行动的指南，展现出一位明君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尚书·君牙》中更进一步赞颂武王：“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这段话不仅肯定了文王的谋略，更高度评价了武王继承父志、开创盛世的伟业，认为他们的德政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荀子在《议兵》篇中写道：“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荀子强调武王之胜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修德、行仁政、得民心的结果，是真正的“仁义之兵”。
孔子在《论语》中曾言：“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孔子认为武王继承了祖先的德行与志业，以武力平定天下而不失仁德，赢得了后世的尊崇与敬仰。
商鞅在《商君书》中指出：“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他以武王为例，说明变革与创新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武王敢于打破旧制、顺应时势，最终成就霸业。
孟子则说：“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者也。”他认为武王讨伐的是暴君纣王，而非君主本身，因此是正义之举，不应被视作“弑君”。
三国时期蜀汉皇帝刘禅亦曾评价：“是以汤、武脩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他强调武王因修德而得天下，与桀纣因暴政而失国形成鲜明对比。
唐代名臣虞世南在《帝王论》中写道：“四时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辩；五常递运，水火有刚柔之殊。至于利物成务，其道同矣。文王夷明，晦迹藏用，所以显仁；武王果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然则，济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为是而允武为非乎？期于至公而已矣。”他高度评价武王果敢决断、以武定乱的功绩，认为文治与武功各有其时，皆为济世安民之道。
郭图曾言：“武王伐纣，不为不义。”他明确支持武王之举，认为其讨伐暴政、拯救百姓是正义之举。 刘备亦曾感慨：“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他以武王之师士气高昂、斗志昂扬为证，说明其行为不仅合乎道义，更体现出仁者之师的风范。
崇侯虎评价武王曰：“太子发勇敢而不疑。”这虽出自敌对立场，却也侧面反映出武王果断坚毅、无所畏惧的领袖气质。
【后世纪念】
周武王陵
周武王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郊的五陵原上，隶属于渭城区周陵街道，距离咸阳市区约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西周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的长眠之地，周武王陵不仅是后人缅怀先贤、追溯历史的重要遗址，也是研究周代帝王陵墓制度和礼制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周武王陵与周边诸陵的布局极具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背儿抱孙”陵区格局。由于周武王陵位于其父周文王陵之北，象征着继承与发展；而在周文王陵西南方向约1.3公里处的陵照村北，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陵墓；再向东南方向约1.6公里的新庄村西，则是周成王之子周康王的陵墓；周成王陵西南方向约1.8公里处，还分布着周康王的重孙、西周第六代国王周共王的陵墓。
这种祖孙相继、层层环绕的陵墓布局，被当地百姓形象地称为“背儿抱孙”，寓意着家族血脉的延续与尊卑有序的礼制观念，充分体现了周代宗法制度和丧葬文化的特点。 周武王陵及其周边陵墓群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见证了中华文明早期王朝的辉煌与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价值。
【史料记载】
《史记·周本纪》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其中对周武王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尽的记述。书中描述了武王继承其父周文王遗志，联合八百诸侯，于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建立周朝的历史过程。《周本纪》不仅展现了武王的雄才大略，也反映了周初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礼制的初步形成。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第三》虽主要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的事迹，但其中也引用了周武王的相关典故，用以对比后主的治国得失，体现出武王形象在后世政治评价中的深远影响。 关于周武王与早期王权制度的关联，古籍中还有许多珍贵资料。
《逸周书·度邑第四十四》篇中，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选址营建洛邑的过程，体现出他对国家治理的战略眼光与对地理形势的深刻考量。这一记载也反映了周初对都城建设的重视，为后世王朝建都提供了重要参考。
《尚书·周书·君牙》是《尚书》中的一篇，虽成文于武王之后，但其内容延续了武王时期的治国理念，强调君主应以德治国、任贤使能。这篇文献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对道德与政治责任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周武王所奠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后世得以延续与发展。
关于周武王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也可见于诸如《桓公（元年～十八年）》等文献中。这些记载虽主要聚焦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但常以周武王为楷模，借以彰显贤君的标准与王道政治的理想。
综上所述，周武王不仅是一位改朝换代的英雄君主，更是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制度与道德理念的重要塑造者。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这些典籍不仅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依据，也为后世理解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十三代】02本人【周武王姬发 (前1087～前1043) 周朝开国君主，
（生五子
【二十四代】1姬诵，西周第二任君主
【二十四代】2唐叔虞（姬虞）晋国开国君主（生子2.
【二十五代】1晋侯燮，姬燮，晋国始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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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代】4那叔诞（姬诞），
【二十四代】5韩侯 ，
【二十四代】6长女~大姬(tài j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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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世】周平王姬宜臼 (前771～前720) 东周第一任君主
长子：姬洩（姬泄、姬泄父）
次子：姬狐（王子狐）；
少子：姬武（武姓得姓始祖，武则天先祖）。
注：目前主流可信资料支持：
姬泄父为周平王长子，周桓王姬林之父。"王子克"是否为姬泄父次子存疑，需进一步史料佐证。
【三十五世】姬洩（姬泄、姬泄父）
1.姬林，周平王去世后，因太子泄父早逝，其子姬林被拥立为君，即周桓王（东周第二位君主）。
【三十六世】周桓王姬林 (前719～前697) 东周第二任帝王（1.姬佗，2.王子克，女儿·1.周王姬（嫁齐襄公），2.周共（恭）姬
王子克身份：现有矛盾源于对《左传》“子仪有宠于桓王”与“王子克”称谓的交叉引用差异，但可信史料（如《左传》《史记》及多篇研究）均支持王子克为周桓王之子这一结论。
【三十七世】周庄王姬佗 (?～前682) 春秋时期东周第三代君主（生二子，1周僖王姬胡齐，2.庶子 王子颓
【三十八世】周僖王姬胡齐 (?～前677) 东周第四代国王（1.周惠王姬阆
【三十九世】周惠王姬阆 (?～前652) 东周第五任国王【生二子，1.周襄王（姬郑.嫡长子）2.王子带（姬带，庶子）】异母弟，母为惠后陈妫
【四十世】姬带 (前672～前635)
【四十世】周襄王姬郑 (?～前619) 东周第六任国王【生一子，姬壬臣】
【四十一世】周顷王姬壬臣 (?～前613) 东周第七任国王【生三子，周匡王（姬班），周定王（姬瑜），刘康公（姬季子）】
【四十二世】周匡王姬班 (?～前607) 东周第八任国王
【四十二世】周定王姬瑜 (?～前586) 东周第九任国王（儿子，姬夷
【四十四世】周灵王姬泄心， 东周第十一任国王（儿子，长子：太子晋（姬晋），早逝未继位，次子：王子贵（姬贵）
“姬贵”是否为正式名讳存疑
【四十五世】周景王姬贵 (?～前520) 东周第十二任君主【生三子，1周悼王姬猛 周朝帝王，2王子朝（姬朝），3周敬王姬匄 (?～前476) 周朝帝王
1.周悼王姬猛（嫡长子，于公元前520年继位，在位不足一年即病逝，葬处不明。
2.王子朝（姬朝）（庶长子，周景王生前曾欲废嫡立庶未果。景王死后联合贵族攻杀周悼王，占据王城洛阳数年，后携周室典籍奔楚，最终于公元前505年被刺杀。
3.周敬王姬匄（嫡次子，周悼王死后在晋国支持下继位，在位44年（前519年—前476年），其去世之年被视为春秋战国分界点。
？？ 姬寿？？
？？姬朝 (前281～前247) 秦国国君？？？
人际关系
【四十六世】王子朝，庶长子，得到周景王的宠爱。非嫡系，只是庶出长子。周悼王即位後，王子朝杀悼王，各诸侯介入处理。前516年王子朝逃到楚国。前505年春，楚国被吴国击败，险些亡国，周敬王趁机派人在楚杀死王子朝。儋翩带领王子朝支持者在次年举事，敬王出逃，在前503年得晋国帮助下回都。
【四十六世】太子寿，由周景王王后所生，早死。
【四十六世】王子猛，后又立为太子，是为周悼王。周景王之子，周敬王之同母兄。
【四十六世】王子匄，周悼王之同母弟。因王子朝之乱受到晋国支持而即位，是为周敬王。
【四十八世】周贞定王姬介，东周第十六任君主（生 四子，1姬去疾，2周思王姬叔，3周考王姬嵬，4姬揭（西周桓公，受封于王城，建立西周国）
【四十九世】周哀王姬去疾，东周第十七任君主 ，公元前441年–前441年
【四十九世】周思王姬叔袭，东周第十八任君主 ，公元前441年–前441年
【四十九世】周考王姬嵬 ，东周第十九任君主， 公元前441年–前426年【生一子，姬午】
【五十世】周威烈王姬午，，东周第二十任君主 (?～前402)（儿子：周安王姬骄
【五十二世】周烈王姬喜，东周第二十二任君主 (?～前369)
【五十二世】周显王姬扁 ，东周第二十三任君主(?～前321) 【生一子，姬定】
【五十三世】周慎靓王姬定 ，东周第二十四任君主(?～前315) 【生一子，姬延
【五十四世】周赧王姬延，东周第二十五任君主 (?～256)
【 赧王的 结局】
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姬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秦军投降，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东周的灭亡，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作为周朝最后一位天子，他的投降过程充满了屈辱与无奈，折射出乱世中王权的衰落与命运的悲凉。
当时，周赧王已年迈力衰，国力早已衰微，周王室仅存虚名，实际控制的领土极为有限，仅依附于西周公国，寄居在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面对强秦日益扩张的威胁，周赧王曾试图联合诸侯共同抗秦，以图挽救危局。然而，这次联合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激怒了秦昭襄王。秦国随即出兵攻灭西周公国，大军压境之下，周赧王再无退路。 他曾试图逃亡至韩、魏寻求庇护，但被西周公劝阻，认为此举只会加剧局势恶化。最终，在无兵无地、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周赧王不得不接受现实，选择向秦军投降。
投降仪式上，周赧王率领宗室成员和残存的臣属，身着素服，亲赴秦军营地，向秦将献上象征王权正统的九鼎以及所藏的珍宝，以此表示彻底臣服。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正式终结，也象征着八百年周朝权威的彻底瓦解。 虽然秦将未对周赧王本人施以直接羞辱，但在投降后，西周公被当场绑缚，并在洛阳街头游街示众。此举虽非针对天子本人，却无疑是对周赧王尊严的极大打击，也向世人昭示了周王室的彻底衰败。
历史意义： 周赧王在投降当年便因忧愤成疾，郁郁而终。他的离世没有引起太多波澜，秦军也未再扶立新的周王，东周王朝至此正式终结。 秦军将九鼎运往咸阳，这一象征周天子权威的礼器从此落入秦人之手，标志着周王室八百年统治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秦统一六国的前奏已然拉开。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王朝更替的缩影，更深刻反映了乱世中礼崩乐坏、王权式微的现实，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剧变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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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周公旦 (?～前1105)】内详...
23.5【蔡叔度 蔡国始封君，蔡姓始祖】
23.6【曹叔振铎】[西周]
23.7【郕叔武】
23.8【霍叔处 周初三监】
23.9【康叔封 卫国和卫姓的始祖】
23.10【冉季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