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方国与夏朝余绪：商代北方方国的身份之辨
引言
在中国古代史上，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按照传统史书的记载，商汤率兵伐夏，鸣条之战击败夏桀，随后击败忠于夏朝的三嵕，夏朝遂告灭亡，商朝建立。然而，甲骨文的发现却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商朝武丁时期，夏朝似乎还存在一个"小朝廷"——土方国。这一观点由郭沫若、胡厚宣等学者提出，经过几代学者的补充论证，已经成为商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本文将从文献记载、文字考证、历史地理、考古发现等多个角度，系统梳理土方国即夏朝余绪这一学说的主要证据，并探讨其历史意义。

一、商汤灭夏与夏人北迁
传统史书的记载
关于商汤灭夏的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详细记载。商汤即位后，看到夏朝的政治日益腐败，民心渐失，于是起兵伐夏。在鸣条之战中，商汤击败了夏桀，随后又击败了忠于夏朝的三嵕，至此夏朝正式灭亡，商朝建立。这一叙事模式被后世史书所沿用，似乎商汤灭夏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朝代更替过程。

然而，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商汤灭夏的过程远比传统史书记载的复杂。清华简《尹至》中有"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记载，表明商汤并非从正面进攻夏朝都城，而是从嵩山西部迂回，突然进攻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邑"（学者多认为即二里头遗址）。攻下西邑之后，才有鸣条之战的爆发。这种"迂回进攻"的战术，说明商汤灭夏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而非简单的军事对决。

夏人的去向
夏朝灭亡后，夏人的去向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史书记载，鸣条之战后，夏桀被流放于南巢，夏朝宗室成员和贵族们四散逃匿。《史记·夏本纪》载："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说明夏人在失国之后，曾经有过流亡的经历。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一记载暗示，部分夏人在夏朝灭亡后向北迁徙，成为后来匈奴的祖先。虽然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现代DNA研究的确显示，中原地区古代居民与北方草原民族存在一定的血缘联系。

左传中也有关于"夏墟"的记载，说明夏人曾在晋南地区聚集。当商汤再度攻来时，部分夏人可能沿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北部乃至河北北部地区。这一迁徙路线，与甲骨文中土方国的地理位置存在高度重合。

二、土方国的历史定位
土方国的地理位置
关于土方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但主流意见认为土方位于商朝都城安阳的西北方向。根据郭沫若的考证，土方位于如今山西北部一带，距离殷都大致十二三日路程。日本学者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认为，土方位"殷的北边，工口方东部"。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进一步确认土方在今河北省北部。

从甲骨卜辞的记载来看，土方与工口方相邻，两国常联合行动。土方还与沚国、囗国相邻，曾侵占沚国的"东鄙"和"西鄙田"。这些地理信息表明，土方国的核心区域应在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

土方国的军事实力
土方国是商代军事实力最强的方国之一。甲骨卜辞显示，武丁时期对土方的战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商代方国战争中实属罕见。商王曾"共人五千征土方"、令"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动员兵力之多，充分说明了土方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郭沫若在《殷墟卜辞研究》中考证指出："在殷商时期，土方是与殷商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这一评价从侧面印证了土方国在商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武丁甚至亲自征伐土方，还派出了著名的女将军妇好挂帅出征，可见商王对土方问题的重视程度。

土方与商朝的深仇大恨
值得注意的是，土方国与商朝之间的战争具有异常的激烈性和持续性。按照常理推断，土方位于西北，距离殷都相距千里，商土之间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必频繁爆发激烈战争。然而，甲骨卜辞却显示，商土之间不仅爆发了激烈而频繁的战争，而且是商人长途远征，这说明双方的确存在深仇大恨。

这种深仇大恨的根源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仅仅是领土争端或利益冲突，但考虑到土方国的强大实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土方国很可能是夏朝的残余政权，对商朝有着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而商朝也担心这一威胁死灰复燃，因此双方才会进行如此激烈而持久的战争。

三、土方即夏方：核心证据
文献证据：诗经与尚书
支持土方即夏方这一学说的第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先秦文献。诗经商颂载："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也有"帝釐下土方"的记载。这里的"下土方"指的是大禹治理之下的广大区域，也就是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学者程憬在《夏民族考》中指出，诗经商颂是商朝后裔宋人所作，谈及禹夏时沿用了商朝对夏朝的"土方"旧称。这一解读为"土方即夏方"的说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从历史背景来看，商人与夏人长期共存于中原地区，对夏朝的称呼自然会带有自己的文化印记。"土方"这一称谓，可能正是商人对夏朝的一种他称，反映了夏人"居土中"、"治下土"的文化特征。

文字证据：土、杜、雅、夏的音义关系
支持土方即夏方的第二个重要证据来自文字学的考证。《世本》载："相土作乘马"，《荀子》载："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中则称"乘杜"为"乘雅"。这些记载表明，"土"、"杜"、"雅"三个字在上古音中可以互通。

在此基础上，学者胡厚宣在《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中指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这一考证从音韵学的角度证实了"土方"与"夏方"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这一考证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其逻辑链条是完整的，为"土方即夏方"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文字学支撑。

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上古音中"土"与"杜"音近，"杜"与"雅"音近，"雅"与"夏"音近。这种音近相通的现象在先秦古籍中并不罕见，如"雅"字本身就具有"正"的意思，而"夏"字在古汉语中也有"正"的意思（如"雅言"即"正言"）。因此，"土"、"杜"、"雅"、"夏"四字之间存在音义上的内在联系，为"土方即夏方"的说法提供了语言学依据。

地理证据：土方的方位与夏朝的地理位置
支持土方即夏方的第三个重要证据来自历史地理学。从"土方"的字面含义来看，管子说"中央曰土"，汉书说"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因此"土方"含有"中央之国"的含义。夏朝时的夏族居于豫州，位于禹贡九州的中央位置，恰好与"土方"的含义相符。

《说文解字》解释"夏"为"中国（中央之国）之人也"，这进一步印证了"夏"与"土"在地理含义上的相通之处。"夏方"与"土方"都指向位于天下中央的国家，反映了夏人对自己居于中原核心地位的认同。

从考古发现来看，夏朝的核心统治区位于河南中西部，以嵩山为中心的洛阳平原和豫东地区。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斟鄩所在地。商汤灭夏后，部分夏人可能沿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地区。甲骨文中土方国的地理位置与这一迁徙路线高度吻合，为"土方即夏方"的说法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的支持。

文化证据：共同的宗教与祭祀传统
商代甲骨卜辞中关于"土"字的祭祀用法，也为"土方即夏方"的说法提供了文化层面的支持。《甲骨文合集》6385正记载："告土方于上甲"，《小屯南地甲骨》2564记载："告土方于五示"。这些卜辞显示，商王在发动对土方的战争前，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祖先神灵保佑战争胜利。

这种祭祀传统与夏朝的宗教信仰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大禹治水的传说与"下土方"的记载，都反映了夏人对土地和农业的重视。如果土方真的是夏朝的后裔，那么他们继承夏人的祭祀传统，在被商朝征服前保持对祖先的崇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武丁时期的商土战争
战争的激烈程度
武丁时期是商代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对土方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甲骨卜辞详细记载了武丁对土方发动的多次重大战役，其动员兵力之大、参战将领级别之高，在商代方国战争中实属罕见。

《甲骨文合集》6409记载："丁酉卜，殻贞：今早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三月。"这条卜辞记载，商王出动五千人征伐土方。五千人在当时的交通和后勤条件下已是相当大的军事行动，可见武丁对土方问题的重视程度。

《甲骨文合集》6407记载："……登人三千，呼伐土方。"《甲骨文合集》6412记载："辛巳卜，争贞：今早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佑。五月。"妇好是商代最有名的女将军，武丁派她挂帅出征，充分说明了土方问题的严重性。

《甲骨文合集》6438记载："囗戌卜，争[贞]：令三族[从]沚目戈[伐]土方，受……"三族是商代重要的军事力量，沚目戈是沚国的首领。这条卜辞记载，商王令三族跟从沚目戈去征伐土方，显示了商王朝调动多方力量联合作战的能力。

战争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商土之间的战争如此激烈而频繁？传统观点认为仅仅是领土争端或利益冲突，但考虑到土方国的强大实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土方即夏方"的支持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

首先，土方国很可能是夏朝的残余政权，对商朝有着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夏朝被商朝灭亡，夏人流离失所，这种亡国之痛必然会转化为对商朝的刻骨仇恨。当夏人北迁至土方地区后，他们时刻不忘复国雪耻，这种强烈的复仇心理使他们成为商朝最危险的敌人。

其次，商朝也深知土方国的威胁。如果土方真的是夏朝的后裔，那么一旦让土方坐大，夏朝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商朝必须趁土方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之前，将其彻底征服或消灭。这种战略考量，使商土之间的战争具有了"不死不休"的性质。

第三，夏人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即使在被迫北迁之后，夏人仍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组织。这种凝聚力使土方国能够长期与商朝对抗，成为商朝的心腹大患。

战争的结果
经过长期的战争，土方国最终被商王朝征服。甲骨卜辞显示，后期的商王可以"循土方"（巡视土方），表明土方已被纳入商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工口方与皇国"同皇于土方"去敦伐其他方国的记载，更表明土方领土已成为商王朝军事行动的前进基地。

然而，武丁灭亡土方并不意味着夏人后裔的彻底消亡。土方被征服后，其人口逐渐融入商王朝的社会体系之中。在商王朝的政治框架下，原土方国的人口可能转化为商王朝的编户齐民，或成为商贵族的封地和属民。商朝灭亡后，这部分夏人后裔又融入周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五、学术争议与不同观点
对"土方即夏方"说的质疑
尽管"土方即夏方"的说法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但也存在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证据的解读问题。诗经和尚书中的"下土方"是否真的指夏朝，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支持者认为这是商人对夏朝的称呼，反对者则认为"下土方"只是泛指"天下"或"四方土地"，并非特指夏朝。

第二，文字考证的可靠性。"土"、"杜"、"雅"、"夏"四字之间的音义关系，虽然在音韵学上有一定依据，但汉字的音义演变极为复杂，仅凭音近相通就断定"土即夏"，证据略显单薄。

第三，地理考证的问题。如果土方真的是夏朝后裔的聚集地，那么山西北部或河北北部应该出土更多与夏文化相关的考古遗物。然而，目前这一地区的商代考古发现虽然丰富，但直接与夏文化相联系的证据仍然有限。

反对意见的主要论点
反对"土方即夏方"说的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点主要论点：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看，夏朝灭亡（约公元前1600年）到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之间有三百多年的时间间隔。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夏人的后裔是否还能保持完整的族群认同和政权组织，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其次，从甲骨卜辞的内容来看，土方与商朝的战争主要是领土争端和利益冲突，看不出有明显的"复国"或"复仇"色彩。如果土方真的是夏朝后裔，甲骨卜辞中应该会有更多关于"夏"的记载或暗示，但实际并非如此。

第三，从考古发现来看，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商代文化遗存（如石楼类型青铜器）虽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其文化源头仍然是商文化，而非夏文化。这些方国虽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其文化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折中观点
面对"土方即夏方"说及其质疑，一些学者提出了折中观点。他们认为，即使土方不完全等同于夏朝后裔，土方地区也可能有夏人后裔的存在。商汤灭夏后，部分夏人北逃至山西、河北一带，与当地原有居民融合，形成了新的族群和政治实体。土方国可能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其居民中可能包含相当比例的夏人后裔。

这种折中观点既承认了夏人北迁的历史可能性，也避免了将土方国简单等同于夏朝的直接延续。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这种审慎的态度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学术立场。

六、土方国与夏朝的历史意义
对夏商关系的新认识
如果土方国真的是夏朝的后裔政权，那么我们对夏商关系的认识就需要重新审视。传统观点认为，商汤灭夏是一个相对简单直接的朝代更替过程，夏人或者被屠杀，或者被同化，或者流亡边疆，但都不再构成对商朝的威胁。然而，甲骨卜辞显示，即使在夏朝灭亡三百多年后，夏人的后裔仍然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方国，与商朝进行着殊死的对抗。

这一发现表明，夏商之间的恩怨远比传统史书记载的复杂。商人虽然消灭了夏朝的中央政权，但未能彻底消除夏人的抵抗意志。夏人后裔在北方的长期抗争，成为商王朝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亡国不亡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个例，后来的南宋、明朝等都有类似的情况。

对商代政治格局的再思考
土方国的存在，也为我们理解商代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观点认为，商代方国主要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或依附于商朝的部落。然而，土方国的例子表明，商代还存在一些与商朝有着深刻矛盾的独立方国，他们并非商王朝的附属，而是与商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

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商代的政治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层次化的特征。商王朝不仅要处理与友好方国的关系，还要应对来自敌对方国的威胁。武丁时期的大规模对外战争，正是这种复杂政治格局的体现。通过对这些战争的记载，甲骨卜辞为我们研究商代政治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对中国古代民族认同的启示
土方国与夏朝的关系，也为中国古代民族认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亡国之民是否还能保持民族认同？这种认同能够持续多久？土方国的例子表明，即使在三百多年后，流亡的夏人后裔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烈的族群意识和政治认同。这种认同既是他们团结抗争的精神支柱，也是商朝难以彻底消灭他们的根本原因。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完成的。夏人、商周人、夷狄之人，经过数千年的交往交流，最终融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土方国的故事，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