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商末周初

原名：姬旦

本名：周公

别 名：周公旦、叔旦（"公"为爵位，"旦"为排行）
民族族群：华夏族

生卒：？-？《史记》载"卒于楚地"（前1035年存疑）

在位摄政：约前1042—前1035年摄政据（《尚书大传》七年摄政说）
主要成就：制礼作乐；经营成周；讨伐叛乱
主要作品：《诗经》《尚书》的部分篇目、周礼
职业：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
采邑：周（陕西宝鸡）
封地：鲁（今曲阜）

陵墓：有争议

1.‌陕西咸阳说：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立碑的周文王陵（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附近，存在周武王与周公旦合葬的记载，但缺乏直接考古证据‌。
2‌.岐山周公庙说：陕西宝鸡岐山县凤凰山南麓的周公庙遗址发现大型西周墓葬群，含四墓道高等级墓葬及刻有“周公”字样的甲骨，推测为周公家族墓地‌。

继任：伯禽（ 鲁国第一任国君）

【个人简介】

         周公，生卒年不详，姬姓，名旦，亦称叔旦，是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他不仅位列西周开国元勋，更被后世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因其采邑在“周”地，故世称“周公”。 周公受封于曲阜，但并未前往就任，而是留在朝廷辅佐周武王处理朝政，其长子伯禽则代为赴任。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毅然承担起摄政重任，代天子以理政事。然而此举引发部分宗室贵族的不满，管叔、蔡叔、霍叔等人联合商朝遗民武庚及东夷部族发动叛乱。面对危局，周公果断率军东征，历时三年平定叛乱，彻底铲除武庚势力，并攻灭奄国，稳固了西周政权。

         平定战乱后，周公着手分封诸侯，广泛建立诸侯国以拱卫周室，同时主持营建东都成周（今洛阳），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制定礼乐制度，成为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其治国理念主张“明德慎罚”，以“礼”为核心治理国家，奠定了“成康之治”的政治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一生功绩卓著，据《尚书大传》记载，其执政期间的七年中，完成了“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的宏伟蓝图。他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实践体现在《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章中，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重要经典，影响深远。

【人物生平】

       周公旦，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他出生于周族兴起的关键时期，自幼聪慧贤能，深受父亲周文王和兄长周武王的信任与器重。他被封于周地（今陕西岐山一带），爵位为上公，因此世称“周公”。在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周公旦作为核心谋士，积极参与了灭商的军事与政治谋划，为周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年幼，尚不能执掌朝政，周公旦遂毅然承担起摄政重任，代行王事。此举虽出于国家安定之需，却引发了王族内部的不满，尤其是管叔、蔡叔、霍叔等宗室成员心生疑忌，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面对内忧外患，周公旦果断率军东征，历经三年苦战，成功平定叛乱，诛杀首恶管叔，流放蔡叔，将殷商遗民迁至洛邑，有效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平定内乱的同时，周公旦也着手构建稳定的政治制度。他主持营建洛邑（成周，今洛阳），作为周朝在东方的政治中心，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他制定礼乐制度，创立宗法制、分封制以及嫡长子继承制，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散见于《尚书》诸篇，后世儒家尊其为“元圣”，视其为礼乐文明的奠基者。

         成王姬诵（jī sòng‌）成年后，周公旦毅然归政于王，退居封地鲁国。由于年事已高，他派遣长子伯禽代为治理鲁国事务。周公晚年以德治国、谦退守礼的风范，成为后世士大夫所推崇的楷模。孔子曾感慨道：“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将周公视为理想政治的化身。汉代学者更将其与孔子并称“周孔”，确立了其作为儒学先驱的重要地位。

           尽管周公一生功绩卓著，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争议。部分史料曾记载他一度“践祚”称王，后在成王成年后归还王位，但《史记》等主流史书则明确记载其为摄政而非称王。

          唐代韩愈在其儒家道统理论中，将周公纳入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的圣贤序列，与孔子并列，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崇高地位。周公旦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深远的制度设计，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其思想与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为政举措】

       周公旦（周公）作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在辅佐周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深远的战略眼光。他的政治成就不仅奠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更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一、政权巩固与制度奠基

        在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之际，周公毅然摄政，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果断采取措施稳定政权。他平定了由管叔、蔡叔与商遗民武庚联合发动的“三监之乱”，诛杀首恶管叔，流放蔡叔，成功维护了西周王朝的统一与稳定。与此同时，他大力推行分封制度，通过分封诸侯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王朝统治基础。 为进一步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周公主持营建东都成周（今洛阳），作为西周在东方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同时，他将大量殷商遗民迁徙至成周，并加以有效管理，既防止其反叛，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二、礼乐制度与治国理念的确立

        周公不仅是政治实践的能手，更是制度建设的奠基者。他主持制定《周礼》，系统确立宗法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度，规范了国家政治结构与社会等级秩序。这些制度不仅成为西周国家治理的核心，也为后世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 在治国理念上，周公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主张“明德慎罚”，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治国，注重民生，减轻刑罚，以仁政赢得民心。这种以德为本、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石。

三、权力交接的典范

         周公在摄政七年、国家局势稳定之后，主动将政权交还给已经成年的周成王，充分体现了“功成不居”的政治风范。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忠诚与责任的政治操守，为后世树立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典范，也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周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中国早期制度文明与政治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政治实践与思想遗产，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被后人尊为“元圣”，其历史地位至今仍为人们所敬仰。

【辅佐与摄政】

历史背景

     武王灭商建周之后不久，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因病去世，其子周成王年幼继位，尚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导致中央政权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周王朝虽已取代殷商，但统治基础尚未稳固，面临着内外多重挑战。 一方面，殷商旧势力仍具威胁。为安抚殷商遗民，周武王曾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并派遣管叔、蔡叔、霍叔三位宗室重臣驻守周边，名为“三监”，实则负责监视武庚。然而，这种权力结构并未有效化解隐患，反而埋下了叛乱的种子。 另一方面，周王室内部对于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矛盾。部分宗室贵族对周成王年幼即位心存不满，尤其在武王去世后，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诸侯与宗室之间关系紧张，政局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公旦毅然承担起摄政之责，稳定局势，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辅佐武王

         周文王姬昌在世之时，周公便以孝顺仁厚著称，深得敬重。待至武王继位，周公更是全力辅佐，协助处理众多军国政务。周人与商王朝的斗争，早在文王时期便已悄然展开。彼时，文王曾获得商纣王帝辛的信任，被赐予弓矢与斧钺，拥有征伐诸侯的权力。然而，文王受命仅七年便驾崩，武王继位后，继续以太公望（即姜尚）为国师，以周公为辅相。太公望与周公共同辅佐武王，成为其最得力的左膀右臂。由于周公是武王的亲弟弟，因此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细微难决之事，武王皆愿与周公共同商议、定夺。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二月，曾在丰地秘密与周公会面。当时，武王日夜思索如何推翻商朝，积极谋划如何赢得诸侯的支持与响应。他深恐推翻商朝的时机一旦到来却未能把握，就如同庄稼已然成熟，若不及时收割，便会自行脱落、错失良机。周公则劝谏道：“成败之关键，在于德行。周人应敬天尊命，不得冒犯远近诸侯，已结盟者更不可轻易失去。应继续修明德政，不可懈怠无为，否则后果将难以收拾。”武王虽有灭商之志，亦常忧心于计划实施中的种种困难。继位第二年一月，武王再次召见周公，坦言道：“我日夜警惕殷商之势，却苦于不得其法。愿以恭敬之心，勤勉为天下谋。”他向周公求教，表达出愿以勤谨之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决心。周公则再次劝诫武王，应以德行为本，谨慎谋划，方可成事。 至武王九年，在周公的辅佐之下，武王率军东征伐商，行至孟津。周军特制周文王神主，置于战车之上，列于中军，以示此次出征乃承袭先王遗志。

          武王自称为“太子发”，表明此战并非出于己意，而是秉承文王之命，不敢擅自行动。随后，武王向众将士昭告军令，要求全体将士谨敬虔诚，继承先祖德业，并明定赏罚制度，以确保此次行动顺利进行。此次出征虽带有军事演习之意，却也为日后大军北渡黄河、直指朝歌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也可借此试探商朝军力与诸侯的反应。此次会盟，不期而至者竟达八百诸侯，此举极大地坚定了武王灭商之志，也促使他更加注重修德以待天时。 在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举行的会盟与誓师仪式中，亦充分体现了周公所倡导的“敬德”理念。武王先祭天神，随后率军东进，亲自校阅军队，直至孟津。这是武王即位以来首次大规模出师，意义非凡。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政治宣言，标志着周人正式迈出了推翻商朝、取而代之的关键一步。

讨伐纣王
       商纣王并未深刻认识到周人势力向东的持续渗透，依然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讨伐东夷，对内则拒谏饰非，沉湎于醇酒与女色之中，营造酒池肉林，导致国家政治日益混乱、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文王去世后，其子周武王继承王位，并以周公旦作为最主要辅佐大臣，在召公奭、毕公高等贤臣的协助下，于孟津举行阅兵仪式，大会天下诸侯。

         这次会盟不仅是对军事力量的一次总演习，更是对商王朝统治权威的一次试探。 武王十一年，即孟津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辅佐下，亲率战车三百辆、虎贲精锐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浩浩荡荡渡过盟津，直抵商王畿的牧野之地。约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的凌晨，武王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发表讨纣檄文——即《尚书》中所载的《牧誓》，正式宣誓出战。 商纣王虽也调集军队迎战，但军心早已涣散，临阵倒戈，掉转矛头反攻商军，导致全军溃败。

周朝建立

           纣王见大势已去（时约公元前1045年），退守鹿台，最终自焚而亡。次日，周公手持象征至高权力的大钺，召公持小钺，立于武王左右，向天下百姓与天地神明宣布纣王的罪行，正式宣告殷商王朝的灭亡与周朝的建立，武王亦由此成为新的天子。 此时的周公地位仅次于武王，其手持大钺不仅是仪式所需，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分封隐患

          在灭商之后，如何妥善处置殷商遗民及旧贵族，成为新政权稳定的关键。为此，武王将原属商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划分为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治理，卫由蔡叔度管理，鄘由管叔鲜统辖，史称“三监”。也有说法认为“三监”为管叔、蔡叔与霍叔，但霍叔为三监之一的说法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 此外，武王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管叔封于管地，蔡叔封于蔡地；周公之子伯禽受封于奄地；太公望封于营丘，建立齐国；召公奭则受封于燕地，建立燕国。此次分封为后来三监之乱埋下隐患。

【暂行皇权】

      周朝建立之初，天下尚未安定，武王在灭商后仅两年便不幸去世，留下年幼的成王继位，尚在襁褓之中，无法亲政。面对这一局势，周公旦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深切担忧，担心诸侯听闻武王驾崩而起异心，遂毅然决然地代行天子之职，主持朝政，肩负起治理国家、稳定局势的重任。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管叔及其诸弟的猜疑与不满，他们在朝中散布流言，声称周公将对成王不利。为澄清事实、稳定人心，周公特地告知太公望与召公奭：“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幼未长，我之所以暂摄朝政，完全是出于维护周室安定的大局考虑。”

辅佐成王

          在这一时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亲自率军东征，平定了与武庚勾结叛乱的奄国，并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于奄国故地，沿用周公原封地“鲁”的称号，建立了鲁国，定都曲阜，其疆域位于泰山以南，即今山东省南部地区。 面对西周初年政局动荡的局面，为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周公与召公奭共同商议，决定采取“分陕而治”的策略。所谓“陕”，即今河南三门峡一带，据《水经注》记载为老陕州城附近，而《括地志》则认为是指陕塬，即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汴塬。当时，周公与召公立下约定，以“陕”为界，将周朝的统治区域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并在边界处立石柱为界，高约三米五，史称“立柱为界”。

         自此，周公负责陕以东地区的治理，召公则掌管陕以西的事务，这也成为“陕西”这一地名的历史渊源。 分陕而治后，周公得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东部地区的治理之中，重点防范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固新拓展的疆域；而召公则专注于西部地区的建设，推动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发展，夯实经济基础，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和进一步扩张提供坚实的后方保障。 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周公与召公卓越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也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早期探索与实践。立于陕地的那根石柱，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界石之一，也成为后人铭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象征。

二次东征.平三监

         面临着严峻的内外挑战。管叔、蔡叔与纣王之子武庚相互勾结（时约公元前1043年），并联合东夷部族发动叛乱，严重威胁周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危机，周公挺身而出，奉成王之命，毅然举兵东征。出征前，周公亲自撰写《大诰》，向天下昭示东征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周公成功平定了三监之乱，诛杀管叔与武庚，将蔡叔流放。与此同时，他妥善安抚殷商遗民，稳定局势，并分封康叔于卫，微子于宋，以延续殷商的宗庙祭祀，体现周朝对前朝遗民的宽容与治理智慧。 平定三监之后，周公继续向东推进，扩大战果，先后灭掉奄国（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反叛诸侯国，彻底肃清东部隐患。他将敌军首领飞廉追击至海边并斩杀，确保东部边境的长治久安。

            整个东征过程历时三年，最终使周朝的疆域扩展至东海之滨，实现了对淮夷及其他东部地区的全面平定。 此次东征不仅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与民族格局。战争的冲击波使得多个部族迁徙重组：徐国一部迁往江南（今江西），部分东夷被驱赶至淮河流域，嬴姓部族西迁，楚国则被迫迁至丹水流域。这些迁徙与重组标志着周朝对中原乃至东部地区的全面掌控。 东征的战斗异常激烈，士兵们随周公出征，斧刃因频繁砍杀而出现缺口，但他们仍英勇奋战。能够从战场上生还，已是一种幸运。

         战士们在征战之余，思念家乡，情感深沉。《诗经·豳风·东山》正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展现了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与对家乡的深切眷恋。 经过东征的洗礼，周朝不仅彻底扫除了殷商的残余势力，也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昔日“风雨飘摇，音噍噍”的不安与危机已被胜利与安定取代。周人不再只是西方的小邦，而是崛起为一个东至大海、南达淮河、北抵辽东的泱泱大国，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统治基础。

【藩屏周室】

        周公旦在平定叛乱之后，为了加强对东方地区的控制，正式向周成王建议将国都迁至成周洛邑，即今天的洛阳。与此同时，他将大批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即所谓“殷顽民”迁移到洛邑，并派遣召公率领八师军队驻守此地，对这些殷商遗民进行严密监督，以防再次生乱。 如何有效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殷人灭夏，还是周人灭殷，其成功往往源于攻破了对方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

         例如夏朝末年，韦、顾、昆吾等异姓诸侯的覆灭，直接导致了夏桀的败亡；而商朝末年，黎、邘、崇等位于商西部的重要封国被周文王逐一攻灭后，武王便得以直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最终灭纣。武庚与奄国、淮夷的叛乱更进一步表明，重要战略地区不能再依赖旧有的氏族首领统治，必须由周族中最忠诚、最可靠的成员来分封驻守，以拱卫王都。这种分封方式与武王时期的分封已有本质区别。

           成周洛邑建成后，周公开始全面推行封邦建国的政策。他先后设立了七十一处封国，将武王的十五位兄弟和十六位功臣分封为诸侯，使其成为周王室的坚强屏障。此外，周公还在各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度，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与分配，从而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众多封国中，周公特别重视对原商朝核心区域的控制。他将同母弟康叔封为卫国国君，命其驻守原商都朝歌，负责管理当地的商朝遗民。同时，将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个擅长手工艺的殷商氏族划归其统治，以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康叔的封地面积广阔，并拥有八师兵力，用以防范殷民再次反抗。 姜太公因功勋卓著，被封为齐侯，定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

          周公让召公为其划定封地，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达穆陵，北抵无棣，并赋予其专征专伐的权力，所谓“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初建时，周边尚有诸多小国，尤其是东夷莱人曾与姜太公争夺土地。经过不断征战，齐国逐步吞并周边小国，成为东方的强国。 另一位重要功臣召公奭则被封于燕地，召公长子在平定叛乱后才正式前往就封，建立都城于蓟（今北京一带）。燕国地处周王朝的东北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设立有效切断了殷商旧族与北方同姓孤竹国之间的联系，起到了拱卫北方边疆的作用。

         平定三监之乱后，微子因未参与叛乱，被周公任命为殷商后裔的代表，奉祀商朝祖先，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延续殷祀。宋国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大国。其西有姒姓杞国（夏禹之后，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陈国（虞舜之后，今河南淮阳），北面也分布着若干小国，宋国便位于这些封国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主要封国外，周公还广泛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

              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富良也提到：“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其中包括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等文王之子的封国；邗、晋、应、韩等武王之子的封国；以及凡、蒋、邢、茅、胙、祭等周公后裔的封国。

           由此可见，周公所分封的国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形成了以周王室为核心、诸侯拱卫的严密政治体系。 通过这一系列政治布局和制度建设，周公不仅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世奠定了深远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推动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定鼎中原】

       周朝建立之初，选址建都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

        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由于都城镐京地处西部，难以有效控制东方广袤的殷商旧地，遂提出在“天下之中”建立新都的构想。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武王曾夜不能寐，对周公感叹道：“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切忧虑。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周武王亲自考察了伊水、洛水流域的“有夏之居”，准备在此建设新的政治中心。然而，这一宏愿尚未全面实施，武王便不幸驾崩。随后，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二次克殷后，深知周王朝对东方疆域的统治亟需加强，政治中心东移已刻不容缓。 秉承武王遗志，周公着手营建洛邑。为确保选址得当，召公先行前往勘察地形、占卜吉凶。经过反复卜测，最终确定在伊洛盆地中心营建新都。

        据《尚书·召诰》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相宅”，三月初五，召公抵达并“卜宅”得吉兆，随即奠基动工。三月十二日，周公亲临现场，全面视察规划，再次占卜，确认瀍水以西、涧水以东、洛水之滨为大吉之地。 洛邑地处伊洛盆地核心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南依龙门山，北靠邙山，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伊水、洛水、瀍水、涧水在此交汇，水系发达，交通便利。此地不仅扼守东西交通要道，还可顺黄河而下直抵殷商故地，沿洛水而行通往齐、鲁之地，南有汝水、颍水，可辐射徐夷、淮夷地区，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在周公主持下，洛邑的营建工程于其执政第五年正式启动。城址选定于涧水与洛水交汇之处，召公负责具体规划，包括城郭、宗庙、朝廷、市场等布局。

         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洛邑城墙周长“方千七百二丈”，外郭“方七十七里”，规模宏大，堪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内设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大宫殿建筑，建筑风格庄重典雅，采用“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画旅”等传统形制，并配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功能的通道。

       整个工程历时约一年，至当年十二月初步建成。新都因地处郏山之南、鄂邑之北，又名“郏鄏”。作为周王居所，亦称“王城”；其东郊瀍水以东为殷遗民聚居之地，称为“成周”。

              新都建成后，周王朝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典礼。周公率领百官先在旧都熟悉礼仪，随后陪同周成王迁都洛邑。成王在洛邑以殷礼接见诸侯，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正式宣告洛邑成为周王朝的政治中心。 洛邑的建成不仅标志着周朝统治重心的东移，也为日后“成康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礼乐定鼎】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仪式。在洛邑这座新兴的都城中，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颁布各项典章制度，全面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此举不仅标志着周王朝政治中心的确立，也象征着以礼乐为核心的治理理念的全面推行。

          据《尚书大传·康诰》记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于是，周公先营建洛邑，以观察天下诸侯的反应。果然，四方诸侯率领其群臣纷纷前来朝见，各守其位，显示了对周王室的归附之心。周公感慨地说：“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于是才正式开始制定礼乐制度。 在周公摄政期间，他在继承传统《万》舞的基础上，于摄政第六年主持创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共同辅政的文舞《酌》，合称为《大武》。这两部乐舞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承载了政治教化与历史记忆的功能。到了摄政第七年，洛邑建成，为祭祀文王，周公又为传统的《象》舞配上了新的诗歌，创作了展现文王功业的《象》舞，进一步丰富了礼乐体系的内容。

           “礼”的核心在于“别”，即“尊尊”，强调社会等级与身份差异；“乐”的作用则在于“和”，即“亲亲”，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谐与团结。礼别而乐和，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周人维系统一、巩固内部团结的两大支柱。 礼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也就是宗法制的确立。宗法制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继承制度，防止因继承问题引发内乱。由于早期缺乏严密的继承制度，周公虽有辅政之名，但管叔、蔡叔仍能因争夺王位而背叛王室。面对这一现实，周人不得不认真总结殷商的历史经验教训。事实上，殷代自先妣特祭及兄终弟及的现象来看，已经存在嫡庶之分，体现出“子以母贵”的倾向。殷代王位传承中，传弟与传子并存，曾导致“九世之乱”。传弟终究仍需传子，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在传子与传弟之间，又存在传长、传幼与传贤的矛盾；而在传弟的情况下，还涉及传弟之子与传兄之子的选择问题。这些矛盾往往引发王室内部纷争，进而削弱王权，影响国家稳定。殷代自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直至帝辛（纣王），逐步废除了传弟制度，确立了传子制度。宗法制的确立，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制度。这种礼法制度是宗法关系的外在体现，同时又反过来巩固宗法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父权制与周天子的统治权威。 任何违反礼制的行为，如在居室、服饰、用具等方面逾越身份等级，都会被视为“非礼”或“僭越”，受到严厉谴责。周天子之所以能够“授民授疆土”，其前提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这一理念在周公文治武功鼎盛的时代，并非空谈，而是真实的政治现实。由此引申出的“田里不鬻”制度，即土地不得买卖，很可能也源自周公的制度设计。 此外，周公赋予姜太公专征专伐的权力，也体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很可能在周公时代或更早便已确立，并由周公正式加以制度化。为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极有可能是在周公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所确立的治国纲领。 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不仅奠定了西周王朝的政治基础，也为后世中国社会的礼制传统提供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还政於王】

        周公摄政六年，看到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便决定将政权归还于他。在正式还政之前，周公特地作《无逸》一文，以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为借鉴，恳切告诫成王要体察“稼穑之艰难”，明白百姓的生活疾苦，切勿沉迷于声色犬马、安逸享乐、游玩嬉戏和田猎之事。在完成这一重要训诫之后，周公正式将王位交还成王，并退居臣位，面向北方，以臣子之礼侍奉成王。 周公退位之后，并未懈怠，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礼乐制度的建设之中，继续完善国家的各项典章法规，为周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在制礼作乐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他彻底将王位交给了成王，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

       《尚书·召诰》与《尚书·洛诰》中所记载的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对话，大致发生在周公退位、成王正式临政的仪式上，由史官如实记录下来。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周公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而在局势稳定、国家步入正轨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归还王位，这种无畏无私、忠诚为国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人敬仰和传颂。 然而，周公虽已退位，却并未对国事袖手旁观。成王也诚挚挽留他的辅佐，而周公则不断以训诫相赠，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尚书·无逸》。该篇开篇便指出，只有亲身了解农耕之艰辛，才能真正理解百姓的心声。若父母辛勤劳作，而其子弟不知稼穑之苦，便会贪图享乐，甚至言语轻慢，对父母不敬，这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不孝之行。

         《康诰》中也明确指出，对于不孝不悌之人，必须施以刑罚。 作为一国之君，若不了解民间疾苦，就容易做出荒诞无度的举动。周公以殷商时期的贤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以及商汤之孙祖甲为例，指出他们皆因谨慎自律、敬畏天命、勤政爱民而得以长久治国。反之，后来的殷王自幼安逸享乐，不知农耕之劳苦，沉溺于奢侈放纵之中，因而国运短暂，王朝倾覆。 周公又以周族的先王太王、王季为例，强调他们谦逊谨慎、敬畏天命的态度。尤其提到文王身穿粗衣、节俭自持，亲自参与农耕，关心百姓生活，体恤孤寡之人，从清晨忙碌至午后，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只为团结万民。他从不沉溺于游乐田猎，也不贪图额外的享受，因此得以长治久安。 周公告诫后世君主，切勿沉溺于观赏、逸乐、游玩、田猎之中，不可自我宽慰地说“姑且享乐一时”，更不能像商纣那样沉迷于酒色之中。若不听劝诫，放纵欲望，便会败坏先王所立的正法，招致百姓的怨恨与诅咒。当有人告知你“百姓怨你、骂你”时，应首先反省自身是否有过失，深自检讨，不可心生怨怒，更不可滥杀无辜、妄罚无罪之人。否则，百姓的怨愤将集中于你一身，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公致政三年后，退居丰地养老，不久便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叮嘱道：“务必将我葬于成周，以示我至死不离成王。”周公去世后，成王欲遵其遗愿将其葬于成周，然而天象突变，雷雨大作，狂风骤起，庄稼尽倒，大树连根拔起，举国震惊恐慌。于是，成王决定将周公安葬于文王墓地毕，并感慨道：“这表明我不能将周公视为臣子。”

【军事成就】

军事贡献

    一、平定三监之乱（公元前1042年—前1040年）

       在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加强对商朝遗民的控制，封管叔、蔡叔、霍叔于商都周边，形成“三监”格局。然而，随着武王去世，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心怀不满，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以及东夷十七国发动大规模叛乱，严重威胁西周政权的稳定。 面对内忧外患，周公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首先，他主动向姜太公、召公等重臣阐明摄政的正当性，凝聚核心力量，稳定政权中枢。随后，他果断采取军事行动，分兵三路切断叛军之间的联系，并亲自率领主力部队直取管叔所在的据点。经过三年征战，成功平定叛乱，诛杀管叔，流放蔡叔，贬黜霍叔。 此次东征不仅恢复了西周的统治秩序，还实现了疆域的大幅扩展。据史书记载，此役共灭国五十余座，将周朝的影响力推进至淮河流域和辽东半岛，为后续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巩固疆域与制度奠基

         在平定叛乱后，周公着手进行一系列巩固统治的举措。他强化了分封制度，将王室子弟分封至东方重要地区，如鲁国、燕国等地，形成战略缓冲带，有效防止了地方叛乱的再次发生。 此外，为加强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周公主持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使之成为周朝在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此举不仅提升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效率，也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的融合与统一。

三、军事思想与深远影响

       周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深具思想深度的政治军事家。他将“天命”与“德政”相结合，强调军事行动必须以“敬天保民”为根本原则。在《大诰》中，他明确提出东征是“奉天命讨不臣”，以此为军事行动赋予道义上的合法性。 这种思想不仅为西周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军事伦理和政治理念。周公所推行的分封制度与六师制度，构成了西周军事体系的核心框架，间接塑造了后世诸侯之间的征伐模式与权力结构。 

三师拱周

       在二次平定殷地之后，周公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直属周王室的强大陆军的重要性，因此着手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整编，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一支由周人组成的八师军队。这支军队主要驻扎在以新建的成周（位于河洛地区）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负责拱卫周天子的安全，因此被称为“成周八师”。

          成周八师的设立，始于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其主要驻地为成周，即洛邑（今河南洛阳）。这支军队规模约有两万人，肩负着镇守南方、安抚南夷的重要职责，是西周时期维护中原稳定的重要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殷商遗民的管理与监视，周公还将大量殷商遗民迁徙至成周城内，并对原西周派驻商故地的军队进行整编，组建了“殷八师”。这支军队同样约有两万人，主要负责镇抚东部地区及严密监控殷商遗民的动向。 此外，为了保障西周发源地的安全，周公还设立了“西六师”，负责守卫以镐京为中心的西部地区。

           由于地处西土，这支军队被称为“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承担着保卫宗周、稳定西部的重要使命。 成周八师、殷八师与西六师的指挥官皆由周天子亲自任命的大贵族或高级官僚担任，体现了周王室对军事力量的高度集中掌控。通过这三支军队的部署，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兵力可达十余万人，这不仅极大地强化了中央政权的军事实力，也为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文化领域】

       周公在政治、礼仪、思想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礼乐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周公“制礼作乐”，系统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为西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主持编订《周礼》，将祭祀、朝聘、冠婚等各种礼仪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礼制体系。通过这一系统化的礼制安排，礼乐不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表现形式，更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用以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等级秩序、引导道德风尚。 在乐舞方面，周公也进行了重要创新。他创作了《大武》等大型乐舞，首次将音乐舞蹈与国家政治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国家用乐分类的先河。这种“乐以和政”的理念，使音乐成为教化民众、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极大地丰富了礼乐文化的内涵。

二、思想理论的深远贡献

          周公的政治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学说的发展。他提出“敬德保民”的理念，强调统治者应当以德治国、勤政爱民，主张“明德慎罚”，即以道德引导人民，而非仅依赖刑罚来维系统治。这一思想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对后世历代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周公还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了革新。他将商代以来“天命玄鸟”的神权观念，转化为“以德配天”的伦理政治观，认为统治者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仁政理念，才能获得上天的认可和人民的拥护。这种以人为本、以德为本的思想，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人文底色。

三、文化制度的深远影响

          在宗法制度方面，周公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构建起“大宗—小宗”相结合的血缘政治体系，使宗法制度成为维系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家族结构与政治制度，成为“周孔之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延续千年。 在文化传承方面，周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政治言论被记录在《尚书》之中，如《康诰》《无逸》等篇章，不仅展现了其治国理念，也开创了中国政治文献编纂的传统。这些文献成为后世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济】

一、土地制度的全面革新

       1. 推行井田制度 周公大力推行井田制，将土地划分为“公田”与“私田”两种形式，实行“百亩而彻”的税收制度，即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征收赋税，称为“什一税”。在耕作组织上，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为基本单位，形成有序的土地利用和农业管理体系。这一制度既保障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又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 实施土地分级管理 周公将土地所有权纳入严密的等级体系，与分封制度相结合，构建起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再到士的层级土地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体系强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确立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土地国有制度，奠定了西周时期土地管理的基本框架。

二、财税体系的系统构建

        1. 税制改革与优化 在继承夏、商两代“贡法”“助法”的基础上，周公首创“彻法”，即统一税率并实行制度化征收，避免了商代时期劳役剥削的弊端。这一改革不仅提高了税收的公平性和效率，也增强了国家财政的稳定性。

        2. 建立财政收支分类制度 周公提出“九式九赋”的财政管理制度，对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系统分类，明确王室开支与赋税征收的规范流程。这一制度体现了“取民有度”的治理理念，确保国家财政在保障统治秩序的同时，不致过度压榨民力。

三、促进生产的综合措施

            1.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周公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修筑灌溉系统，提高农田的灌溉效率和抗灾能力，为农业稳产高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鼓励手工业与商业发展 他积极扶持手工业和商业，推动“工商食官”制度的建立，即由国家对工商业进行统一管理与调控。这种早期的国家管控模式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也为西周社会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 

【周公作品】

        被后世尊为儒家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的周公。他不仅以治国理政的卓越才能著称，还亲自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和政治篇章，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的作品主要包括《尚书》中的多篇重要文献，如《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方》《召诰》《多士》《无逸》《金縢》《君奭》《立政》等。这些篇章多为周初政治实践的真实记录，体现了周公在治国安邦、教化百姓方面的深刻思考和务实精神。

        《无逸》中周公劝诫成王要体察民情、勤政爱民；《酒诰》则强调节制饮酒、防止奢靡之风；《康诰》中则阐述了宽政安民、以德治国的理念。这些文章语言质朴、逻辑严谨、寓意深远，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周公还被认为与《周礼》《礼记》等礼法制度文献密切相关，这些典籍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古代礼制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秩序。

        另有《微子之命》《嘉禾》《将蒲姑》《伯禽》《唐诰》《蔡仲之命》《周官》《誓命》等作品，也反映了周初的政治变迁与文化风貌。 周公旦的著作不仅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语言风格庄重典雅，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伦理道德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轶事典故 】

周公解梦

       《周公解梦》是一部流传于民间的解梦典籍，相传为后人假托周公旦之名所作。在中国古代术数文化中，虽然解梦之术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梦作为一种神秘的心理现象，自古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普遍相信梦境能够预示吉凶祸福，因此《周公解梦》成为民间解读梦境、预测未来的通俗读本，广受欢迎。

周公吐哺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自《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姬旦在派长子伯禽前往鲁地治理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天下地位尊崇。然而，我洗头时多次握发停洗，吃饭时多次吐食起身，只为及时接待贤士。即便如此，仍恐错失天下贤才。你到鲁国之后，切不可因拥有封地而轻慢于人。”周公以身作则，展现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高尚品德。后人遂以“周公吐哺”来比喻在位者尊重人才、虚心纳贤的典范。

恐惧流言

      “周公恐惧流言”出自唐代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之三。诗中提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此句揭示了历史中两位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真实面貌。周公姬旦在辅佐年幼的成王期间，因辅政之权而遭管叔、蔡叔的诽谤，流言四起，甚至引起成王的怀疑。周公为避祸辞去相位，暂居东国，内心充满忧虑。直到一场雷雨开启金滕之柜，成王发现周公当年为武王祈命的祝文，方知其忠心耿耿，遂迎回周公。若周公当时不幸早逝，真相未明，后世史书或将他视为奸臣。 而王莽则恰恰相反。他身为汉室外戚，却心怀不轨，表面谦恭有礼、礼贤下士，博得世人称颂。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便逼宫篡位，建立新朝。倘若王莽在未篡位前便去世，其伪善形象或许会永远被误认为忠良，史书也将改写。白居易借此诗告诫世人：识人之道，须辨真伪，既要看到其表象之美，也要洞察其本质之恶。

惩前毖后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图篡位。成王一度怀疑周公，周公为明志避居洛阳。后来真相大白，成王悔悟，隆重迎回周公。然而，管叔与蔡叔并未悔改，反而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奉命率军平定叛乱，稳定了周朝的统治。待成王成年后，周公归政于他。成王在祖庙祭告祖先时感慨地说：“我一定要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防后患。”这便是成语“惩前毖后”的由来，意为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教训，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周公之礼

        “周公之礼”是古代对夫妻房事的一种委婉说法。相传西周初期，社会风气较为开放，男女关系较为混乱。周公为整顿礼制，规定男女在婚前不得发生关系，唯有婚礼当日方可圆房。此规定被后人称为“周公之礼”，逐渐演变为对夫妻性生活的代称。这一说法既体现了周公在礼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出古人对婚姻伦理的重视。 此外，周公在儒家文化中地位崇高，是孔子梦中常现的人物。因此，“梦”在古代也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孔子曾感叹：“吾不复梦见周公矣。”这句话不仅是对周公的追思，更隐喻了周代礼乐文化的衰落。

周公假王

        武王灭商后，曾与周公商议在洛水与伊水之间建立新都，以便更好地统治东方。然而，武王不久病重，周公虔诚向祖先祈祷，愿以己命代武王之死。尽管武王病情一度好转，最终仍不幸去世。临终前，武王有意将王位传给周公，但周公坚决辞谢。武王去世后，太子成王年幼，国家局势动荡，急需一位有威望、有能力的领袖来稳定大局，周公于是承担起摄政之责。 尽管后世多称周公为“摄政”或“假王”，但在当时，他实际上行使了王的权力。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然而，随着汉代以后君权至上的观念加强，周公称王之事逐渐被淡化，转而强调其“辅政”身份。从《左传》《史记》等文献来看，周公始终忠于周室，辅佐成王，稳定天下，其功绩不可磨灭。 

【后世纪念】

        洛阳周公庙与陕西岐山、山东曲阜的周公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周公庙，均为祭祀西周初期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姬旦而建，也被称为元圣庙。

洛阳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末唐初时期，始建于公元618年，最初由隋朝将领王世充创建。王世充为了对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假借士兵张永通三次梦见周公的故事，在此地建立祠庙，每次出兵前都会在此祈祷。周公庙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正门应天门内东侧，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该庙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建，其中唐代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有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根据《河南府志》记载，唐代开元年间曾立有《重修周公祠碑》以纪念这次重要的修缮。明代嘉靖四年（1525年）和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进行了重建和重修。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年），河南府知府王来庆对仅存的定鼎堂进行了全面修复；之后在乾隆八年（1743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有多次修缮活动。进入现代以来，从1992年开始，明建定鼎堂、清建会忠祠（即现在的礼乐堂）以及其他主要建筑如三殿、两厢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和修缮，使得这座古老的祠庙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陕西 周公庙

      周公庙不仅是一处宗教祭祀场所，更是一片风景名胜区，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方向大约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这里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古木参天，建筑宏伟壮观。庙区内保存着三十多座古代建筑，占地面积约为七公顷，整体布局严谨对称，建筑风格典雅大方，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主殿周公正殿外，还有供奉其他周代重要人物如召公、太公等人的配殿，以及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如汉白玉武将雕像等。此外，庙区内还藏有许多历代留下的碑刻与石刻作品，包括汉、唐、宋、元、明等多个朝代的古树名木，这些都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曲阜周公庙

         山东曲阜周公庙，又称文宪王庙或元圣庙，坐落于曲阜城东北约一公里的地方，是专门为纪念周公而建造的一座庙宇。由于周公被历代皇帝尊称为“元圣”，因此这座庙宇也被称为元圣庙。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并在原太庙旧址上重建了这座庙宇。经过宋、元、明、清四朝的不断修缮与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如今，曲阜周公庙占地面积达28000平方米，拥有三进院落，共有明清时期的建筑十三座，共计五十七间。庙内种植着桧、柏、楷、槐等多种古老树木，枝叶茂密，为整个庙宇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息。周公庙大门上方悬挂着“棂星门”的牌匾，进入大门后可以看到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石坊，东坊上刻有“经天纬地”四个大字，西坊则刻有“制礼作乐”，以此来赞美周公的伟大功绩。

            作为整个庙宇的核心建筑，元圣殿内供奉着周公的塑像，殿内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写着“明德勤施”的匾额，彰显了周公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卓越的政治才能。

【史料记载】

   古代典籍与出土文献

        《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是研究周公生平与政治实践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集中记载了他在周初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 《大诰》《康诰》《酒诰》《梓材》等篇，记录了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期间发布的诰命文书，展现了其政治智慧与决断力。这些文献不仅反映了周初政权的动荡局势，也体现了周公维护周王朝统一与稳定的坚定意志。

         《洛诰》《多士》《无逸》等篇，则详细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成王的训诫内容。其中，《无逸》一篇尤为著名，强调君主应勤政爱民、戒奢尚俭，成为后世治国理念的重要源泉。

         《金縢》篇则记述了武王病重时，周公向祖先祷祝、愿以身代的故事，展现了他对周王室的忠诚与深厚情感。该篇在传世本与清华简本之间存在文本差异，为学界研究周公事迹提供了多元视角。

          《逸周书》中亦有若干篇目涉及周公事迹，如《度邑》篇记录了周公与武王关于营建洛邑的对话，反映出其在国家规划中的远见卓识；《作雒》篇则详述了洛邑的营建过程，为了解周初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

         《诗经》中，《周颂·清庙》等篇章虽未直接提及周公姓名，但隐含着其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他在礼乐制度建设方面的深远影响。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周本纪》与《鲁周公世家》对周公的生平进行了系统梳理，是后人了解其一生功绩的重要参考。其中，《鲁周公世家》更以传记形式生动描绘了周公的政治生涯与家族传承。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若干出土文献也为周公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例如，1963年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一语，直接印证了周公营建洛邑的历史事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清华简中的《金縢》篇，则补充了传世本中缺失的祷祝细节，为还原历史原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争议：   

      关于周公的历史贡献，尤其在礼乐制度的创建方面，儒家文献多将其归功于周公本人。如《礼记·明堂位》等记载虽强调其礼制奠基者的地位，但也透露出部分内容可能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增补与重构。 此外，学界对《尚书》周书部分与清华简的对应关系、《逸周书》的成书年代等问题仍存在不同观点，相关讨论持续活跃，反映出周公研究的复杂性与学术价值。 

【家庭成员】

【八世，，，，】先祖：3.后稷

【二十一世】祖父：季历

      祖母：太任
叔祖父：
21.吴太伯 ，春秋吴国君主
21.仲雍 ，吴国第二代君主
父亲：周文王姬昌

母亲：太姒

=（本人周公旦自己）=

儿子：
24.1伯禽 （鲁国第一任国君

24.2君陈（周国开国君主（继承父职担任周王室卿士，辅佐周成王‌

24.3凡伯姬瞵【凡国开国君主】
24.4蒋伯龄，蒋国‌ 开国君主
24.5邢朋叔（姬苴 ）第一代邢侯

24.6茅侯，伯翂（茅国开国君主）

24.7胙伯，伯翅（胙国开国君主名

24.8祭伯，伯翔（祭国开国君主）

       周公次子后裔所修《元圣裔周氏族谱》中有明确记载：“始祖1世，元圣周公，讳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兄弟也。佐武王定天下，肇封于鲁，未就封，留相王室，食邑岐周，后相王位，冢宰建官立政，制礼作乐。薨谥曰“文”，唐追尊公为“先圣”，宋追封“文宪王”。生子八，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伯羽（《尚书·周书》、《汲冢竹书》称君陈），袭周公爵；三子伯瞵，封凡；四子伯龄，封蒋；五子伯羿，封邢；六子伯翂，封茅；七子伯翅，封胙；八子伯翔，封祭。”

     周公旦之子分别被封为周国、鲁国、凡国、蒋国、邢国、茅国、胙国、祭国等国君，其国君后代均是周公旦之后。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楚考烈王迁鲁顷公姬雠于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为民，鲁国灭亡。姬雠之子姬晦在鲁国诸公之墓傍而居。汉平帝时期，封鲁顷公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公子宽死后谥为“节”，其子公孙相如袭爵，王莽新朝时期，又封相如后裔姬就为褒鲁子。

后辈世系

【二十四世】伯禽，鲁国第一任国君
25.儿子：鲁考公 (?～前993) 鲁国第二任君主
26.孙子：鲁炀公 鲁国第三任君主
曾孙：
27.1鲁幽公 (?～前973) 鲁国第四任君主
27.2鲁魏公 (?～前924) 鲁国第五任君主.生三子
玄孙：
28.1鲁厉公 鲁国第六任君主
28.2鲁献公 鲁国第七任君主
28.3鲁真公 鲁国第八任君主

鲁顷公第十九年，楚国攻打鲁国，
占领了徐州。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灭掉了鲁国。鲁顷公逃亡柯邑，成为平民，鲁国断绝祭祀。鲁顷公在柯邑去世。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顷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此处"下邑"即柯邑的古称，为东阿一带的别称。

【文王十子】

【二十二世】周文王姬昌，生十子

23.1【伯邑考】
23.2【周武王姬发 (前1087～前1043) 周朝帝王】
23.3【管叔鲜 (?～前1039) 周初三监】
23.4【周公旦 (?～前1105)】内详...
23.5【蔡叔度 蔡国始封君，蔡姓始祖】
23.6【曹叔振铎】[西周]
23.7【郕叔武】
23.8【霍叔处 周初三监】
23.9【康叔封 卫国和卫姓的始祖】
23.10【冉季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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