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朝末

本名：

1.子受‌：（见于甲骨文及《史记》

2.子受德‌（部分文献记作“受德”
别名：帝辛

贬称：纣王（“纣”意为残暴）
‌庙号：帝辛

都城：民族族群：华夏族

在位：前1076年/1075年–前1046年

生年：约公元前1105年‌/前1094年  两说

卒年：公元前1046年

出生地：王畿(jī‌)地区（今河南安阳至淇县一带）

逝世地：朝歌鹿台（牧野之战‌兵败后于鹿台‌自焚而亡

陵墓：鹤壁市淇县河口村北，淇河西岸大堤上（原朝歌镇辖境）

主要成就：征服东夷、打破世袭垄断 等

前任：帝乙~商朝第二十九位国君

继任：国亡，周朝开始...

【个人简介】

        帝辛，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046年，子姓，名受，一说名受德，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历史上常称其为纣王，亦有“商纣王”之称，据传“纣”为“受”的音转。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帝辛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共计约三十年。

       帝辛为商王帝乙之少子，在继承王位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政策。在内政方面，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园林，加重赋税征收，以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同时，他严格规范周祭制度，改革用人政策，强调中央集权，并推行严刑峻法以强化统治。在对外方面，帝辛多次出兵征伐东夷诸部落，扩大疆域，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国力。 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与王权的威严，却也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根基。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商军被周武王所率领的诸侯联军击败，帝辛兵败自尽，商朝随之灭亡。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叙述中，帝辛历来被视为典型的暴君形象，与夏朝末代君主夏桀齐名，合称“桀纣”。史书多记载他沉湎酒色、穷兵黩武、苛刑重敛、拒谏饰非，导致众叛亲离，国破身亡。

       与此相关的典故包括“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用以形容其奢靡暴虐的统治方式。 然而，随着后世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对传统史观提出质疑，认为帝辛的形象可能在周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中被有意贬低和妖魔化，其实际执政情况或有被夸大与误解之处。这一争议也为后人重新审视商周更替的历史提供了多元视角。

【人物生平】

继位为君

       帝辛，又称纣王，姓子，名受或受德（亦作辛），其确切生年至今尚无定论。当代部分历史文献中将其出生时间定于商王文丁后期或帝乙前期，有说法称其生于公元前1105年，也有认为是公元前1094年，但这些说法均缺乏确凿史料佐证，仅作参考。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为商王帝乙之少子，其母为正妃，地位尊贵，因此被立为嫡子。其兄微子启虽年长，但因母出身卑微，按当时宗法制度不得继承王位。帝乙在位第二十六年（约公元前1076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驾崩于朝歌。帝辛遂继承王位，成为商朝第三十任君主，史称“帝辛”，而民间则多称其为“纣”。

巡游征伐

       帝辛即位之初，便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频繁出巡、祭祀与征伐并举，试图巩固王权，扩大统治影响。 帝辛二年（约公元前1074年），帝辛派遣重臣邲其前往夆地传达王命，并在雍地举行田猎活动，同时向夆地酋长赠送一双珍贵兽皮，以示恩威并施。此事件见于《二祀卣铭文》，虽曾有学者质疑其真伪，但其内容仍为研究商末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参考。

        帝辛四年（约公元前1072年），在商历四月乙巳日，帝辛亲自下令祭祀其父帝乙，以示孝道。适逢祭祀先祖大乙（即成汤）的翌祭之日，帝辛更于此后三日连续举行隆重祭礼，亲自主祭，邲其则随侍左右，协助完成祭祀仪式。此事亦见于《四祀卣铭文》，虽同样存在争议，但仍反映出帝辛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及对礼制的遵循。

       帝辛十年（约公元前1066年），帝辛发动对夷方的大规模征伐。商军一路南下，抵达淮水流域的攸国，与攸侯喜联合出兵，共同进攻夷方，最终大败敌军。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次年（帝辛十一年，约公元前1065年），历时约250天，显示出商王朝在晚期仍具备较强的军事动员能力。

       帝辛十五年（约公元前1061年），帝辛再度出兵征讨夷方。有说法认为此次征伐始于帝辛十四年（约公元前1062年）十月，延续至次年四月，历时近九个月。此次远征进一步体现了帝辛对边疆战事的重视。

       帝辛二十五年（约公元前1051年），在商历六月庚申日（即羽祭之日），帝辛驻跸于阑地（一说为“管”地），对随行官员宰椃进行赏赐，赐予贝币五朋。宰椃为朝廷重臣，掌管内务，此举彰显帝辛对臣属的恩宠，也反映出当时赏赐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

【争议与暴政指控】

      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即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接受能力极强，且力大无穷，能徒手与猛兽搏斗。他凭借出众的才华，在群臣面前炫耀，借着声威抬高自己，自认为天下无人能及。然而，他的智慧并未用于治国理政，反而成为他拒谏饰非的工具。

荒淫征敛

     帝辛沉溺于酒色，放纵享乐，尤其宠爱妃子妲己，对她言听计从。他命令乐师涓创制俗乐，编排北里之舞，演唱柔弱靡靡之音，以取悦妲己。他加重赋税，以充实鹿台的钱库和钜桥的粮仓，聚敛财富至极。他还大肆搜罗狗马奇珍，填满宫室，扩建沙丘园林楼台，捕捉大量野兽飞鸟圈养其中，供其享乐。他对鬼神之事傲慢无礼，不信祭祀，不敬天命。 在沙丘设宴之时，帝辛召集大批乐舞戏谑之士，将酒池肉林布置其中，令男女裸体追逐嬉戏，通宵达旦饮酒作乐，完全不顾礼法与民心。这种奢靡无度、道德沦丧的统治，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诸侯离心，不少人开始背弃商朝。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帝辛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地施行酷刑。他设立了“炮烙”之刑，用烧红的铜柱让人行走其上，坠入火中致死，以震慑臣民。

囚禁姬昌

       他任用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将女儿献给帝辛，但其女不喜淫乱，帝辛因此大怒，将其杀害，并将九侯剁成肉酱（醢刑）。鄂侯为此极力劝谏，言辞激烈，结果也被处以脯刑（制成肉干）。姬昌听闻此事，私下叹息，被崇侯虎告发，帝辛遂将姬昌囚禁于羑里。 姬昌的属臣闳夭等人四处搜罗美女、奇珍异宝和良马献给帝辛，帝辛这才释放了姬昌。姬昌归国后，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帝辛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予他弓矢斧钺，授权其征伐诸侯，使姬昌成为西部诸侯之长，即西伯昌。 帝辛又任命费仲为国政之臣，此人善于阿谀奉承，贪图私利，国人皆不愿亲近。他又任用恶来，此人惯于诽谤，喜进谗言，导致诸侯更加疏远商朝。西伯昌回国后，修德行善，广施仁政，许多诸侯纷纷背弃帝辛，转而归附西伯。西伯势力日益壮大，帝辛则日渐失势。 比干曾多次劝谏帝辛，但他始终不听；商容是一位有德之人，深受百姓敬爱，却被帝辛罢黜。民心日失，朝纲不振。

攻克黎国

         姬昌率军讨伐黎国（《尚书》所载），并将其灭亡。帝辛的大臣祖伊闻讯后，既愤怒又恐惧，急忙入宫进谏： “天子啊！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商的国运。无论是占卜还是观象，都没有一点吉兆。我认为这并非先王不庇佑我们，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而您既不体察天意，也不遵循常法。如今百姓无不希望殷国早日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何还不降下惩罚？灭纣的命令为何还不降临？’大王，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帝辛却傲慢地回应：“我生下来就是天子，难道不是天命所归吗？”（也有说法认为，他言下之意是“我的命运不在天，何必惧怕？”）祖伊反驳道：“唉！您的过失太多，又懒惰懈怠，高高在上，岂能再向上天祈求福命？殷商将亡，您若不努力整顿朝政，恐怕连最后的机会也将失去！”祖伊退下后叹息：“帝辛已经无法劝谏了。

离心离德

    西伯昌去世后，其子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有八百诸侯背叛帝辛，前来会师。众诸侯皆言：“是时候讨伐纣王了！”但周武王认为时机未到，遂班师回国。 帝辛依旧沉溺于享乐之中，毫无悔改之意。微子曾多次劝谏无果，最终与太师、少师商议后选择离开殷国。比干则坚持尽忠职守，直言劝谏，帝辛大怒，竟下令剖开比干胸膛，取出其心以观，残忍至极。箕子见状惊惧，为保性命，假装疯癫，沦为奴仆，但仍被帝辛囚禁。殷国的太师、少师携带祭器与礼乐器逃往周国。 周武王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已分崩离析，重臣或死或逃，时机已然成熟，遂率诸侯联军伐商。

         据《中国史稿》记载，此时帝辛正集中主力对东夷用兵，无暇顾及西方，这也为武王伐商提供了有利契机。学术界对此尚有不同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帝辛的暴政与荒淫，最终导致了商朝的覆灭。

身死国灭

       约帝辛二十九年（约公元前1047年），周军正式出兵，征讨商朝，标志着周人对商王朝统治权威的挑战进入实质性阶段。 次年，即约帝辛三十年（约公元前1046年），周军在孟津举行誓师大会，周武王亲自誓师，历数商纣王帝辛的种种暴政与失德，号召诸侯联合讨伐无道之君。此举不仅凝聚了军心，也赢得了广泛的道义支持。 随后，商周两军在牧野展开决定性战役。

         牧野之地，历来为商王朝的军事要地，其确切地理位置虽在后世有不同说法，但普遍认为位于今河南新乡一带。周历二月二十二日（亦有学者认为为二十八日）甲子日，即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商军与周军展开激战。然而，商军最终兵败如山倒，其原因可能与前线部队临阵倒戈、士气低落有关。 战败之后，帝辛退守鹿台。

         据传，他身披宝玉之衣，自焚于鹿台之上，以身殉国。周武王率军进入鹿台后，将帝辛的首级斩下，悬挂于白旗之上，以示惩戒与胜利的象征。后世学者对此多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自焚与斩首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推测帝辛或为被俘后斩首而死；郭沫若也曾推测其为自缢而亡。

         也有学者认为，自焚与斩首并不矛盾，可能为战后处理尸体的不同阶段行为，皆为历史真实之一面。 帝辛身死之后，周武王继续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以稳定局势。他下令处死妲己，释放被囚禁的贤臣箕子，修缮忠臣比干的坟墓，并表彰德高望重的商臣商容所居的里巷，以此彰显仁政，安抚民心。同时，他封帝辛之子武庚（名禄父）为殷侯，允许其继续统治部分殷地，并要求其遵循盘庚之德政，以延续殷商宗庙。 尽管如此，殷商自此已沦为周朝的属国，国祚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周王朝的兴起。

          待周成王继位后，武庚因参与管叔、蔡叔联合发动的叛乱而被平定诛杀，周王朝遂改封帝辛之兄微子启于宋国，建立宋国政权，延续殷商血脉，以示对前朝宗室的礼遇与尊重。 这一历史转折，不仅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终结，也开启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重要节点。

【为政举措 】

总述

         帝辛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与对外战略，这些举措在后世的记载中多被视为其“暴政”的体现。然而，现代学者在重新审视这些历史资料后，提出了新的解读视角，认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变革意图。帝辛的政策调整涵盖了政治体制、都城营建、经济治理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延续了商朝对东夷的战争。尽管这些举措原本意在强化王权、巩固统治，但最终却未能挽救商朝的颓势，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衰亡进程。

政治改革 制度调整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传统文献中关于帝辛“罪行”和“恶政”的描述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其中实则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变革内容。例如，所谓“不敬神”被解读为他试图削弱神权、改革旧有宗教习俗；“任用罪人”也被理解为打破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垄断，从中下层选拔人才，以推动政治革新。

       据《商代史》记载，帝辛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多项尝试，主要包括：

       1. 人事制度改革：他打破传统贵族世袭体制，重用一批非世族出身的“小臣”，如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人，试图通过提拔新人来强化自身权力，构建一支忠诚于王权的行政队伍。

        2. 加强对地方诸侯的控制：为削弱地方势力，帝辛将西伯昌等重要诸侯封为三公，羁縻于朝廷之中，同时通过举行军事演习等方式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威慑力。

       3. 法律改革：他推行严刑峻法，以法律手段削弱贵族对族人的控制，促使各族人口脱离贵族掌控，直接纳入王权体系，从而扩大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基础。

       4. 祭祀制度改革：严格推行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祭祀对象，削弱旧贵族与神权之间的联系，借此疏远旧贵族势力，强化王权独立性。

        这些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学术尚未下移、知识掌握仍集中于贵族阶层的时代，帝辛所提拔的“小臣”往往缺乏政治经验和典章制度的知识，仅凭对王权的忠诚行事，导致行政体系的稳定性受到破坏。同时，对世袭贵族的打压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王朝内部日益离心离德。这种政治体系的崩解，无疑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进程。 都城建设：营建“朝歌” 关于帝辛是否营建或迁都至“朝歌”，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帝辛曾在沬邑（或妹邑）修建了大量豪华宫殿与娱乐设施，如琼室、鹿台、玉门、酒池肉林等，显示出其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关于是否迁都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否定迁都说：部分学者依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后更不徙都”的记载，认为帝辛并未迁都。也有学者指出，该记载可能掺杂后人注释，未必完全可信。此外，朝歌可能仅为陪都或别都。

          2. 认为朝歌为辅都：有观点认为，在帝辛之父帝乙时期，商王已将沬邑作为辅都，至帝辛时其地位进一步提升，与安阳殷都并列。

          3. 支持迁都说：部分学者推测，帝辛可能在晚年迁都至朝歌，主要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当时周人已攻占黎、邘两地，对殷都形成夹击之势，朝歌地理位置更为有利，便于调兵遣将、继续对东夷用兵。然而，随着周人攻灭崇侯虎、占领崇国，打开了沿渭水直取殷都的通道，帝辛的战略布局最终未能奏效。

        考古发现方面，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淇县及鹤壁地区进行调查，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遗址，但并未找到确凿的商代朝歌遗址。有学者据此认为，妹邑或沬邑虽在晚商时期已具一定规模，但尚未被正式定为都城，亦未被称为“朝歌”。也有研究者如卢中阳指出，淇县境内密集的晚商遗迹与文献中关于“纣都朝歌”的记载存在契合之处，表明该地应为殷末重要政治中心之一。

         另有观点认为，朝歌可能是殷末的陪都或离宫别馆，其具体地位尚难界定。就地理位置而言，有学者将“朝歌”与“沬邑”进行辨析，认为后者既可泛指朝歌地区，也可能仅指代其附近的小地名，距离牧野更近。晁福林则认为，沬地即为牧野，早在武丁时期已有宫室建筑，帝辛在此修建的离宫别馆，实为对前代建筑的扩建与延续。

【经济方面】

      传世文献表明，帝辛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加重赋敛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民间财富的聚敛与搜刮。在他的统治下，财政压力日益加重，社会资源被大量集中于王室和贵族阶层。据记载，其臣子之中，费仲以善于敛财著称，而胶鬲则被认为参与或管理与鱼盐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反映出当时商业与资源控制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帝辛本人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曾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园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频繁发动对外战争，长期调兵遣将，不仅损耗国力，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废。此外，以帝辛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嗜酒成风，酗酒行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的浪费与消耗，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顿。

            关于帝辛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其社会影响，权威历史著作《中国史纲要》与《中国通史》均指出，帝辛的横征暴敛与奢侈腐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经济上的压迫和资源分配的失衡，成为商朝末年社会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为周人取代商朝统治埋下了伏笔。

【轶事典故】

        商纣王（帝辛）的故事因其奢靡暴虐而广为流传，成为后世警醒的重要历史典故。这些典故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与道德教训，也演变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与文化符号。

酒池肉林——奢靡无度的象征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建造酒池，悬挂肉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极尽享乐之能事。后世便以“酒池肉林”来形容生活奢侈、荒淫无度，也用来形容酒肉丰盛、宴席奢华。例如，《汉书》在描述汉武帝款待西域使者时，也曾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其盛情款待，虽语义相近，但用意已转为对礼遇宾客的赞美。

炮烙之刑——残酷刑罚的象征

     《荀子·议兵》中提到，帝辛设立了“炮烙之刑”。《吕氏春秋·季秋纪》与《淮南子》也记载了当时确实存在这一酷刑，并提到周文王姬昌曾请求废除此刑。《史记·殷本纪》则称其为“炮格”之刑，后因姬昌的建议而被废止。 关于炮烙之刑的具体执行方式，后世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架设的铜柱上涂抹膏状物，下方燃以炭火，强迫犯人行走其上，脚滑跌入火中烧死；另一种说法是，让犯人怀抱烧红的铜柱，被活活烙死。《列女传》中持后一种观点，并称此为商纣王取悦妲己的手段。而邹诞生的《史记集注》则认为，该刑罚是在铜制网格下放置炭火，让犯人在网格上行走。 《韩非子·喻老》中也提到帝辛“设炮烙”，但根据俞樾的观点，此处的“炮烙”可能指的是烤肉用的铜格，并非刑罚，说明同一词语在不同时期或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含义。

七窍之心——暴虐与迷信的结合

       《史记·殷本纪》记载，比干因劝谏帝辛而触怒了他。帝辛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下令剖开比干胸膛，取出其心来查看。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帝辛的残暴，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圣人”心窍数量的迷信。 《列女传》中则称，比干因劝谏帝辛宠爱妲己而遭祸，被指控为“口出妖言”。妲己则进一步煽动：“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最终导致比干被剖心而死。 《封神演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在第二十六回《妲己设计害比干》中，详细描写了妲己与胡喜媚联手，以索取“玲珑七窍之心”为名，逼迫比干自剖胸膛的情节，使这一悲剧更具戏剧性与传奇色彩。

牝鸡司晨——妇人干政的隐喻

        在周武王姬发讨伐帝辛之前，曾列举其种种罪状。其中引用古语：“母鸡不应在清晨啼鸣；若母鸡清晨啼鸣，则家道必衰。”以此比喻帝辛听信妇人之言、让妇人掌权，从而导致朝政混乱。这一典故后来演化为成语“牝鸡司晨”，成为形容妇人干政、政令失序的经典用语。

纣饮失日——沉溺享乐的写照

       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帝辛在深宫之中，闭门点烛，日夜饮酒作乐，以至于忘记了日期。左右侍从也因长期沉醉而不知今夕何夕，只好派人去问贤臣箕子。箕子对弟子说：“作为天下之主却让全国人都忘记了时间，天下就危险了。如果全国人都不知道而只有我知道，那我就危险了。”于是也以醉为借口，推说自己不知道日期。这一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帝辛沉溺享乐、不理政事的荒唐状态。

其他典故——道德与历史的警示

       此外，与帝辛相关的成语典故还有：

       暴殄天物：（出自《尚书·武成》）：形容糟蹋珍物，不知珍惜；

       离心离德：（出自《尚书·大誓》，转引自《左传》）：形容人心涣散，缺乏凝聚力；

       殷鉴不远：（出自《诗经·大雅·荡》）：提醒人们以殷商灭亡为前车之鉴；

       独夫民贼：（出自《孟子》）：指专制暴君，人民的敌人；

       靡靡之音：（出自《韩非子·十过》）：形容柔弱颓废的音乐，也比喻颓废的思想；

       倒戈相向：（或“反戈一击”，出自《史记·周本纪》与《伪古文尚书·武成》）：形容内部反叛，转而攻击原属阵营；

       助纣为虐：（出自《史记·留侯世家》）：比喻帮助坏人做坏事；

       沉湎酒色、恶贯满盈、奇技淫巧：（均见于《伪古文尚书·泰誓》）：分别形容沉迷享乐、罪行累累、奇巧而无益的技艺。

       这些典故不仅记录了商纣王的荒政与败亡，也成为后世文学、政治、哲学中不断引用与反思的历史镜鉴。它们提醒我们，权力的滥用、道德的沦丧与奢靡的风气，终将导致国家与个人的衰亡。这些故事与成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人物评价汇编】

        祖伊作为商朝末期的重要大臣，曾对殷纣王提出深切劝谏。他指出：“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意思是说，并非先王不保佑后代，而是君王沉溺于享乐，自断与先王的庇佑之缘。他又言：“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祖伊认为纣王罪孽深重，天命已失，商朝即将灭亡，这一切皆因纣王自身所为所致，必将招致国家覆灭的灾难。

       父师对商纣的统治深感忧虑，曾批评道：“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他指出，天降灾祸于殷商，而纣王却沉迷酒色，毫无敬畏之心，甚至轻慢年高德重的旧臣，导致朝纲不振，人心涣散，国势日衰。

       箕子为商朝贤臣，面对纣王暴政，他曾发出悲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此语既是对纣王昏庸的无奈，也流露出对国运的深切哀伤。他虽忠心耿耿，却无法挽救商朝的倾覆。

       周文王姬昌曾评价纣王：“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他指出商纣失德，天下大乱，天命已转，商朝的统治难以持久。他又言：“帝王猛暴无文，强梁好武，侵凌诸侯，苦劳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周文王认为纣王刚愎自用，穷兵黩武，导致诸侯离心，百姓怨声载道，是王朝覆灭的前兆。

         周武王姬发在讨伐商纣时曾言：“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他指出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违背天命，破坏礼制，疏远亲族，废弃先祖之乐，沉迷于淫靡之音，取悦妇人，实为亡国之兆。 他又言：“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周武王斥责纣王残暴无道，糟蹋天物，残害百姓，成为天下罪人逃亡的庇护所，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国破家亡。

           周公姬旦曾对后世君王提出忠告：“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他指出，纣王沉溺酒色，放纵无度，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国家覆灭。他强调，只有修德敬民，方能长治久安。

         祭公谋父评价商纣：“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他指出，由于纣王暴政，百姓无法忍受，纷纷拥护周武王起兵讨伐，最终在牧野之战中推翻商朝。

          栾书言：“纣之百克，而卒无后。”他指出，尽管纣王多次取得胜利，但终因失德而没有后代继承，最终导致商朝灭亡。

         《墨子》中描述商纣王：“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啕无告也。”墨子以极为严厉的笔触描绘了纣王的暴虐统治，指出其不仅亵渎天地，更残害百姓，连无辜的老人、儿童和孕妇都难逃毒手，百姓哀嚎，无人诉苦。 **子贡：** 子贡评价纣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他认为后人对纣王的评价过于极端，许多罪名可能是后人因“下流”之名而归咎于他，提醒人们要理性看待历史人物。

        吴起曾言：“在德不在险。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他指出，国家的强盛不在于地理险要，而在于德政。即便商纣拥有天然屏障，但因失德，终被周武王所灭，警示后人应以德治国。

        孟子对纣王的评价深刻而富有哲理。他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认为纣王残害仁义，已不配为君，诛杀他只是除掉一个暴君。 他又言：“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孟子指出，商纣初期尚有先王之风，又有贤臣辅佐，因此国运尚可维持，但最终因失德而失天下。 他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强调统治者若失去民心，必然失去天下。

       《荀子·非相篇》称：“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此为对纣王个人能力的肯定，认为他身材魁梧、力大无比，是天下少有的豪杰。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他对纣王的才能给予肯定，但也指出其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亡国。 他又言：“夏桀、殷受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指出纣王虽勇武非凡，但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终致众叛亲离。 他还评价：“帝辛湛湎，诸侯不享。”说明纣王沉溺酒色，导致诸侯不再朝贡，国家威信尽失。

            张昭评价：“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他指出，纣王沉溺享乐，当时人并不认为是恶行，但后人却以此为亡国之鉴。

        刘禅言：“是以汤、武脩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他通过历史对比，强调德政的重要性，指出桀纣因暴政而亡国。

         夏侯湛在《新论》中写道：“纣乱太熟烂矣，武王乃往伐之。”他认为商纣的暴政已至极点，周武王讨伐是顺天应人之举。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评价：“帝辛淫乱，拒谏贼贤。”指出纣王荒淫无道，排斥贤臣，导致国家败亡。

        朱熹指出：“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他进一步解释孟子“一夫”之意，强调纣王已失去君德。 他又言：“民苦虐政之甚，异于纣之犹有善政。”认为后世暴政甚至不如纣王时期尚存的一些善政。

        朱元璋评价：“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餟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他强调君主应虚心纳谏，指出纣王拒谏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朱瞻基：** 朱瞻基指出：“古帝王有德者，莫盛于尧舜禹汤文武，故天下皆归之；不德者莫甚于桀纣幽厉，故天下皆畔之。”他通过历史对比，强调德政的重要性。

         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认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他提出若立贤不立嫡，商朝或可避免灭亡。

         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帝指出：“桀纣之亡，失民心也。民心既失，天下国家，沦胥以亡，甚可畏也。”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民心，否则将重蹈桀纣覆辙。

           毛泽东在评价商纣时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他又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毛泽东对纣王的历史形象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其功绩不应被忽视。

         郭沫若高度评价纣王的历史贡献：“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中华民族之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他还指出：“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我国现在江苏西北部和长江流域的最初开发，帝辛是有过功绩的。但是帝辛也是一个暴虐淫侈的国王。”郭沫若既肯定了纣王的历史功绩，也指出其暴政导致亡国。

         以上内容综合了历史文献、政治评论与文学评价，全面展现了商纣王及其时代的历史面貌。

【人物争议】

       帝辛，作为商朝末代君主，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的称号繁多，诸如“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等，不一而足。在后世的文艺作品中，也出现了如《封神演义》中的“商受”“殷受”以及一些衍生作品中所使用的“殷寿”等称呼。

称号

     在商代，“王”与“帝”均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但“帝”也有“上帝”之意。殷人相信，商王死后可以升天与“上帝”相配，因此他们在祭祀先祖时，也将先王尊称为“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这种神权与王权结合的观念，不仅强化了统治合法性，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关于“辛”字，郑玄曾认为这是帝纣之名。后世学者对商王名号中出现的天干（即“日名”）有着不同解读，有认为是生日、庙号、祭名或死日等说法。

       关于“纣”这一称呼，学界也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是谥号（如蔡邕、高诱、裴骃《史记集解》），有人则认为是“先号后谥”（如杜佑《通典》），即生前为称号，死后转为谥号；还有观点认为它只是生前的称号而已。据研究，商人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谥号制度，《左传》中宋国大夫无谥号的现象，被认为是继承殷商制度的体现。当代学界所讨论的可能与谥号相关的尊号，主要见于甲骨卜辞中的“文”“武”（如“武丁”“文武帝”）以及日名，而“纣”并不在此列。 郑玄、孔颖达等学者认为“纣”是帝辛生前的称号，并指出帝辛本名“受”或“受德”，这两个名称与“纣”发音相近，后来逐渐演化为“纣”。

        最初，“纣”字并无贬义，而是后人因帝辛的恶行而赋予其负面含义。这一观点被认为较为合理，也揭示了后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观性和演变过程。

在位时间考据

      关于帝辛的在位时间，历史记载存在较大差异。《帝王世纪》和《皇极经世书》记载其在位时间为三十二年，从其父帝乙去世的次年开始计算；《今本竹书纪年》则称其在位五十二年；另有说法称其在位长达六十三年。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从而确定了帝辛统治的终结时间。至于帝辛早期在位时间，该工程通过青铜器铭文排列出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的祀谱，并结合历法推算出帝辛二祀正月初一应为丙辰或庚巳。

       综合岁首、月首等因素，推测帝辛元年可能为公元前1085年、前1080年、前1075年或前1060年。由于目前所确认的帝辛祀谱青铜器中，纪年最晚的是宰椃角的二十五祀，结合牧野之战的时间，工程专家组认为帝辛元年最有可能为公元前1075年，即帝乙去世于公元前1076年，该年仍按帝乙纪年。据此推算，帝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共计三十年。不过，学术界对此仍存在不同意见。

罪行虚实之争

        《尚书·牧誓》中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主要包括听信妇言、忽视祖先祭祀、轻视同族兄弟而重用逃亡罪人、对百姓暴虐等。随着时间推移，文献中对帝辛的罪行描述愈发丰富和具体。然而，这些指控也引发了后世部分学者的质疑。 有观点认为，帝辛的罪行多为后人想象、附会，且随时代发展不断累积而成。早在先秦时期，子贡就曾质疑，帝辛的某些罪行可能是因其作为失败者而被强加的。孟子虽批评帝辛为“一夫”，但也指出其在位时仍有贤人辅佐，且保有善治之风，因此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 宋代罗泌在《路史》中比较了桀与纣的事迹，指出其中存在诸多重复与附会之处，并通过梳理各类文献，发现存在增衍与夸大的现象。他因此表示：“凡言桀纣之事者，吾不敢尽信也。

         朱熹在注释《孟子》时，也指出帝辛时期仍存在善政。 近现代以来，顾颉刚在其著作《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详细梳理了纣王罪行的历史演变。他指出，《尚书》中仅记载了六项罪行，战国时期增加了二十项，西汉时期又增加二十一项，东晋时期再增十三项。可见，纣王的罪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层层叠加的，越往后记载越多，可信度却越低。 傅乐成则依据甲骨文资料指出，纣时的制作、田猎、征伐、祭祀等活动都井然有序，或许帝辛并非昏君，其最终败亡可能与长期征战及年老体衰有关。郭沫若也认为周武王克殷实属侥幸，并指出“万恶朝宗集纣躯”，呼吁为帝辛平反，恢复其名誉。

文化差异视角

      有学者提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帝辛的一些所谓“罪行”其实可以有更客观的解释。例如，帝辛爱酗酒，实则是殷人普遍嗜酒，而帝辛酒量可能较大；所谓“听信妇言”，也并非特例，因为在商代，女性地位较高，不乏如妇好这样的杰出女性人物。商、周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后世多以周文化视角来评判商代行为，这也导致了对帝辛负面评价的增加。

总体可信论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叙事的基本面并无大误。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分析《诗经·大雅·荡》时指出，虽然敌对势力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张之处，但结合商代历史来看，这些指控并非全属诽谤。另有观点认为，尽管帝辛并非一无是处，但他确实具备“暴君”的特征。

         综上所述，帝辛的历史形象在后世被不断塑造、重构，既有真实成分，也有后人附会与夸大。其在位时间、称号来源、统治表现以及历史评价，均存在多种学术观点。这些争议不仅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后世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后世纪念】

     在著名的殷墟遗址中，发现有一座特殊的墓葬——HPKM1567，因其无墓道且未葬人，被考古界称为“假大墓”。该墓葬结构独特，但并未完工，杨锡璋先生认为其应属于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即纣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范毓周等学者的支持。然而，关于该墓葬的归属问题，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仍存在诸多探讨与争议。 此外，在河南省淇县东部约8公里处的西岗乡河口村，淇河之畔矗立着一座相传为纣王的陵墓。墓冢呈长方形，规模宏大，高约12米，长50米，宽25米。墓前立有碑刻，上书“纣王之墓”四个大字，为著名学者周谷城先生于1987年亲笔题写。

       该墓以北还有两座较小的墓葬，民间传说为帝辛的两位妃子——姜王后与苏妲己之墓。 这座传说中的纣王墓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它已被列入第五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研究商代晚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这些遗迹的存在，不仅让人们得以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为后人提供了探寻商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史料记载】

    关于帝辛的历史记载，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与金文等多种史料。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帝辛时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传世文献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古本竹书纪年》，这是一部较为可信的先秦编年体史书，其中有关于帝辛时期的记载。此外，虽《今本竹书纪年》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其中亦保留了部分前人记述的内容，可供参考。《今文尚书》中的若干篇章，如《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酒诰》《召诰》《立政》等，也涉及了商末政治局势及帝辛统治时期的历史背景。至于今本《古文尚书》中的《泰誓》《武成》等篇，虽被学界普遍视为伪古文，但其成文背景及内容仍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此外，《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两篇，以及《诗经·大雅·荡》中对商纣王（即帝辛）的批评与讽喻，也为研究帝辛时代提供了文学与历史交叉的视角。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等篇章对帝辛的生平、统治及其灭亡过程均有较为系统的记述，尽管带有后世史家的评判色彩，但仍是研究商末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考古材料方面，甲骨文资料尤为重要。其中黄组卜辞，即董作宾五期分期法中的第五期卜辞，涵盖了帝乙、帝辛两代君主的时期，个别学者认为可能还包括文丁时期，但尚存争议。这批卜辞为研究帝辛时期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战争活动等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金文方面，亦有若干重要器物铭文可资参考。其中包括邲其三卣，即商二祀邲其卣、商四祀邲其卣、商六祀邲其卣，分别记录了不同年份的祭祀活动；

小臣艅犀尊、小子【上夆下囧】卣（蔑？（“艹”头+“目”+“戌”））、

作册般甗、宰椃角、利簋等青铜器铭文，也涉及帝辛时期的政治人物、祭祀制度与器物铸造背景，是研究商末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帝辛的历史形象既见于后世文献的记述，也通过出土文字资料得以部分还原。这些多元史料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位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家庭成员】

祖父：太丁~商朝第二十八位国君
父亲：帝乙~商朝第二十九位国君
儿子：武庚~邶国第一任君主（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置殷商遗民，将商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三地，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

【帝辛个人世系】

 【一世】【燧人氏】002【伏羲 】003【少典】004【黄帝 】005少昊（玄嚣）006【蟜极】007帝喾】008【契】

   【第八代】五兄弟：008.【1.尧】【2.契】【 3.后稷】，【4.帝挚】【5.台玺】

   【第八代】01.契，02.昭明，03.相土，04.昌若，05.曹圉，06.冥，07.王亥，08.上甲微，09.报丁，10.报乙，11.报丙，12.主壬（示壬），13.主癸（示癸），

商朝>

【第二十一代】01成汤，02太丁，03太甲，04太庚 ，05太戊 ，06河亶甲，07祖乙 ，08祖辛，09祖丁，10小乙，，11.武丁，12.祖甲，13庚丁，14武乙，15太丁

【第三十六代】16帝乙，

【第三十七代】17帝辛（生一子，武庚

【第三十七代】18武庚（周朝封国 邶国 第一任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