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
【基本信息】
01.所处时代: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
02.中文名:贾国
03.别称:
04.国号:贾
05.爵位:伯爵
06.开国君主:周康王之弟
07.首都:贾邑
08.主要城市:
09.政治体制:世袭诸侯国
10.国土面积:约50-100平方公里(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
11.存续:
12.相邻国家:晋国、郇国、曲沃(晋国支系)
13.末代君主:贾伯
【概述】
贾国是西周初期周康王分封其弟公明于贾地(今山西省襄汾县一带)所建立的姬姓诸侯国,爵位为伯爵,属于周王室的附庸国。贾国地处晋南汾河流域,地理条件优越,以农业经济为主,社会稳定,文化发展较为繁荣。该国共存续约五百年,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被日益强大的晋国所吞并。
灭亡之后,其公室后裔为纪念故国,遂以国名为姓氏,逐渐形成了贾姓的主要支系,并尊始封之君公明为贾姓的得姓始祖。
贾姓还有另一重要来源,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狐射姑(又称贾季),因其封邑亦在贾地,后世子孙亦以贾为姓。这两支贾姓虽分属不同历史渊源,但均源自山西贾地,同为黄帝后裔,血脉相连。
【国号来由】
封地名称“贾”。该封地位于现今山西省襄汾县西南地区,地处汾河流域,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农业区域之一,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土地资源。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贾地处于周王朝分封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其区域价值和战略意义不容忽视。 考古发现也为贾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出土的“贾伯簋”等青铜器铭文明确记载了“贾”这一地名与封国之间的关联。
命名逻辑上,贾国的国号沿袭了西周时期封国命名的普遍传统,即以受封之地的名称作为国号。这种命名方式在当时较为常见,如“唐”“晋”等国皆是以封地之名命名。贾国亦遵循这一传统,直接以“贾”作为国号,符合西周时期文化习俗的统一性与规范性。
【历史脉络】
西周分封(约公元前11世纪)
西周初年,周王室为巩固统治,大规模分封诸侯。周康王(即成王之弟)封其弟公明于贾地(今山西襄汾西南),建立姬姓贾国,爵位为伯,属于周王室的附庸国。公明为唐叔虞(晋国始祖)的少子,因此贾国与晋国同属周王室宗亲体系,具有密切的血缘与政治联系。
晋南附庸(西周至春秋早期)
由于长期依附于晋国,作为其附庸小国存在。尽管国力有限,贾国仍积极参与周王室及诸侯间的事务。据《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记载,贾伯曾联合虢、芮等诸侯共同讨伐曲沃武公,显示出其在当时仍具有一定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
春秋灭国(公元前678年)
春秋中期,随着晋国国内权力更迭,晋武公完成“曲沃代翼”后,开始兼并周边小国,贾国亦于公元前678年被吞并。贾国公室后裔遂以国名为姓,形成贾姓的主要支系。此外,另一支贾姓源于晋国大夫狐射姑(又称贾季),其封邑亦称“贾”,后世也将其归为贾姓的重要来源。尽管两支来源略有不同,但皆以山西贾地为发源地。
贾姓之源
贾地作为贾姓的重要起源地,在中华姓氏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后世贾姓族人以“武威”“洛阳”等地为郡望,象征家族的荣耀与源流。历史上,贾姓涌现出诸多杰出人物,如西汉政论家贾谊、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等,皆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社会】
贾国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宗法特征,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均深深植根于西周宗法体系之中,体现出等级分明、血缘维系、权力世袭等典型特征。 在政治架构上,贾国严格遵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源于周礼传统,体现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统治秩序(《礼记·王制》)。
作为姬姓诸侯国,贾国与晋国同属王室宗亲,两国之间不仅在政治上互为依托,更通过联姻等方式加强联盟关系,如晋献公曾迎娶贾国女子为妻,显示出贾国在当时诸侯国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史记·晋世家》)。
在权力结构方面,贾国的统治阶层主要由公室贵族、卿大夫与士三个层级构成。公室贵族以贾伯为核心,世袭爵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负责主持宗庙祭祀和统领军队。
据《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贾伯明曾参与周王室对曲沃的征伐,可见其在王室事务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卿大夫多由公室子弟出任,分别掌管“司徒”“司马”等要职,襄汾出土的“贾伯壶”青铜器铭文,印证了卿大夫阶层参与国政决策的历史事实。
士阶层则处于统治体系的基层,主要担任军官或邑宰等职务,部分士族因战功卓著而得以晋升为卿大夫,如《左传》中“贾大夫射雉”的典故便反映了士阶层中亦不乏能人志士。
在社会基层组织方面,贾国的庶民群体主要以井田制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根据《周礼·地官》记载,庶民以“夫田百亩”为单位进行耕作,需向国家缴纳贡赋,并承担一定的劳役义务。
手工业在贾国亦有一定发展,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作坊遗迹表明,当时已有专门的“工正”管理机构,组织工匠从事铸造、制造等生产活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手工业分工体系。
尽管贾国的社会结构以宗法制度为主导,但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尤其是晋国的持续扩张,贾国的宗法体系逐渐出现松动迹象。部分贾国士族因政治变故或寻求发展机会而迁徙他国,如史载“贾季奔狄”,便是宗法关系弱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典型例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庶民阶层虽可通过军功或技艺获得赏赐封邑,但在社会地位的提升上仍受到较大限制,其流动性远不及卿大夫阶层。
【军事】
周王朝的分封体制下,贾国的军队以公室贵族为核心,构建起国人与野人并存的二元兵役结构。
根据《周礼·地官》的记载,国人作为自由民,不仅需要接受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六艺教育,还承担着服兵役的义务;而野人则主要负责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物资保障。这种制度设计使贾国得以维持一支规模在500至1000人之间的常备武装力量。
从考古发现来看,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如戈、矛等,大多带有周王室铭文,反映出贾国在军事装备方面主要依赖周王室的赏赐或晋国的供给。这种供给关系也体现了附庸国对宗主国的高度依附性。
贾国的军事指挥体系高度集中,由贾伯统揽军政大权,卿大夫阶层则分别执掌如司马(主管军事)、司工(主管军械制造与管理)等要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管理体系。
在作战力量构成上,战车兵是军队的精锐力量,步兵则构成了作战主力,体现了西周时期典型的军事结构模式。
地理位置上,贾国所处的晋南地区是连接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其驻防中心贾乡(今山西襄汾贾罕村)正位于临汾盆地的咽喉要地。这一战略位置不仅凸显了贾国作为周王室屏藩控扼四方的重要军事支点作用,也揭示了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困境。
进入春秋时期,贾国的军事价值在地缘博弈中愈加显著。然而,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对贾国的吞并之战,暴露出其军事体系的根本性缺陷。面对晋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贾国依赖宗族武装和国人兵源的军事体制难以应对。其战车数量据估算不足30乘,青铜兵器储备有限,难以与整合了曲沃武公势力后的晋国军事力量相抗衡。 这场灭国之战成为西周军事制度走向衰落的缩影。
贾国既无法像诸侯大国那样建立职业化的常备军,又因宗法制度的束缚,难以灵活调动野人阶层参战。此外,考古发现的贾国兵器窖藏中,多数仍保留西周时期的形制,缺乏春秋时期广泛使用的复合弓、弩机等新型装备,进一步说明其军事技术的滞后与停滞。
尽管贾国最终灭亡,但其军事遗产并未完全消失。部分贾国公室子弟以“贾”为氏,融入晋国军事体系之中。例如,春秋中期的晋国大夫贾季(即狐射姑)家族,可能继承并延续了贾国的军事传统。这种从宗族武装向职业军人的转变,恰好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制度变革的历史趋势。
【疆域】
一、核心区域与都城定位
关于贾国都城的具体位置,学术界虽存在一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其位于现今山西省襄汾县贾乡(即贾罕村)。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考古实物的佐证,如出土的“贾伯壶”等重要青铜器,均显示出该地区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此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有明确记载,进一步印证了此地为贾国的政治中心。 另一种说法认为,陕西蒲城的“贾城”可能是贾国的一个分支据点。
这一区域并未发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缺乏足够的考古依据来支撑其为贾国都城的观点。 疆域范围推定 贾国的核心区域以都城为中心,大致覆盖今襄汾县西南部,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该区域包括汾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以及周边丘陵地带,地理条件优越,适宜农耕与聚居。
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即传说中的尧都)与贾国墓群的分布情况表明,贾国的势力范围并未扩展至临汾盆地北缘,其实际控制区域相对集中,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地缘特征。
二、四至边界与地缘关系
贾国的疆域范围可大致分为四个方向: 东侧以翼城与襄汾交界为界,邻接晋国。由于地处晋国扩张的主要方向,贾国在地缘政治上首当其冲,长期处于晋国的势力影响之下。
西侧至汾河西岸,即今襄汾西山一带,与戎狄部落接壤。作为周王室分封体系中的一员,贾国承担着“以藩屏周”的职能,在抵御戎狄侵扰方面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南界抵达侯马市北境,与虢、芮等小国相邻。该区域是当时诸侯间联姻与外交网络的重要节点,如“贾伯壶”的出土即反映了贾国与周边国家的密切关系。 北界沿汾河延伸至曲沃段,与晋国曲沃支系接壤。该区域是双方军事冲突频发地带,显示出贾国在与晋国关系中的被动与脆弱。
三、疆域规模与政治生态
贾国作为一个“百里小国”,其疆域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1至2个乡镇的规模。在强邻环伺的背景下,贾国得以维持相对独立,主要依赖于晋国的庇护与支持。
《左传·桓公二年》中亦有相关记载,印证了这种依附性政治关系的存在。 随着贾国被晋武公所灭,其原有疆域被设为“贾邑”,成为晋国西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 地缘政治证据链 贾国虽为小国,但仍具备一定的军事与经济基础。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06年,贾国曾参与周王室联合讨伐曲沃的军事行动,表明其拥有至少千人规模的武装力量,具备一定的军事动员能力。 此外,襄汾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农具,如青铜镰等,反映出贾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撑,呈现出典型的农业立国特征。
四、争议与未解之谜
关于贾国历史,仍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例如,有学者提出贾国后期可能存在都城迁徙至蒲城的情况。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西周晚期的都城遗址,因此这一说法尚缺乏实证支持。 此外,贾国与晋国之间的关系亦值得深入探讨。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曾娶贾国女子为妾,这一联姻行为可能在贾国灭亡后仍发挥了一定的政治缓冲作用,体现了两国之间复杂的历史互动。
【经济】
一、地理位置与经济基础
贾国位于今山西省襄汾县西南部,地处汾河谷地,拥有肥沃的冲积平原和良好的灌溉条件,是古代农业与商业交汇的重要区域。这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贾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业是贾国的核心经济支柱之一。依托汾河流域的肥沃土地,贾国主要发展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并向周王室提供稳定的粮食贡赋,成为周代农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贾国也是区域性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中心。 在商业方面,贾国的地位尤为突出。据史料记载,贾国是“贾正”官职的起源地,可能承担着区域贸易枢纽的功能。周代设有“贾师”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市场交易,由此可见贾国在当时商业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其市场体系相对成熟,对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政治经济关系
作为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贾国在政治上具有附庸国的地位。在经济层面,贾国对周王室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需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同时依托周王朝的军事保护与贸易网络来维持自身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公元前678年,贾国被晋武公所吞并,其地成为晋国卿大夫狐射姑的封邑。自此,贾国的经济职能发生了重要转变,由原本的独立诸侯国经济体系逐步过渡为晋国内部的采邑经济结构。
三、姓氏与经济活动的关联
贾国灭亡后,其遗民以国为氏,形成了贾姓的重要支系,其中以贾伯公明的后裔为代表。此外,还有部分贾姓源自“以邑为氏”,如狐射姑后裔因封地而得姓。这些贾姓家族在后世的历史发展中,不少与商业活动保持密切联系,部分后裔可能延续了贾国原有的贸易传统,成为古代中国商业文化传承的重要一脉。
四、考古与文献佐证
从考古发现来看,贾国的经济实力在商周之际已有显著体现。曲沃晋侯墓出土的玉器铭文中记载了西伯(即周文王)与“贾人”之间的战争,反映出贾国在当时的经济与军事地位不容忽视。这些实物资料为研究贾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依据。
地名的延续也印证了贾国故地的经济持续性。汉晋时期临汾县有“贾乡”的记载,说明贾国故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保持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聚落,其影响力并未因国家形态的消失而中断。
五、争议与补充
关于贾国的起源,学界尚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提出,贾国在商代可能曾为子姓封国,而西周时期的贾国则为姬姓诸侯国,两者是否为同一政权尚无确凿考古证据予以佐证。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结合文献与考古成果进行深入探讨。
【文化】
姓氏文化方
贾国的灭亡催生了中华贾姓的重要支系。一支为“以国为氏”的贾姓,源自贾伯公明的后裔;另一支则为“以邑为氏”的贾姓,出自晋国大夫狐射姑(贾季)之后。这两大支系构成了后世贾姓的主要来源。其中,贾伯公明作为贾国的建立者,被尊为得姓始祖,其血脉可追溯至黄帝,体现了周代“以国为氏”的典型姓氏生成模式。这种姓氏制度不仅具有明确的宗法意义,也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政治文化
贾国作为周王室的附庸国,其统治者贾伯(即姬公明)在西周宗法体系中具有明确的身份定位。历代贾国君主皆以“姬”为姓,国号虽为“贾”,但其姓氏仍保持姬姓,直至国家灭亡后,其子孙才以国名为氏,改姓“贾”。这一现象反映了西周时期“国号”与“姓氏”的分离特征,也体现了宗法制度下姓氏传承的严格性与规范性。
地域文化
贾国故地(今山西襄汾西南)长期被视为贾姓的重要发源地。该地区不仅在历史上持续保留着贾姓族群的文化聚落功能,如汉晋时期的“贾乡”记载所体现的延续性,还在后世孕育出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贾姓后裔逐渐形成了“商儒并重”的文化传统,如西汉政论家贾谊、唐代著名诗人贾岛等,皆是贾姓文化积淀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在政治、文学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也进一步丰富了贾姓族群的文化内涵。 关于贾国的历史源流,学界尚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在商代已有名为“贾”的子姓封国,与西周时期的姬姓贾国并非同一政权。然而,目前尚无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因此主流观点仍倾向于将贾国视为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
祖籍认同
其故地成为晋国卿大夫的封邑,如狐射姑的贾邑,进一步融入晋文化圈,对三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贾姓家族依然保持着“天下贾氏一家亲”的文化认同传统。山西襄汾作为贾姓的重要祖籍地,不仅是海内外贾姓后裔寻根问祖的核心区域,也成为传承和弘扬贾姓文化的重要精神纽带。通过宗族联谊、祭祖活动及文化研究等多种形式,贾姓族群不断强化自身的历史认同与文化归属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后裔去向】
贾国灭亡后,其后裔历经数千年迁徙与繁衍,逐渐分布于全国各地,并融入多个民族之中,形成了今天贾姓的主要分布格局。 首先,贾国被晋武公吞并(公元前678年)之后,贾伯公明的后裔以国为氏,成为姬姓贾氏的正宗支系。这一支系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步向多个地区迁徙扩散。其中,部分族人选择继续留居贾国故地,即今山西襄汾西南一带,逐渐形成了名为“贾乡”的聚居地,成为贾姓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随着历史的发展,贾姓后裔不断向外拓展。秦汉时期,他们逐渐迁徙至河南洛阳及陕西关中地区,形成了“洛阳郡望”,成为当时贾姓的重要代表支系。
到了汉代,以贾谊为代表的贾姓家族迁居洛阳,其后裔中又有分支向北迁徙,进入河北、山东等地,进一步扩大了贾姓在中原及北方的分布范围。 其次,另一支贾姓源于以邑为氏。晋襄公时期,将贾地封予狐偃之子狐射姑(即贾季),其后人遂以邑为氏,成为贾姓的重要分支。
由于晋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如“骊姬之乱”等事件的影响,这一支系也经历了多次迁徙。贾季本人为避祸逃亡至翟国(今山西西北部),其后裔逐渐融入北方少数民族之中。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族人继续留居晋国核心区,发展成为晋国的卿大夫家族,如贾佗(即贾季)的后裔,便在晋国政坛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贾姓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多民族的融合。
北魏时期,鲜卑族中的“拔略氏”在汉化改革中改姓贾,成为贾姓的一支。金国时期,女真族中也有贾姓,随着历史的推进,他们逐渐融入汉族社会。
到了清代,满族中的“嘉佳氏”也改姓贾,部分后裔迁居东北地区,为贾姓注入了新的民族元素。 进入现代,贾姓人口的分布更加广泛。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贾姓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山西作为贾姓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仍有大量贾姓族人居住。
随着明清时期“下南洋”的移民潮,福建、广东等地的贾姓后裔也开始远赴海外,迁徙至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逐渐形成了海外贾姓族群的重要聚居区。 贾姓的迁徙史不仅是一部家族发展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不断拓展与融合的缩影。
如今,贾姓族人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延续着贾氏家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名人】
1.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期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以《过秦论》《论积贮疏》等政论文章著称,深刻剖析秦朝灭亡之因,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对汉初中央集权的加强与政治格局的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2.贾逵(公元30年-101年),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与天文学家,精通《左传》《尚书》等经典,曾为汉章帝讲授经义,推动古文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3.贾岛(公元779年-843年),唐代“苦吟派”代表诗人,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清奇冷峻的诗风闻名,尤以“推敲”典故流传千古,代表作《题李凝幽居》展现了其诗歌艺术的高妙境界。
4.贾思勰(约公元6世纪),北魏著名农学家,撰有《齐民要术》一书,系统总结了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内容涵盖农、林、牧、副、渔等多个方面,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对后世农业发展影响深远。
5.贾季,又称狐射姑,春秋时期晋国太师狐偃之子,因封地在贾而得贾姓。他曾积极参与晋国的政治与军事事务,在晋国的权力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后因避祸迁居翟国,成为贾姓早期的重要历史人物。
6.贾复(公元9年-55年),东汉开国名将,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以果敢勇猛、忠诚不二著称,曾随光武帝刘秀征战四方,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
7.贾耽(公元730年-805年),唐代著名地理学家,主持编绘《海内华夷图》,详尽描绘了当时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地理风貌,不仅推动了唐代地理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外地理知识的交流与融合。
9.贾宪(公元11世纪),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首创“贾宪三角”(即帕斯卡三角的雏形),在组合数学与代数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对后世数学研究影响深远。
10.贾平凹(1952年-),当代著名作家,作品风格深沉质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代表作《废都》《秦腔》广受关注,并荣获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1.贾樟柯(1970年-),国际知名导演,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代表作如《三峡好人》《江湖儿女》等多次荣获国际电影节大奖,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出土文物】
1. 西周时期贾国青铜器
“贾伯壶”是西周晚期的代表性器物,2012年从香港征集,现藏于中国文字博物馆。壶身铭文记载:“隹王二月,既死霸丁亥,贾伯作世孟姬尊壶,用享用孝用祈,万寿子子孙孙永宝永享”,明确指出器物为贾伯所作,印证贾国为伯爵之国,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宗法制度与祭祀文化的特点。
“贾子匜”亦为西周晚期器物,1970年代出土于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其铭文为:“唯王二月,贾子己父作宝匜,其子子孙孙永用”,引发了关于贾国爵位等级的争议,究竟是“子国”还是“伯国”,至今学界仍有讨论。
《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的“贾伯作宝尊彝”铭文(编号04269),虽未明确记载出土时间与地点,但进一步印证了贾伯作为贾国君主的身份及其铸造礼器的传统。
“贾公作器”的铭文见于1974年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墓群出土的青铜器,进一步证实贾国君主“贾伯”的诸侯地位,也说明贾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贾姬鬲”为西周晚期器物,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与《左传》中“芮伯娶于贾”的记载相呼应,反映了贾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联姻关系,是研究西周诸侯国交往的重要实物证据。
晋国吞并贾国后的文物遗存
“贾氏”铜壶出土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属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世纪),壶身铭文记载“司寇贾氏督造”,表明贾国灭亡后,仍有贾氏族人担任监造官职,显示出贾氏家族在政治与工艺领域的延续性。
汉代贾氏家族的文化遗存
进入汉代,贾氏家族逐渐转型为文化世家,尤以贾谊为代表,其家族的文化成就在出土文物中亦有所体现。
“鵩鸟”纹漆器出土于长沙贾谊故居,属西汉初年遗物。该器物与贾谊所作《鵩鸟赋》相呼应,佐证了贾氏家族在文学与思想领域的深厚积淀,是研究汉代士人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朝至唐代贾氏文物
《贾太妃墓志》出土于北魏时期的大同司马金龙墓,记载了代北贾氏“本出凉州”的背景,体现了贾氏家族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唐代洛阳贾氏家族墓群出土的“贾氏进士砚台”,不仅反映了贾氏在科举制度下的文化成就,也从侧面展现了其家族在经济与教育方面的实力。
2013公布的考古发现——西周晚期青铜器“贾伯壶”,为研究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了珍贵实物。该器物盖内铸有铭文“贾伯作世孟姬尊壶”,清晰记录了贾国国君为长女孟姬出嫁世国而专门铸造媵器的历史事件。这种跨越国界的婚姻关系,是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通过联姻建立和巩固政治联盟的典型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外,《左传》中亦有相关记载:晋献公曾迎娶贾国宗室之女为夫人。尽管这段婚姻未有子嗣,但却从侧面反映出贾国与晋国之间早期存在的密切政治联系。此类史实不仅揭示了古代诸侯国在政治策略上的高度智慧,也展现了婚姻在古代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史料记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记载,贾国为周康王所封,封地归属于唐叔虞的少子公明,封号为贾伯,并详细列出了贾氏的世系传承,为研究贾国起源和贾姓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元和姓纂》则系统梳理了贾姓的起源脉络,指出贾姓属于“以国为氏”的典型姓氏之一,并进一步提到晋国时期的贾季,即狐射姑,其封邑亦属贾国支系,反映了贾姓在春秋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通志·氏族略》同样将贾姓列为“以国为氏”的代表,补充说明贾国灭亡之后,其子孙后裔以国名为姓的历史事实。
《左传》是研究贾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书中记载了晋国于公元前678年吞并贾国的历史事件,以及贾季(狐射姑)的政治活动,从中可以窥见贾国与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史记·晋世家》则提及晋武公“并贾国”的史实,与《左传》形成互证,进一步印证了贾国被晋国兼并的历史进程。 此外,其他重要文献也为贾国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辞源》在解释“贾”姓时,引用了《新唐书》和《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强调贾姓源于周王室的姬姓系统,为贾姓的历史渊源提供了辞书层面的权威解释。
《吕氏春秋·重言》虽未直接提及贾国,但通过“剪桐封弟”的典故,间接反映了西周初年分封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贾国建立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了贾国相关的青铜器铭文,如“贾子己父匜”,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增强了贾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可考性。
【帝王世系】
全部父传子
【二十五代】01.贾伯公明,开国君主
【二十六代】02.贾宣公,姬梁
【二十七代】03.贾相公,姬笔
【二十八代】04.姬蕹
【二十九代】05.姬唤
【三十,代】06.姬萋
【三十一代】07.姬伯车
【三十二代】08.贾惠伯,姬兕
【三十三代】09.姬无纪
【三十四代】10.贾辰公,姬僵
【三十五代】11.姬公丘(末任君主
【公明个人世系】
【家族世系】
(周朝帝王表)
【二十一世】季历【生三子,1周文王姬昌 ,2虢叔,3虢仲
【二十二代】周文王姬昌 (前1152~前1056) (生十子......02周武王姬发
祖父【二十三代】周武王姬发 (前1087~前1043) 周朝开国君主(生五子
大伯【二十四代】1姬诵,西周第二任君主
父亲【二十四代】2唐叔虞(姬虞)(生子.2个
三叔【二十四代】3应侯(姬达),
四叔【二十四代】4那叔诞(姬诞),
五叔【二十四代】5韩侯 ,
小姑【二十四代】6长女~大姬(tài jī),嫁陈国开国君主 胡公满。
哥哥【二十五代】1晋侯燮,姬燮,晋国始封君
自己【二十五代】2贾共公,名公明,贾国开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