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
【基本信息】
中文名：东周
外文名：Eastern Zhou Dynasty
简称：周
所属洲：亚洲
主要民族：华夏族
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分为王城、成周）
主要城市：洛邑、镐京，：荥阳+渑池（战略要地）
货币：贝币、刀币、布币
政治体制：
时间范围：公元前 770年 至 256年
国土面积2180000 km²
开国君主：周平王
亡国之君：周赧王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
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
主要诸侯国：春秋时9个大的，战国时7个。
上承：西周
下启：秦国
【概述】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在西周灭亡之后，诸侯国共同拥立原被废黜的太子姬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并于公元前770年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由此开启了东周的历史篇章。东周共传25位君王，历时515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无法再承担天下共主的职责。这一时期，各地诸侯纷纷崛起，相互争霸，历史由此进入著名的“春秋时代”。据史料记载，当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曾存在140多个诸侯国。在长期的战争与兼并中，小国逐渐被大国吞并，形成了齐、楚、晋、秦、吴、越等强国争霸的局面。其中，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先后称霸一方，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
春秋时期不仅标志着政治格局的剧变，也见证了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的重大转变。华夏族与南方的“蛮夷”诸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融合，旧有的领主与农奴制度逐步被新兴的地主与农民关系所取代，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智氏，随后瓜分晋国，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到来。此后，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争霸不休。在这一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掌握了各国政权，并纷纷推行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推动了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到了周赧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已极度衰弱，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两个小政权。而与此同时，秦国因变法最为彻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在战国末期崛起为最强国家，于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实现中国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私田数量显著增加，各诸侯国相继实行“初税亩”等新的赋税制度，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确立。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传统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文化领域迎来了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展开激烈的思想论争，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在科技与文化方面，天文历法、工程技术、医学理论、文学艺术等领域均取得了辉煌成就，使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的历史阶段之一。
【国号来由】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继续沿用“周”作为国号。由于此前的周朝都城位于洛邑以西，后人便将周平王之前的时期称为“西周”，而将迁都洛邑之后的时期称为“东周”。 东周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开始，至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为止，历时五百余年，历史上又细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这一阶段，被称为“春秋时期”。该名称源于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该书记录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权力由周天子逐渐下移至各地诸侯，王室权威日渐衰落，诸侯争霸成为时代主流。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开始，直至东周灭亡后三十五年，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这一阶段被称为“战国时期”。此名称源自西汉刘向所编纂的《战国策》，反映了当时列国争雄、纵横捭阖的政治格局。战国时期权力进一步下移，由诸侯下移至卿大夫，再至士阶层，甚至布衣平民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思想文化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标志着从宗法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过渡，也为后来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脉络】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历时51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重要阶段：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56年）。
东周不仅是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更是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重要阶段，为中国后世的政治、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周的建立（公元前770年） 背景：西周末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黜申后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此举引发诸侯不满。周幽王更以“烽火戏诸侯”之举失信于天下，最终在犬戎入侵时无人来援，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随之灭亡。
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原太子姬宜臼被立为王，即周平王。在秦、晋、郑等诸侯的联合护卫下，周平王将都城由镐京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由此开始。
二王并立：周平王东迁后，西周旧臣虢公翰不满现状，于是在西周残余势力支持下，另立周幽王之弟姬余臣为王，称“周携王”，形成“二王并立”的分裂局面。这种局面持续约十年，直至公元前760年，晋文侯为维护东周正统，发兵攻杀周携王，结束分裂，东周政权得以统一。
【平王东迁】
在周幽王去世之后，原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由于镐京历经战乱，城池残破，加之犬戎的威胁依然存在，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国、秦国、晋国等诸侯的联合护卫下，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正式建立了东周王朝。这次迁都不仅标志着周朝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 随着周王室东迁，西部地区逐渐被秦国控制。秦国在兼并了周边多个戎族部落和小国后，迅速崛起，成为西方的强国。与此同时，晋国（位于今山西）、齐国与鲁国（位于今山东）、楚国（位于今湖北）、燕国（位于今北京及河北北部）以及稍后在长江下游兴起的吴国和越国，也纷纷通过兼并周边弱小国家，不断增强自身实力，逐渐发展为具有区域主导权的大国。 这些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与军事较量日趋激烈，形成了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历史局面。周王室虽然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已难以控制各诸侯国的扩张与独立倾向，中央权威逐渐式微，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时代。
此外，在周幽王死后，政治局势一度复杂。申侯、鲁侯与许文公共同拥立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而虢公翰则在携地拥立王子姬余臣为王，称“携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分裂局面。然而，周平王凭借郑国、晋国、秦国、卫国等诸侯的支持，逐渐被广泛承认为周王室的正统代表，携王则日益孤立。最终，在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出兵协助周平王，攻杀携王，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实现了王室的统一。
【礼崩乐坏】
在这一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昔日的礼乐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陷入动荡，史称“礼崩乐坏”。原本由天子直接管辖的“王畿”地区，在戎狄的不断侵扰和诸侯国的接连蚕食之下，面积大幅缩减，最终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也就是今天河南西部的一小块区域。与此同时，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和原本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削弱，甚至丧失殆尽。 此时的周天子，不仅在经济上常常依赖诸侯的支援，在政治上也屡屡受到强大诸侯的操控，地位形同虚设。然而，尽管实际权力早已旁落，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依然保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和号召力。正因如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而日益强盛的诸侯国，便开始借助周王室这面旗帜，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扩张势力范围，谋求霸主地位。
【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标志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和诸侯国势力的崛起。 郑国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始终积极辅佐周王室，尤其在维护王室稳定、抵御外敌方面表现突出。郑庄公在位期间，不仅成功化解了国内的政治矛盾，还积极扩充军备、开疆拓土，逐渐在诸侯中树立起“小霸王”的地位。然而，郑国的强势也引起了周平王的疑虑与不安。为了制衡郑庄公的权力，平王开始重用西虢公，使其与郑庄公平起平坐。此举引发郑庄公强烈不满，他亲自前往王都质问天子，表达不满。 为缓和矛盾，周平王派出使者前往郑国进行和谈。为表示诚意，双方决定实施“周郑交质”的举措——即周王子狐作为人质前往郑国，而郑公子忽则作为人质前往周都。
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对传统礼制的重大破坏，象征着王纲已堕、礼崩乐坏的开端。郑庄公此举虽为自保，却也开了诸侯以实力胁迫天子的先例，严重削弱了周王室的威信。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桓王继位后，意图削弱郑庄公的权力，进一步提升西虢公的地位。郑庄公对此极为不满，采取激烈手段回应——先是派人收割了周王室温地的麦子，随后又在秋季抢先收割成周的稻谷。此举对经济本已拮据的周王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周朝东迁后，原本控制的土地大幅缩减，财政收入锐减，许多诸侯国也不再按时朝贡，使得王室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甚至在周平王去世后，王室连下葬所需的费用都无法承担，不得不向诸侯借贷。 周桓王曾派使臣前往鲁国请求资助，但鲁国也未予积极配合。
公元前715年，桓王正式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与郑伯并列，进一步削弱郑庄公在王室中的地位。公元前712年，周王更是剥夺了原属郑国的邬、刘、苏、蒍四邑的土地，使得周、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至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彻底剥夺了郑庄公在周王朝中的所有权力，郑国也正式宣布不再朝觐周天子。这场长期的政治博弈最终走向公开对抗。同年秋，周桓王亲自率领周军，并联合陈、蔡、虢、卫四国军队讨伐郑国。然而，这场战役以周军大败告终，郑国大将祝聃更是在战场上射中周桓王肩膀，令天子威严扫地。
“周郑交质”以及随后的战争不仅标志着周王室权威的彻底崩塌，也成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此后，诸侯争霸愈演愈烈，中央王权名存实亡，中国历史正式进入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
【鲁公自立】
事件梳理
一、周宣王干涉鲁国内政（公元前817年）： 废长立幼 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姬敖携其长子括与少子戏一同前往镐京朝见周宣王。周宣王对公子戏格外喜爱，遂不顾礼制，强行干预鲁国继承事务，废黜原本应继承君位的嫡长子括，改立少子戏为鲁国太子。此举严重违背了西周以来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同年夏季，鲁武公去世后，太子戏顺利继位，即鲁懿公。然而，这一违背礼法的继位方式立即引发了鲁国国内尤其是嫡系宗族的强烈不满，埋下了动荡的种子。
二、伯御弑君自立（公元前807年）： 公子括之子伯御在宗族贵族的支持下，联合反对势力，发动政变，弑杀鲁懿公，并自立为君，史称鲁废公。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弑君篡位”，也标志着鲁国首次出现非正统继承者通过武力手段实现“自立”的局面。
三、周王室的镇压（公元前796年）： 经过十余年动荡，周宣王最终以“弑君”之名出兵讨伐鲁国，诛杀伯御，重新确立周王室对鲁国的控制。随后，宣王立鲁武公的另一幼子为新君，即鲁孝公，并借此机会强行恢复周礼秩序。此举虽表面上恢复了政治稳定，但周王室自身先前的干预行为已对礼制造成严重冲击。
四、事件影响 ：礼制破坏：此次事件中，周宣王率先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开了诸侯僭越礼法的先例，使得礼制权威大为削弱，成为礼崩乐坏的重要导火索。此后，诸侯国内部的继承纷争屡见不鲜，进一步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鲁国内耗：鲁国因此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自伯御之乱后，鲁国宗室内斗不断，至春秋时期更发生如鲁隐公被弑等恶性政治事件，显示出鲁国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
五、相关争议： 鲁公称谓：从西周到春秋初期，鲁国国君多被称为“鲁公”，体现其侯爵身份；至春秋中后期则多称“鲁侯”。所谓“鲁公自立”，实指伯御在位期间的非法称君行为，并非正式的君主称号。 与周公系无关：尽管伯御通过政变短暂掌控鲁国政权，但鲁国公室自伯禽以来的正统传承并未中断。伯御仅是篡位者，其统治并不被周王室和后世史书所承认。
【楚国称王】
楚国称王是东周时期政治格局演变中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与诸侯争霸时代的开启。这一过程经历了从尝试到正式确立的阶段，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礼制体系。 楚国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据史书记载，楚国始祖熊绎在周成王时受封为子爵，封地仅有五十里，地位远低于中原诸侯。由于地处南方，文化上亦被视为“蛮夷”，长期被排斥在中原主流政治圈之外。这种低下的政治地位，为楚国日后挑战周室权威埋下了伏笔。
楚国首次尝试称王发生在周夷王时期（约公元前9世纪）。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崛起，楚君熊渠趁机分封三子为王，分别称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表现出对周天子权威的挑战。然而，随着周厉王的强势统治，楚国迫于压力，最终取消王号，暂时收敛了称王的野心。
真正实现称王的是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04年，他正式自立为“楚武王”，成为东周以来第一个称王的诸侯。此举的直接原因是周桓王拒绝提升楚国爵位，熊通深感不满，加之楚国通过长期兼并战争已发展为南方强国，具备了挑战周王室的实力。
楚国的称王打破了“天子独尊”的礼制传统，开创了诸侯僭越称王的先例。 面对楚国的称王，周王室虽有不满，却无力进行实质性的讨伐，只能通过谴责随国等附庸国来表达抗议。中原诸侯起初亦表示反对，但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逐渐默认其王号。楚国以武力和外交手段巩固了自身的地位，逐步确立了在南方的霸主形象。 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继续沿用王号，并与其他强国如齐、秦、燕、赵、魏、韩并列为“战国七雄”。
楚国的称王不仅是其自身国力增强的体现，更象征着周代政治秩序的根本性动摇，加速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度的瓦解。 总体而言，楚国称王是周代政治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重要标志，反映了礼乐制度的逐渐崩溃。这一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的演变，也为后来的诸侯争霸与列国纷争奠定了基础。
【戎狄内侵】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的逐渐衰落，地方诸侯势力迅速崛起，天下局势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周边的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势力也迅速发展，西戎、北狄和南蛮不断南下侵扰，对中原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的中原，仿佛处于“不绝如线”的危急关头，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谁能挺身而出，击退外敌，捍卫中原文明，谁就有望赢得诸侯的拥护与尊崇，成为一代霸主。于是，各路诸侯纷纷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一方面借维护周王室正统之名，另一方面则积极扩张自身势力，谋求霸权，开启各自的称霸之路。
总体来看，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昔日强盛的周王室已无力掌控天下，王权衰微，政令不出王畿。而与此同时，诸侯国之间以强凌弱、兼并战争频仍，天下纷争不断。西周时期曾有“万邦林立”之说，相传有1800多个诸侯小国。经过西周后期的逐步兼并与整合，到春秋初年，尚存140余国。 在这些诸侯国中，晋、楚、齐、鲁、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十余国尤为突出，成为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这些诸侯大国纷纷推行内政改革，励精图治，增强国力。
他们对外兴兵征战，不再向周天子请命，但却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以“攘夷”或“讨伐不义”为由，召集会盟，争当盟主，从而形成了诸侯强国相继称霸的历史局面。
【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辉煌的时代。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微，中央集权式微，各地诸侯纷纷崛起，争霸中原，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五位最具影响力的诸侯霸主，被后世称为“春秋五霸”。他们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影响力，也对后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春秋五霸”的具体人选，史学界存在多种说法，主要依据不同史籍和学派立场而有所差异，但其中以以下两种说法最为典型：
一、主流说法
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他在位期间，重用贤臣管仲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齐国迅速崛起。他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联合诸侯抵御外族入侵，多次会盟诸侯，维护中原秩序。然而，齐桓公晚年昏庸，宠信奸佞，最终在内乱中被囚，活活饿死，结局令人唏嘘。
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公元前628年在位）
晋文公早年流亡在外长达十九年，历经磨难，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回国即位后，他励精图治，迅速整顿内政，提升国力。在城濮之战中，他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大败楚军，确立了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为晋国的长期强盛奠定了基础。
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在位）
楚庄王即位之初沉寂不语，三年无为，后有“一鸣惊人”之典故。他整顿朝政，励精图治，对外扩张，于邲之战击败晋国，问鼎中原，成为南方诸侯的共主。其雄才大略与果敢作风，使楚国一跃成为春秋中后期最具实力的强国之一。
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
秦穆公以德治国，广纳贤才，积极开拓西部疆域，成功称霸西戎，扩大了秦国的版图和影响力。他被周襄王封为“西方诸侯之伯”，成为西部诸侯的领袖。虽然未能深入中原争霸，但为秦国日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37年在位）
宋襄公以“仁义”自诩，试图通过道德感召力称霸诸侯。然而在泓水之战中，他拘泥于礼法，错失战机，最终被楚国击败，本人亦身死国衰。其理想化的治国理念虽未成功，却反映了春秋早期礼制尚存的特征。
二、其他说法
除上述五人外，部分历史文献如《荀子》等提出了不同的五霸人选，将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列入其中，取代了宋襄公与秦穆公。吴王阖闾任用孙武、伍子胥等名将，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都，使吴国声威大振；越王勾践则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而最终复国灭吴，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此外，郑庄公也曾被称为“春秋小霸”，在早期诸侯争霸中崭露头角，但因其影响力有限，未被广泛认可为五霸之一。
三、争议与影响
对于“春秋五霸”的人选，争议主要源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儒家学派更倾向于推崇“尊王攘夷”、维护礼制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而法家则更看重实际的军事实力与政治成就，如楚庄王、越王勾践等。 “春秋五霸”的出现，标志着周礼制度的逐步崩坏，也预示着旧有封建秩序的瓦解。他们的争霸行为不仅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也为后来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春秋五霸不仅是时代的英雄，更是历史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了春秋时代的辉煌篇章，成为后世传颂的传奇人物。由于史籍记载各异、学派立场不同，关于五霸的具体人选虽有分歧，但上述主流版本仍为最广泛接受的说法。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时期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任用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为相，推行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齐国废除了井田制度，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合理确定赋税标准，并设立专门的盐铁官和铸币机构，有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在军事方面，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将基层行政组织与军事编制相结合，不仅扩大了兵源，也显著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通过这些改革，齐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以维护周王室权威和抵御外族侵扰为己任，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积极参与并干预其他诸侯国事务，协助弱小国家抵御外敌，抵御夷狄入侵。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八个诸侯国组成联军，陈兵于楚国边境，就楚国长期不向周王室朝贡一事提出严正质询。最终迫使楚国与诸侯签订“召陵之盟”，此举不仅彰显了齐桓公的政治威望，也标志着其霸主地位的确立。齐桓公因此被尊为春秋五霸之首，并开创了以会盟形式确立霸权的制度，对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楚之争】
齐桓公去世后，其五位公子为争夺君位爆发内乱，国家陷入动荡。据史书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尚未安葬，诸子便兵戎相见，箭矢甚至射到了他的遗体上，却无人顾及父王的尊严与安危。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迅速崛起，楚王自立为王，势力日益强大。楚国先灭北方数个小国，随后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原地区，威胁日益加剧。 面对楚国的步步紧逼，宋襄公试图效仿齐桓公，以“抗楚安邦”为名，召集诸侯会盟，意图重树霸主权威。然而，宋国国力有限，威望不足，难以真正号令诸侯。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亲率大军与楚军在泓水展开决战。战斗中，楚军开始渡河时，宋国大司马子鱼建议趁其半渡之时发起攻击，以占先机。然而宋襄公以“仁义”为由拒绝，认为趁敌渡河而袭之有违道义。待楚军全部渡河后，子鱼又建议趁其阵型未稳迅速出击，宋襄公仍以“不仁不义”为由不予采纳。 最终，楚军完成列阵后发起全面进攻，宋军措手不及，惨败于泓水之畔。宋襄公本人腿部中箭，伤势严重，次年因伤重不治而亡。 泓水之战不仅标志着宋襄公称霸梦想的破灭，也展现了春秋时期“仁义之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此战之后，楚国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原的影响力，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强国之一。
【晋文公践土之盟 】
位于中原北方的晋国，与周王室同出一脉，历史悠久，地位显赫。在晋献公时期，晋国积极向外扩张，国力日益强盛，疆域不断拓展。然而，献公晚年宠信爱妃，废长立幼，导致王位继承出现纷争，国政陷入混乱。 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鼎力支持下，献公之子重耳借助秦国军队的护送，顺利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整顿朝政，发展农业与商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加强军事训练，提升军队战斗力。他以诚信治国，深得民心，亦积极维护周王室的稳定，并与秦国保持友好关系，缔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秦晋之好”，在诸侯国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3年），楚国大军围攻宋国都城商丘，形势危急。次年初，晋文公亲自率军出征，援救宋国，并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声威震动天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召集诸侯会盟，周天子亦派代表参加，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晋文公由此成为中原新的诸侯盟主，开创了晋国长达数十年的霸业辉煌时期。
【秦穆公霸西戎】
秦穆公称霸西戎，是春秋时期秦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之间的盟友关系逐渐瓦解，秦国开始谋求向东扩展势力。然而，这一战略受到了晋国的强力阻挠。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中，秦军遭遇惨败，全军覆没，主将孟明视被俘。次年，彭衙之战再次失利，虽然此后秦国也曾取得一些胜利，但始终无法撼动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面对东进受阻的局面，秦穆公果断调整战略方向，将目光投向西方。他积极开拓西部疆域，逐步吞并了多个戎狄部族，扩大了领土，使秦国的势力范围向西延伸千里。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采纳贤臣由余的谋略，发兵攻打戎王，成功生擒戎王，迫使十二个戎国归附秦国。
此战不仅极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也奠定了其在西部的霸主地位。 秦穆公的西扩成就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周襄王派遣召公过携带金鼓等贺礼，专程前往祝贺秦穆公称霸西戎，这不仅是对秦穆公个人功绩的肯定，也标志着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西部举足轻重的大国。
【楚王问鼎】
一、事件背景
时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在北伐陆浑之戎取得胜利后，率军驻扎于周朝都城洛阳的南郊。 动机：楚国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已成长为南方的强国，国力强盛，意图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试探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九鼎象征：九鼎是夏、商、周三代相传的国家重器，象征着天命所归与王权正统，具有极高的政治和象征意义。
二、事件经过
军事威慑：楚庄王以阅兵为名，率军进驻周朝边境，实则对周定王形成军事压力，意图展示楚国的军威与政治野心。 问鼎挑衅：在与周王使者会面时，楚庄王故意询问九鼎的大小与重量，此问表面上看似随意，实则暗含深意，流露出取代周室、问鼎中原的政治意图。 王孙满回应：周王派遣大夫王孙满出面应对。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回应，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统治者的德行，而不在于象征权力的器物。他进一步回顾九鼎的传承历史，指出周朝天命未改，从而在道义上压制了楚庄王的野心，迫使楚军最终退兵。
三、历史影响
政治意义：此次事件是诸侯国首次公开挑战周天子权威的重要标志，标志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进入新的阶段。 文化影响：“问鼎”一词由此成为后世形容争夺政权的经典用语，如“问鼎中原”即源于此。
楚国策略：尽管楚庄王未能立即实现政治目标，但此次事件为其后续北上争霸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提升了楚国的政治影响力，并助其奠定春秋五霸之一的历史地位。 四、争议与评价 学术争论：部分学者对事件的具体细节提出质疑，认为《左传》与《史记》所载可能存在后人附会的成分，楚庄王的真实意图也可能被历史记载所夸大。
哲学启示：该事件深刻反映了春秋时期“德政”与“强权”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体现了当时政治伦理与现实权力斗争的复杂关系。 注：此次历史事件详细记载于《左传·宣公三年》与《史记·楚世家》，是研究春秋时期政治格局与权力观念的重要史料。
【晋楚大战与弭兵会盟】
晋楚两国之间的连年征战，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令夹在其中的中小国家倍感疲惫。长期的战争使得各国对和平的渴望日益增强。加之晋楚两国实力相当，谁也无法彻底战胜对方，战争陷入僵持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宋国率先发起和平倡议，于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促成第一次“弭兵”会盟，史称“华元弭兵”。这次会盟旨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但由于双方互不信任，加之利益难以调和，会盟不久后便破裂，和平未能持久。
此后，晋楚之间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争——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与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均以晋国获胜告终。然而，尽管晋国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楚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并未减弱，依旧与晋国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原各国在两大强国的拉锯战中深受其害，民生凋敝，国力损耗严重。 为了缓解局势，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出面斡旋，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邀请晋、楚及各诸侯国举行第二次“弭兵”会盟。这次会盟由宋国大夫向戌大力推动，最终成功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向戌弭兵”。自此，诸侯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显著减少，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为各国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越雄霸东南】
当中原诸侯争霸逐渐接近尾声之际，位于江浙地区的吴国与越国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吴王阖闾在位期间，重用孙武、伍子胥等杰出人才，励精图治，国力日渐强盛。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任命伍子胥为大将，统领大军征伐楚国。吴军势如破竹，攻入楚国都城郢都。伍子胥为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之仇，掘其坟墓，鞭尸三百，以泄其愤。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挥师南下，对越国发动进攻。越王勾践率军迎战，越国大夫灵姑浮在战斗中以戈击伤阖闾，阖闾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 两年后，即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发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迫求和，贿赂吴国大臣伯嚭，并献上珍宝与绝世美女西施，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引路，忍辱负重以求生存。伍子胥曾建议夫差联合齐国彻底消灭越国，但夫差未予采纳，反而接受了越国的求和请求，转而将战略重心北移，攻打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成为当时北方的小霸主。 与此同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积蓄力量，休养生息长达二十年，期间励己训民，发展生产，训练精兵。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国一举灭掉吴国，吴王夫差羞愧难当，自刎而亡。勾践随后北上，与齐、晋等诸侯在徐地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实现了“越甲吞吴、雄踞东南”的伟业。
【三家分晋】
东周时期的“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春秋向战国过渡的关键事件，具有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影响。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晋国长达数百年的统治结构彻底瓦解，也开启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新时代。其核心脉络如下：
一、事件背景
晋国权力结构的演变 晋国自晋文公时期设立六卿制度以来，军政大权逐渐被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卿大夫所掌控。随着晋献公实施“国无公族”政策，王室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导致卿族势力迅速崛起，形成了“政出私门”的局面。 六卿之间的持续斗争与整合 进入春秋末期，范氏与中行氏相继被消灭，晋国权力格局由智、赵、韩、魏四家共同主导。其中，智氏凭借最大的封地和最强的军事力量，成为四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家族。在智伯瑶执政期间，他试图通过胁迫韩、魏、赵三家献地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赵襄子坚决拒绝，由此引发了决定晋国命运的晋阳之战。
二、关键进程
晋阳之战（前455—前453年） 智伯瑶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共同围攻赵襄子据守的晋阳城，围城长达两年之久。面对智伯瑶的强势压迫，赵襄子秘密策反韩、魏两家，最终三方联合反击，利用水攻战术一举击溃智氏军队。此战不仅导致智氏家族彻底覆灭，其土地和权力也被韩、赵、魏三家平分，晋国的权力格局自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周王室正式承认分封（前403年） 经过数十年的巩固与扩张，韩、赵、魏三家迫使周威烈王正式册封其为诸侯，标志着“三家分晋”的合法性得到确认。这一事件被《资治通鉴》视为战国时代的开端。至公元前376年，三家彻底废除晋静公，将晋国最后的残余领地瓜分完毕，晋国自此彻底走入历史。
三、历史影响
政治格局的重塑 曾经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解体，韩、赵、魏三国以“三晋”之名跻身强国之列，与秦、齐、楚、燕、齐并列，形成战国七雄的对峙格局。晋国的分裂削弱了北方对秦国的制衡力量，为秦国日后东出函谷、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利条件。 制度变革的象征 “三家分晋”是卿大夫取代诸侯、实现“以下克上”的典型案例，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与礼制秩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中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 地理格局的变迁 韩、赵、魏三国初期的都城均位于山西境内，如赵之晋阳、魏之安邑、韩之平阳。随着争霸中原的需要，三国逐步向东迁移，赵迁都邯郸、魏迁都大梁、韩迁都新郑，这一地理重心的东移，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与经济重心的转移趋势。 “三家分晋”不仅是一场政权更迭的历史事件，更是中国社会由春秋礼制向战国争霸转型的关键转折点，其深远影响贯穿整个战国时期，直至秦统一六国。
【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是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最为强盛的七个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的形成，与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密切相关，标志着周王室权威的彻底衰落，诸侯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
一、七雄的形成背景
春秋末年，晋国因内部权力斗争，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晋为诸侯，标志着传统宗法制度的瓦解。与此同时，齐国政权亦发生重大变革，齐国大夫田氏取代姜姓国君，建立田齐政权，史称“田氏代齐”（公元前379年）。随着晋国分裂与齐国易主，战国格局初步形成。而春秋时期尚存的宋、鲁、卫等中小诸侯国则逐渐被兼并，最终仅剩七大国相互争霸，战国时代由此进入群雄并起、合纵连横的阶段。
二、七雄的基本情况
1.秦国：都城为咸阳，崛起于秦孝公时期，通过商鞅变法实现富国强兵，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秦朝。
2. 楚国：都城为郢都（今湖北荆州），在楚宣王时期国力强盛，最终于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
3.齐国：都城为临淄，齐威王与齐宣王时期国力鼎盛，最终于公元前221年亡于秦国。
4.燕国：都城为蓟（今北京），燕昭王任用名将乐毅伐齐，曾一度强盛，最终于公元前222年被秦所灭。
5.赵国：都城为邯郸，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实力大增，最终于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6.魏国：都城为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文侯时期任用李悝变法，使魏国率先崛起，最终于公元前225年亡于秦国。
7.韩国：都城为新郑，韩昭侯时期任用申不害变法，虽有一定成效，但国力相对较弱，最终于公元前230年成为六国中最早被秦国灭亡的国家。
三、七雄的兼并战争与结局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持续时间长，战术由春秋时期的“礼战”“君子战”转向以谋略取胜。例如，长平之战历时三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成为战国时期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此外，桂陵之战中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中的“减灶计”，均体现了高超的军事谋略。 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逐步削弱六国力量，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
四、七雄的历史影响
战国七雄的争霸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发展。各国相继推行变法，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申不害变法等，推动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奠定了后世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思想文化方面，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竞相兴起，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七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使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战争与交流中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大一统奠定了民族与文化基础。 战国七雄的历史，是中华文明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是制度变革、思想繁荣、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其深远影响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牛耕技术的普及，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化趋势日益明显，私田数量迅速增长，以奴隶制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度逐渐瓦解，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奴隶制逐步走向衰落。 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各国国内，卿大夫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例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步控制并瓜分了原本属于公室的权力和资源，并在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兼并。尤其在晋国，六卿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四大家族的较量。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联合韩、魏两家围攻赵襄子于晋阳，甚至掘开汾水灌城。然而，局势突变，韩、魏临阵倒戈，与赵联手于公元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其土地。随后，韩、赵、魏三家又进一步瓜分晋国公室的领土，仅留下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与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未动。此时的晋国君主已名存实亡，地位甚至低于三家大夫，需向其朝见。直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 与此同时，齐国的田氏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自陈完第五代孙田恒起，田氏联合鲍氏，成功铲除了当时掌握大权的栾氏与高氏，逐步掌控齐国政权。至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氏更废黜齐康公，自立为君，并获得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三晋与田氏的胜利，标志着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政治法则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但如果将其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中审视，便可发现，这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新兴封建势力与旧有贵族势力之间激烈斗争的缩影。 随着魏国李悝变法的启动，各国纷纷掀起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浪潮。变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调整，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以提高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军事动员能力。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渴望日益膨胀，而增加剥削的最直接方式便是扩张领土。战争，成为获取土地资源的最快捷手段。
战国时期战争频发。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230次之多。战争规模也空前扩大，动辄出动数万乃至数十万兵力。 西汉末年的刘向将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纂成《战国策》一书，“战国”之名由此确立，并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代称。 经过春秋时期数百年的兼并与整合，原本百余个诸侯国逐步减少至战国初期的十几个国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七个国家——秦、齐、楚、燕、韩、赵、魏，被称为“战国七雄”。此外，尚有东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小国存在，但至战国末期，除卫国因附庸于秦而得以残存外，其余小国均被七雄所吞并。
在七雄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北方和西北地区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义渠等，南方则有巴蜀及闽、越等族群。随着列国间的战争、经济交流与人口迁徙，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不断融合。其中一部分逐渐融入华夏文明，另一部分如匈奴则长期与中原政权对峙，成为边疆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七雄并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列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军事较量与文化交融，构成了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战国前期各国的变法改革】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阶段之一，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青铜器制造技术也日益成熟，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货币经济逐渐兴起，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市场繁荣，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农业的进步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但也加剧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导致各国之间对土地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愈发激烈。这一时期，战争的性质也从春秋时期的争霸转变为以兼并土地、消灭敌国为目标的战争。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的世袭等级制度逐渐瓦解，许多旧贵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而一些平民通过经商、从政或军功迅速崛起，成为新兴的权势阶层。官僚制度开始取代贵族世袭制，国家治理更加依赖行政能力和法律制度，而非血缘关系。 为了应对这一系列变化，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以图富国强兵。
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继位后，广纳贤才，延请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学者，同时重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其中，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魏国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吸收各国法律经验，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此外，他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生产积极性，增加国家税收；又实施“平籴法”，在丰年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售出，以稳定粮价、保障民生。这些措施有效增强了魏国的国力，使其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此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展开变法。约公元前409年，赵烈侯任用相邦公仲连，实行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改革。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提出“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政策，试图削弱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然而，楚悼王去世后，吴起遭到贵族围攻而死，变法未能持续。
公元前360年前后，齐国启用邹忌推行改革，强调“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同时任用孙膑为军师，在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与马陵之战（公元前342年）中大败魏国，使齐国崛起为强国。韩国初期改革不够彻底，造成一定混乱，直到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以“术”治国，才实现一定程度的振兴。 最具深远影响的则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两次任命商鞅主持变法，史称“商鞅变法”。这次变法不仅顺应了秦国的文化传统，更通过建立公正的法治体系，逐步取代了旧有的宗法制度，并在思想层面确立了“重公德”的价值导向。这一改革使秦国在制度和思想上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吸引了大量人才入秦效力，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相较之下，其他各国由于深受儒家宗法礼教影响，难以彻底变革，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衰落。可以说，商鞅变法是先秦时期思想与制度竞争的胜利成果。 然而，随着秦国迅速兼并六国，原本落后的宗法观念也逐渐渗透进秦国社会，削弱了变法带来的现代性思想成果。最终，儒家思想在汉代确立正统地位，取代了法家主导的变革传统。
战国时期中原周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也对中原各国构成了持续威胁。为了防御这些民族的侵扰，秦、燕、楚、魏等国纷纷修筑长城，形成绵延万里的防御体系，史称“战国长城”。这些工程不仅体现了各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成为后世长城建设的雏形。 总之，战国前期的变法改革不仅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快速发展，也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时期。
【合纵与连横】
（两种对立外交战略）
在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崛起，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强国之一。自魏文侯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以来，魏国开始迅速强盛。李悝的变法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和军事实力。在魏文侯与武侯两代君主的统治下，魏国多次击败齐国，拓展了其在东方的影响力。同时，魏国在西线也对秦国形成压力，派遣李悝、吴起驻守西河、上郡，成功遏制了秦国的东进，并多次挫败其进攻。 至魏武侯之子惠王在位时期，魏国继续推进改革，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为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此举标志着魏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并加快了对周边诸侯国如宋、卫、韩、赵的扩张步伐。 然而，魏国的强势并未持续太久。随着齐国齐威王推行改革，以及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魏国在东西两线都面临新的挑战。
公元前354年，因赵国夺取魏国的附庸卫国，魏国联合宋、卫两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次年攻陷赵都。赵国遂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遣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援。孙膑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率军直扑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援。齐军趁其疲惫，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大败魏军，生擒主帅庞涓，史称“桂陵之战”。 尽管如此，魏国并未就此衰落。
公元前352年，魏国联合韩国军队反击齐、宋、卫联军，并取得胜利，迫使齐国求和。次年，魏国与赵国在漳水结盟，归还邯郸，从而在东线稳住了局势。 与此同时，秦国在西线对魏国发起猛烈攻势。公元前354年，秦军在元里击败魏军，夺取河西之地的少梁；次年又攻入河东，一度占领安邑；公元前352年再围固阳，迫使其归降。魏国为应对东西两线的压力，先后与齐、赵讲和，集中力量对抗秦国。至公元前350年，魏国转而对秦发起反攻，围攻上郡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最终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修好，魏国在西线暂时取得优势。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十二国诸侯于逢泽会盟，并率众朝见周天子，显示出魏国的霸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军，主帅太子申战死；次年，魏国又在吴城之战中被秦将商鞅击败，主帅被俘，被迫割让河西之地于秦。自此，魏国接连战败，国力大损，再未能恢复昔日辉煌。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出兵占领燕国，后因诸侯压力而撤军。此后，燕昭王即位，励精图治，广纳贤才，立志复兴燕国并图谋对齐复仇。
在南方，楚国在公元前313年至前311年间与秦国展开三次大战，均告失败。然而，楚国并未因此完全衰弱，反而在公元前306年趁越国内乱之机，攻占吴地，扩大了其东南疆域。尽管此后该地多次被越国收复，但楚国仍持续与越国进行长期战争，虽有所斩获，但也因此消耗了大量国力，逐渐走向衰弱。
这一时期，列国争霸此起彼伏，合纵连横的外交与军事策略交织，成为战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各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经典战例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胡服骑射】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借鉴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制度，改变传统的宽衣博带、战车为主的作战方式，改穿便于骑射的胡服，训练精锐骑兵部队。这一举措极大提升了赵国的军事战斗力，使赵国迅速崛起为北方强国。在改革之后，赵国对外扩张取得显著成果，成功灭亡中山国，将其领土纳入版图，并将中山王放逐至肤施，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的内部隐患。 与此同时，赵国在列国外交与军事联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87年，赵国联合魏、韩、燕、楚五国联军共同讨伐秦国，迫使秦国割地求和，显示出赵国在诸侯国中的强大影响力。 在赵国崛起的同时，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频繁发生。公元前286年，齐国趁宋国衰弱之际出兵灭宋，引发其他诸侯国的不满。
公元前284年，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出兵攻打齐国。齐军在济西迎战，却被联军重创，被迫退守都城临淄。不久之后，燕军攻陷临淄，齐湣王仓皇出逃，辗转至莒城。楚国假意出兵援助齐国，实则另有图谋，楚将淖齿趁机杀害齐湣王。齐国军民愤而反击，杀死淖齿，但齐国已损失惨重，七十余城尽失，仅剩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与即墨两座城池坚守。 公元前278年，燕昭王去世，其子燕惠王继位。此时，齐国守将田单巧妙运用反间计，使燕惠王对名将乐毅产生疑虑，并将其撤职召回。田单抓住战机，以著名的“火牛阵”奇袭燕军，大败敌军，成功收复失地，使齐国得以复国。然而，经过长期战乱，齐国元气大伤，国力严重衰退，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衰落。 在南方，楚国也面临严峻挑战。
公元前280年，楚国沿长江上游出兵攻秦，意图收复巴国旧地，但遭遇秦军强力反击。次年，秦将白起率军在鄢之战（今湖北宜城东南）大破楚军，更以水攻之策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造成空前惨烈的伤亡。公元前278年，秦军乘胜追击，攻陷楚国都城郢，迫使楚国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楚国诗人屈原目睹国家危亡，悲愤交加，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此后，楚国国势日衰。
公元前241年，为躲避秦军进攻，楚国再次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但此时已无力抗衡秦国，只能苟延残喘，最终成为秦国统一战争中的牺牲品。
【周分东西】
（东周公国、西周公国）
周王朝的分立，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历史节点。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是纪念周朝先贤的重要场所。
早在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十五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封其弟为周桓公。周桓公去世后，其子威公继位。至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威公去世，其子惠公继位。此时，公子根起兵反叛，赵成侯与韩懿侯趁乱入侵周地，导致周王朝内部动荡不安。周王遂封公子根于巩地，号东周惠公，自此形成东西周并立的局面。西周仍以河南旧都王城为都，东周则迁都于巩。这是周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分封，自此次分封之后，周王已无寸土可封，甚至连天子本人也寄居于东周公国境内。
西周自建国以来，长期采取对各大强国妥协退让的政策，尤其对秦国更为依附。秦国及周边列强频繁向西周与东周索取赋税与兵源，进一步削弱了周室的实力。同时，东西周之间也常有冲突与战争，彼此争权夺利，加剧了内部的分裂与衰败。 至周赧王在位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名存实亡。其直辖的王畿之地也被韩、赵两国分割为二：以洛邑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地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
公元前307年（周赧王八年），因周赧王拒绝秦武王试图举鼎的要求，秦军出兵将其逐出成周王宫。从此，周天子被迫由成周迁往王城，依附于西周公，彻底失去了独立的统治地位。 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见证了周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秦国统一】
（秦灭六国）
公元前271年，客卿张禄（即范雎）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秦昭王采纳此策，于公元前262年出兵攻打韩国，成功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其都城新郑之间的联系。面对秦国的强势进攻，韩国打算将上党郡割让给秦国，然而上党军民不愿归附，转而向赵国求援。赵国派遣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以声援上党军民，形成对秦军的抵抗。
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王龁率军攻取上党，并与廉颇的赵军在长平展开对峙。双方僵持长达三年之久，战局胶着。为打破僵局，秦国使用反间计，使赵国误信廉颇怯战，遂以年轻将领赵括取代廉颇统军。与此同时，秦国秘密派遣名将白起前往前线指挥作战。赵括缺乏实战经验，指挥失误，导致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军降卒被秦军坑杀。这场惨烈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后期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东方六国再无力与秦国抗衡。
公元前258年，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联合出兵，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之后，信陵君又于函谷关外再次重创秦军。然而，这些局部胜利已无法扭转六国衰弱的局势，秦国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
公元前256年，秦军攻入雒邑（今洛阳），西周公被迫投降，周赧王病逝，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八百余年的周朝正式灭亡。
公元前249年，秦相邦吕不韦率军灭掉仍存于巩邑（今河南巩义）的东周公国，彻底终结了周王室的残余势力。 经过数十年的征战与统一战争，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最终完成中原的统一，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诸国疆域】
（主要诸国地理位置和疆域范围）
开国君主：魏文侯（魏斯），魏国（约占有今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山西南部
开国君主：韩武子（韩万），韩国（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山西东南部
开国君主：卫康叔（姬封），卫国 （约占有今河南西北部
开国君主：宋微子（微子启），宋国（约占有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部
开国君主：齐太公（姜子牙），齐国（约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开国君主：赵烈侯（赵籍），赵国（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内蒙古自治区南部
开国君主：熊绎，楚国（约占有今湖北大部，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部分
开国君主：秦非子（嬴非），秦国（约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
开国君主： 燕召公（姬奭），燕国 （约占有今河北北部，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开国君主：鲁公伯禽（姬伯禽），鲁国 （约占有今山东西南部
开国君主：姒无余，越国 （约占有今浙江北部，江西北部 姒无余
【政治制度】
周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差异。东周前期，诸侯国君多称“公”或“侯”，唯有被视为“蛮夷”的楚、吴、越等国君主自称为“王”；而到了东周后期，随着徐州相王事件的发生，华夏诸侯纷纷效仿，正式开启了诸侯称王的时代。
中央制度
在国君之下，设有诸卿之职，包括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负责主持国家政务的称为“正卿”或“上卿”，在楚国则称作“令尹”，亦有“相”之称，秦国也曾使用“庶长”、“不更”等特殊称谓。卿在出征时则担任三军将佐，协助统帅作战。卿一级的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别掌管民事、军事、工程和司法事务，构成了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支柱。
春秋初期，晋、楚等大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区设置“县”，有的将多个小邑合并为县，有的将贵族私田划分为县进行管理；而在边远地区则设立“郡”。郡与县在当时并无隶属关系，其长官皆由国君直接任命，少数作为采邑赏赐给贵族。这种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加强，也为后来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国与野
在城乡结构方面，周代实行“国野之分”的制度。所谓“国”指的是城区，居住着以统治部族为主的“国人”；而“野”则指农村地区，居住着被称为“野人”的被统治部族。城市包括城内及城郊，城的中心是君主与卿大夫的宫室，城郊则是平民的居住区。城郊以外为“野”，面积广阔，其范围依据诸侯国的大小而定。在行政组织上，国中设“乡”，野中设“隧”（亦称“遂”或“邮”），这一制度在周王畿及一些诸侯国中均有实行。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政治与军事冲突，国人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野人的地位有所上升，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最终趋向融合。
法律制度
东周中后期各国纷纷推行变法，推动法律体系逐步走向系统化。魏国李悝所著《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内容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其中，《盗法》用于惩治盗窃行为，《贼法》则针对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囚法》与《捕法》规定了对盗贼的侦查、逮捕和审讯程序；《杂法》涵盖除盗、贼之外的各种犯罪行为；《具法》则根据具体情节，规定对犯罪行为的加重或减轻处罚。
秦国自古便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后更推行“连坐”之法，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条文，广泛使用肉刑和死刑，如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制定严刑峻法。例如，齐国设有烹刑、斩杀、金刀等刑罚；楚国则有戮刑、肢解、贯耳、鞭刑、笞刑、刖刑、宫刑、梏刑、砾刑、灭家、夷宗、三族等多种刑罚；燕国亦有截刑、刳腹、系狱、劓刑等严酷刑制。这些法律的实施，既体现了各国对社会治理的强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与统治手段的极端化趋势。
【历法】
中国历法的发展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天文学相较于夏、商、西周三代有了显著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运行的记录极为详尽，在241年的时间里，共记载日食37次，其中30次已被现代科学证实为准确无误。特别是在公元前720年记录的日全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全食记载，比西方的类似记录早了135年。
《春秋》还记载了周匡王二年七月（公元前611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天象。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的相关记载早了670多年。这一发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天文现象的敏锐观察力和准确记录能力。
在历法方面，《左传》中记载了两次测定冬至时刻的记录，分别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为后人研究古代历法提供了重要依据。到了春秋中期，中国已经掌握了19年设置7个闰月的置闰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太阳年与太阴月之间的协调问题。
至春秋末期，中国进一步创制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365又1/4日，即365天6个小时，这一历法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当时最为精确的历法体系之一。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高度成就，也为后世历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军事】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和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涵盖了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军事制度由贵族兵制向全民动员转变，战争形式也从礼仪性争霸逐渐演变为以灭国、兼并为目的的激烈冲突。以下从多个维度对东周时期的军事状况进行概述。
一、军事制度与组织
东周初期，沿袭西周时期的“兵农合一”制度，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组织方式。军队主要由“国人”——即贵族阶层组成，而“野人”（农奴）则无参军权利。军队编制体系严密，分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其中每军约有12500人，体现出高度组织化的军事管理。 在诸侯国中，军力配置依等级而定：周天子拥有六军，代表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大国如晋、齐、楚可设三军；次国设两军；小国则仅有一军。这种等级分明的军事结构，是周代宗法制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军赋与后勤保障方面**，国家依据井田制度征收军赋，包括人力（如甲士、步兵）和物资（如战车、兵器等）。战车是当时作战的核心单位，每乘战车配备甲士10人、徒卒20人，形成步车协同的作战模式，体现了早期多兵种配合的军事思想。
二、战争特点与演变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的战争具有明显的礼仪化特征。诸侯争霸多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战争规模相对较小，注重道义与礼节。例如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为报答楚王昔日恩情而“退避三舍”，成为春秋时期战争礼仪的典范。 同时，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依赖联盟作战。中小诸侯往往依附于强国，通过外交斡旋争取大国支持，从而提升自身地位。这种以外交为主、战争为辅的战略，使春秋时期形成了多个阶段性霸主。 进入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56年），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和各国变法的推行，军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改革，使秦国等强国实行“全民武装”，打破贵族垄断兵权的局面，军队规模迅速扩大，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也大大增强。 战术方面，步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战场主力，骑兵、弩兵等新兵种相继出现，增强了战场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战争目标也由争霸转向灭国兼并，标志着战争形态的全面转型。
三、代表性战役与战略智慧
东周时期涌现出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战役与外交谋略。例如郑庄公在东门设伏，全歼来犯戎兵，此役不仅展现了高超的战术部署，也奠定了郑国“春秋小霸”的地位。 在外交博弈方面，烛之武凭借智慧夜缒出城，成功劝退秦穆公大军；晏子使楚，以机智应对楚王羞辱，维护齐国尊严。这些外交事件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智慧。 此外，战国中期周王室分裂为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韩国曾利用“按兵不救”的策略，迫使西周献出象征权力的宝物，凸显了战国时期权谋与利害博弈的复杂性。
四、军事地理与资源争夺
地理位置在东周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东门”因其控制粮道、便于设伏，成为战略要地。攻破东门常被视为攻陷敌国的重要象征，如燕王喜在战乱中从东门仓皇出逃，最终导致燕国灭亡。 资源争夺方面，西周时期藏有象征王权的九鼎等礼器，诸侯国不仅通过战争抢夺，更频繁使用外交手段获取这些权力象征，以提升自身政治地位。
五、周王室衰落的原因
周王室的衰落始于平王东迁。王室军队日益空虚，无力维持对诸侯的控制，甚至连郑国这样的中等诸侯也难以抗衡。随着国野制度的瓦解，卿大夫私兵崛起，地方势力坐大，最终导致“三家分晋”等重大政治变革。 这一时期，中央权威逐渐丧失，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社会经济】
这一时期，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尤其是铁犁牛耕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水利事业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在这一背景下，各诸侯国相继确立了封建制度，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基础的巩固。这些变化为社会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由于列国分立、割据一方，各地之间在文化、交通、货币和度量衡等方面存在严重差异。各国文字不统一，影响了文化交流与传播；道路宽窄不一，制约了交通往来与物资流通；货币制度混乱，不仅各国自铸货币，甚至一国之内各地也自行铸造，加之度量衡标准不统一，严重阻碍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统一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
赋税制度
春秋时期出现了新的变革。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即按照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数量的实物税，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田税制度的正式确立。到了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又实行“作丘甲”，即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甲），实现了税与赋的合并征收。进入春秋战国之际，地税制度已在各地广泛推行。秦国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税禾”制度，按农作物产量征收实物税，成为当时重要的地税形式。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赋税制度不尽相同。秦国率先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户口登记制度，并据此征收田地租税，同时按人头征收“头会”，即人口税。这种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的赋税制度，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稳定保障，也为后来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制度基础。
【农业方面】
农业是东周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大量荒地被开垦为肥沃良田，耕作方式由粗放型逐步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井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各诸侯国相继推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并开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出现，并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普及。
考古发现表明，在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均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这充分说明犁耕技术已在中原地区广泛推广。与此同时，农田水利建设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成为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水利工程类型多样，包括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充分体现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水平。
井田制的崩溃，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关系，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升了劳动积极性。铁制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以及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共同推动了农田开发进程，加速了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形成。农作物的产量因此大幅提升，为社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为普遍。
《国语·齐语》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其中，“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则指铁。恶金所铸造的农具，如“钼”即锄，“夷”是削草平地的锄类工具，“斤”形似锄而较小，主要用于砍木和平整土地，“䦆”则是用于掘土的工具。
考古发掘成果也为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截至目前，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自治区）的140余处遗址中，均发现了铁制农具。其种类包括耒、锸、锄、䦆、镰、犁等多种农具，充分反映了东周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多样化与专业化水平。
【水利建设】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是中国古代水利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期，以灌溉为核心的多种类型水利工程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构建起较为系统的水利体系，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也为当时各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东周水利建设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工程类型多样，技术应用成熟 东周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涵盖了陂塘蓄水、渠系灌溉、多首制引水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 陂塘蓄水方面，楚国修建的芍陂（今安徽寿县）是中国最早的大型平原水库之一。
该工程通过精心设计的陂堤、水门和渠系网络，有效控制水流，灌溉面积达83万亩，极大地促进了楚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南方水利建设的典范。 在渠系灌溉方面，秦国的都江堰工程尤为突出。
约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采用无坝引水的设计理念，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控流等关键工程措施，实现了对岷江水系的科学调控，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 此外，关中地区的郑国渠建于公元前246年，引泾水注入洛水，全长超过150公里，灌溉面积达四万顷，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成为秦统一六国过程中重要的经济支撑。 在多首制引水方面，齐国开凿的淄济运河网络联通了淄河与济水，全长约55公里，兼具灌溉与航运双重功能，是当时北方地区重要的综合水利工程。
二、区域特色鲜明，工程因地制宜 东周时期的水利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根据自然条件和农业需求，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水利工程。 楚国除芍陂外，还修建了白起渠（亦称长渠），干渠全长49.25公里，配套建设了2161口堰塘，形成了一个集调蓄、引水、灌溉于一体的水利工程体系，极大提升了区域水资源的调控能力。 吴国则修建了著名的邗沟（公元前486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连通长江与淮河，不仅在农业灌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极大促进了南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
三、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东周时期的水利建设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国家实力。 在农业革新方面，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和水利设施的完善，深耕细作、绿肥使用以及作物多样化（如粟、麦、桑、麻等）逐渐推广，农业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为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国家实力方面，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等，直接增强了秦、楚等强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为军队供给和战争动员提供了有力支持，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
东周时期的水利建设不仅推动了当时农业文明的发展，也为后世尤其是秦汉时期的水利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蕴含的工程智慧与治水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手工业技术】
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手工业技术全面进步、工艺种类日益丰富、制作水平显著提升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陶瓷、青铜、玉器、漆器、金银器及丝织等各类手工业均取得了辉煌成就，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也折射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审美追求的深刻变化。
陶瓷技术
陶瓷在东周时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礼制观念的深化，陶瓷器物的种类和用途不断扩大。受孔子“仁政”思想的影响，东周时期逐渐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即明器）替代商代盛行的人殉制度，推动了陶塑艺术的发展。此时的陶瓷器型丰富多样，尤其是仿青铜器的原始青瓷盛行一时，其釉色清亮、造型精巧、装饰工整，展现出极强的时代特色。在燕赵地区，大量陶器被烧造，既有日常用品，也有用于祭祀、陪葬的礼器及建筑构件。装饰纹样方面，龙纹、凤鸟纹、饕餮纹、夔纹、窃曲纹等具有宗教图腾意味的纹饰广泛使用，广泛应用于宫殿、庙宇及墓葬之中，体现出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
青铜器
青铜器制造在东周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青铜器的纹饰趋向细腻工整，造型趋于轻巧灵便，错金铭文技术也逐步成熟。吴、越地区的青铜剑以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优良的合金配比和精美的外镀工艺闻名于世，堪称古代兵器制造的典范。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煮盐、冶铁、漆器等手工业部门迅速崛起，铁器广泛应用于手工业工具和农业生产之中。
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均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部分工匠开始脱离官营体系，成为个体生产者和经营者，聚集于城中的“肆”中，实现边生产边销售的经营模式。著名工匠鲁班，作为匠师之祖，活跃于春秋末年，其发明创造对后世影响深远。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东周时期的铜矿冶和铸造遗址不断被发现，为研究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遗址不仅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而且通过多学科研究揭示了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的先进水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各国贵族在祭祀、宴飨、婚丧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器和乐器，也包括生活用具、车马器、兵器及工具等。
与商代和西周相比，酒器数量明显减少，而蒸饪器和盛食器则大量增加，反映出礼制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常见的礼器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则以编钟为主，生活用具如带钩、铜镜等也十分普遍。铸造工艺方面，除传统的浑铸法外，分铸技术广泛应用，即将器物的附件分别铸造后与主体熔铸或焊接为一体。
春秋中期以后，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开始出现，使得器物花纹更加纤细透空、层次分明，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均为这一工艺的杰出代表。
花版捺印、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装饰工艺的成熟，使东周铜器的纹饰更加富丽堂皇。 玉器雕琢在东周时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铁制工具的普及提高了磨制技术的效率，旋转速度加快，金刚砂粉的使用增强了磨削效果，推动了制玉工艺的飞跃发展。东周玉器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向精巧、华丽的方向演进。战国时期，玉器种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繁复，镂雕和连锁工艺达到极高水平，并与金银细工相结合，创造出大量精美绝伦的作品。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包括玉璧、玉璜、玉佩、玉带钩等，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精巧，其设计之工整、工艺之复杂前所未有。
玉器
战国玉器逐渐摆脱了商代以来的图案化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形神兼备，细节刻画入微，体现了当时玉雕艺术的高超水平。 漆器制作在东周时期也迎来了繁荣期。铁制木工工具的普及，提高了漆器的产量和质量。战国时期，随着青铜礼器制度的式微，漆器逐渐成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漆器
楚国是战国时期漆器生产的中心，其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涵盖生活用品、饮食器具、乐器、武器等多个方面。楚国漆器在胎体制作上继承传统的同时，还发展出卷木成型和夹纻胎技术。夹纻胎漆器以麻织品为胎体，反复涂漆打磨，形成胎薄体轻、坚固耐用的特点，是楚国漆器工艺的一大创新。 漆器的彩绘技艺也达到成熟阶段，以黑地朱绘为主，辅以金、银、黄、绿、蓝等多种色彩，纹饰内容丰富，包括几何图案、人物活动、动物形象等，生动展现了楚文化的艺术风格。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庞大、工艺精湛，是战国漆器的杰出代表。
金银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金银器的制作地域广泛，不仅中原地区，江南和塞北也出土了多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钩等，采用范铸法制造，而北方匈奴地区的金银器则以首饰和马具装饰为主，工艺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技艺精湛。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冠饰、虎鹿饰牌等，代表了匈奴金银工艺的巅峰。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银鹿等，运用立雕与浮雕技法，形象生动，富有装饰性。此外，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了分铸后再焊接的复杂工艺，展现出当时金银器制造的高度成熟。
丝织
丝织技术在东周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诸侯国积极发展蚕桑业，铁器的推广促进了织机的革新，丝绸品种日益丰富，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载体。东周时期的丝绸种类包括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楚墓中，尤其是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墓出土的大量完整丝织品，几乎涵盖了东周时期所有主要品种。其中，锦类织物尤为精美，部分锦织物使用143个提花综，表明当时已具备先进的提花织机技术。针织绦带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提前。楚国刺绣以其色彩绚丽、纹样丰富著称，常以绢为地，针法均匀流畅，构图讲究对称与平衡，展现出浓厚的楚文化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刺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业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之一，货币制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金属铸币便已出现，晋国便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属货币的地区之一。
货币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金属货币在交易中展现出其显著的优越性，逐渐取代了西周时期普遍使用的贝币和其他实物货币，逐步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货币体系和流通区域。其中，黄河中游的周、晋地区形成了以“布币”为主的流通区域，东方齐国沿海地区则以“刀币”为主要货币，而南方的楚国则流行铜铸贝币，俗称“蚁鼻钱”。
进入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不断扩大，货币的使用量迅速增长。原有的货币流通区域进一步扩展，突破了国界限制，刀币与布币在多个诸侯国并行使用。战国中期以后，以魏、秦为代表的北方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圜钱。至战国末期，圆形方孔钱在齐、燕、秦等地广泛出现，并最终实现了中国货币的统一。此外，黄金作为贵金属货币，在战国时期也开始广泛使用，尤其在楚国，金版铸币的出土数量较多，显示出当时贵金属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周、晋（三晋）地区的货币发展具有典型意义。最初的布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称为“原始布”。春秋以后，这种货币逐渐脱离农具的原始形态，从实物货币向真正的金属铸币转变。由于其首部仍保留着用于安装木柄的銎部，因此被称为“空首布”，是向后期“平首布”过渡的重要阶段。
春秋早期，周、晋、卫等地出现了大型的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可达13至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布、平首方足布等多种形态，按尺寸分为大、中、小型。
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主要流通三种货币：平首布、刀币和圜钱。韩、赵、魏三国以布钱为主，但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也使用刀币和圜钱，而周的辖地则主要流通圜钱。 齐国地处海岱之间，是东方的重要大国，凭借山海资源，商业高度发达，长期保持独立的刀币体系，直到晚期才开始使用圜钱。刀币自春秋时期便在齐国广泛流通，种类繁多，形体厚重，铸造精美。
越早的刀币形体越大、制作越精，后期则逐渐缩小、铜质也有所下降。齐国刀币的铭文主要有“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等几种。前四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刀身与柄部外轮齐平。
大约在战国中后期，齐国国力鼎盛，境内刀币最终统一为“齐法化”形制。 燕国作为战国时期的北方大国，货币体系较为多元，刀币与布币并行使用，其中以“燕明刀”为主要货币，晚期也开始铸造圜钱。
楚国地处南方，自春秋以来一直使用铜铸贝币“蚁鼻钱”，并形成了独特的货币体系。进入战国后，蚁鼻钱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黄金铸币“爰金”也开始流行。随着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布币也逐渐进入楚地流通。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国力较弱，尚无明确铸币记载，可能流通的货币多为他国流入。商鞅入秦后推行变法，秦国国力迅速增强，具备了铸造货币的条件。受邻近魏国影响，秦国开始铸造圜钱。
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正式推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秦国主要的货币种类包括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度量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度量衡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不断完善。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私田大量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相继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并改征田赋。在此背景下，度量衡的需求日益增加，相关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
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国确立，度量衡的应用更加广泛，制度也趋于统一。齐国陈氏在夺取政权后，将容量单位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定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铭文清晰记载了当时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公元前356年，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推行“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并实施度量衡制度改革，扩大亩制，推行“平斗桶、权衡、丈、尺”制度，并于公元前344年颁布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这一制度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是战国时期秦国制造的衡器，秦统一后仍继续使用，并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两次加刻诏书进行校验，反映出秦国至秦朝衡制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不仅是度量衡制度发展的见证，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促进贸易交流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虽然东周时期的尺度实物较少，但量器和衡器的发现数量较多，显示出当时度量衡制度的成熟与普及。
【畜牧业】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畜牧业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更在组织管理、技术进步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方管理体系的逐步建立： 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东周时期开始设立专门的官职和机构来管理畜牧业，标志着国家对畜牧生产的重视与规范。经验丰富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负责统筹规划畜牧业的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以保障国家对畜产品的需求。
兽医科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逐步兴起，初步形成了针对家畜疾病的防治体系，为畜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家畜饲养种类的多样化： 东周时期的家畜种类日益丰富，猪、犬、牛、羊、鸡等是当时常见的饲养动物。其中，猪的养殖尤为普遍，不仅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还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家畜圈栏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虽然圈栏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但东周时期其结构更加规范，功能更加完善，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动物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意识的提升。
三、畜牧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影响 ：虽然目前尚无明确的文献详细记载东周时期的育种技术，但从后世畜牧经验（如杂交选育）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开始了对家畜品种的初步改良尝试。此外，养猪业逐渐从家庭副业向集约化生产转变，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东周时期的畜牧业发展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畜产品的需求，更为后世特别是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口数量】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且动荡的时期，涵盖了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上的分裂与整合、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频繁发生的战争等。由于历史久远，相关资料匮乏，不同学者对东周时期人口数量的推测存在较大差异。综合目前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较为可信的数据如下：
人口总量估算
战国末期：人口约为2000万至3000万之间。这一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的显著进步，生产力大幅提升，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春秋初期：人口估计在500万至800万之间。由于当时统计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周边民族和地区的实际人口可能未被完全纳入统计。
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农业技术的发展：铁制农具的普及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粮食产量增加，为更多人口提供了生存保障。
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春秋中后期，诸侯国之间通过弭兵之会等方式达成和平协议，减少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从而降低了战争对人口的冲击。
数据的争议与局限性： 由于东周时期缺乏系统、完整的人口统计制度，目前关于人口数量的估算大多基于后世文献记载和现代学者的推演，因此存在一定偏差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关于东周人口峰值的估计，不同研究之间差异较大，战国末期的人口估计范围在2000万至4000万之间不等。
【文化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实现由卜巫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但随着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逐渐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这些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要转变，为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条件。 这一时期是中国从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重要阶段，新旧利益阶层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的文人智者纷纷从本阶层的立场出发，对宇宙、社会和人类自身提出各自的见解，开启了由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向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 中国最早的一批经典文献，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等，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相继兴起，加之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流派的思想碰撞与融合，共同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后世所称的“三教九流”之说，也正是源于这一思想活跃的历史阶段。
宗教信仰
春秋时期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宗教体系。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是在汉代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佛教则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不过，这一时期可能存在一些未被广泛记载的原始宗教信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生命与宇宙的初步探索。
哲学与自然观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现象，纳入五行体系之中，认为“天”不仅通过天象，还通过各种自然物象来昭示“天命”。人们开始通过各种符应来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民心判断天命的方式。这种观念体现在“五德转移”与“五行之运”的理论中。天象的观察不仅用于国家政治决策，尤其在异常天象出现时，更被视为天命变化的重要信号，因而备受重视。
周礼体系
礼乐制度是周代社会秩序的重要体现。周礼体系极为繁复，据《周礼》记载，礼仪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乐在西周时期已被高度重视，设有专门的职官进行管理，金文中也有关于乐官的记载。周代乐舞如《大武》，便是为纪念周武王战胜商朝而创作的。此外，周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制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要内容，成为贵族子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
思想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时代。各派学者或思想家从各自所属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彼此辩论，形成了空前活跃的思想局面。虽然“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但其中主要的九个学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被后人统称为“九流”，由此衍生出“三教九流”的说法。这些学派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整个封建时代文化奠定了基础，也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科技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阶段，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学方面
战国时期的医学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当时的医学家不仅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还了解了内脏、血管以及血液循环的基本情况。医学分科也逐渐细化，出现了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等专业方向。
在诊断方面，医生已经能够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进行病情判断，这种方法成为后世中医诊断的基本手段。治疗方面，使用的医疗器械包括“针”、“石”、“熨”等多种工具，药物治疗也已经多样化，除了常见的汤药之外，还有药酒和药膏等剂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医学专著，其中流传至今的有《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经》，以及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等，这些文献大多成书于战国时代，反映了当时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高度发展。
齐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姓秦，名越人，出生于齐国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扁鹊不仅精通内科，对妇科、儿科、五官科也有深入研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科医生。他通过观察面色、听取声音、询问病情、切脉等方式进行诊断，尤其以首创切脉诊病法而闻名，为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基础。
在治疗方面，他灵活运用砭法、针灸、汤液、按摩、熨贴等多种手段，并发明了丸、散、膏、丹、汤等多种药物剂型，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治疗方法。扁鹊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常年游历各地行医，深受百姓爱戴，被尊称为“神医”。然而，他在秦国为秦武王治病时，因医术高明而遭太医令李醯的忌妒，最终被杀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曾有《扁鹊内经》《外经》等著作流传，可惜今已失传。
工程技术领域
鲁班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工匠。他是鲁国人，姓公输，名班，后世尊称其为“鲁班爷”。鲁班精通建筑、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在房屋、桥梁等工程建设方面有诸多发明创造。他发明了大量木工工具，极大地提高了施工效率。据说他还制造了可以自动行走的木车，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鲁班曾游历楚国，为楚军设计制造了用于水战的新型武器“勾拒”，帮助楚国多次击败越国。此外，他还为楚国攻打宋国设计了攻城利器“云梯”，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其卓越的技艺和智慧，鲁班被后人神化，成为中国古代工匠的祖师，受到广泛敬仰。
天文学
战国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分别撰写了《天文星占》和《天文》两部重要著作。他们在长期观测中发现了火星（荧惑）和金星（太白）运行的逆行现象，并准确测定了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其中火星的会合周期被测定为1.9年，木星为12年，与现代科学测定结果极为接近。石申还对二十八宿的距度和其他恒星的位置进行了精确测量，这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要成果。后人将甘德和石申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专著之一。此外，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体系，对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秦朝时期采用的颛顼历则以夏历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体现了当时历法制度的成熟。
数学方面
战国时期的《墨经》一书包含了大量几何学命题，如平行线等距、三点共线、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为直角等，显示了当时人们对几何图形的深入理解。此外，《墨经》中还记载了早期的计算工具——算筹，这是一种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形状来表示数字的计算工具，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该书还提出了光学八条原理，是光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考工记》中则涉及了分数的简单运算方法以及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而《周髀算经》虽然成书于汉初，但其内容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测量经验，书中使用了复杂的分数运算和开平方方法，显示出当时数学应用的高超水平。
物理学方面
战国时期的《墨经》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对力学原理有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使物体运动发生变化的手段，并提出了杠杆平衡与重量、力臂长度之间的关系，这与后来的杠杆原理高度一致。此外，书中还描述了船体大小与吃水深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对浮力原理的早期朴素认识。这些物理知识的积累，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艺术领域】
（丝绸织绵画、人物龙凤帛画）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早在东周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已展现出高度的发展水平。
《人物龙凤图》，又名《人物龙凤帛画》，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最早的绘于丝绢上的画作。该作品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现珍藏于湖南博物院。这幅帛画是东周战国时期楚国葬仪中所使用的旌幡，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其精美的构图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高超技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此外，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画像也是中国早期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画像以具象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礼仪制度，是中国最早的叙事性艺术之一。
其中描绘的“威仪反反”、磬折肃穆的礼仪场景，不仅展现了古人对礼制的重视，更为后人研究中国早期美学思想和礼乐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可以说，这些艺术遗存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密码。
【社会结构】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逐渐瓦解的重要历史阶段，而战国时期则标志着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初步确立。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仍保有“天下宗主”的权威，能够约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兼并行为。然而，自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威望急剧下降，虽仍保留“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上已无力掌控诸侯，导致历史进入了一个列国纷争、动荡不安的大分裂时期。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一些曾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以及民族融合的基础上迅速崛起，逐渐融入主流文明。
中原各国也因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出现了强弱兴衰的分化。一些国家日益强大，另一些则逐步衰落，这种变化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彼此独立、并立共存，但民众的思想观念却已逐渐超越国界，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整体意识。
正如《荀子·王制篇》所言，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统一国家的向往。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思想活跃，许多思想家和游士活跃于列国之间，推动了思想的传播与融合。各国也纷纷重视人才，制定各种优待政策吸引外来人口与士人。《商君书·徕民篇》中记载了秦国招徕三晋民众的举措，如“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并“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即给予土地与居住优惠，免除三代赋税徭役。
唐代杜佑在其《通典》中高度评价这一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富兵强，天下无敌”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此举使秦人得以专注于对外征战，而内政则由外来民众承担，从而实现了国家的迅速崛起。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也为日后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建筑方面
东周时期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被后世尊为建筑行业的祖师。考古发现的东周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中以瓦当最为常见，此外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及青铜屋模型等。这些遗存充分展示了东周时期宫殿建筑的宏伟与壮丽。 瓦当，即屋檐筒瓦前端的遮挡物，具有实用与装饰双重功能。东周时期的瓦当多为泥质陶制，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常见的形制有半圆形（简称“半瓦当”）和圆形两种。半瓦当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圆瓦当则是由半瓦当演变而来，最早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装饰图案丰富多样，包括动植物纹样、云纹以及变形动物纹等。例如，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图案中双兽相背而立，张口吐舌，首尾蟠曲，是典型的变体动物纹饰。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不仅详细记录了陵园的平面布局，还配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名称、尺寸，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则直观展现了东周时期的楼阙结构，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贵族阶层的生活环境与建筑风格。
交通
东周时期，正值大国争霸、战乱频仍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满足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纷纷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已有的交通干线上进一步拓展道路，将其延伸至更为偏远、地势险峻的地区。这种对交通网络的持续建设，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交通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东周时期的陆路交通不仅限于国内，还开辟了通往远方的国际通道。著名的东周丝绸西传路线便横贯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重要纽带。
马车的使用在这一时期已相当普遍，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与车马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充分反映了当时交通工具的普及与制造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车马装饰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除了陆路交通，东周时期的水路运输也十分发达。江河湖泊成为重要的交通动脉，水路控制权的争夺常常引发激烈的战争，显示出水路交通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此外，随着交通管理的逐步规范，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地图、符节等交通凭证实物，这些文物的出土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交通制度和运行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典籍记载】
东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思想活跃、典籍繁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社会动荡与思想争鸣交织，孕育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多个领域。以下为东周时期一些主要典籍的分类与简要介绍：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语言优美，反映当时社会风貌与人民情感。
《楚辞》：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代表，以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作品为核心，辞藻华丽，情感奔放，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周礼》：托名周公所作，系统记载了理想化的国家制度与官制体系，虽未必完全反映东周实际，但对后世礼制与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春秋》：鲁国史官所记编年体史书，由孔子修订整理，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语言简练，寓意深远。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为《春秋》作注的重要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撰，内容详实，兼具史实记录与文学价值。
《国语》：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周、鲁、齐、晋等国的历史片段，偏重于言论和政治谋略，亦传为左丘明所作。
《竹书纪年》：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自夏至魏襄王时期的历史，内容多与传统史书不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而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之一。
《孟子》：战国时期孟轲及其弟子所著，系统阐述儒家仁政思想，语言雄辩，逻辑严密，对后世影响深远。
《道德经》又称《老子》，相传为春秋时期老子所作，是道家哲学的奠基之作，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无为而治。
《庄子》：战国时期庄周及其后学所著，以寓言说理，文风瑰丽，思想深邃，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韩非子》：战国末期韩非所著，集法、术、势于一体，强调依法治国，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墨子》：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及其弟子所著，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提倡节用、节葬等务实理念。
《孙子兵法》：春秋时期孙武所著，被誉为“兵学圣典”，系统论述战争策略与军事思想，至今仍具重要影响力。
《吴子兵法》：战国时期吴起所著，阐述战争与治军之道，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重要军事著作。
【帝王世系】
东周历代君主（前770年—前256年） 东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共传25位君主，历时515年，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56年）。此时期王室权威日渐衰落，诸侯争霸，最终被强秦所取代。以下是东周历代君主及其在位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与简要说明：
一、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
周平王 姬宜臼 在位时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 东周第一位君主，为躲避犬戎入侵，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启东周历史，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开始。自其起，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诸侯势力日益强大。
周桓王 姬林 在位时间：公元前720年—公元前697年 在位期间试图恢复王室权威，但于繻葛之战被郑国击败，周天子的威信严重受损，标志着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
周庄王 姬佗 在位时间：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82年 在位期间成功平定王子克之乱，但整体局势仍延续了周王室的衰微趋势，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愈发明显。
周釐王 姬胡齐 在位时间：公元前682年—公元前677年 面对诸侯争霸的形势，周釐王正式承认齐桓公为诸侯霸主，开启了以诸侯主导政治格局的新阶段。
周惠王 姬阆 在位时间：公元前677年—公元前652年 在位期间遭遇王子颓之乱，被迫出逃，后由郑国协助复位。王室动荡不安，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
周襄王 姬郑 在位时间：公元前652年—公元前619年 此时期为诸侯争霸的高峰期，晋文公、秦穆公等大国崛起，周王室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周顷王 姬壬臣 在位时间：公元前618年—公元前613年 因王室财政拮据，甚至需要向诸侯借贷以完成先王的丧葬事宜，可见周王室之窘迫。
周匡王 姬班 在位时间：公元前612年—公元前607年 楚庄王在此期间“问鼎中原”，显示出诸侯对王权的挑战，周王室无力干预，地位愈发边缘化。
周定王 姬瑜 在位时间：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 在位期间，吴国崛起，晋楚争霸持续，诸侯间的战争频仍，周王室已难以掌控局势。
周简王 姬夷 在位时间：公元前585年—公元前572年 晋楚鄢陵之战发生于其在位期间，晋国短暂称霸，诸侯争战不断，王室地位持续下滑。
周灵王 姬泄心 在位时间：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45年 此时晋国六卿专权，周王室进一步被边缘化，逐渐失去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
周景王 姬贵 在位时间：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0年 铸造大钱、大钟等举措引发民众不满，统治危机加剧，同时王子朝之乱爆发，为王室动荡埋下伏笔。
周悼王 姬猛 在位时间：公元前520年（仅数月） 景王嫡子，继位不久即被王子朝所杀，在位时间极短，未获正统地位。
周敬王 姬匄 在位时间：公元前519年—公元前476年 在位期间长期流亡在外，后得晋国支持复位。春秋时代在其统治末年结束，战国序幕逐渐拉开。
二、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56年）
周元王 姬仁 在位时间：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69年 越王勾践灭吴，周元王被迫承认其霸主地位，标志着战国初期诸侯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周贞定王 姬介 在位时间：公元前468年—公元前441年 在位期间发生“三家分晋”事件（公元前453年），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东周进入更加分裂的战国格局。同时，东周王室分裂为东周国与西周国。
周哀王 姬去疾 在位时间：公元前441年（仅三个月） 继位不久即被其弟姬叔杀害，短暂在位，未有显著政绩。
周思王 姬叔 在位时间：公元前441年（约五个月） 弑兄自立，旋即被其弟姬嵬所杀，政权更迭频繁，王室内部动荡不安。
周考王 姬嵬 在位时间：公元前440年—公元前426年 为稳定局势，封其弟姬揭于王城，建立西周国，标志着东周王室正式分裂为东周与西周两国。
周威烈王 姬午 在位时间：公元前425年—公元前402年 公元前403年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承认其合法地位，加速了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
周安王 姬骄 在位时间：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76年 公元前386年承认田氏代齐，周王室已名存实亡，完全丧失对诸侯的控制权。
周烈王 姬喜 在位时间：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69年 此时期周王室仅存象征性地位，实际权力早已被各大诸侯所掌控。
周显王 姬扁 在位时间：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 曾试图召集诸侯会盟，但已无力维系统一局面，最终不得不承认秦、齐等国称王。
周慎靓王 姬定 在位时间：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15年 此时期合纵连横之策盛行，苏秦倡导合纵抗秦，张仪推行连横亲秦，周王室在诸侯博弈中愈发无力。
周赧王 姬延 在位时间：公元前314年—公元前256年 东周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期间秦国日益强盛，最终于公元前256年灭亡东周，周王室彻底终结。
补充说明： 周携王 姬余臣 公元前771年—公元前760年在位，与周平王并立，未被主流史书正式承认。
周悼王 姬猛 周景王庶子，短暂继位后被王子朝所杀，未被列为正统君主。
分裂时期： 战国中期，周王室分裂为东周国与西周国，名义上共存，实则各自为政，最终均被秦国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