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韩国（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57年）是西周初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子，受封爵位为侯爵。其疆域主要位于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一带，都城设于韩原。作为周王室在北方的重要屏障，韩国肩负着防御戎狄等外族侵扰、拱卫中央政权的重要职责。在周宣王时期，韩国曾因功勋卓著而获赐交龙旌旗等象征尊贵地位的礼器，显示出其在当时诸侯国中的重要地位。

      韩国实行典型的西周分封制度，政治结构严密，统治阶层通过筑城修壑、田亩划界等措施不断加强中央控制力，巩固政权基础。然而，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韩国逐渐衰弱。公元前757年，韩国被日益强盛的晋国所吞并，立国约280年。韩国灭亡后，其宗族后裔迁徙各地，其中一支后人韩万，亦称韩武子，成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奠基者，延续了韩氏的血脉与历史传承。

【国号来由】

    “韩”源于其始封地韩原，即今天的陕西省韩城西南一带。此地因境内有韩水而得名“韩原”，进而成为诸侯国的国号。作为周武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韩国的国号直接承袭自封地名称，这一命名方式体现了周代“以国为氏”的传统制度。战国时期建立的韩国（公元前403年）其韩氏家族源自西周时期韩国的后裔，并以封地“韩”作为姓氏，延续至今。

【历史脉络】

 分封时间

    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韩国由周武王之子受封建立，是周王室同姓诸侯国之一，体现了周初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以巩固统治的政治策略。 地理范围 其疆域大致涵盖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县东北部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地理位置优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西周王朝北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初期职能

    作为西周在北方的重要屏障，韩国肩负着抵御戎狄等外族侵扰、拱卫王室安全的重要职责。至西周宣王时期，韩国曾获得周王室的特别赏赐，包括交龙旌旗、玄衮赤舄等礼器，同时被授予统辖追、貊等部族的权力，显示出其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灭亡过程

   公元前757年，韩国被晋文侯所灭，正式并入晋国版图。这一事件标志着西周时期韩国作为一个独立诸侯国的历史终结。 后续影响 韩国宗室后裔韩万随后投奔晋国，并在晋国获得封地，受封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一带），成为后来战国时期韩国韩氏家族的先祖，开启了韩氏在晋国的发展历程。

与战国时期韩国的区别

     虽然两者皆为姬姓，但战国时期的韩国（公元前403年—前230年）是由晋国卿族韩氏后裔所建立，与西周时期的韩国并无直接继承关系，仅在姓氏和地域上存在某种历史渊源。

政治地位差异

    西周韩国是周王室直接分封的诸侯国，属于周初分封制度下的传统诸侯。

    而战国韩国则是通过“三家分晋”自立为国，并最终获得周威烈王的正式承认，属于战国时期新兴诸侯国的典型代表。

三个韩国~ 同名政权混淆

    在西周时期，辽东地区还存在一个由北狄建立的韩侯国（位于今辽宁开原一带），其名称与西周韩国相同，但属于不同族群建立的政权，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均不同，需加以区分。

         考古发现 近年来，在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群，部分学者推测这些遗迹可能与韩国贵族有关。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其归属的铭文或文字证据，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

宗法地位

    韩国位列“五十三姬姓国”之一，充分体现了西周时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理念，是周王室通过血缘纽带维系政权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

存续时长

          从建立至灭亡，西周韩国大约存在了350年（公元前11世纪—前757年），其灭亡时间早于多数西周诸侯国。

【政治】

 韩国作为姬姓诸侯国，是周王室分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制度与特点不仅体现了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精神，也展现了诸侯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一、政治地位与职能

         韩国的建立具有明确的分封性质。作为周武王之子的封国，韩国属于西周初期核心的姬姓封国之一，地理位置位于北方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主要职责是“藩屏周室”，即在周王室的外围构筑军事屏障，负责防御北方戎狄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周王朝的边境安全。

      在权力结构方面，韩国严格遵循西周的宗法制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确保国家权力在宗族内部的有序传承。同时，韩国设有类似周王室“三公”的卿士辅政体系，由贵族阶层中的贤能之士担任辅政大臣，协助国君处理政务，形成相对稳定的统治结构。此外，韩国在西周宣王时期曾被赐予“交龙旌旗”等象征征伐权力的礼器，表明其拥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权和对外征伐的授权。

二、与周王室的关系

   作为诸侯国，韩国需履行朝贡义务，定期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并参与重要的盟会和祭祀活动。这些义务不仅是政治忠诚的体现，也是周王室维系诸侯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记载韩侯参与周王主持的祭祀活动，印证了这一关系的真实存在。 此外，韩国还获得了周王室的特殊授权，得以管理追、貊等边疆部族，这种权力在《诗经·大雅·韩奕》中也有明确记载。这表明周王室将韩国视为北方边疆的代理人，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和管辖权，以协助中央政权维持边疆秩序。

三、政治变迁

   韩国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曾是西周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与晋、燕等邻近诸侯国形成联防体系，共同抵御外敌，保障区域稳定。这一时期，韩国政治稳定、军事强盛，是西周北方防线的重要支柱。 随着西周晚期王室的衰微，韩国逐渐失去了中央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外部势力的扩张，使韩国陷入被动局面。至公元前757年，韩国最终被晋文侯所吞并。

四、制度遗产

   虽然韩国在春秋时期被晋国吞并，但其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并未随之消失。战国时期的韩国（即韩氏晋卿所建立的国家）虽非直接继承西周韩国，但其统治者韩氏正是西周韩国宗室的后裔。他们在治理国家时延续并发展了部分原有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刑名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古发现也为韩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有力佐证。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出土的“韩侯作芮姬”青铜器，不仅印证了韩国的存在，更揭示了其完善的礼制体系和高度发达的宗法文化。

【社会】

一、阶级分层

   在韩国的社会结构中，阶级分层极为明确，呈现出由上至下的金字塔式结构。 统治阶层由韩侯和其辅政集团构成。韩侯为最高统治者，由周王亲自分封，象征其权威的礼器包括玄衮赤舄等，且拥有征伐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

   韩侯之下设有卿士辅政集团，这一机构由贵族中的贤能之人组成，类似于周王室的“三公”体系，负责协助韩侯处理军政事务，维持国家运行。

   军事贵族在韩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掌握交龙旌旗等军事象征物，负责指挥边防军队以抵御戎狄侵扰。其地位往往通过周王赏赐的兵器，如青铜戟等实物进一步巩固。

   平民阶层主要由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民众组成，他们是国家赋税和劳役的主要承担者。平民需向韩侯缴纳粮食、布帛等实物地租，同时还要承担诸如筑城、修渠等繁重的公共工程义务。

二、宗法制度

   韩国严格遵循西周宗法制度，以确保政权在姬姓宗族内部传承，维护统治阶层的稳定与统一。 嫡长子继承制是韩国继承制度的核心，确保了权力的有序更替。国君的世系不仅记录在史册中，还铭刻于青铜器之上，如《韩侯作芮姬鼎》所载，具有极高的政治和历史意义。

   韩国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加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关系。例如，韩侯迎娶周王的甥女，借此建立稳固的血缘纽带，增强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三、部族管理

   韩国地理位置地处边疆，面临多部族共存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治理上采取了灵活而有效的管理方式。 羁縻政策是其治理边疆部族的主要手段。在周王授权下，韩国对追、貊等边疆部族实施间接统治，定期征收貔皮、赤豹等特产作为贡赋，既维持了地方稳定，又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韩国在韩城（今陕西韩城）设立统治中心，通过筑城修壑等军事工程强化对辖区的控制力，确保政令畅通和边防安全。

四、经济基础

   韩国的经济制度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土地制度清晰划分了贵族与平民的经济责任。 贵族占有公田，享有土地收益；平民则耕种私田，并需向贵族缴纳实物地租。这种制度既保障了贵族阶层的经济基础，也维持了国家财政的稳定。

   韩国境内河流密布，自然资源丰富，水产品和毛皮等特产不仅满足了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向周王室和其他诸侯进贡的重要物资，增强了国家的对外影响力。

五、社会流动

   尽管韩国社会等级森严，但仍存在一定的晋升通道。 卿士辅政体系为贵族子弟提供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然而，对于平民阶层而言，突破阶级壁垒的路径极为有限，社会流动性较低。

   边防将领若在抵御外敌中立下军功，有机会获得周王赏赐的礼器，从而提升家族地位，实现阶层跃升。 总体而言，韩国的社会结构在西周时期具有高度的制度化和稳定性，充分体现了周礼的规范与宗法制度的严密。

   随着晋文侯于公元前757年吞并韩国，制度遗产部分被晋国所吸收。

【军事】

一、军事指挥系统

   西周时期的韩国，军事指挥体系体现出高度的制度化和等级化。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力，并通过授权的方式将部分征伐权下放给诸侯。

   韩侯被授予交龙旌旗、玄衮赤舄等礼器，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意味着其获得了周王室正式赋予的军事指挥权，具备独立统帅边防军队的资格与责任。

   韩国还设有由贵族组成的卿士集团，协助韩侯处理军政事务，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辅政机制。这一机制类似于周王室的“三公”制度，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军事指挥的高效与有序。

二、边防防御体系

    因地处北方边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有效防御戎狄等外族的侵扰，韩国以韩城（今陕西韩城）为核心，控制黄河渡口等关键军事节点，构建起完整的边防防御体系。这些战略要地的掌控，不仅保障了本国的安全，也对整个周王朝的北部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事工程建设方面，韩国积极实施筑城修壑等防御工程。《诗经·大雅·韩奕》中“筑城伊淢”的记载，正是韩国进行军事建设的真实写照。这些工程不仅提升了城防能力，也体现了韩国在军事组织与工程实施方面的高度成熟。

三、军队构成

   韩国拥有一支常备的边防军队，具备较强的战斗力。考古发现表明，韩国掌握青铜戟等先进兵器的制造技术，并设有专门的兵器生产机构。

   在山西河津出土的带有“韩工”铭文的兵器，是其军事工业体系的重要实物证据。 同时，韩国通过羁縻政策对周边的追、貊等部族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多元化的军事力量。这些部族武装在战时可为韩国提供兵力支持，并定期向韩侯缴纳貔皮、赤豹等军需物资，体现了韩国在边疆治理中的灵活策略与军事整合能力。

四、军事技术

   韩国拥有独立的青铜兵器制造能力，尤其以青铜戟为代表。带“韩工”铭文的兵器出土，不仅证明了其兵器制造的专业化程度，也反映出韩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虽然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韩国使用战车的情况，但作为姬姓诸侯国，韩国极有可能继承了周王室的车战技术传统。

   战车在西周时期是重要的作战工具，韩国作为边防重镇，具备使用和维护战车的能力，从而提升整体作战水平。

五、军事职能

   韩国的军事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周王室的藩屏，承担防御北方戎狄的重任，保障周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二是拥有有限的征伐权。据记载，韩侯曾获周宣王赐予征伐礼器，这表明其在特定情况下可对不臣服的部族实施军事行动，但其权力仍受到周王室的严格限制。 

【疆域】

    此韩国疆域主要集中在今陕西与山西交界一带，具有明确的核心区域与战略控制范围，并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与变迁。

一、核心疆域范围

   韩国的核心区域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及山西省河津市东北部，是其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的中心地带。

   陕西韩城地区：以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为核心，涵盖周边部分地区，是韩国的政治中心所在。这一区域古称“韩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农耕，是早期韩国立国的重要基础。

   山西河津东北部： 包括今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县东北一带，与陕西韩城隔黄河相望。这一区域不仅地势险要，而且交通便利，成为韩国在黄河以东的重要据点，与韩城形成跨河呼应之势。

二、战略控制区域

     黄河渡口控制： 韩国掌控从韩城至河津段的黄河重要渡口，形成了南北联动的防御体系。这些渡口不仅是军事要冲，也是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对维护韩国的区域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戎狄交界地带：

（戎狄~先秦时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统称，主要活动区域：陕西、甘肃地区、山西西南部及河南西部‌、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太行山东西两侧‌等。）

    韩国的北部疆域延伸至与戎狄部族接壤的区域，承担着拱卫周王室北部边疆的职责。在西周时期，戎狄时常南侵，韩国作为边防重镇，发挥了重要的屏障作用。

三、疆域变迁

    西周初期：韩国初封时，疆域约200平方公里，以韩原（今陕西韩城）为立国根基，处于初创阶段，势力相对有限。

   周宣王时期：随着周王室对边疆部族的整合，韩国通过册命获得了对追、貊等部族的管辖权，实际控制范围显著扩大，国力有所增强。

   灭亡前夕： 公元前757年，韩国被晋国吞并，疆域虽有所收缩，但仍以韩城与河津为核心区域，维持着基本的统治基础。

    注：此韩国不是战国时期由晋国韩氏所建立的韩国。

【经济】

        此韩国地处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一带，韩国依托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手工业为支撑、军事经济为特色的综合经济体系。

   在农业方面，韩国以旱作农业为主，广泛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适应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同时，通过土地的持续开发，逐步扩大耕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水利建设亦受到高度重视，韩国控制黄河渡口，利用河谷地带发展灌溉农业，有效保障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为国家的经济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

   手工业体系较为发达，尤以青铜铸造最为突出。作为周王室分封的军事重镇，韩国设有官营作坊，专门从事礼器与兵器的生产，既满足军事需求，也体现礼制规范。

   玉石加工业亦颇具规模，陕西韩城出土的玉器表明当地已形成专业化玉石作坊，产品兼具实用价值与礼仪功能。

   纺织业同样发展成熟，依托黄河流域桑蚕业的传统优势，韩国贵族墓葬中发现的丝织品残迹，印证了其高超的纺织技术与丝绸生产能力。

   军事经济，韩国展现出典型的边地诸侯特征。一方面，通过征伐周边戎狄部落，获取牲畜、人口及金属资源，有效补充国内物资；另一方面，作为周王室在北方的重要屏障，韩国需定期向王室缴纳貔皮、赤豹等军需物资，构成其贡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活动虽受周王室严格管控，但仍有一定发展。韩国凭借黄河渡口的地理优势，成为区域性的物资集散地，与晋、郑等诸侯国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主要交易商品包括粮食、盐和铁器等。

   货币使用方面，海贝作为主要交换媒介广泛流通，显示出韩国已初步融入周王室主导的经济体系。 

【文化】

（ 礼制、艺术、婚姻）

一、礼制文化

   韩国在贵族在服饰、车乘等方面均按照周王室规定的等级制度执行，充分展现了礼制文化的规范性与约束力。

   礼仪实践方面，韩侯觐见周王时，按照规定“呈介圭为贽”，即以玉圭作为觐见之礼，这一仪式不仅体现了周代“以礼治国”的核心思想，也彰显了韩国对中央王权的忠诚与服从。这种礼仪制度的严格执行，是周代宗法体系在诸侯国中的具体体现。

   韩国还承袭了周王室的册命制度。周王通过正式的册命仪式授予韩侯“安定北方”的政治使命，这一册命文书具有法律效力。

二、艺术特征

     韩国的文化展现出对周代工艺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青铜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也承担着礼器的重要角色。器物上常见的交龙纹、日月纹等装饰风格，体现了周代青铜艺术的典型风貌。

   玉器文化也是韩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城地区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表明，韩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专业化玉石加工体系。这些玉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与周王室的玉器存在明显传承关系，进一步印证了韩国文化与周文化的紧密联系。

四、婚姻习俗

   韩国贵族的婚姻制度也深受周文化影响。通过“蹶父选婿”等传统仪式，韩国贵族与周边诸侯国建立联姻关系，这种婚姻不仅是个人家庭事务，更是政治联盟的重要手段。

   婚礼习俗中，“清酒百壶”的宴饮场面，体现了周代贵族婚礼的隆重与奢华，也反映出韩国对周文化礼仪的忠实传承。

   韩国还延续了周代的“媵婚制”，即出嫁时由同姓女子陪嫁的制度。例如韩姞出嫁时，陪嫁队伍规模宏大，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制度在诸侯国间的延续与发展。 

【后裔去向】

  一、韩国灭亡后的主要流向

     公元前757年，韩国被晋国吞并后，其贵族阶层与部分民众逐渐成为晋国的臣民。其中，韩万（又称韩武子）一支在晋国获得韩原封地，成为晋国的重要家族，形成了后来的晋国韩氏家族。这一支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建立者之一，延续了西周韩国的血脉与宗族传统。

     部分韩国遗民可能随着南燕国的东迁，迁徙至河南延津一带。这一地区与郑国的势力范围有所交集，因此这些韩国后裔可能逐步融入郑国社会，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继续在新的环境中繁衍生息。

二、韩氏家族的发展

   韩万在晋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辅佐曲沃武公（即晋武公）完成了“曲沃代翼”这一重大政治变革，因功勋卓著而受封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从而奠定了韩氏家族在晋国的政治基础。自此，韩氏成为晋国的重要卿族，在晋国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随着时间推移，韩氏家族不断壮大。至战国初期，韩万的后裔韩虔参与了“三家分晋”的历史进程，与其他两家（赵氏与魏氏）共同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韩虔正式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建立战国时期的韩国，定都新郑。

三、其他可能的去向，改姓避祸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部分韩国遗民为躲避战祸或政治迫害，可能改姓为“韩”或“何”（因“何”与“韩”在古音中相近），融入其他诸侯国的民间社会。

“何”与“韩”的古音发音

我也看不懂，只是写出来看看，

   作为周武王之子的封国，韩国的部分宗室成员可能在国家灭亡后回归周王室体系，担任王室官职，继续在周王朝的行政结构中发挥作用，或许成为周王室内部的一支重要隐形力量。

【名人】

  韩武子（韩万）~韩国的始封君，周武王之子，受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建立了西周时期的韩国。其家族后裔延续发展，成为晋国韩氏的始祖，并最终演变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

   韩赇伯（伯胜）~ 韩武子之子，继承了韩氏宗主的地位，在晋国政坛中延续并巩固了韩氏的政治影响力。

   韩简（定伯）~春秋时期晋国的重要大夫，韩赇伯之子。他在晋国政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韩氏逐步崛起，成为晋国六大强卿家族之一。

韩厥（献子）~晋国六卿之一，历经晋灵公、成公、景公、厉公至悼公五朝，是韩氏家族中极具影响力的杰出人物。

   韩起（宣子）~韩厥之后的重要家族领袖，以稳健的治家方略和经济手段积累大量财富，增强了韩氏的实力。

    韩虔（景侯） ~战国韩国的建立者，公元前403年，韩虔与赵烈子、魏文侯一同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诸侯，标志着战国时期韩国的正式建立。他定都阳翟。

   韩取（烈侯） 韩国的第二任国君

   韩非~韩国宗室贵族，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提出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韩非虽生于韩国，但其学说最终被秦始皇采纳，成为秦朝统一后推行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郑国 ~韩国著名水利工程师，受韩王派遣前往秦国，表面上协助秦国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实则意图以“疲秦之计”消耗秦国国力。然而事与愿违，该工程完工后极大地促进了关中农业的发展，反而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支撑。郑国本人也因此名留青史。

【出土文物】

 韩国（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57年）

梁带村遗址（2004年发掘）

   陕西省韩城市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高等级墓葬群。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韩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M27号墓中出土的“韩侯作芮姬”铭文青铜器，尤为关键，直接印证了韩国在西周诸侯国体系中的存在。梁带村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西周分封制度的认识，也在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赤金店遗址（2010年发掘）

   山西省河津市东北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带有“韩工”铭文的青铜兵器。这些兵器的发现，不仅证实了韩国在当时拥有较为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也进一步揭示了其在西周军事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韩国的军事组织和兵器制造水平提供了直接证据。

何尊（1963年出土）

   虽然何尊并非专属于韩国的文物，但作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约公元前11世纪），其内底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实物记载。

【史料记载】

   《诗经·大雅·韩奕》 此篇为西周时期的重要史诗，以韩侯受封、联姻、治国等事迹为主线，生动展现了韩国的政治地位与地理风貌。诗中所言“奕奕梁山”，明确指出了韩国的封地所在，即今陕西韩城一带。此外，“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的诗句，记载了韩城的筑城历史，说明燕国军队曾参与筑城工程，体现出西周时期诸侯之间的协作关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该文明确记载：“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指出韩国与邘国、晋国、应国同为周武王之子的封国，属于姬姓诸侯国。这一记载为韩国的宗族渊源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也印证了其在西周初期的重要地位。

   《史记·韩世家》 司马迁所著《史记》虽以战国时期的韩国为主要记述对象，但在开篇即追溯其先祖“韩之先与周同姓”，表明其为周王室同姓诸侯。文中还提及西周韩国“其后世待奉晋国”，反映了韩国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依附于晋国的过程，为研究其政治变迁提供了线索。

   《今本竹书纪年》 该书记载：“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说明在周成王时期，王室军队与燕国军队共同参与了韩地的城建工程。这一记载与《韩奕》中“燕师所完”的内容相互印证，进一步确认了韩国早期的筑城历史及其与燕国的密切关系。

   《毛诗序》 该文考证《韩奕》为周宣王时期尹吉甫所作，指出此诗创作背景为韩国复国之后，反映了当时韩国在政治上的恢复与地位的提升。通过诗歌的形式，生动记录了西周中后期韩国的历史面貌。

   《括地志》 唐代地理志书《括地志》明确标注：“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与《韩奕》中所述地理信息高度一致，为今人考证西周韩国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地理依据。 

【君主世系】

待考.....

韩侯‌，开国君主，见《诗经·韩奕》‌

.......
‌韩哀侯‌，末任君主。

【开国君主 韩侯‌ 人物关系】

外祖岳父：周厉王 姬胡

岳父：蹶父（卿士）（姞姓）

岳舅父：周宣王 姬静

妻子：周宣王 姬静之甥女

《诗经·大雅·韩奕》记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明确提到韩侯之妻为"汾王(周厉王)",周宣王的甥女"，其父蹶父为周王室卿士。

 战国时期韩国的建立者韩虔（景侯）是此韩国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