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基本信息】
中文名：西周
外文名：the Zhou Dynasty
时间范围：公元前 1046年 至 771年
简称：周
所属洲：亚洲
都城：镐京（宗周）、丰京、洛邑（成周）、丰镐+洛邑~两京制
主要城市：
1.镐京、丰京、成周洛邑、南郑、犬丘
2.镐京（政治）+洛邑（军事）
3.丰京（祭祀）、南郑（巡狩）
货币：布币、刀币
政治体制：君主制
主要民族：华夏族
建立时间：约前11世纪
帝王：武王~幽王
主要诸侯国：姬姓诸侯国（53个）、异姓诸侯国（18个）
下启：东周（春秋、战国）
【概述】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起始于周武王灭商建周，终结于周幽王亡国。这一时期共传承11代君王，历经12位天子的统治。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第三十七代】17帝辛），结束了商朝的统治，建立周朝，定国号为“周”，最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也有说法认为其都城位于周原（今陕西宝鸡岐山一带），史称“宗周”。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周公摄政。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制定礼乐制度，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并主持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周成王亲政后迁都洛邑，此地被视为“天下之中”，即“宅兹中国”，象征着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全面统治与政治中心的转移。 在周成王与周康王统治期间，国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刑罚四十余年未被使用，史称“成康之治”，这是西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黄金时期。然而，自周懿王开始，王室统治逐渐衰弱，政治腐败加剧，国力日益衰退。由于西戎频繁侵扰，周王室被迫将都城迁至犬丘（今陕西西安东马坊村）。
进入周厉王时期，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元前841年，镐京发生“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逃亡，这一事件标志着奴隶制社会结构的深刻危机，也宣告了王权的衰落。至周宣王时期，“不籍千亩”的政策正式废除了传统的籍田制度，象征着井田制在王畿地区的全面崩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立太子，引发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幽王被杀，西周王朝至此终结。
次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正式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与商代相比，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业技术日益成熟，粮食产量增加，为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文化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礼乐制度趋于完善，形成了以宗法制和井田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体系。 在疆域方面，西周鼎盛时期，势力范围空前广阔，南达长江流域，东北至今辽宁省，西抵甘肃省，东临山东省，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统一的强大王朝。西周的制度与文化深刻影响了后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号来由】
“西周”这一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历史上著名的朝代——由周武王姬发所建立的西周王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也指战国时期由东周王室分裂而出的一个诸侯国——西周侯国（公元前367年—公元前256年）。两者虽然名称相同，但历史背景与时间跨度截然不同。 战国时期的“西周”并非指代那个早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灭亡的西周王朝，而是指战国末年由周王室分裂而成的西周国。
在《战国策》中，有诸如“东周与西周争”“昌他灭西周”等记载，这些内容明确表明“西周”在战国时代已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公元前367年，周王室内乱，王畿之内分裂为两个小国——东周与西周。两国以伊洛河交汇处为界，西边属西周国，定都王城；东边属东周国，定都巩城。这一分裂导致原本已极为衰弱的周王室进一步失去实权。周赧王作为名义上的天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迫孤居成周城，生活所需多依赖西周国供给。 随着战国局势的演变，秦国逐渐崛起并加快了对中原地区的吞并步伐。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派兵攻破周王城洛阳，灭亡西周国，标志着周王室最后的政治象征也被彻底清除。周赧王与西周君一同被废为庶人，被迫迁出成周城与王城。不久后，寄居于西周国的周赧王去世，至此，名义上的“天子”彻底消失。 秦国将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迁至咸阳，标志着周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史家不再以周王纪年，而是改以秦纪年，开启了以秦国为主导的历史新时期。 “西周”这一国号，从辉煌的王朝象征，到分裂后的诸侯国名，其演变过程见证了周王室由盛转衰直至终结的历史轨迹，也折射出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时代特征。
【 历史沿革 】
周人起源
周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陕西和甘肃地区的黄土高原以及渭水流域一带。据传，周族因“姬水”而得姓，姓姬。周族的始祖名为弃，是姜嫄所生。姜嫄是有邰氏的女儿，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弃的诞生充满了神话色彩：姜嫄祈祷求子时，因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而怀孕，最终生下了弃。在姜嫄生活的时代，周族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而到了弃生活的时期，社会结构已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因此，弃被视为周族的始祖。 周人将弃尊为农神，并称他为“后稷”，西周时期的农官之长也因此被称为“后稷”。从后稷到周文王之间，经历了若干代君主。（详情见周朝帝王表）。
根据《史记·周本纪》和《世本》的记载，这一时期共有十五代君主，依次为：后稷（名弃）、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而《汉书》则记载为十八代。然而，从后稷到周文王跨越了千余年，仅经历十几代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后人对此多有质疑。 据《诗经》记载，周族的始祖母为姜嫄。姜与羌相通，表明周人的祖先可能源于羌人中的一支。也有学者认为，周族起源于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白狄族，而白狄族则是远古时期的黄帝族后裔。沈长云教授指出，华夏族这一概念是在商周之际逐渐形成的，最初是姬周人群对反商联盟的一种自称。周人起源于白狄族，黄帝崇拜原本只是周族自身的信仰，随着周王朝统治的稳固，这一信仰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认同。
【迁徙与发展】
到了【九世】不窋时期，周人迁徙至戎狄之间，开始了与周边部族的互动。【十一世】公刘时期，为了发展农业，周人迁徙至自然环境优越的豳地。在豳地，周人积极开垦土地，修建房屋，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祭祀、宴会等礼仪制度。“京”、“京师”等词正是源自公刘时代对国都的称呼。 【第三十一代】商王11武丁时期，周成为商朝的封国。【二十世】古公亶父（后被追尊为周太王）时期，为了避开西北戎狄部落的侵扰，周人迁都至岐阳周原。此时，周的政治制度得到了显著发展，王宫设有皋门、应门，国都内也开始设立宗庙和社稷，标志着国家制度的初步形成。
【周王朝的崛起】
古公亶父去世后，其少子【二十一世】季历继位。季历与吴国（由太伯所建）及任姓诸侯保持友好关系，加之商朝国力逐渐衰弱，周的力量迅速壮大。在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周开始通过武力扩张领土，首先用了三年时间征服了鬼方部落。随后，季历继续向山西地区的戎狄发动进攻，在攻打燕京戎时遭遇挫折，但最终成功攻占了余无戎。因功勋卓著，季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相当于方伯）。然而，由于季历不断向西北扩展疆域，引起了文丁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害。
季历去世后，其长子【二十二世】周文王姬昌继位。他曾被商王册封为西伯。据传，崇侯虎曾向商纣王告发周文王对商王处死九侯表示不满，导致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直到周文王的属下献上美女和财物后，他才得以释放。 尽管如此，周文王表面上仍对商王保持忠诚，同时以征讨叛国为名，不断扩展领土。他团结诸侯，成功调解了虞、芮两国之间的争端，并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等部族。随后，他又灭掉了山西地区的黎国，并攻占了盂（又作于、邗）等地。崇侯虎所在的崇国是当时的东方强国，最终也在激烈的攻城战中被周攻占。 周文王在攻克崇国后，将都城迁至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推行仁政，广纳贤才，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僚制度，完善了政治机构，聚集了大批有才能的贵族，为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伐纣】
周朝崛起的历史转折
周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远古时期便活跃于陕甘一带，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结构。随着族群的壮大，周人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生存基础。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盛，开始积极扩张，征伐周边小国，逐步增强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周人也将都城由周原迁至沣水西岸，建立起丰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这一系列向东扩展的举措，使得周族与当时中原的统治者——商王朝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商朝末代君主【第三十七代】商纣王帝辛，对周族的崛起感到威胁。他曾一度将周族首领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囚禁于羑里。为了营救西伯昌，周族臣子献上美女与珍宝，最终打动了纣王，使其释放了西伯昌。回到周地后，西伯昌更加积极地筹备伐商大计，着手积蓄力量、整顿军备。 此时的商王朝已显现出严重的政治腐败，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
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早逝（史书未载死因，而《封神演义》中称其被纣王所杀），于是次子姬发被立为太子，继承王位。文王在临终前嘱托姬发，要尽快做好伐商的准备。姬发继承王位后，史称周武王，他审时度势，抓住商朝主力军队远征在外的有利时机，果断率军东进。 周武王九年，他召集天下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举行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誓师大会。
据传，此次大会有八百诸侯及部落首领前来响应，声势浩大，成为周人联合各部共同伐商的重要政治与军事联盟。此次会盟，史称“盟津之誓”，标志着伐商行动的正式开始。 武王率军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精锐虎贲军3000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同时，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众多小国也纷纷响应，派遣军队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联军阵容。 经过长途跋涉，至次年二月初五，武王的联军在殷商都城朝歌附近的牧野，与纣王的军队展开决战。纣王虽集结了十几万军队，试图抵抗，但由于长期暴政失尽民心，其军队士气低落，甚至在战场上倒戈相向，转而支持周军。因此，武王几乎未遇顽强抵抗，便顺利攻入朝歌。 商纣王见大势已去，绝望之下登上自己耗费巨资修建的鹿台，自焚而亡。
至此，统治中原数百年的殷商王朝，在纣王手中走向终结，周朝取而代之，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武王伐纣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民心向背的真实体现。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
【周室初立】
奠定基业
周武王在成功伐纣、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基本掌控了原属商朝的核心区域，并进一步征服了周边众多小国，实现了对广大地区的统一。然而，如何有效治理和稳固对东方广袤领土的统治，成为武王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解决这一问题，武王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治国策略。他将同姓宗亲与功勋卓著的谋臣分封至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屏障与统治据点。这些诸侯国不仅负责对各自封地的治理，也在政治与军事上对周王室起到拱卫作用。 在具体分封中，武王将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商都，借以安抚和控制商朝遗民；同时，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诸侯，就近监督武庚的动向，以防变乱。
此外，武王还将重要功臣分封各地，如将周公封于鲁地，姜尚封于齐地，召公封于燕地，这些举措为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武王英年早逝，其子姬诵继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行天子之责。此举引起了部分诸侯的不满，尤其是管叔和蔡叔，他们对周公摄政心存疑虑，甚至散布流言，称周公有篡位之意。 不久之后，武庚与管叔、蔡叔暗中勾结，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大规模叛乱。面对危局，周公果断出兵东征，历时三年，最终平定了叛乱，诛杀武庚与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彻底肃清了叛乱势力。 此次东征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势，也进一步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为周朝八百年的国祚奠定了坚实根基。周公的治国远见与军事果敢，也成为后世称颂的典范。
【成康之治】
西周盛世的奠基时期
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广泛称颂的“治世”之一，指的是西周初期周成王与周康王在位时期所实现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局面。这一时期，不仅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政治遗产。 在周武王灭商之后，国家尚未完全安定，各地仍有残余势力作乱。周公旦作为武王的弟弟，忠心耿耿辅佐幼主，平定叛乱，稳定政局。他自幼便以仁孝著称，多才多艺，深受文王喜爱。在武王患病时，群臣惊慌，周公毅然以自身为祭品，设坛祈求先王保佑，愿以己身代武王受难，其忠诚与仁德感人至深。 周公不仅在政治上辅佐成王，还亲自制定礼乐制度，推行教化政策。
他撰写《多方》《多士》等文告，劝诫殷商遗民归顺周朝，并采取一系列安抚政策，从思想、经济到政治层面加以引导，使殷人逐步融入周人社会。为加强东方地区的控制，周公在摄政第五年开始营建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并最终将政权交还成王。成王亲政后，在召公奭的辅佐下，以德治国，重用贤能老臣，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安定局面。 关于成王时期的都城问题，史书记载显示，成王曾迁都至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并将其视为“天下之中”，正如《何尊铭文》所载：“宅兹中国”。
有学者认为，洛邑最初作为陪都，兼具镇抚东方的战略意义，而西周的主要都城仍在丰镐。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提出，西周初期实行东西两都并立的制度，以加强对东西部地区的统治。康王十二年，康王曾从宗周步行至丰地，发布《毕命》，命毕公安定成周地区的殷民，由此可见当时王畿地区的治理情况。 成王与康王昭在位期间，史称“成康之治”，是西周最为安定繁荣的时代。周初的分封制度虽始于武王时期，但大规模的诸侯分封主要集中在成康之世。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周初共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诸侯多达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而《荀子·儒效》则称姬姓封国达五十三国。可见，西周初年的分封以姬姓为主，同时兼顾异姓贵族，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具体来看，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被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西虢（今陕西宝鸡）与东虢（今河南荥阳）；文王诸子则分封于管（今河南郑州，后被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今山西霍州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聃（今安徽阜阳）、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等地；武王诸子则封于晋（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诸子则分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奭之子则封于燕（今北京）。 此外，周王也对部分异姓贵族进行封赏，如商朝贵族微子启、微仲衍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姜姓被封于齐、吕，姒姓被封于杞（今河南杞县），嬴姓被封于葛（今甘肃宁县西北），妫姓被封于陈（今河南淮阳），芈姓被封于楚等等。
这些封国最初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是周王朝建国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迁徙与社会发展，这些封国逐渐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广阔统治网络。 在成康之治期间，周王推行“赈济贫困”“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等政策，使得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四方外族纷纷前来朝贡，政局稳定，社会和谐。然而，康王晚年逐渐偏离了早期的治国理念，喜好征伐。据小盂鼎铭文记载，仅在与北方鬼方的战争中，就斩首四千八百余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与南方的淮夷、荆楚也常有冲突，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社会矛盾加剧，为后来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由盛转衰】
西周王朝的转折之路
西周王朝自昭王、穆王时期起，国势逐渐由盛转衰。在穆王统治时期，尽管通过军事征伐暂时遏制了西北方向的威胁，但整体国力已显疲态。彼时，犬戎势力日益壮大，严重阻碍了周王朝与西北诸国之间的交流与往来。穆王曾亲征犬戎，俘获其五位首领，并将部分犬戎部族迁徙至太原地区，从而打通了通往西北的通道。然而，这种短暂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犬戎的侵扰依旧频繁，周王朝边疆局势始终未能真正稳定。 到了周懿王时期，戎狄交侵之势愈演愈烈，对中原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戎狄部族频繁南下，侵扰周境，烧杀抢掠，使得周人深受其害，生活于动荡与不安之中。 至周厉王时期，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
厉王姬胡统治期间，施行横征暴敛之政，苛待百姓，民生困苦。他不仅禁止国人议论朝政，还任用宠臣荣夷公为卿士，垄断社会财富与资源，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不满。为压制舆论，厉王甚至派遣卫巫监视国人，凡有批评朝政者即被处死。这种高压统治引发民众极度恐慌，最终导致前841年“国人暴动”的爆发。周厉王被迫逃亡至彘，国政由召公与周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行政”；也有说法认为由诸侯共伯和代为摄政。 共和行政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去世，太子静继位，是为周宣王。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初期吸取前朝教训，调整政策，励精图治。他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对抗戎狄侵扰，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也取得局部胜利，史称“宣王中兴”。
然而，这种“中兴”局面并未彻底解决社会深层矛盾，国家整体仍处于动荡之中。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青铜文明的繁荣阶段，而周边地区仍相对落后。周人出于对资源与土地的渴求，不断与周边部族发生战争。江汉流域成为蛮族的重要据地，战事频繁。至宣王晚年，周王朝再度显现衰败迹象。他强行干预鲁国君位继承问题，以武力扶植鲁孝公上位，引起诸侯不满，破坏了宗法秩序与诸侯间的信任。此外，宣王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结果大败而归；三十九年再与西戎分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再度惨败，标志着周王朝军事力量的衰退与对外威慑力的下降。
【国人暴动】
一、暴动背景~社会经济矛盾加剧
西周晚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在周厉王统治时期，其推行的“专利政策”成为压垮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厉王将山林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王室专有，严禁平民（即“国人”）进入谋生，严重侵犯了底层百姓的生计。这一政策不仅加剧了经济压迫，也使得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愈发恶化。 与此同时，传统的井田制度逐渐瓦解，贵族阶层对平民的剥削日益严重，大量平民陷入贫困，生活困苦不堪。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贵族与王室手中，而普通国人却无以为生，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一触即发。
高压统治下的言论压制： 周厉王不仅在经济上施行苛政，在政治上也采取极端手段压制舆论。他任命来自卫国的巫师作为“监谤”之官，负责监视国人言论，凡有批评朝政者，皆以重罪论处，甚至处死。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言论，即便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目示意，不敢交谈，史称“道路以目”。
二、暴动爆发~时间与参与者
公元前841年，镐京（今陕西西安一带）爆发大规模民众起义。参与暴动的包括城市平民、奴隶以及部分破产的贵族阶层，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周厉王的暴政。
直接导火索：面对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周厉王试图调动军队进行镇压，然而此时朝中已有臣子指出：“国人即兵，兵即国人。”也就是说，军队的主力成员本就是这些平民出身的国人，一旦镇压，反而可能引发兵变。因此，朝廷竟无兵可调，暴动迅速蔓延，局势失控。
三、暴动过程~攻入王宫，厉王出逃
起义军攻入王宫，焚烧宫殿，周厉王惊慌失措，仓皇出逃，最终流亡至彘（今山西霍州），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最终病逝于此。
太子危机与召公舍子救主：暴动民众在攻入王宫后，继续追杀周厉王之子、太子姬静。危急关头，大臣召穆公（即召公）挺身而出，为保太子性命，他将太子藏匿，并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献出生命以保全储君。这一举动不仅挽救了王室血脉，也展现了召公忠义之节。
四、后续影响~政权更迭与“周召共和”
暴动之后，西周政权出现权力真空。由于周厉王已逃亡，太子年幼，由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史称“周召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由两位大臣共同执政的局面，标志着西周政治体制的重大转变。 在此期间，王位空悬长达十四年，直到太子姬静成年后继位，是为周宣王。
历史意义： 国人暴动不仅是西周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明确纪年的重大事件（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西周由盛转衰，也反映了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启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政治警示。 此次暴动揭示了统治者若忽视民生、压制民意，终将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后世王朝治国理政的重要镜鉴。
【走向灭亡】
周朝自建立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至西周末年，国势已显颓败之势。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承王位，标志着西周走向衰亡的加速阶段。幽王在位期间，任用贪图私利的大臣虢石父主持朝政，致使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百姓怨声载道。与此同时，国家内外交困，军事上屡遭挫败。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发动对六济之戎的征讨，结果大败而归，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威信与统治基础。 天灾也频繁发生，加剧了社会动荡与经济衰退。然而，面对国家的重重危机，幽王并未以勤政图治为念，反而沉迷于美色，宠爱一位名为褒姒的妃子。
褒姒容貌艳丽，如春日桃李般动人，但性格冷若冰霜，入宫以来从未展露笑颜。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可谓费尽心机，却始终未能如愿。为此，他甚至下令悬赏千金，征求能够引得褒姒一笑的奇策。 佞臣虢石父趁机献上一计，建议点燃烽火台，以戏弄诸侯。烽火本为紧急军情之用，诸侯见烽火燃起，皆以为王室有难，纷纷率兵前来勤王。待诸侯兵至，却发现并无战事，仅是君王为取悦宠妃之举。褒姒见诸侯们惊慌失措、狼狈而归，终于展颜一笑。然而，此举不仅使王室信誉尽失，也为日后国家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幽王因宠信褒姒，竟废黜原配王后——申侯之女，并废除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亦作伯盘）为太子。此举激起了申侯的极大愤怒。宜臼被迫逃往申国，其母正是申侯之女。申侯联合缯国与西方的犬戎部族，共同起兵讨伐周幽王。
公元前771年，联军攻破都城，幽王在骊山之下被杀，犬戎趁乱劫掠大量财宝，西周王朝至此灭亡。 随后，诸侯拥立原太子宜臼为新王，是为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平王于次年（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今洛阳），正式建立东周王朝，历史由此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幽王死后，局势一度混乱。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同拥立宜臼于申地；而虢公翰则另立王子余臣于携地，形成“两王并立”的局面。直到公元前760年，晋文侯在位期间，杀掉了余臣，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分裂局面，东周政局方趋于统一。
这一段历史不仅是西周灭亡的见证，也深刻揭示了统治者失德、朝政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烽火戏诸侯”的荒唐之举，成为后世警示君王不可轻信奸佞、滥用权威的典型案例。周平王迁都洛邑，虽延续了周朝国祚，但王权已大不如前，诸侯势力逐渐崛起，东周由此进入一个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的时代。
【疆域范围】
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通过征伐灭掉了众多小国，整合为较大的侯国，并推行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分封制度，强迫原有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统治体系。周朝将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这种等级划分主要依据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亲疏关系。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周王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策略，通过广泛分封诸侯，形成对广大疆域的有效控制。 在东征平定殷商残余势力之后，周公按照既定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驻守八师军队，作为周王室召集东方诸侯的东都。
自此，西起岐阳，东至圃田，渭水、泾水、黄河、洛水等流域，皆成为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关中地区的镐京被称为“宗周”，而东都王城则被称为“成周”。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周公实行大规模分封，以诸侯作为王室的屏障。首先，针对殷商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将该地封给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立卫国。对于东方的商代宗邑，则分封给曾反对纣王的殷商贵族微子启，封号为宋公，使其延续商人的宗庙祭祀。周公本人受封于以今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并命其长子伯禽前往治理。受封时，鲁国还获得了“祝、宗、卜、史”等官职及大量典籍器物，拥有完整的周王室礼制与文物制度，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重要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即姜太公）受封，于营丘建立齐国。齐国不仅拥有广大的封地，更被赋予对违抗王命的诸侯进行征伐的特权。在河东地区，作为北通太原、防御北方群翟部落入侵的前哨，周王将成王的同母弟弟叔虞封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以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镇守。
除了加强对“东土”的控制，周王室还积极扩展“北土”和“南土”的疆域。在北方，为加强对燕山南北及辽西一带戎翟部落的控制，周王将召公奭封于蓟地，建立燕国。在南方，为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族的统治，周人在淮水上游设立了蒋、息等同姓诸侯国，在唐河、白河流域设立申、吕等姜姓诸侯国。此外，在淮水与汉水之间的“汉阳诸姬”地区，也分布着多个姬姓诸侯国。而在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早在周文王之前，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便已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延续周人对南方的影响力。 在整个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除了大量新封的诸侯国之外，还保留了许多原有的邦国，这些旧国大多保持原有地位不变。
据《荀子》记载，周初共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属于姬姓的诸侯国多达五十三个，占据绝大多数。在这五十三个姬姓国中，有十六国为周文王诸子所封，四国为周武王之子所封，六国为周公后裔所封。这些封国大小不一，有的位于王畿之内，仅为采邑性质。它们广泛分布于中原地区，与众多旧国交错并存，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周王室对全国的统治力量。
通过这一整套严密而系统的分封体系，西周不仅巩固了中央王室的权威，也有效拓展了疆域，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诸侯为藩屏的统治格局，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封国】
西周分封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西周建立之初，为巩固政权、扩展疆域，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策略，大规模分封诸侯，以期形成以周王室为核心的统治网络。
据史书记载，西周初期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国多达53个，占绝大多数，其余则为异姓功臣或前朝贵族之后。这些诸侯国在地理分布、历史命运、文化传承等方面各具特色，共同构建了西周时期的政治格局。
一、姬姓诸侯国（共53个）
姬姓诸侯是西周分封的主体，均为周王室同宗或近亲，肩负着拱卫王室、稳定地方的重任。
1. 鲁国 始封君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周初，位于今山东曲阜一带。鲁国是周礼的重要传承地，文化积淀深厚，孔子即诞生于此。鲁国历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最终于公元前256年被楚国所灭。
2. 卫国 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康叔，初封于今河南淇县，后迁都至濮阳。卫国是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自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40年）立国，至秦统一六国前夕（公元前209年）灭亡，历时八百余年，堪称诸侯国中的“长寿国”。
3. 晋国 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封地位于今山西南部地区。晋国在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国力强盛。但至春秋末年，晋国大权旁落，最终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
4. 燕国 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召公奭，封地涵盖今北京至辽宁南部一带。燕国虽地处边陲，但在战国时期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最终于公元前222年被秦所灭。
5. 其他重要姬姓诸侯国 包括管国（今河南郑州）、蔡国（今河南上蔡）、曹国（今山东定陶）等，这些国家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均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大多在战国纷争中逐渐消亡。
二、异姓诸侯国
除姬姓诸侯外，西周也对有功之臣、前朝贵族进行分封，形成异姓诸侯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1. 齐国 始封君为姜尚（即姜子牙），因辅佐周武王有功而受封，位于今山东临淄。齐国在春秋时期成为五霸之一，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之策称雄一时。战国时期，齐国被田氏取代，史称“田氏代齐”，但仍沿用齐国之名。最终于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
2. 宋国 始封君为商纣王之兄微子启，封地位于今河南商丘。作为商朝遗民所建之国，宋国在文化上保留了较多殷商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夹在列强之间，难以自保，最终于公元前286年被齐、楚、魏三国联合攻灭。
3. 杞国 始封君为夏禹后裔，封地在今河南杞县。杞国规模较小，史料记载较少，但因其为夏朝遗民所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三、其他重要封国
除了上述主要诸侯国外，西周还分封了一些具有特殊文化或历史背景的封国。
1. 焦国 始封君为神农氏后裔，封地存在争议，一说在今河南三门峡，另一说在山东嘉祥。焦国在历史记载中较为模糊，但其作为炎黄后裔的封国，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2. 祝国 始封君为黄帝后裔，封地位于今山东长清。祝国虽小，但其血统高贵，是古代“五帝”后裔的代表之一。
3. 蓟国 始封君为尧帝后裔，封地在今北京地区。蓟国是北方的重要封国，后逐渐发展为燕国的政治中心。 4. 陈国 始封君为舜帝后裔妫满，封地位于今河南周口。陈国在春秋时期曾一度强盛，孕育了多位历史人物，如陈胜等。
最小诸侯国——滕国 滕国是西周分封中面积最小的诸侯国之一，国土面积约25平方公里，位于今山东滕州。尽管国小势微，但滕国却孕育了著名思想家墨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留下了重要一页。 总结： 西周初期通过大规模分封诸侯，共建立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达53个，充分体现了“同姓为主、异姓为辅”的分封原则。各诸侯国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各有特点，但均需履行向周王室纳贡、戍边、勤王等义务，构成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封建统治体系。这一制度在西周初期有效巩固了统治，也为后世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野和乡遂】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与阶层特征，其中“国野”和“乡遂”制度便是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组织的重要体现。 在西周时期，周王的直接统治区域以及各诸侯国普遍实行“国”与“野”的划分。所谓“国”，是指周王或诸侯所居的都城及其近郊地区，而“野”则是指郊外更为广阔的区域。居住在“国”中的居民被称为“国人”，他们多为统治阶层或与贵族有密切宗法关系的人群；而居住在“野”中的则被称为“野人”，大多是被统治的土著居民或普通庶民。国与野之间的制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周人通过征服建立统治后，将自身族群安置于国中，而将被征服的本地居民安排在野外。在“国”的内部，行政区划以“乡”为单位进行组织。周王室设有六乡，较大的诸侯国则设有三乡。
根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其行政组织结构为：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管理者，如乡大夫负责统领全乡，其下各级亦设有相应的长官。国人多属于士阶层，他们与贵族之间存在宗法血缘联系，享有议政的权利。在国家遭遇重大变故时，君主或诸侯往往会征询国人的意见；其中才德兼备者，还可能被选拔推荐，参与国家治理。此外，国人的丁壮男子平时需参与国家组织的田猎、劳役等活动，战时则需应征入伍，或出征作战，或戍守边疆。 而在“野”的区域，行政划分则以“遂”为主，部分地区则被划为卿大夫的采邑。周王室设有六遂，较大的诸侯国设有三遂。依据《周礼·遂人》的记载，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酂，五酂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每级亦设有相应的管理官员，如遂大夫负责遂一级事务。野人主要属于庶民阶层，他们在和平时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较为朴素。
在战争发生时，野人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往往被征调至军队中从事后勤、运输、修筑等辅助性工作，为战争提供重要支持。
【政治体制】
官制
周代实行封建制度，周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封建体系的核心与象征。在周王身边，有若干重要的辅政大臣，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太师、太傅和太保，三者合称为“三公”或“师保”。他们不仅是周王的得力助手，更是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 例如，周文王与武王时期的重要谋臣姜尚，因其卓越的功绩被尊称为“师尚父”，即太师之位。
在成王时期，周公担任太师之职，负责辅佐朝政，而召公则担任太保，二人共同辅政，维系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直至康王时期，召公依然担任太保一职，显示出其在政治中的深远影响。师保不仅在王室中地位尊崇，更统辖诸侯与百官，是国家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除了“师保”之外，太宰也是周王身边极为关键的辅政官职，其职责是直接协助周王处理国家政务。成王时期，周公便以太师身份兼任太宰，负责“相王室，以尹天下”，即统领王室事务，治理天下。太宰作为政府的首脑，掌握着政务的最高决策权，在国家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太宰之下，设有众多卿士，这些政务官职中，最为重要的是司徒、司马、司寇和司空，合称“四司”或“诸有司”。他们各自分管不同的国家事务，构成了周代行政体系的基本框架。 - 司徒主要负责土地的开垦、井田制度的实施以及与奴隶耕作相关的事务，同时还承担诸侯封地的划定与军旅事务的管理。 - 司马则负责军赋的征收、战车的管理以及马匹的调配等军政事务，是国家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司寇掌管刑法，负责维护国家秩序与法律的执行，是司法方面的核心官员。
司空主管百工事务，负责土木工程、水利建设等国家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实施。 这些高级官员之下，还设有众多僚属，分理各项具体事务，通常由中下层贵族担任，从而形成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官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周代政治制度的发展，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诸如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务，依照《周礼》的规定，皆由掌礼机构统一管理。在此体系中，司巫的地位相对较低，不再拥有以往的权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官的地位在周代得到了显著提升。太史不仅负责天文历法的观测与制定、国家文献典籍的收藏与整理，还承担着教育贵族子弟的责任，是文化与教育领域的核心人物。此外，太史熟悉国家的典章制度与政令法规，常伴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发挥着重要的参谋作用。 内史则负责为周王起草诏令、传达王命，是王室内部的重要近臣。
此外，还设有小史、外史等官职，共同构成了周代较为完善的史官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周代的官职制度具有明显的世袭特征。许多官职由贵族家族世代承袭，形成了“世卿世禄”的政治格局。这种制度不仅巩固了贵族阶层的统治地位，也促使许多家族以所任官职为氏号，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家族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周代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较为严密，官职分工明确，既有稳定的辅政机制，又有系统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特点，也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封建制度（亦称分封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封建制度的“封建”一词，源自古代汉语，其原始含义即为“分封土地”，在古文献中，“封建”通常指的就是这一政治制度。该制度在周朝时期达到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成为当时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室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将广袤的疆域划分为若干封地，分封给有功之臣、宗室子弟以及有影响力的贵族，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在各自的封地内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和经济收益的支配。作为交换，他们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贡赋，并在军事上提供支持，履行对中央的义务。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世纪欧洲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力结构相似，也可以说是现代联邦制的一种早期雏形。 周王在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这种共主的地位源于远古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领袖体制。在周朝早期，周王通过分封的方式实现了对广大疆域的控制和治理，而诸侯则在各自封国内行使实际统治权。虽然理论上封地在诸侯去世后可由周王室收回并重新分配，但实际上，多数封地都实行世袭制度，由诸侯的后代继承。 在西周初年，随着大规模的分封行动，众多诸侯国相继建立。例如，随同周族前往各地就封的，不仅有周王室的官员和军队，还有来自殷商遗民的多个部族，如“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以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这些部族被安排随同诸侯前往封地，并在新建立的诸侯国内定居。他们不仅保持了自身的宗族结构，还与当地原有居民共同生活，打破了原有民族聚族而居的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封地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本居住在封地的各族与新迁入的部族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多元共存的社会局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周人作为统治民族，其文化、风俗和思想逐渐影响并同化了其他族群。最终，这些融合后的居民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封建制度不仅是周代政治体制的核心，更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体现。它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礼制
西周时期建立了一套严密而系统的礼制体系，即“周礼”，用以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等级制度、明确权力与身份的界限。周礼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周礼作为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内容涵盖广泛，主要包括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五大类。吉礼用于祭祀天地祖先，嘉礼用于婚冠宴飨等喜庆场合，凶礼用于丧葬凶荒，宾礼用于朝觐会盟等外交礼仪，军礼则涉及军事活动的规范。这些礼仪制度的设立，旨在通过规范化的仪式和行为准则，强化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和谐。 周礼在实际执行中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防止贵族之间的“僭越”行为。
在贵族饮宴时，周礼对列鼎的数量及鼎内所盛肉食种类有着严格规定：天子使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使用七鼎，依次为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使用五鼎，内容为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则使用三鼎，内容为乳猪、干鱼、干肉。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身份地位的不同，也强化了等级制度的不可逾越性。
此外，周礼还对乐舞的使用有着明确的等级区分。不同身份的贵族在举行礼仪活动时，所使用的舞队规模和音乐配置均有严格规定，进一步彰显身份与地位的差异。 这套礼乐制度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便被视为国家根本制度之一，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任何违反礼制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对违礼贵族进行惩处的权力，以确保礼制的严肃性和国家秩序的稳定。 总体而言，周礼不仅是一套礼仪规范，更是西周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以礼治国的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礼乐传统”的基础。
宗法
西周时期建立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封体制，构成了当时国家治理的核心结构。分封制，即古籍中所称的“封建”，是西周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而支撑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重要社会与政治组织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扩大而形成的，构建出一套严密的等级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早在商代，嫡长继承的雏形已经出现，但直到西周时期，宗法制度才得以系统化、制度化，达到成熟和完备的状态。 从严格意义上讲，宗法制度主要在卿、大夫、士这三个社会阶层中实施。这些家族的始祖通常为国君的别子，即非太子的其他王子。国君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继承王位，其余诸子则称为别子，也称公子。由于他们不能与太子同祖，必须另立门户，自成家族，成为该家族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并世代传承，称为“大宗”。别子的次子及以下诸子，以及长孙以外的诸孙等，皆为庶子，相对于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一般维持五代之内，超过五代则不再归属原来的小宗体系。
在整个宗法体系中，大宗处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最初分立家族的别子通常拥有卿、大夫的爵位，这一爵位由宗子承袭，形成政治与血缘的双重传承。宗法制度不仅维系了家族内部的秩序，也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提供了组织基础。
从广义上来看，宗法原则也适用于周王室本身。周王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其余诸子则多被分封为诸侯，分布于王畿内外。这种分封方式在血缘关系上与卿、大夫、士的宗法体系相似，体现了亲亲之义与等级秩序的统一。周初的大规模分封，尤其是对同姓诸侯的广泛封立，正是宗法原则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具体体现。随着康王以后周朝疆域趋于稳定，分封的机会逐渐减少，太子之外的诸子多留在朝廷担任卿、大夫之职，但仍保留分封的可能性。直至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宣王仍将其弟友封于郑地（今陕西华县东），可见分封制度并未完全终止。
在宗法制度的安排下，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辅佐国君，诸侯则如屏障般拱卫周王。再加上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婚姻纽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张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西周统治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严密的宗法与血缘结合的体系，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贵族阶层的特权与秩序。 此外，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天子不仅是天下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同时也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国家，也主持宗庙的祭祀活动，具有政治与宗教双重权威。 在宗庙制度方面，天子的宗庙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祖先祭祀场所，称为“太庙”。太庙中供奉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照昭穆制度有序排列，体现出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宗法秩序。只有天子拥有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周王作为“大宗”的地位，使政治权力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宗法政治体系。
两都制度（丰镐.洛邑）
西周时期实行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都制度，即首都与陪都并存的政权架构。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周王朝对国家治理的深思熟虑，也反映了其在地理战略与政治控制上的高度智慧。 西周的首都“宗周”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沣河两岸，是周族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此地分为丰邑与镐京两部分：丰邑为周文王所建，位于河西；镐京则由周武王建立，位于河东。由于这里是周族的聚居地，也是历代先王宗庙的所在地，因此被称为“宗周”，象征着周王朝的正统与根基。 与此同时，西周还在中原地区设立了陪都“成周”，其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附近。
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尚书》等历史文献中，“成周”也被称为“新邑”或“新邑洛”，主要包括王城与城周两个城邑。所谓“成周”，意即周朝的统治大业已经“完成”，象征着对中原地区的有效控制与统治的稳固。 西周之所以设立两都制度，是基于多方面的政治与地理考量。宗周地处西部边陲，虽为周族发源之地，但在控制中原地区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尤其在灭商之后，如何有效统治广袤的中原地区，尤其是面对殷商遗民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潜在威胁，成为西周初期统治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此外，宗周还时常受到来自西北方向戎族的侵扰，最终镐京也在犬戎入侵中陷落。
在此背景下，选择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的洛邑地区建立陪都“成周”，成为西周政权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成周不仅有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也有利于安抚殷商遗民、稳定社会秩序。 虽然“成周”的建设主要由周公主持完成，但早在武王灭商之后，他就意识到洛邑的战略价值。
据《尚书》记载，武王在返回宗周途中曾表示：“宅兹中国，自之于民”，意即应在“天下之中”的洛邑建立据点，以更好地治理百姓。直到周公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继位，平定“三监之乱”，击溃东夷联军之后，才正式开始营建洛邑，从而奠定了两都并立的政治格局。 西周的两都制度不仅是政治中心的地理延伸，更是周王朝统治体系日趋成熟的重要体现，对后世中国王朝的都城建设与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井田制的演进与影响
井田制度作为分封制的重要经济基础，深刻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不仅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还在西周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被视为土地和人民的最终拥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他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将土地和依附于其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而诸侯国的国君在其封地范围内则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力。这种层层分封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井田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机制。 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封建国家的垦田范围是有限的，主要集中于各都邑周边，尤其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地区。这些区域内的土地经过长期耕作，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熟田，且大多经过精心规划。田地按照正南北、正东西的方向进行疆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灌溉沟渠将土地划分为大小相连、整齐方正的田块，这种布局被称为“井田”。 井田的划分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通常以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现今31亩多）作为一个基本耕作单位，称为“一田”。九块田地纵横相连组成“一井”，其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个井组成“一成”，一百个井则称为“一同”。此外，也有以“一田”为“一夫”之耕作面积，十夫为一井，进而以百夫、千夫作为大田单位的计算方式。
西周时期，井田制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实施。每个成年男性主要劳动力可被授予百亩土地进行耕种，且每隔三年会进行一次田地的重新分配。这种制度配合当时普遍采用的熟荒轮耕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社会整体的粮食产出。 然而，关于井田制度是否真实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著名学者黄现璠就曾提出质疑，认为从历史现实来看，周天子并不具备将土地直接授给民众的条件。他指出，周朝属于奴隶社会，其分封制度的本质是天子将土地赐予诸侯建立国家，而诸侯则拥有封地，卿大夫有采邑，土地的使用权早已层层分割。即便在王畿之内，土地亦多被赐予卿大夫阶层，天子自身所掌握的土地极为有限。因此，若说周天子能够将土地普遍授予民众并推行井田制度，似乎难以成立。
此外，即便有论者认为周朝已实现大一统，天子可颁布法规命令诸侯推行井田制度，而未必需要亲自授地，但这种观点也存在问题。周朝的中央集权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其权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松散性和象征性。虽然诸侯名义上承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天子对诸侯的内政事务并无实际干预权。例如在君位继承方面，鲁国多采用兄终弟及制，齐国、晋国等则采用父子相传，各自遵循本国传统，与周王室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并不一致。再如诸侯到任后向周王述职的时间长短，如齐太公仅用五个月，而鲁伯禽则历时三年，皆由诸侯自主决定，周王室并未设定统一标准。
由此可见，井田制度的推行必须以天子拥有充足土地和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为前提，而这两点在西周时期显然并不具备。因此，黄现璠等人认为，井田制度的实施在现实中缺乏基础，其真实存在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法律制度
西周时期，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礼制为核心、以刑罚为手段的统治机制。在法律制度方面，西周在继承夏、商两代《禹刑》与《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系统和严密的《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在于严厉惩治所谓“盗”与“贼”的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保障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
据《尚书·吕刑》记载，西周时期的刑罚体系主要包括五种主要刑罚，即墨刑（在脸上刺字并涂以墨色）、劓刑（割去鼻子）、刖刑（砍断脚）、宫刑（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以及大辟（斩首），合称“五刑”。除此之外，还有鞭刑和流放等辅助性惩罚措施。据称，涉及五刑的法律条文多达三千条，可见当时法律制度之严密，远超前代。 西周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
根据《周礼·小司寇》的记载，贵族阶层在犯罪时可享有特殊的司法待遇，即所谓的“八议”制度——议亲（皇亲国戚）、议故（旧故之臣）、议贤（德行高尚之人）、议能（才艺出众之士）、议功（有功之臣）、议贵（地位尊贵之人）、议勤（勤政有为之人）、议宾（前朝遗老）。即便是死刑，也需由专门的执行者“甸人”来执行，而非一般司法程序处理。
此外，凡是有官爵的“命夫”与“命妇”，在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出庭应诉，即“不躬坐狱讼”，体现了法律对贵族阶层的优待。 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例如西周中期的曶鼎铭文记载了曶与效父之间的诉讼案件，曶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并最终胜诉，这充分说明了贵族阶层在司法程序中享有的特权。同一铭文还记载，在一个荒年之中，匡氏家族的家众与奴隶共二十人盗取了曶的谷物十秭，曶遂提起诉讼。最终，匡季以七块田地和五个人作为赔偿，而这五人则沦为曶的奴隶。这一案例充分说明，西周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奴隶制度下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占有制度。
西周的法律制度体现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周礼以父系社会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用以调节和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而刑罚则主要用于控制和镇压普通民众，维护社会秩序。西周时期设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多种刑罚形式，并配套有一整套诉讼与审判制度，显示出当时法律体系的成熟与复杂。
奴隶制度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奴隶制度占据着重要地位。奴隶作为当时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广泛存在于贵族和官府之中。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赏赐或买卖获得，通常被称为“臣妾”；另一种则是因犯罪或战争被俘而沦为奴隶，称为“隶”。 “臣妾”这一称谓在西周初期便已出现。据《尚书·费誓》记载，鲁公在誓辞中将臣妾（即男女奴隶）与马牛并列，视为特定主人的财产。若奴隶逃亡，需被追回归还原主；私自藏匿或诱拐者则会受到严厉的刑罚。约成于康王时期的复尊铭文也记载：“燕侯赏复冂衣、臣妾、贝”，进一步表明臣妾与财物一样，是奴隶主可以占有和赏赐的对象。
此外，奴隶亦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周礼·质人》中记载：“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其中“人民”即指奴婢，注释中明确指出是奴隶。在《周礼·大宰》中，“人民”也被称为“臣妾”。这些臣妾通常为贵族或私人家族所拥有。从曶鼎铭文可见，臣妾甚至可以作为赔偿物品进行转让。原本是自由身份的人，一旦因故被判赔偿，也可能沦为臣妾，被迫从事家内劳动，有时也会被主人驱使参与生产劳动。 另一类奴隶“隶”，在《周礼》中有明确记载，分为“罪隶”与“四夷之隶”两种。罪隶多因本人犯罪或家族连坐而沦为奴隶，男子由专门的罪隶之官管理，在各官府中承担杂役；女子则交由舂人、槁人等官吏，从事舂米等繁重劳动。四夷之隶则包括蛮、闽、夷、貉等族群的战俘或被征服者，他们主要负责畜养牛马禽兽，以及看守宫殿与房舍。这些奴隶皆归属官府管理，属于国家所有。 在当时社会中，真正承担大规模生产劳动的是生活在田野中的“庶人”。尽管他们的身份表面上不同于臣妾与隶，但其生活状况却极为艰难。
《诗经·豳风·七月》生动描绘了他们终年劳作、生活困苦的景象，一生为贵族所役使，其社会地位几乎与奴隶无异。
【军事制度】
西周时期，军事制度高度组织化，国家的统治力量不仅依赖于严密的宗法制度和分封体制，还依托于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政权稳固的支柱。周王室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旅，用以维护国家统一、镇守边疆、抵御外敌以及震慑诸侯。 在中央军事部署方面，西周设有两支主要军队：一支驻守在宗周（今陕西一带），称为“西六师”；另一支则驻扎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一带），负责镇慑东方诸侯，称为“成周八师”。这两支军队合计十四师，兵力可达三万五千人，构成了西周王朝的核心军事力量。
此外，周王室所分封的各诸侯国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封国大小，其军队规模有所不同。大国一般拥有不超过三军的兵力，小国则至少拥有一军。这些诸侯国的军队名义上归周王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西周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指挥体系上，西周的军队由周王直接统辖，重大军事行动通常由周王亲自出征指挥。若周王不出征，则由其信任的卿士担任中军统帅，负责全军的调度与指挥。这种以周王为核心的军事指挥机制，体现了西周中央集权的特点。 西周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基本作战单位，每一辆战车称为“一乘”。军队的各级指挥官通常由相应等级的贵族担任，而最基层的甲士则由低级贵族和平民组成。奴隶在军队中则主要承担后勤与杂役任务。 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西周军队不仅承担着对外征伐、开疆拓土的职责，也肩负着对内镇压叛乱、维护统治秩序的使命。
在编制结构上，西周军队的最大单位为“师”，这一编制在西周金文与《诗经》等文献中均有记载。 根据《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西周军队的编制体系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形成了从伍到师的完整层级结构。相应的军事将领则包括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
著名学者郭沫若曾在《周官质疑》中指出，“师氏”在青铜铭文中多为武职，常侍于周王左右，其职责类似后世的禁军统领。 从历史文献和出土铭文来看，西周军队的统帅权高度集中于周王手中。周王不仅经常亲自率军出征，如《诗·大雅·棫朴》中所载“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还有史书记载的周昭王多次南征的事例，均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军队中的重要将领也多由周王亲自任命。
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即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与殷八师的统帅，出征平定东方的叛乱。又如师克盨铭文所述：“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这是周王任命禁卫军统帅的典型例证。
武器
西周时期的军事制度与战争形态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国家体制的逐步完善，军事组织也日益严密，战争形式则以车战为主，标志着当时战争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在作战方式上，西周主要采用战车作战，战车不仅是作战的核心力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战车通常由两匹或四匹马拉动，车上配备弓箭手与持戈、戟的近战士兵，协同作战。
与战车配合的还有徒兵（步兵），他们在战场上负责掩护战车、清理障碍以及执行其他辅助任务，逐步形成了车步协同的作战体系。 兵器种类相较商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和丰富。西周时期不仅延续使用了戈、矛、斧、钺等传统兵器，还出现了多种形制的戈与戟类复合兵器，提升了战场上的杀伤力与灵活性。
根据《诗经·大雅·皇矣》的记载，早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使用了钩援、临冲等攻城器械，用于攻伐崇国。这说明西周在战争中已经开始重视攻城战术，军事技术有了明显进步。 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不仅周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各诸侯国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割据。同时，一些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也不容忽视。例如，在西周晚期的多友鼎铭文中记载，周军曾与玁狁发生激烈交战，一次战役中俘获敌方兵车达一百二十七辆之多，可见玁狁不仅具备相当规模的战车部队，也显示出其军事组织的高度发展。
总体来看，西周时期的军事体系在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与技术积累，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济领域】
农业~高效的农具
西周时期的经济发展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以农业的进步最为突出，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出现了更加锋利和高效的农具。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农事诗篇中常提到使用锐利的“耜”在“南亩”进行耕作。这些专用农具由于具备良好的切割性能，推测应为金属制造。尽管青铜仍是主要的金属材料，但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铁制农具在西周时期可能已经开始被使用，这标志着农业生产工具的一次重要革新。 在耕作方式上，西周时期普遍推行“耦耕”，即两人一组，协同耕作。这种耕作方式不仅节省人力，提高了耕作效率，也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进步。耦耕的推广，配合金属农具的使用，使得土地开垦的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 《诗经》中“千耦其耘”的诗句，生动描绘了成千上万人共同劳作的壮观场面，展现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不仅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也为西周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耕种技术
西周时期，农业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不仅能够进行深耕和熟耘，还懂得利用自然条件改善土壤肥力。例如，人们会将田间耨除的荼寥和杂草沤制为绿肥，用来促进黍稷等作物的生长，《诗经》中“荼寥朽止，黍稷茂止”正是这一农业实践的真实写照。此外，还广泛使用通过火化、土化等方式制成的堆肥，作为补充土壤养分的重要手段。对于农作物虫害的防治，也表现出较高的重视和经验积累。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种类和产量都有了明显增加。稻、粱、粟、麦、菽、稷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都得到了推广，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也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诗经》中保留了许多反映当时农业丰收和人民喜悦心情的诗句，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是研究西周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与敬重，以及在辛勤耕作中收获的喜悦与希望。
农民身份
西周时期的经济体系以农业为核心，构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土地制度以井田制为主，土地归国家所有，由贵族进行分配和管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他们身份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附于贵族的耕作庶民，另一类则是拥有少量土地、相对独立的自耕农。
耕作井田的农夫通常被称为“庶人”或“庶民”，有时也写作“氓”。这些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负责耕种由贵族分配的土地。在贵族的田地中，有专门负责管理耕作的人员，称为“奠”或“甸”，而直接从事耕作的劳动者则被称为“氓”或“庶人”。这些农夫以“夫”为单位进行统计，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劳动力资源。 在贵族分封制度下，各级贵族拥有自己的采邑，其中以卿大夫之家最为典型。这些采邑的规模虽然比不上王室或诸侯的“国中”，但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单位。在这些采邑中，庶民的家室往往集中居住，他们全年劳作，从春耕到秋收，辛勤劳作。秋收结束后，他们才能回到家中与家人共度寒冬。然而，即便是在冬季，他们仍需为贵族提供各种劳役，如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等。此外，他们的妻女也需为贵族服务，承担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物等任务，体现了当时社会中家庭劳动力的全面依附性。 对于一般贵族而言，除了拥有封地之外，那些在王室或公室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贵族，还可以通过“分田制禄”的方式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地作为俸禄。这些田地的产出成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同时，卿大夫等贵族阶层还需向公室缴纳贡税，通常为其田地产出的十分之一，作为对国家的义务。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属于国有性质，未经王室或公室的特别许可，不得随意买卖或转让，这种制度被称为“田里不鬻”，所分配的土地因此被称为“公田”。 除了依附于贵族的庶民之外，西周时期也存在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他们多为贵族宗族中较为疏远的成员，在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尽管如此，他们仍需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并承担一定的劳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这些自耕农民同样被称为“庶人”或“小人”。 此外，还有一些原本是耕作奴隶的人，在逃亡后逐渐脱离了贵族的控制，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他们成为社会中一个新的自由劳动阶层，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土地流转
西周时期，社会经济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方面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形成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的流转也逐渐出现，尽管这种流转仍受到严格限制，但已显示出土地使用关系的某些变化。 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中，开始出现关于土地转让的具体事例，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当时土地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土地转让的形式包括交易、互换以及赔偿等。
例如，《卫盉》铭文中记载，矩伯为了从裘卫处换取礼玉和皮币，曾两次以田地作为交换物。交易以贝朋为价值衡量单位，其中一次田地价格为八朋一田，另一次则为六朋多一田。
又如《五祀卫鼎》所述，裘卫用五块田地换取了邦君厉的四块田地。这里的“田”通常指一夫百亩的耕作单位，是当时农业生产的基本土地面积单位。此外，还有土地因战争或冲突而被割让的例子，如《散氏盘》铭文中所载，?王因攻击散氏而战败，被迫割让部分土地作为赔偿。 为了确保土地转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当事人往往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例如，土地交易需向当时的执政大臣报备，取得其认可。如裘卫的两次土地交易，均在朝廷大臣的见证下完成，显示出官方对土地转让的重视与监管。
此外，还采用“析券”的方式，即由双方将契约分割保存；或采取“立誓”的形式，通过誓言确保交易的效力。土地转让时，交易双方及相关见证人必须亲自到场，以示公正。 在土地丈量与地界确认过程中，西周已有较为规范的做法。土地丈量被称为“履”，即实地踏勘、丈量土地并确认其范围。确定地界后，往往采用“封树”的方式，即在边界种植树木或设立标志，以示明确界限，并进行文字记录。有些土地转让还绘有地图，作为契约的补充材料。 契约文书由交易双方分别保存正本，同时将副本上交官府备案，以便日后查验。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当时契约意识的增强，也为后世的土地管理制度提供了雏形。
尽管这一时期土地的转让尚未完全实现自由买卖，但已具备一定的经济交易特征，可以视为后世土地买卖制度的萌芽阶段。
【经济领域商业方面】
货物流通
西周时期经济的发展在继承商代基础之上，展现出更为繁荣的局面，尤其在商业领域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特点。 在商业方面，西周实行“工商食官”的制度，即手工业和商业由国家统一管理，从业者由官府供养，商业活动主要由贵族阶层掌控。在较大的都邑中，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市场，并设有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员——“质人”，他们负责监督交易秩序、评定商品价格、维护市场公平。这种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保障，也体现了西周社会经济运行的有序性。 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除了较为珍贵的“宝货”如玉器、贝壳货币等，还有兵器、牛马、丝帛等重要物资。值得注意的是，奴隶也成为商品之一，参与市场交易。据出土铭文记载，五名奴隶的价值仅相当于“匹马束丝”，可见当时奴隶价格相对低廉，也反映出奴隶制度在西周社会中的存在。 与此同时，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逐渐活跃起来。虽然民间交易规模普遍较小，但形式多样，以物易物仍是主要的交换方式，人们相互交换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
《诗经·卫风·氓》开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生动描绘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的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民间经济的活力与朴素的交换方式。 在农业方面，西周时期青铜农具的使用比商代更加广泛，农耕技术有所提升，对排水与引水技术的掌握更为成熟，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农作物的种植种类也更加丰富，桑、麻、瓜、果等都有广泛的栽培，不仅满足了生活所需，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 手工业方面，西周的分工更加精细，部门众多，有“百工”之称，涵盖了冶炼、制陶、纺织、木作等多个领域。手工业的兴盛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商品种类的丰富和质量的提升，也推动了市场交易的繁荣。 总体来看，西周时期的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国”与“都”之中，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市场，商品流通更加频繁，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货币发展
西周时期的经济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货币制度、商业贸易和交通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展现出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进步。
在商业方面，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贸易体系，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层。他们不仅在国内进行物资流通，还与远方地区展开交换活动，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一些珍贵的物品如海贝、海蚌以及用于占卜的龟甲等，往往都是通过长途交换或地方进贡而来的。这些物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被赋予了货币属性，成为早期的交换媒介。 其中，海贝是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货币之一，以“朋”为基本计量单位。一朋通常由若干枚海贝组成，具体数量因时因地可能有所不同。从出土的金文资料来看，贝币在赏赐、交易等经济活动中被频繁使用，反映出其在当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据记载，最高赏赐金额为百朋，这类记载在金文中仅见四次，与《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锡我百朋”的诗句相印证，说明百朋已是相当可观的数额，且朋数的使用相较商代有所增加。 除了贝币之外，铜也逐渐成为重要的交换媒介。铜不仅因其稀缺性和实用性被视为贵重商品，还因其稳定的物理属性而承担了货币的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铜币逐渐由自然形态向铸造货币演变，为后世金属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金文资料中常见以铜（金）作为赏赐的记录，其计量单位为“锊”。锊是一个重量单位，相当于六两，也有说法认为其相当于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铜不仅用于日常交易，还常用于法律处罚中的罚金，数额较大者可达三百锊，如曶鼎铭文中记载赎买五人之罪即用铜百锊，可见铜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交通方面，舟船和马车是西周时期的重要交通工具。它们不仅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也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水路与陆路交通的完善，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手工业】
西周时期，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王室还是贵族阶层，对各类手工业制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持续进步。周王朝高度重视手工业的组织与管理，王室和各地诸侯都设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聚集了大量技艺精湛的工匠，这些工匠被统称为“百工”。这些手工业作坊及其从业人员皆由官府统一管理，形成了“工商食官”的制度体系，确保了手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和系统性。
青铜器
主要的手工业部门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制造业，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领域之一。青铜器不仅广泛用于祭祀和礼仪场合，也逐渐向日常生活用品方向扩展，日用器具的数量明显增加，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细。一些青铜器皿以动物造型为题材，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展现出高度的艺术造诣和铸造水平。 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和种类上与商代晚期较为相似，延续了前代的风格特征。然而，从康王时期开始，青铜器的铸造逐渐推陈出新，呈现出新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色。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上，也反映出社会审美观念和实用需求的转变。 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也比商代更为广泛。除了周王室和诸侯贵族拥有铸造作坊外，一些地方贵族甚至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参与到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中。因此，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整体风格趋于统一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在西周官府手工业体系中，青铜器的铸造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早期的青铜器分布范围较广，除丰镐、成周等核心区域外，各地诸侯国也具备铸造能力。
从出土情况来看，虽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体量上不及商代的司母戊鼎，但整体数量已超过商代晚期，显示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铸造技术的成熟。例如，大盂鼎作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代表，其工艺精湛，铭文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进入西周中晚期后，青铜器的出土数量进一步增加。在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考古发现的窖藏铜器中，少则四五十件，多则上百件，其中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此外，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器多达181件，其他如工具、兵器、车马器等器物更超过五千件，数量之庞大充分说明当时青铜器生产的高度发达。 与商代相比，西周青铜器的用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商代以酒器种类最为丰富，而西周时期则更加注重饪食器的铸造，主要器型包括鼎、鬲、甗、簋、簠等。周人虽然减少了酒器的铸造比例，但并非完全禁酒，而是出于礼制和节制的考虑。西周中晚期的酒器以壶和盉为主，而晚期则极为少见，如传统的爵逐渐演变为带柄的圈足小杯，觚也由高足变为矮身，带有把手或双把手的杯形结构。 在艺术装饰方面，西周青铜器延续了商代的风格，但逐渐趋向简化，减少了神秘色彩，更加注重实用性与美感的结合。装饰题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展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铸造技术来看，西周时期已经突破了商代的传统工艺，采用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器物的一致性。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簋、壶等器物，就体现了这种先进的铸造技术。
此外，西周青铜器的类型较商代有了明显变化。一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钟、戟、剑等新兴器物。器物纹饰由繁复转向简洁，器壁也由厚重趋于轻巧，反映出工艺技术的进步和审美观念的变化。
陶器制作
西周时期在陶器制作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工艺技术的不断成熟，西周时期的陶器不仅在制作工艺上有所提升，而且在器型种类、装饰风格以及烧制技术等方面也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众多陶器中，原始瓷器的出现是西周制陶业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相继发现了大量原始瓷器。这些瓷器包括簋、豆、罐等器型，制作精细，胎质坚硬，釉色光润，标志着我国陶瓷工艺正由陶向瓷的历史性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其种类丰富，包括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瓷器在工艺上已基本趋于成熟，代表了当时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陶器的材质来看，西周时期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这两种陶器在日常生活和礼仪用器中广泛使用。
此外，也可见到少量的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而曾经在前代较为流行的泥质黑陶和白陶，到了西周后期则逐渐消失，可能与制陶工艺的演变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关。
在器型方面，西周陶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炊器的主要有鬲、甑；作为饮器的则有爵、觚等，但这类器型的数量已明显减少；作为食器使用的则以豆、簋为主；而作为盛器使用的器型则更为丰富，包括勰、罐、瓮、盆、盂等。这些器型不仅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造型风格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和平底为主要特征，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纹饰方面，绳纹依然是最常见的装饰纹样，线条粗犷有力，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此外，还有划线纹、篦纹、弦纹以及刻划三角纹等多种装饰手法，这些纹饰不仅丰富了陶器的视觉效果，也反映出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和审美追求。与此同时，附加堆纹的使用已明显减少，显示出装饰风格的转变。 在烧制技术方面，西周时期主要仍使用馒头窑，这种窑型结构简单、烧成温度较高，适合烧制各种陶器。相比之下，龙窑的使用在这一时期仍然较少，可能尚未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尽管如此，馒头窑的改进和使用已经能够满足当时陶器生产的需要，为陶器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技术保障。
玉器制作
西周的玉器制作方面，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和工艺技术。 玉器在西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贵族阶层中使用更为普遍。它不仅被用作精美的装饰品，体现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还广泛应用于各种重要的典礼场合，成为不可或缺的礼器。例如，圭、璧等玉制礼器制作精良，造型规整，纹饰细腻，充分体现了当时玉器工艺的高度成熟与审美追求。
西周时期的煤玉雕刻也较为发达，工匠们利用煤玉独特的质地和色泽，雕刻出各种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展现出当时手工艺人的高超技艺与创造力。这些玉器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珍品，为后人研究西周社会制度、礼仪文化与工艺美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科技领域】
造车
西周时期，车辆制造技术已趋于成熟，工艺水平显著提高。车辆的形制更加精巧，结构设计也更为合理，不仅增强了实用性，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学的追求。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车辆的种类也逐渐丰富，出现了适用于不同用途的车具，如用于交通、运输、礼仪及战争等多种用途的车辆。 在制造工艺方面，西周时期的车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一辆完整的车通常由数十个部件组成，包括车轮、车轴、车厢、辕架等，且每一部分都需经过精细加工与合理组装。
马具的装饰也十分讲究，马匹所佩戴的饰品名目繁多，既有实用功能，也具有装饰性和象征意义，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和审美水平。 车辆的制造过程需要多种技艺娴熟的工匠通力协作，如木工、金属工、皮革工等，各自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整车的制作。这种高度分工与协作的生产方式，标志着车辆制造已成为一项复杂的综合性手工业，体现了西周时期科技与工艺的高度发展。 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西周时期的造车技术不仅推动了交通和军事的发展，也为后世车辆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理知识
在西周时期， 地理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显示出当时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已逐渐系统化，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和城市建设等方面。
据《尚书·洛诰》记载，周成王时期在营建洛邑（今洛阳）的过程中，曾绘制地图作为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依据，这表明地图在国家治理中已具备重要地位。此外，在康王时期的金文资料中，如宜侯夨簋铭文，提到了周王观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这不仅说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地图绘制技术，更反映出地图在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展现疆域形势方面的功能。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地图不仅包括一般性的地理图，还涵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与历史地图，体现了当时国家在政治决策和军事部署方面的高度组织化与规划意识。这些地理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为后世的地理学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也反映出西周文明在制度建设和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成就。
【文化领域】
周人在周原建立国家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深厚内涵与广泛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周文化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与商文化的互动中逐步成熟。虽然周人在建国初期在政治势力、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上都不及商朝强大，但其文化却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周文化既吸收了商文化的诸多元素，又保留了自身固有的独特传统，同时还受到来自西部羌族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周文化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混合体。 正是凭借这种文化上的包容与融合精神，周人在战胜商朝之后，能够以相对较少的人口有效治理广袤的疆域。面对统治难题，周人采取了分封驻防的策略，在各地设立军事与行政据点。这些据点后来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诸侯国，成为周王朝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发现来看，位于今北京附近的燕国遗址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一地区，既有商文化的遗存，也有周文化的特征，同时还保留了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元素，呈现出三者并存、和谐共处的文化格局。这充分体现了周人治理天下的智慧与胸怀——他们不仅对昔日的敌人商人采取了尊重与合作的态度，也对各地的土著民族实行共存与融合的政策。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是周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也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礼乐制度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在继承商代礼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变革而形成的，具有更加系统化、制度化的特征。周初统治者高度重视礼制建设，旨在扭转商末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尤其对酗酒之风进行了严厉的劝诫与限制。《尚书·酒诰》中，成王明确告诫臣民不得沉溺于酒，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也重申了必须遵从周文王的教诲，严禁纵酒。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周人对礼制的重视，也体现出其对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思。 礼制在西周时期极为繁复，据《周礼》记载，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吉礼主要指对祖先和各类神灵的祭祀活动，体现了敬天法祖的思想；凶礼则包括丧葬礼仪以及对自然灾害和重大变故的哀悼仪式；军礼涵盖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重大活动；宾礼涉及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的聘问与会盟等外交礼仪；嘉礼则包括婚礼、冠礼、宴饮、庆贺以及射礼等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活动。这些礼制不仅规范了社会行为，也通过仪式化的形式强化了等级秩序，使社会成员在礼的框架下各安其位、各守其分。
音乐在西周同样受到高度重视，设有专门的职官负责管理。在金文资料中，也可见有关乐官的记载。例如师嫠簋铭文中提到“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其所担任的职务与《周礼》中记载的镈师、钟师相对应，说明当时已有较为完善的乐官体系。 周代的乐舞艺术历史悠久，其中一些作品甚至可追溯至更早的传说时代。例如著名的《大武》乐舞，便是周武王战胜商纣后所创作，用以纪念克商之功，并在凯旋后于宗庙中隆重上演。
这一乐舞的歌词部分至今仍保留在《诗经·周颂》之中，如《武》《酌》《桓》《赉》等篇章，成为研究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文献。
宗教观念
西周时期的宗教观念相较于商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现出周人独特的政治理念与文化特征。与商代浓厚的“尚鬼”信仰相比，西周宗教的神秘色彩明显减弱，更加注重伦理与道德的结合。周人将祭祀对象划分为三大类：天神、地祇与人鬼。 天神主要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以及掌管自然现象与命运的神灵，如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地祇则涵盖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百物等自然神灵；而人鬼则主要指代祖先。这种系统的神灵分类体系，体现了周人对宇宙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
在政权更迭之后，周人为了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祖先的德行传承而来。只有具备“德”的统治者，才能真正秉承天命，获得上天的认可。这一观念彻底否定了商代“生而有命”的传统观念，强调道德修养与政治责任在统治正当性中的核心地位。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周人的祖先崇拜，使祖先之德成为崇拜的核心内容，祖先不仅是血缘的象征，更是道德与治理能力的典范。
在宗教实践方面，西周时期的人殉现象也远不如商代普遍。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如殷墟西北冈、武官村那样规模宏大的墓葬，因此西周时期人殉的具体数量尚难以确定。同时，将人作为祭祀牺牲的做法，在西周文献中亦无明确记载，反映出周人在宗教仪式上趋于理性与节制的趋势。 宗教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饕餮纹或其他神异纹饰，在周初虽仍有延续，但到了西周中期，礼器纹饰逐渐图案化，更多地呈现出形式美感与装饰功能，宗教与神话的象征意义明显减弱。这一变化也反映出周人宗教观念从神秘主义向礼制规范的过渡。
祝宗卜史
随着礼制的确立与宗法制度的完善，宗教与文化事务逐渐制度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官职体系。周初实行分封制，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鲁国，周王室特赐祝、宗、卜、史等专职宗教事务的官员。这些人员在当时社会中地位较高，例如太史一职，有时甚至可尊称为“公”，显示出其在国家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祝、宗、卜、史各司其职，职责分明。祝负责主持祷告与祈福仪式，宗则掌管宗庙祭祀等礼仪活动，卜负责卜筮，即通过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预知吉凶；史则承担记录国家大事、编纂文献典籍的职责。由于这些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由特定家族世代相传，形成世袭制度。例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史墙家族自商末至西周中期，代代担任史官的史实，反映出这一时期宗教与文化职业的高度封闭性与传承性。 在占卜方式上，殷商时期流行的甲骨卜法在西周继续沿用。目前已发现的西周甲骨中，最早可追溯至周文王时代，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极为相似，说明商周之间在卜法传统上存在明显的延续关系。
西周时期的甲骨上也常刻有卜辞，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尤以陕西周原出土的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为研究西周卜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与此同时，西周时期还广泛使用以蓍草进行占卜的筮法，这种筮法与传统的甲骨卜法并行使用。著名的筮法典籍即为《周易》。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常先进行筮法，再辅以卜法，尤其是在国家重大决策前，更强调卜法的重要性。在周人的观念中，卜法被视为更为庄重、权威的占卜方式，而筮法则相对轻便。
因此有所谓“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的说法，意即在占卜重大事项时，更依赖龟甲卜法，以示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决策的慎重。 通过这些宗教仪式与文化制度的建立，西周不仅维系了统治秩序，也奠定了中华文明早期礼乐制度与史官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
教育制度的发展 西周时期，教育制度已初具规模并较为完善，体现出当时社会对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在普通民众聚居的乡里，设有称为“庠”（也有说法称为“序”）的教育机构，用以传授基本的知识与技艺，促进社会教化。而在贵族阶层中，教育体系更为系统和完备，专门设立了小学与大学，以培养贵族子弟的德行与才能。 根据记载，贵族子弟通常在八岁之时进入小学接受基础教育，至十五岁成年时则升入大学深造。这种分阶段的教育制度，体现了西周对不同年龄阶段学习内容的明确规划。
据《周礼》记载，当时设有“师氏”与“保氏”两个重要官职，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事务。从其职责来看，教育内容不仅涵盖德行修养，还包括各种实用技艺以及仪容礼仪的培养。技艺教育则文武并重，主要包括礼（礼仪规范）、乐（音乐舞蹈）、射（射箭技能）、御（驾驭车马）、书（书写与文字）、数（算术与逻辑），合称“六艺”。
典籍篇
西周时期流传至今的文献数量极为有限，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却极为深远。
《尚书》中明确属于西周时期的篇章包括《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
这些篇章内容涵盖的时间跨度自周武王至周穆王时期，尤以周成王时期所形成的文献居多。这些典籍记录了西周初年的政治局势、制度安排与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周初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逸周书》中也有若干篇目属于西周时期，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这些文献详尽记载了西周建国初期的重要军事行动、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在文学方面，《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中也包含大量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既有采自民间的风土民谣，如《豳风·七月》等，生动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与社会风貌；也有用于朝廷礼仪与祭祀的雅颂篇章，体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庄严与规范。部分诗篇还记载了明确的作者信息，例如《大雅·烝民》即为周宣王时期大臣尹吉甫所作。这些诗歌内容广泛，或描绘社会现实，或记述历史事件，或对统治者进行歌颂与讽谏，展现了西周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
《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占筮之书，其经文部分主要形成于西周时期。卦辞与爻辞中不乏与周人历史相关的记载，例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语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历史背景。由于占筮过程中需依据卦象进行推演类比，这些辞句逐渐被赋予了抽象的哲学含义。
《泰卦·九三》所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理解，也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体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于自然规律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思考。
天道观的演进与思想变革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在“天道观”方面，较之商代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深化。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商代对“天”的崇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命”与“德”的观念，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政治责任，从而构建起一套更具伦理色彩的政治哲学体系。
从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来看，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普遍认为，只有具备“德”的君主，才能承受“天命”，成为合法的统治者。例如，他们认为周文王因德行高尚而承受天命，周武王则因继承文王之德，得以战胜殷商，建立周朝。这种“德”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天的敬畏、对祖先的孝敬，也涵盖了对民众的保护与关怀。可以说，这种“德”既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社会伦理的基础。
《尚书》中记载了大量周公的言论，他反复强调“天命”与“德”的密切关系，劝诫君王和贵族要效法先王，修身立德，否则就会失去天命的庇佑。商朝的灭亡，正是周人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到了周穆王时期，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周公的思想，他在《逸周书·祭公》中也以“天命有德”的理念劝谏穆王和朝臣，希望他们能够谨言慎行、恪守德政。这类思想在一些青铜器铭文中也有所体现，说明它已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政治观念。 然而，随着西周晚期社会动荡、灾祸频发，这种以“天命”为核心的天道观开始受到挑战。人们对于“天”与“祖先神”的绝对权威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了批判与反思的声音。这一时期，《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就流露出对“浩浩昊天”的不满与怨愤，反映出民众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动摇。
与此同时，一种更为理性、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观念开始萌芽，即“阴阳五行说”。这种思想试图以自然规律来解释天地万物的运行，逐渐摆脱对神意的依赖。例如，周幽王时期的大臣伯阳父曾以“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解释地震现象，而史伯则用“五行杂和”的比喻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标志着西周晚期思想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综上所述，西周的天道观经历了从“天命有德”到“天命怀疑”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复杂互动。这一思想转型不仅为后世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在中国古代文化演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帝王世系】
【一世】燧人氏，【二世】伏羲 ，【三世】少典，【四世】黄帝 ，【五世】少昊（玄嚣.青阳），【六世】蟜极，【七世】帝喾，【八世】后稷】五兄弟：008.【1.尧】【2.契】【 3.后稷】，【4.帝挚】【5.台玺】】
【八世】01后稷】，【九世】02不窋，【十世】03鞠，【十一世】04公刘，【十二世】05庆节，【十三世】06皇仆，【十四世】07差弗，【十五世】08毁隃，【十六世】09公非，【十七世】10高圉，【十八世】11亚圉，【十九世】12公叔祖类，
【二十世】】】01.周太王姬亶，周王朝的奠基人
【二十一世】02.季历，商朝末年周族首领
【二十二世】03.周文王姬昌，周朝奠基者，
【二十三世】04.周武王姬发 ， 西周开国君主】公元前1060年–前1046年为西伯，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为武王。
【二十四世】05.西周第二任君主：周成王姬诵，前1043年—前1021年（生二子，姬钊，姬臻）
【二十五世】06西周第三任君主：周康王 姬钊，前1021年—前996年（生子，姬瑕）
【二十六世】07西周第四任君主：周昭王 姬瑕，前996年—前977年（生二子1.周穆王姬满（嫡长子），2.阎氏始祖（次子）
【二十七世】08西周第五任君主：周穆王 姬满，前977年—前922年（生二子：1.姬繄扈（周恭王）、2.姬辟方（周孝王），女儿：叔㛗。
【二十八世】9西周第六位君主：周共王 姬繄扈，前922年—前900年（生一子：周懿王（姬囏）
【二十九世】10西周第七位君主：周懿王 姬囏，前900年—前892年（生一子：周夷王 姬燮
【二十八世】9西周第八位君主：周孝王 姬辟方，前892年—前886年
【三十世】11西周第九代国王：周夷王 姬燮，前886年—前878年
【三十一世】12西周第十代君主：周厉王 姬胡，前878年—前841年
共和行政（前841年―前827年）
【三十二世】13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 姬静，前827年—前781年
【三十三世】西周第十二任君主：周幽王 姬宫湦，前781年—前771年（儿子：姬伯服 ，姬宜臼
============
【三十四世】姬宜臼 ，东周第一任君主（生三子：姬泄父、姬狐，姬林
【三十五世】1. 姬泄父（太子泄父）
身份：长子，母申后。
结局：早逝于周平王在位期间，未及继位。
【三十五世】2. 姬狐（王子狐）
身份：次子，母不详。经历：因兄泄父早逝，被立为太子。在“周郑交质”事件中作为人质被送往郑国。周平王去世后，回周途中哀伤病逝
【三十五世】3. 姬林（周桓王）
身份：姬泄父之子，即平王之孙。因父、叔均早逝，直接继承平王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