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gāo gōu lí]~东北亚地区重要民族政权（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

概述：

      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汉唐时期在东北亚地区活跃的重要民族政权，其国祚长达七百余年，地域范围涵盖了今天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曾改称为“高丽”，也被称为“高氏高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高丽（王氏高丽）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 高句丽政权建立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所创立，最初位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早期都城设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到了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在东汉时期，高句丽先后被汉和帝、汉灵帝击败，两度成为东汉的附属国。公元209年，高句丽再次迁都至丸都城。 自汉朝以来，高句丽一直处在历代中原政权的羁縻藩属体制之下。四世纪中后期到五世纪中叶，高句丽逐步向南扩展至朝鲜半岛，占领了礼成江、汉江流域等重要区域，并于公元427年将都城迁至平壤（今朝鲜首都）。这一时期，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朝鲜三国时代”或“后三韩时代”。 进入五世纪后期，高句丽开始自称“高丽”，并在朝鲜半岛上多次击败百济和新罗，逐渐确立了其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面对隋炀帝大业年间隋军的大规模入侵，高句丽成功地击退了多次进攻。然而，唐朝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最终被唐朝攻灭，其遗民主要融入了汉族及朝鲜半岛的其他民族之中。 在高句丽强盛时期，其疆域极为辽阔：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部跨越辽水；北部则延伸至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据专业研究高句丽历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著作《中国高句丽史》和《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考证，高句丽曾拥有一支约六十万人的强大军队，这不仅彰显了其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动员能力。 通过对高句丽历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古代东北亚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发展，为当今的文化交流和地区合作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国号

     高句丽，《后汉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这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期间，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据记载，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建立了这个国家，因此得名高句丽。有学者罗新认为，“高句丽”的本意是“山城”。 到了5世纪后期，高句丽开始改称“高丽”。这一变化在出土文物如“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和“中原高句丽碑”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文物均将本国称为“高丽国”。同时期，其君主也被中原王朝的皇帝册封为“高丽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出现的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并非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两个政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立国时间不同、历史发展路径各异、统辖区域不同、辖境内的民族构成也有所区别，且王氏高丽的王族并非高氏高丽的后裔。 关于高句丽改称高丽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李殿福先生认为，高句丽改用“高丽”是在南梁时期，即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册封高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时正式更改国名为“高丽”。孙进己先生依据《魏书·冯文通传》中的记载，推测435年以前高句丽就已经使用“高丽”这一名称。杨保隆先生则提出，“高丽”可能是“高句丽”的简称，最早出现在4世纪末，并在5世纪末6世纪初被高句丽人广泛使用。随着“高丽”这一简称的出现，它与“高句丽”（骊）全称在史籍中交替出现了一百多年，直到隋唐时期才完全取代了全称。魏存成先生认为，高句丽改称高丽应是在5世纪末，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并用，到隋唐时期就不再见到“高句丽”的名称了。 为了便于区分这两个政权，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一般将由朱蒙所建立的高氏政权称为“高句丽”，而将后来的王氏政权称为“高丽”。这种命名方式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历史上这两个政权的区别和发展脉络。

【历史】

建立政权

       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沸流水畔的纥升骨城（现今位于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也有观点认为是在桓仁县城附近）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关于高句丽的建国传说，最早可见于好太王碑的碑文记载。 根据碑文的第一部分内容描述：“追溯往昔，始祖邹牟王开创基业之时，他来自北夫余，是天帝之子，母亲为河伯郎，从卵中破壳而出，生来便具备非凡的品德……邹牟王驾临南方巡视，途径夫余奄利大水时，站在渡口说道：‘我是皇天的儿子、河伯女郎所生的邹牟王，请为我用芦苇搭建浮桥并让乌龟驮载。’话音刚落，芦苇便自动连接成桥，乌龟也浮出水面承载着他渡过河流，随后在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建立了都城。” 除了这段碑文外，《魏书》以及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等史料中也记载了更为详尽的高句丽建国传说。这些传说揭示出朱蒙（即邹牟）可能是扶余王室非嫡系出身的王子，他的母亲或许只是一名侍婢。由于内部权力斗争的原因，朱蒙离开北扶余，并且可能带领着一个小部落一同南下，这个小部落后来成为了高句丽王族（桂娄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高句丽政权建立初期，它逐步吞并了周边的一些小民族和政权，逐渐壮大自身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句丽建国之初，其国号可能并非“高句丽”，而是被称为“卒本扶余”。直到公元14年，“卒本扶余”占领了新朝玄菟郡下的高句丽县后，才开始改称为“高句丽”。 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在高句丽县曾经存在一个名为“句骊胡”的群体，他们属于沸流部，与“卒本扶余”并不是同一个部落。当王莽政权杀害了高句丽侯騊（此部落的一位首领）之后，朱蒙的儿子琉璃王兼并了高句丽县内的“句骊胡”，并借用了他们的名称，最终将国号改为“高句丽”。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高句丽政权正式确立了自己的名称和地位，在东北亚地区开启了新的篇章。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在这一时期，高句丽的发展和变迁也成为了东北亚地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3年，高句丽将都城迁至今日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国内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从此成为了高句丽的政治中心，并在此后400多年间一直作为其国都。随着东汉政权的建立，高句丽逐渐发展壮大，不断兼并周边边疆政权，实力日益增强。 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春季，高句丽军队入侵辽东地区，对六个县进行了侵扰和掠夺。东汉太守耿夔率军反击，成功击败了高句丽军队，斩杀了其首领。这次军事失败促使高句丽调整与东汉的关系，分别于109年和111年两次派遣使者前往东汉朝廷，表达友好意愿。特别是在公元111年（汉安帝永初五年），高句丽太祖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进献地方特产，并请求归属玄菟郡管辖。自此，高句丽成为东汉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王国，这种隶属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118年。 到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玄菟郡太守耿临率军进攻高句丽，斩首数百人。面对军事压力，高句丽王伯固亲自乞求投降，汉灵帝遂将高句丽领土划归东汉辽东郡治下。然而，在熹平年间（172-178年），高句丽又重新被划归玄菟郡管辖。 东汉末年，辽东郡被公孙度控制。公元197年，高句丽国王高男武去世，其遗孀王后拥立高延优（即伊夷模）为新任国王。然而，前任王子高发歧对此不满，发动政变围攻王宫。但因国内无人支持他，最终高发歧不得不投奔公孙度，借兵三万反攻国内城，结果以失败告终，高发歧自刎而死。此时，经过战争破坏的国内城已经无法继续作为国都使用。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伊夷模于公元198年下令修建新的都城——丸都城，并于公元209年正式迁都至此，开启了高句丽发展的新篇章。 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高句丽与东汉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见证了这个古老王国在动荡年代中的顽强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复兴与扩张

      高句丽在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崛起 在三国时期，高句丽为了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主动寻求与强大的曹魏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辽东郡发起了攻势。当曹魏成功攻占辽东之后，高句丽却突然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关系，并迅速派遣军队袭击了辽东西部地区，试图获取更多的利益。 正始五年（244年），面对高句丽的背信弃义行为，曹魏决定给予严厉的反击，最终摧毁了丸都城这一重要据点，使得当时的高句丽东川王不得不逃往沃沮以躲避追击。曹魏军队在摧毁丸都城后误以为高句丽已经彻底灭亡，因此很快就撤离了该地区。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70年之后，顽强的高句丽人民重新修建了丸都城，并且开始积极地向周边地区发起攻击，其中包括辽东、乐浪和玄菟等地，显示出了强大的复原能力和进取精神。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由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乱状态，这为高句丽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尽管在此期间，高句丽也曾向中原各个王朝表示臣服，并且遭受过来自曹魏以及慕容鲜卑政权两次较大规模的打击，但这些并没有阻碍它不断发展壮大。 特别是在永嘉五年（311年），趁着中原局势动荡不安之际，高句丽抓住机会于秋季八月袭击并占领了辽东地区的西安平，成功切断了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重要水陆交通线路。紧接着，在永嘉七年（313年）冬季十月，又进一步侵犯了乐浪郡，俘虏了大约两千多名男女居民，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和影响力。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高句丽在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实现了显著的复兴与扩张。

高句丽南进朝鲜

      高句丽在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其对外扩张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实力。建兴二年（314年）秋季九月，高句丽向南进军，成功攻占了带方郡，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其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也为其后续的领土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谈德（392至412年在位）统治时期，高句丽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广开土王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他的领导下，高句丽军队不断向周边地区发起进攻，先后征服了百济、契丹和夫馀等势力，并最终于广开土王十三年（404年）全面占领了玄菟与乐浪两郡，将辽水以东的大片土地纳入版图。这一时期的高句丽国力空前强盛，疆域范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高句丽的扩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咸康八年（342年），丸都城遭受前燕军队的猛烈攻击；咸安元年（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突袭平壤城，导致高句丽故国原王在战斗中不幸被流矢击中身亡。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新继位的小兽林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内局势，包括颁布新法、确立佛教为国教以及建立仿效中原体制的教育机构“太学”。同时，他还着手改革军队编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平安好太王继续发扬前辈们的开拓精神，成功攻克辽东地区。自好太王即位后，高句丽进入了鼎盛时期。根据其子长寿王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曾在一个战役中一举攻克扶余64座城池及1400个村庄，随后又兼并了北方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此外，他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绝对优势，并在新罗、百济、伽倻和倭之间的纷争中迫使新罗屈服，进一步扩大了高句丽的影响力。 义熙九年（413年），长寿王继承父业登上王位。由于当时百济与新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决定将首都迁至平壤，以便加强对这两个邻国的有效管理。长寿王延续了父亲好太王的扩张策略，在五世纪末期，他再次吞并了部分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并与北魏展开激烈对抗，同时维持着对新罗的控制权。 到了长寿王统治时期，高句丽的版图已经十分辽阔，东临日本海，南至牙山湾/竹岭，西达辽河，东北则延伸至挹娄之地。这段辉煌的历史见证了高句丽民族在东亚大陆上创造的伟大成就。

高句丽改称“高丽”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当对高句丽王进行册封时，对其国号的称呼出现了变化，将“高句丽”改称为“高丽”。这一历史转变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 根据《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的记载，最早使用“高丽”这一名称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463年）。当时，在七月乙亥这一天，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被进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标志着“高丽”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书中。 479年，齐代陈后，南齐继续沿用“高丽”这一名称对高句丽王进行册封。学者们推测，最早册封高句丽为“高丽”的是南齐。这一推测得到了韩国出土的两件5世纪末碑铭文的证实。这些碑铭文不仅证明了南齐对高句丽的册封，也表明高句丽在接受南齐的册封后，正式改称“高丽”。 此后，高句丽在向北魏朝贡时，其使臣奉上的国书中也开始自称“高丽”。北魏也随之册封其国主为“高丽王”，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新的国号。 从5世纪末开始，高句丽进入了“高句丽”与“高丽”并用的过渡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隋唐时期，史籍中逐渐不再出现“高句丽”这一旧称，而统一使用“高丽”作为该国的正式名称。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不同政权之间外交关系的演变。

内部纷争

     在六世纪，高句丽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然而，随着安藏王被刺杀，他的兄长安原王继位，这一时期的繁荣逐渐蒙上了阴影。安原王统治期间，王室内部的纷争不断加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围绕着王位继承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下，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为王。但不幸的是，权力争夺并未因此平息。 反对派幕僚们不甘心屈居人下，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并在各自的领地上实施实质性的控制，导致中央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外部威胁也接踵而至。50年代，高句丽北部边境频繁遭受游牧民族的袭击，使得本已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雪上加霜。尽管如此，内部的权力斗争仍然持续不断，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防御能力。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为了摆脱长期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决定联合起来对抗高句丽。在这场战争中，高句丽失去了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汉江流域——这片土地不仅肥沃富饶，更是连接南北交通的关键地带。经过这场惨烈的战斗，百济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量，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 承圣二年（公元553年），新罗以帮助百济抵御外敌为名出兵，却突然对盟友百济发动了攻势，最终将整个汉江流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面对新罗的背信弃义，百济圣王在次年发动反击，试图夺回失去的土地并报复新罗的背叛行为，但在战争中不幸被擒，并最终遭到处决。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高句丽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逐渐走向衰落。

与隋朝的战争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即公元597年，平阳王联合靺鞨部族发起了对辽西军事驻地的进攻。这一行动是他们先发制人的战略举措，然而，他们的攻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到了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军事行动以应对来自高句丽的挑战。他任命汉王杨谅和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并委任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约三十万人，兵分两路向高句丽进发。陆路方面，由汉王杨谅率领的大军从临渝关（即今天的山海关）出发；而水路部队则由周罗喉指挥，从东莱（今山东省掖县）出海，直指平壤城。 然而，这次军事行动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难行，严重影响了后勤补给，导致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面临饥饿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军中还爆发了疫病，这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水路部队也在海上遇到了猛烈的风暴，许多船只沉没。九月二十一日，鉴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人员损失，隋军被迫撤退。据记载，在这场战役中，隋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参战人数的八成到九成。 尽管如此，当高句丽婴阳王高元上表表示臣服，称自己为“辽东粪土臣元”时，隋文帝还是选择了罢兵，恢复了之前的外交关系。这次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是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反映了当时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

隋炀帝时期

   高句丽王高元未遵循藩属国应有的礼仪规范，这引发了隋炀帝的不满，决定对其发动军事征讨。隋炀帝颁布诏书，召集全国各路军队，无论南北远近，均需汇集于涿郡。除了正规军外，还有大量民夫参与物资运输工作，人数多达数十万，道路上昼夜不息地挤满了人，死者相枕藉，尸体腐烂的气味弥漫在道路上，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动荡。 在首次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为了筹备战争，对百姓实施了过度严苛的赋税和劳役政策，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当时，百姓的物质资源与劳动力都已濒临枯竭，顺从官府意味着要忍受无法承受的饥寒，很快就会面临死亡；而选择抢劫掠夺反而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生存。于是，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其中著名的有王薄、豆子頡、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反抗运动，他们攻城略地，声势浩大。尽管隋炀帝命令都尉、鹰扬将军及地方官员全力镇压，但仍然无法遏制起义浪潮的蔓延。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朝大军在涿郡集结完毕，总兵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另有两倍于此数量的民夫负责后勤补给。三月底，隋军抵达辽河岸边。由于浮桥尚未完全建成，部分士兵不得不涉水过河与对岸的高句丽军队交战，造成大量伤亡，包括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在内的多位将领阵亡。之后，隋军延长了桥梁，成功渡过辽河，并在东岸击败了高句丽军。 起初，隋炀帝担心将领们会轻率出击以争取个人功名，因此下令将部队分为三路行动，要求任何军事行动必须相互通报，不得单独冒进，并且所有的军事决策都需要先向他请示。同时，他还指示诸将，若高句丽表示愿意投降，则应予以安抚接纳，避免继续进攻。然而，在辽东城即将被攻陷之际，城内守军假意求降，当隋军停止攻击并等待皇帝旨意时，高句丽军又重新组织防御，恢复抵抗。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使得隋军错失良机，最终未能攻下辽东城。即使后来隋炀帝亲自前往前线指挥，士气低落的隋军面对顽强抵抗的辽东守军也无力取得突破。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四万精锐从江淮出发，沿浿水（即今朝鲜的大同江）进军至平壤附近登陆作战，但遭到高句丽军队的重创，仅数千人得以生还。宇文述等人率领的三十万五千大军同样遭遇惨败，左屯卫将军辛世雄阵亡。这支军队渡过辽河时有三十万五千人，返回辽东城时仅剩下两千七百余人，大量的军需物资、武器装备也随之丢失殆尽。第一次征讨高句丽之战以隋军的失败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正月，他再次下诏征集全国兵力汇集涿郡，并开始招募平民加入骁果军。此时，杨玄感因受到隋炀帝猜忌而起兵反叛。得知消息后，隋炀帝秘密召回各路将领，下令撤军。隋军撤离时，遗留下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和器械，营帐也原封不动地被弃置。由于撤退过于仓促，军队失去了正常的组织结构，各路分散而行。虽然高句丽派出数千骑兵追击，但由于隋军人数众多，高句丽军不敢过分靠近。不过，隋朝的后军仍有数万人，高句丽军尾随袭击，最终杀伤了数千名疲惫不堪的隋军士兵。杨玄感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这次事件进一步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基础。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第三次亲征高句丽。这一时期，隋朝再次下诏征集全国兵力，准备对高句丽发起进攻。三月，隋炀帝抵达涿郡，然而，士兵们在行军途中不断有逃亡现象发生。 当隋炀帝来到临渝宫时，举行了祭祀黄帝的仪式，并处决了一些叛乱者以示警戒，但这些措施仍未能有效阻止士兵们的逃离。到了秋季七月，隋炀帝到达怀远镇。此时，国内局势已经相当混乱，被征调的士兵大多未能按时集结，而高句丽也因连年战事疲惫不堪。 来护儿将军抓住机会，打算向平壤进军。高句丽王高元感到恐慌，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并将之前扣押的斛斯政送还给隋朝。隋炀帝对此感到非常满意，随即下令召回正在前线的军队。然而，这次高句丽的请降实际上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意在暂时缓解军事压力，但隋炀帝并未识破其真实意图。 来护儿认为这是彻底击败高句丽的大好时机，因此不愿意撤军，但其他将领都遵从了皇帝的命令，最终还是选择撤回。 此次征战不仅让大量士兵丧生，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自第一次征讨开始，国内便陆续爆发农民起义。至第三次出征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严重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同年十月，隋炀帝返回东都洛阳，随后又前往西京长安。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要求高句丽王入朝觐见，但对方并没有前来。于是，隋炀帝再次下达备战命令，准备第四次征讨高句丽，但最终未能成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征讨期间，高句丽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但实际上却未履行相应的义务，不仅没有亲自前来觐见，还继续扣留大批隋朝百姓作为人质。这使得当时很多被掳掠到高句丽的中原人在郊外见到故国之人时不禁痛哭流涕。 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这场战争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导致了隋朝内部的全面崩溃。北周留下的强大基业被消耗殆尽，华夏大地遭受重创，人口锐减至200余万户。同时，由于国家实力的削弱，吐谷浑趁机重返故地并攻打隋朝西部边境，而东突厥势力则迅速崛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状态。突厥可汗甚至觊觎中原地区，试图效仿前代君主统一中国。可以说，隋炀帝的这次军事行动对华夏文明造成了深远且负面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高句丽本身所造成的破坏。

与唐之争

   唐太宗时期的东征高句丽之战，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对外军事行动，充分展现了唐王朝的强大国力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 贞观年间（627-649年），大唐帝国在李世民皇帝的英明领导下，国力强盛。此时的唐朝不仅攻灭了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等周边势力，在西域地区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威震四海。然而，位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却对新罗频频施压，并试图切断新罗与唐朝之间的联系通道，这引起了唐太宗的高度关注。 贞观十七年（643年），新罗遣使向唐朝求援，控诉高句丽欲图断绝其与大唐的通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唐太宗派遣使者前往高句丽，要求其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但高句丽拒绝了这一和平提议，迫使唐太宗不得不做出武力回应的决定。 为了这次远征，唐太宗精心部署：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统率来自江淮、岭南等地的精锐部队四万余人，以及长安、洛阳招募的三千勇士，从莱州出发，经由海路直指平壤；同时，委任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六万大军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人士兵，沿陆路挺进辽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征规模虽不及隋炀帝时期，但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动员方式，避免了过度消耗民力，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 贞观十九年（645年）春，唐军正式展开攻势。三月，李勣率部抵达幽州，随后唐太宗亲临定州慰问将士。许多未被列入征召名单的百姓也纷纷请求随军出征，表达了他们效忠朝廷的决心。唐太宗深受感动，但出于对士兵安全的考虑，婉拒了这些请愿者的好意。 随着战事推进，唐军捷报频传：李勣攻克盖牟城，俘获两万余人及大量物资；张亮率部攻占卑沙城，生擒八千余人；程名振夜袭建安城，斩敌数千。尤其在辽东城一役中，唐军以少胜多，击溃高句丽四万援军，斩首千余级。而当李思摩负伤时，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疗伤，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最令人瞩目的战役发生在安市城外。面对十五万高句丽和靺鞨联军的围困，唐太宗巧妙运用伏兵战术，诱敌深入后突然发起猛攻。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薛仁贵勇冠三军，带领唐军一举击溃敌军主力，斩首两万余级，俘虏三万六千多人。此役不仅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更令高句丽举国震惊，不少城市不战而降。 尽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考虑到时值深秋，气候转寒，后勤补给困难，唐太宗最终决定班师回朝。此次东征虽然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但却彰显了大唐盛世的辉煌，巩固了东亚地区的秩序，也为后续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体现，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唐太宗李世民在高句丽之战后，以从容不迫的姿态班师回朝。当大军行至安市城下时，唐太宗特意下令军队列阵展示军威。面对如此盛大的场面，安市城内的百姓纷纷躲避，不敢外出。而安市城主则登上城墙，向唐太宗表达敬意并告别。唐太宗对安市城主的坚守与忠诚表示赞赏，并赐予他百匹绸缎作为嘉奖。 在返回长安的路上，唐太宗得知太子已前来迎接，为尽快见到爱子，他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亲自策马疾驰。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在整个征伐高句丽的过程中，唐太宗并未受到任何伤害，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和指挥能力。 尽管唐太宗因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而感到遗憾，但从战果来看，此次远征无疑是成功的。在这场战役中，唐军攻占了包括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在内的十座重要城池，迁徙了辽州、盖州、岩州三地共七万余户居民到中原地区。此外，在新城、建安、驻跸等三次重大战役中，唐军重创高句丽军队，斩首四万余级（实际杀敌数量通常远超此数）。虽然唐军也付出了近两千名士兵和八千匹战马牺牲的代价，但这些损失与取得的战果相比微不足道。尤其是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唐军全歼了由高延寿、高惠真率领的十五万高句丽军队，缴获战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及其他大量装备物资。 回到长安后，群臣建议采取一种更为巧妙的战略：派遣小股部队对高句丽进行骚扰性攻击，使其民众疲于应付，无法安心耕种，从而导致粮食短缺，最终削弱其国力。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此后，唐军多次对高句丽发动突袭：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勣、李海岸率军分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勣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多座城池，高句丽守军背靠城墙顽强抵抗，但均被李勣击败，唐军还焚烧了这些城市的外城。牛进达、李海岸所部进入高句丽境内后，历经百余次战斗，战无不胜，攻克石城。进军至积利城下时，遭遇一万多高句丽军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两千余级（实际杀敌更多）。 同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其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表达了对唐朝的顺服之意。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在易山击破五千高句丽步骑兵。当晚，一万多高句丽军企图偷袭古神感的船只，再次被击退。薛万彻率军渡过鸭渌江，抵达泊灼城，高句丽人闻风丧胆，纷纷弃城逃窜。大酋长所夫孙试图抵抗，却被薛万彻斩杀，随后又击破三万高句丽援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周边国家如百济与新罗也卷入其中。百济趁机攻占了新罗的十三座城池，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动荡。

唐高宗时期

     高宗时期是唐朝对外军事扩张与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战争和外交活动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安全，也彰显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 永徽五年（654年），安固率领高句丽军队联合靺鞨兵对契丹发起攻击。然而，在新城之战中，唐朝松漠都督李窟哥成功地将这支联军击败，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役显示了唐朝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力量的强大威慑力。 次年即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再次联手百济和靺鞨对新罗发动入侵。面对严峻形势，新罗王金春秋紧急向唐朝求援。唐高宗迅速做出反应，命令营州都督程名振以及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领军队前往支援。同年夏季五月，程名振等人率部渡过辽水后，遭遇了前来迎战的高句丽军队。尽管对方看到唐军人数较少而轻视之，但程名振指挥若定，最终以少胜多，重创敌军，斩杀俘虏千余人，并焚毁了敌方的外城及周边村落后凯旋而归。 显庆三年（658年）六月，程名振与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共同率兵攻打高句丽的赤烽镇并顺利攻克。此役共斩首四百余级，俘虏一百余人。随后，高句丽派遣大将豆方娄率领三万大军进行反击，但程名振巧妙地利用契丹兵力进行迎击，再次击败了高句丽军队，斩首两千五百余级，进一步削弱了高句丽的战斗力。 显庆四年（659年），薛仁贵在横山一战中击败了高句丽将领温沙门所率部队，为后续作战奠定了基础。 显庆五年（660年），由于百济依赖高句丽的支持频繁侵犯新罗，新罗王春秋不得不向唐朝求助。唐高宗决定采取行动，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包括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在内的十万水陆大军征讨百济。同时，授权新罗王春秋作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带领本国士兵协同作战。苏定方率军从成山渡海，直指百济境内。当百济军队据守熊津江口抵抗时，苏定方果断出击，一举击溃对方，造成数千人死亡，其余士兵纷纷溃逃。接着，唐军乘胜追击，一路势如破竹，直至攻陷百济首都。这场战役中，百济王义慈及其太子隆、次子等被迫投降，整个国家被彻底征服。百济拥有五个部落、三十七个郡、两百座城池以及七十六万户人家，唐朝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熊津等五座都督府，从而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 随着百济的覆灭，高句丽失去了重要的盟友，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同年十二月，唐朝继续加大对高句丽的压力，派遣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等将领分路进军高句丽。 龙朔元年（661年），唐朝广泛招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士兵共计四万四千余人，组成远征军前往平壤和平壤附近地区驻扎。鸿胪卿萧嗣业被任命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领回纥等各族军队奔赴平壤前线。 此前，苏定方平定了百济后，留下郎将刘仁愿驻守百济府城，并委派左卫中郎将王文度担任熊津都督。不幸的是，王文度在渡海途中去世。此时，百济僧人道琛和前将军福信聚集民众占据周留城，迎接从倭国归来的原王子丰立，企图复国。他们率军包围了府城中的刘仁愿。唐高宗得知情况后，立即任命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负责统帅王文度的部队，并请求新罗出兵协助救援刘仁愿。刘仁轨治军严谨，每战必胜。他联合新罗军队攻破了百济在熊津江口设置的两处防御工事，歼灭或溺毙敌人一万多人。道琛等人被迫解除对府城的围困，退守任存城。然而，由于新罗粮食耗尽，不得不撤回国内。道琛自封为领军将军，福信则自称霜岑将军，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面对不利局面，刘仁轨选择与刘仁愿合兵一处，休整部队以待时机。唐高宗再次下令新罗出兵相助，新罗王春秋遵照指示派遣将军金钦率军支援刘仁轨。但在古泗遭遇福信伏击，金钦战败退回新罗。 为了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唐高宗又派遣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等多位将领率水陆大军分头进攻。当年七月，苏定方在浿江之战中大败高句丽军队，连续取得多次胜利，并包围了平壤城。到了九月，契苾何力抵达鸭绿水时，发现莫离支男生正率领数万精锐部队驻守于此。恰逢江面结冰，契苾何力抓住机会率军踏冰过河，一举击败高句丽军队，斩首三万余人，其余敌军全部投降，唯有男生孤身一人逃走。这些战役充分展示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龙朔二年（662年），唐朝将领庞孝泰与高句丽军队在蛇水流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幸的是，这场战役以唐军的失败告终，庞孝泰和他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另一路由苏定方率领的唐军对平壤进行了包围，但未能成功攻克。由于遭遇大雪天气的影响，苏定方不得不解除围攻并撤回。 然而，在同一时期，熊津都督刘仁愿和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东南方向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率部在熊津以东地区重创了百济军队。首先，刘仁愿和刘仁轨成功占领了百济境内的支罗城、尹城、大山以及沙井等重要据点，并且击毙或俘虏了大量敌军。为了巩固战果，他们分兵留守这些地方。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百济方面加强了对险要地带真岘城的防御。尽管如此，刘仁轨依然能够突破防线，成功夺取真岘城，从而确保了通往新罗的粮食运输线路畅通无阻。鉴于战事的发展，刘仁愿向朝廷请求增派援军。随后，皇帝下令从淄州、青州、莱州和海州等地征调七千名士兵前往熊津支援前线。而此时，百济国王则派遣使者分别前往高句丽和倭国（即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以抵抗唐军。 到了龙朔三年（663年），形势进一步发展。百济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试图联合对抗唐朝。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领陆军继续前进，却未与日本军队相遇。而刘仁轨指挥的水军连同粮船从熊津出发进入白江口时，遭遇了日本舰队。在这场海战中，刘仁轨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连续四次击败日军，焚毁了四百余艘敌舰，“火焰冲天，海水尽赤”，场面极为壮观。此役之后，百济国王丰逃亡至高句丽避难，其子忠胜和忠志等人率领残部向唐军投降，标志着百济基本被平定，只剩下任存城尚未被攻克。不久后，黑齿常之也向唐军投诚。最终，唐军攻占了任存城，彻底结束了这场战争。 麟德二年（665年），高句丽太子福男来到长安侍奉祭祀，表达了对唐朝皇室的敬意。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内部发生权力更迭。泉盖苏文去世后，他的长子泉男生继承了莫离支（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而，当泉男生外出巡视期间，他的弟弟泉男建趁机篡夺了政权，自立为新的莫离支，并出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被迫逃离，并命令自己的儿子泉献诚前往唐朝求救。六月壬寅日（初七），唐高宗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担任辽东道安抚大使，带领军队救援泉男生；同时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作为向导协助作战。此外，还指派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和营州都督高侃共同担任行军总管，参与对高句丽的讨伐行动。 同年九月，庞同善率领的唐军大破高句丽军队，泉男生得以率领部众与庞同善汇合。唐高宗下诏书，授予泉男生特进、辽东大都督以及平壤道安抚大使的职位，并封他为玄菟郡公，以表彰他对稳定东北局势所做出的贡献。 冬季十二月，唐高宗再次调整军事部署，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安陆人赦处俊为副大总管，负责进攻高句丽。庞同善与契苾何力继续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及安抚大使职务，而水陆各路军队总管和运粮使如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人均需听从李勣的统一指挥。 乾封二年（667年），李勣率领唐军攻陷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部的高尔山城），并将契苾何力留下镇守该城。当时，高句丽约有十五万兵力驻扎在辽水附近，另有数万名靺鞨族士兵防守南苏城。契苾何力果断出击，成功击溃了这支高句丽与靺鞨联军，斩杀万余敌人，乘胜追击接连攻下了七座城池。之后，他返回与李勣会合，两人联手攻克了辱夷城和大行城。 随着战局推进，李勣陆续拿下了十六座高句丽的城市。在此过程中，泉男建曾派出部队攻击庞同善和高侃驻守的新城营地，但被薛仁贵及时化解危机。后来，高侃进军到金山（今辽宁昌图西部），与高句丽军队交火失利。关键时刻，薛仁贵率军从侧面突袭，一举挫败了高句丽军队，斩首五万余级，并相继攻占了南苏城（今辽宁抚顺东部苏子河与浑河交汇处）、木底城（今辽宁新宾西部木奇镇）和苍岩城（今吉林集安西境）。最后，高侃与泉男生的部队顺利会师，共同巩固了唐军在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政权的更迭与历史的演进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唐朝名将薛仁贵率领三千精锐部队，在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与高句丽军队展开激战。此役中，唐军以少胜多，大破高句丽军，斩杀俘获万余人，成功攻占了战略要地扶余城。随后，扶余川中的四十多座城池望风归降，高句丽防线土崩瓦解。 面对唐军的猛烈攻势，高句丽将领泉男建不甘示弱，再次集结五万兵力试图救援扶余城。然而，在薛贺水（又称萨贺水，即今辽宁丹东西南赵家沟河）一带，泉男建的援军遭遇了李勣率领的唐军主力。经过激烈交锋，唐军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斩杀敌军三万余人，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进一步巩固了对辽东地区的控制。 随着春夏之交的到来，各路唐军会师鸭绿栅，继续向高句丽腹地推进。面对来势汹汹的唐军，高句丽王室组织抵抗，但最终难敌唐军的强大攻势。唐军一路追击两百余里，攻克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内），迫使沿途各城守军纷纷投降或逃窜。唐军顺势包围了高句丽都城平壤，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之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中，高句丽王高藏派出了泉男产率众出降，但泉男建却坚持负隅顽抗。九月十二日，关键时刻，高句丽僧人信诚打开城门，使唐军得以顺利进城。至此，高句丽王国宣告灭亡，历经27代君主的辉煌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唐朝在征服高句丽后，对其领土进行了重新规划：设立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管理。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被任命为检校安东都护，率两万大军驻守此地，确保新设行政区划的稳定。 对于高句丽遗民的安置，唐朝采取了多元化的政策。部分贵族和富户被迁往中原各地，逐渐融入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留在辽东地区的百姓则与靺鞨、突厥等游牧民族相互交融；而在朝鲜半岛上留居的高句丽遗民，则与新罗居民及百济遗民共同生活，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朝鲜民族。自此，曾经盛极一时的高句丽国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东亚历史长河中的一段重要篇章。

疆域

       在好太王统治时期，高句丽的疆域范围十分辽阔。其西部延伸至辽河流域，具体界线大致为今天的辽阳到铁岭这一带；北部抵达辉发河以及第二松花江流域，这里水系发达，土地肥沃；东部则濒临浩瀚无垠的日 本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南部更是跨越了大同江，直抵汉江北岸，与周边势力形成了新的边界格局。 到了北朝末年，高句丽的疆域进一步拓展。东边与新罗相邻，两国在边境地带既有交流也有竞争；西北方向越过辽水，最远可达营州地区，这一区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往来之处；南边则与百济相望，两国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北边与靺鞨接壤，双方在边境地区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而在长寿王执政期间，高句丽南部的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性进展，基本实现了对整个汉江流域的有效控制，使得高句丽的领土面积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政治体系

       高句丽的政治体系具有独特而完善的架构，涵盖了中央官制、地方制度以及法律和军事等多个重要方面。 在中央官制方面，高句丽构建了十二级官员体系，以确保国家行政的有效运作。最高级别的官员为大对庐，也称吐捽；其次为郁折，主要负责图簿的管理；第三级别是太大使者；第四级别的帛衣头大兄则掌管国政，每三年更换一次，但若表现优异可不受此限制；第五级为大使者；第六级为大兄；第七级为上位使者；第八级为诸兄；第九级为小使者；第十级为过节；第十一级为先人；第十二级为古邹大加。此外，高句丽还设有六十个州县，其中大城会设置一位傉萨，类似于都督；其他城市则有处闾近支，亦称为道使，相当于刺史。这些职位之下还有参佐、分干等辅助人员，同时设立大模达，相当于卫将军；末客，相当于中郎将等职位，共同维护国家稳定与繁荣。

     对于地方制度，高句丽同样有着严谨的规划。在郡县地区，会设置太守作为郡一级地方或城邑的行政长官；而在较小的城市，则会任命宰来管理。无论是太守还是宰，包括五部褥萨在内的这些官员，他们不仅承担着地方治理的责任，同时也肩负着军事指挥的重要使命，这使得他们在维护地方秩序和应对外部威胁时能够更加高效地行动。

        在法律制度方面，高句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以保障社会秩序和王权统治。其司法机关由中央和地方两部分组成，在中央层面，由国王、诸加、大辅、左辅、国相等构成；在地方上，则由各郡县的长官负责。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的法律体系明显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例如谋反、谋叛、强盗、盗窃等罪行的定义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诛杀、谋杀、决笞、偿脏、没为奴等都与中原相似。保护王室财产和个人私有财产免遭盗窃成为法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关于王位继承的规定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兄终弟及作为补充规则，以确保王位传承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军事力量是高句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高句丽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有效的组织结构，打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能够保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还能积极参与对外扩张，为高句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军事】

     军事力量是高句丽这个古老而神秘国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书记载，高句丽人性格凶猛急躁，身体强壮且擅长战斗，喜好劫掠周边地区，沃沮和东濊等部落都曾被其征服。这一点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例如洞沟12号壁画墓中的斩俘图以及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 从攻城图的画面可以看到，描绘的是某座城市的局部景象，城门紧闭着，城外有两位将领骑着马手持长矛正在激烈交战，他们的人和马都穿着铠甲。上方还有两名士兵扭打在一起，整个画面简洁明了，主题鲜明，展现了守卫城池的战斗场景，可能是为了纪念墓主人曾经参与守卫某座城市并立下战功的事迹。 唐朝时期是高句丽军队规模最为庞大的阶段。在高句丽历史的研究领域，众多史学家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高句丽军队和战争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考证，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提出了许多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其中耿铁华先生对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军队数量的考证最具代表性。根据他的《中国高句丽史》一书中的考证统计得出，在高句丽灭亡之前，常备军的数量大约为六十万人左右。这一数据是基于高句丽历次战斗中投入的军队数量以及全国人口总数的测算得出的，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高句丽军队最初的成员主要由五部的高句丽人组成。随着领土不断扩张，征服了其他地区和民族之后，军队中也出现了鲜卑、马韩、秽貊、靺鞨、扶余、汉人等不同民族的士兵。到了后期，军队主要由高句丽人、靺鞨人、扶余人和汉人构成。

        高句丽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水军三个部分，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经常能够看到高句丽骑兵和步兵的形象。 通过现存文献研究和考古壁画分析可以发现，人马俱装的突击骑兵是高句丽军队的主力部队。这种重骑兵不仅人和马都披挂着铠甲，而且马身上还配备有高高的铁护领来保护脖子和脸颊部位。他们在战场上主要依靠冲锋陷阵和白刃战的方式进行战斗。由于高句丽境内拥有丰富的金属矿藏资源，使得其重骑兵的数量与中原王朝相当。除了重骑兵之外，重步兵也是高句丽壁画中常见的元素之一。比较常见的一种是身着兜鍪和铠甲、手持长枪和方盾的士兵；另一种则是头戴冠冕、身穿铠甲、肩扛重剑和盾牌的士兵。 高句丽的军事装备十分精良，《北史·高丽传》中记载其兵器与中国大体相同。

          根据高句丽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和壁画反映出来的兵器信息进行研究后得知，高句丽的攻击型兵器分为铜铁两大类，包括长兵器、短兵器、抛射兵器和防卫兵器四种类型。其中铁制兵器占据了绝大多数，而铜兵器只占很小一部分。铜类长兵器如铜矛；短兵器则有青铜短剑、青铜剑镖、青铜钺形斧；抛射兵器有鎏金铜镞和铁铤铜镞。铁类长兵器有铁矛、铁长刀、铁陌刀；短兵器有铁刀和环手刀、三棱形铁刺、三钩器；抛射兵器有铁制鸣镝和铁镞，其中鸣镝在飞行过程中翼孔会发出声响，没有杀伤力，主要用于报警或发信号。高句丽的防卫型武器主要有铠甲和头盔等。铠甲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士们身上穿的铠甲，另一种是战马身上披挂的马铠。《三国史记》将全身披挂铠甲的骑兵称为“铁骑”。此外，还有专门为方便士兵登山而特制的铁钉履以及军官冬季防滑穿用的鎏金铜钉鞋。 高句丽骑兵所骑乘的战马分为披甲和不披甲两种类型。披甲的战马全身覆盖着铁甲，并且头部戴着只露出眼睛的面具；不披甲的战马也会佩戴类似的面具。

经济

   在古代高句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公元3年迁都至国内城（现今吉林省集安市）这一举措意义非凡。迁都之后，充分利用鸭绿江与浑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山川河谷地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句丽逐步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农业、渔猎经济并重发展，同时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赋税制度方面，在汉代及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当时高句丽民众承担着兵役和徭役的责任，同时也是赋税的缴纳者。赋税种类多样，包括绢、布以及粟等物品，根据百姓的贫富程度进行合理的差别征收。对于被征服地区，高句丽同样会征收租税，例如貊布、鱼、盐还有海产品等，这些物资甚至需要千里迢迢地运送过来。

        农业是高句丽经济的重要支柱。早在两汉时代，铁制农具就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各个季节，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到了山上王统治时期，铁器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限于农业领域，在生活用具、兵器制造以及手工业生产工具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三世纪时，除了偏远地区外，牛耕技术已经在大部分地区得到普及，四世纪以后牛车也被广泛使用。这些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快了农耕作业和运输速度，使得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质的飞跃。进入5世纪前后，随着对乐浪、带方、辽东诸郡的占领，为高句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高句丽中期农业的大规模发展，为后期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领域同样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进步，

        高句丽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制陶业、冶铁业、炼铜业、鎏金工艺、金银器制造业、糅漆业、纺织手工业以及造船业等多种产业蓬勃发展，丰富了社会的产品种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尽管以农业为主导，但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包含了一定比例的渔业和牧业。高句丽境内多为大山深谷，草木繁茂，形成了天然的优质牧场，适合牧马、养猪、放牛和养羊等活动。此外，高句丽人还利用春秋两季进行狩猎，获取野生动物资源，进一步补充了食物来源。 商业交流也是高句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句丽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往来，这促进了双方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

          同时，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契丹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货币流通方面，高句丽使用的货币形式多样，涵盖了金、银、绢、布以及金属铸币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交易需求。这种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高句丽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科技技术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汉时期，高句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拥有大量铁制农具和兵器。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高句丽的军事装备水平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制造并配备大量的铁甲具装重骑兵，这标志着其冶金技术和军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 高句丽的筑城技术堪称一绝。他们建造了众多山城，这些山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重要设施，也是当时社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体现。在中国境内的辽宁省和吉林省，至今仍保存着100多座高句丽山城遗址；而在朝鲜半岛境内也有许多类似的遗迹。这些山城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见证了高句丽民族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轨迹。 高句丽曾创造了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在中国吉林省和辽宁省境内，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它们是这段历史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群等重要遗址。 五女山山城作为高句丽建立的第一个都城，规模宏大且体系完备，保存状况也相对较好。城内分布着众多早期重要的建筑遗址以及生活、军事遗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在选址布局、城墙筑法、石料加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形成了一种独特而不凡的山城形式。从这里出发，高句丽民族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最初名为尉那岩城）是高句丽早中期（公元1-5世纪）的都城所在地。这两座城市的特点在于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存、共同构成都城的独特格局。在国内城中，现存的城墙依然坚固耐用，既保持了美观又不失庄严，尽显昔日都城的宏伟风貌；而丸都山城则巧妙地利用地形走势进行布局规划，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类智慧的完美融合。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宫殿遗址，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建筑的恢弘气势。这两座城市在东北亚地区中世纪时期的城址建设中堪称杰作，展现了高句丽卓越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能力。

【文化】

语言方面

        语言是探讨高句丽历史和民族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进行分析，提出了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渊源的观点。然而，韩国学者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得出另一种结论，即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扶余语系。但这一假设仍需更多证据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韩国学者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然而，这种观点缺乏充足的依据。事实上，高句丽和新罗有着各自独立的形成历史，在古代，尽管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看似不远，但足以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两者的相似之处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原文化的共同学习与借鉴。 中国学者则指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融合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因此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系统。例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就与高句丽语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高句丽鼎盛时期的7世纪初，其疆域内还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和奚人，并且境内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派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前往册封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将天尊像及道士送往当地讲授老子学说，观听者达数千人。由此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能够听懂汉语。 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即便是在同一语源或种族背景下的人群，经过长期发展也可能分化为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例如，以古拉丁语为起源的古代欧洲人后来形成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现代国家；日耳曼人也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等。因此，即使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也不能作为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对其历史继承权是合理且合法的。

民众信仰

       信仰是高句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世界。高句丽的宗教信仰不仅包含了本民族固有的神灵崇拜，还广泛吸收了中原神话传说中的诸多元素，这体现了高句丽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 在高句丽的神灵体系中，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神灵原本源于中原文化，但在高句丽社会中同样受到尊崇。此外，伏羲与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形象，也在高句丽的壁画中频繁出现，象征着生命的起源与延续。神农氏作为农业文明的代表，更是深受高句丽人民的敬仰，因为他不仅代表着农业的繁荣，也象征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而驾鹤升天的仙人王子乔，则寄托了人们对长生不老和超凡脱俗的向往。 高句丽古墓壁画无疑是这一信仰体系最直观的体现。这些壁画不仅记录了高句丽人对中原文化的崇敬，也展现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三足乌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在中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之物，而在高句丽文化中，它同样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古墓壁画中的三足乌形象栩栩如生，展示了高句丽人对太阳神的虔诚信仰。除此之外，壁画中还有许多其他具有中原特色的图案，如四神图、伏羲女娲图、神农图以及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神灵世界。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研究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资料。 除了宗教信仰，高句丽的社会生活也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色彩。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边疆民族，高句丽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由于农作物产量有限，高句丽人养成了节食的习惯，这也成为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每年10月，当秋收的季节到来时，高句丽人都会举行盛大的“东盟”祭典，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这个祭典上，人们会祭祀国祖神和隧穴神，祈求来年的丰收和平安。整个仪式充满了庄重与欢乐，人们在祭祀后载歌载舞，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这种传统习俗不仅表达了高句丽人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展示了他们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高句丽壁画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有宗教题材的作品，还包括了许多反映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画面。例如，射猎和战争场景的描绘，生动地展现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尚武民族的特点。这些画面在构图和技法上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有着相似之处，进一步证明了高句丽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说，高句丽壁画是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见证其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证据。

婚丧习俗

         在高句丽社会中，婚丧习俗独具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丧葬方面，高句丽社会非常崇尚厚葬之风。人们以巨大的石块作为棺椁，这种石棺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除了石棺之外，还会放置金银等贵重物品作为陪葬物，这些陪葬品不仅是对逝者生前身份地位的彰显，也表达了人们对逝者的敬重与缅怀之情。为了确保墓葬的安全和庄重，外层会进行多次封坟，并且砌成石冢，这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充分体现了高句丽人对于丧葬仪式的重视程度。 而在婚俗上，高句丽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伴侣，这被称为“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当一对新人结为夫妇之后，男方会入住由女方家庭精心准备的“婿屋”，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直到他们的儿女逐渐长大成人，男方才能够带着妻子和孩子返回自己原本的家庭居住。此外，高句丽社会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情况也持包容态度，例如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情况都是被容许的，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较为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炎帝的形象曾三次出现。这一现象从侧面证明了高句丽民族也是炎黄子孙后代，它将高句丽文化与华夏文明紧密相连，进一步丰富了高句丽文化的内涵。

民族群体

        在探讨朝鲜半岛古代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提到高丽王朝史家金富轼对高句丽、百济与新罗这三国并列的描述。根据他的记载，尽管将这三个国家视为海东地区的“三国”，但金富轼特别强调了高句丽与中国之间的特殊联系。他指出，“高句丽最初居住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向东迁移至浿水（今鸭绿江）附近”。他还进一步说明：“自秦汉之后，高句丽位于中国东北一隅，其北面邻近中原王朝的管辖区域。在乱世中，时常有英雄豪杰崛起，僭越名位。” 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高句丽族可以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高句丽王室由扶余人构成，而高句丽社会结构中的五部（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则是通过吞并周边濊貊部落逐步建立起来的。 除了濊貊和扶余之外，沃沮人的部分群体也在历史上成为了高句丽民族的一部分。虽然沃沮人并未完全融入高句丽，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他们与濊貊、扶余共同构成了高句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高句丽民族中，还有一部分零散的汉人，他们在连年战乱中被迫离开原本居住的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县，迁徙到高句丽境内。这些汉人或因掳掠，或主动投奔而来，为高句丽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社会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高句丽征服朝鲜半岛北部后，当地原有的濊人、汉人、古朝鲜人以及韩人等不同族群也部分地融入了高句丽民族。综上所述，高句丽民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群体，它不仅包含了濊貊系的一些部落，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了同系及非同系的其他成分，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

【外交】

与新罗百济

      外交关系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在古代东北亚地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以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等政权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多变的外交关系。 对新罗和百济的关系 自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之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这一时期，高句丽的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决策，在其发展的后期，尽管其统治中心已经进入朝鲜半岛，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使得高句丽能够集中力量打击在半岛上的对手，逐渐强盛起来。最终，高句丽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朝鲜半岛上的部分郡县统治区，成为一个强大的区域国家，其势力范围西至今天的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

中原王朝

       对中原王朝的关系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只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管理其名籍，并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中的高级官员称为“主簿”，这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证明高句丽政权最初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之一。高句丽建立灵星祠也是遵照西汉政府的规定，体现了其作为汉朝基层组织的身份。 魏晋以后，趁着中原战乱的机会，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壮大。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位于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并不密切。高句丽从一个部落逐步向国家过渡，大约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此时高句丽也开始进入朝鲜半岛。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完成从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它逐渐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前燕曾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如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自435年起，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等头衔。根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从建武八年（32年）到乾封元年（666年）的643年间，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在建武八年（32年）至景平元年（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在景平元年（423年）至乾封元年（666年）期间，则共朝贡188次，平均约每1.3年一次。 到了6世纪末期，中央王朝开始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日益增强的独立倾向感到不满，开始限制其权力。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隋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 唐朝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任命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从而确立了唐朝在这一时期的羁縻统治体系。龙朔三年（663年）以后，除了在位时间过短未及加封的新罗王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属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占据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整个唐朝时期，新罗的疆域始终在平壤与大同江以南。唐朝时期，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依然局限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在唐朝的影响下，新罗与中国建立了长期的封贡关系，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新罗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并出于种种考虑，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

【社会生活与文化传承】

 高句丽民族的衣食住行

            高句丽民族，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在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衣食住行等习俗上，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民族特征。 居住环境方面，高句丽人多选择在“大山深谷”之中定居，他们依循山谷地形建立家园。然而，在重要的公共集会场合，人们则以华丽的服饰和精美的饰品来装点自己。男女老少都会穿上锦绣艳服，佩戴心爱的金银首饰，这充分表明了高句丽民族对美的追求以及较高的审美观念。这种重视外在形象的传统，反映了该民族对社交礼仪和自我表达的高度重视。 在服饰制度上，高句丽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不同阶层的人穿着各具特色： - 王室成员：王族成员的服装极为讲究，使用五彩斑斓的丝织品制作，并配有白色罗制的帽子，腰间系着镶嵌金扣的革带。 - 大臣及贵族：高级官员们头戴青色或绛红色罗制的冠冕，两侧插有鸟羽装饰，身上穿着筒袖衫，下身搭配宽大的裤装，脚蹬黄色皮革制成的鞋子，腰间系着白色的皮带，带有金银质地的扣饰。 - 普通民众：平民百姓则以褐色布料为主要材质，男性通常戴着类似弁帽的头饰，女性则用巾帼包裹头部。 根据《新唐书》记载，在汉朝时期，高句丽曾定期前往玄菟郡领取官方颁发的朝服和官帽。随着国力增强，高句丽逐渐变得骄傲自满，不再亲自派人去玄菟郡领取这些物品，而是在边境修建了一座小城——帻沟溇（意为存放帽子的地方），将朝廷赐予的衣物放置于此，每年按时前来取用。 壁画艺术中的服饰再现 通过对现存的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研究，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着装风格。例如，在集安五盔坟4号墓中发现的供养人物画像，生动地描绘了各类人物的不同装扮。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侍奉者们大多头戴青色或绯红色的罗制冠冕，身穿色彩各异的长袍，有的是白色内衣配绿色长袍，有的则是绿色领缘红袍服或是黄色领缘茶色袍服，每个人的腰间都系着不同颜色的腰带，但所有人的脚下都蹬着黑色的鞋子，站在莲花台上。此外，仕人所戴的折风帽也频繁出现在壁画中，这种帽子形似弁帽，顶部插有两根鸟羽，帽前有一条黑色的台带覆盖额头，两边配有白色装饰物，并通过绳索固定在颚下，既实用又美观。 至于鞋履的选择，高句丽人普遍穿着长靿高鼻靴，这类靴子的特点是鞋帮较长且鞋尖向上反翘，不仅便于行走，还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而高句丽妇女的典型服饰则是合衽长裙襦，裙子和上衣边缘都经过精心装饰，这是女性服饰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高句丽民族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传统习俗不仅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从现存的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们头戴的冠饰大多是巾帼，这与文献中的描述“妇人首加巾帼”完全一致。而其他形状的冠饰，在目前所见的资料中还比较少见。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还提到：“食用笾豆、簠簋、罇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这一说法在集安地区舞踊墓、角觝墓主室所绘的家中宴饮图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关于高句丽人的居住情况，《旧唐书》中也有明确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这段文字揭示了高句丽民族的生活状况：普通民众多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中，而佛寺、神庙以及王宫官府等重要建筑则采用了更加考究的瓦顶结构。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反映出统治者对威严和庄重的追求。虽然壁画中没有直接描绘普通民众的居住环境，但我们可以通过贵族邸宅的精美画面来窥探当时的建筑风格。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贵族邸宅的屋顶多为单檐四坡水式，出檐深远，檐角反翘向上，整体造型大方美观。屋脊两端装饰着造型遒劲的鸱尾，有的甚至使用宝珠式火焰形吻。特别的是，一些建筑在正脊中间还会安置一个类似宝顶的鸱吻，垂脊或斜脊上则排列着如浪花般反翘向上的饰物，每排有四个，显得格外美丽。屋顶铺瓦的颜色丰富多样，包括红、青、黄三色，这些色彩鲜艳的瓦片铺设在木结构屋架之上，构成了单檐四坡水或两坡水式的建筑，既考究又奢华。 壁画中展现的贵族邸宅建筑细节十分精致。柱子和枋木通常被漆成朱红色，并且在柱子上方设有斗拱，多采用一斗三升的形式。有的柱子上还出现了皿板栌斗，其上承托着桃梁枋；而在柱子的皿板左右两侧，则可能设置华拱，在华拱之上又有雀替式散斗支撑梁架，部分建筑在梁架之上还会加上驼峰和荷叶墩等装饰元素。此外，板门一般也被漆成红色，并配有精美的铺首。屋内悬挂着幔帐，墙壁上绘制着织锦壁衣的图案，整个空间显得富丽堂皇，尽显贵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 根据《北史》的记载，高句丽人“俗洁净自喜，尚容止，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这些有关高句丽人行走坐卧的姿态习俗，在古墓壁画上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体现。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和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古代高句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

厚葬

          厚葬习俗是高句丽文化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高句丽早、中期都城所在地——中国吉林省集安地区，至今仍保存着数以万计的高句丽古墓，这正是厚葬习俗留下的珍贵历史遗迹。由于当时盛行厚葬制度，因此形成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古墓群。 在集安地区的五盔坟4号、5号壁画墓以及四神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装饰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在第一重抹角叠涩石侧的正中央，绘有饕餮面和躬身回首的龙，这些图案中的龙口均含有一颗宝珠，至今仍能清晰地看到镶嵌宝珠的石孔。而在五盔坟5号墓的第二重抹角石侧，则绘有神农氏的形象（即牛首人身像），其双目为绿色宝石镶嵌，至今仍然完好无损。此外，在墓室的不同部位还发现了贴金的痕迹，显示了当时工艺的精湛与奢华。 值得一提的是，五盔坟5号墓曾被称为“四页冢”，这一名称源于该墓中随葬的四片金叶。这些金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对逝者的敬重和祝福。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当时的厚葬习俗不仅体现在墓葬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对陪葬品的选择和墓室装饰的讲究上。“金银财币，尽于送死”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高句丽人对于丧葬仪式的重视程度。这种习俗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死观念的独特理解。

喜歌擅舞

     高句丽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喜歌擅舞的优良传统，这一独特习俗在众多历史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从《三国志》到《梁书》，从《魏书》到《北史》，从《旧唐书》到《新唐书》，以及《通典》等重要史籍，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根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高句骊》中的描述：“高句丽的百姓非常喜爱歌舞，在国中的村落里，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便会相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其乐融融。”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欢快歌舞的场景，展现了高句丽人对歌舞的热爱。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也记载道：“舞蹈者四人，头梳椎髻于后方，额头以红色绸带装饰，并点缀着金色铃铛。两人身着黄色短衣和赤黄色长裤，袖子极长，脚穿黑色皮靴，双双并立而舞，动作优美协调。”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舞蹈者的服饰装扮，还展现了他们独特的舞蹈姿态。 《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则提到：“高句丽有一种名为‘胡旋舞’的舞蹈，舞者站在毡毯上，旋转如疾风般迅速。”这种快速旋转的舞蹈形式，体现了高句丽舞蹈的独特魅力。 这些文献记载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凡是到过集安参观或进行实地考察的朋友，都会发现许多古墓中保存着精美的舞蹈图绘。例如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等，其中都绘有不同形式的舞蹈场景，包括单人独舞、双人对舞以及集体群舞等。这些壁画不仅为研究高句丽民族的歌舞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更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高句丽人的生活风貌和艺术成就。 通过这些详实的历史记载和直观的壁画展示，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高句丽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感受到他们对歌舞艺术的深厚情感。

出行与狩猎

      在高句丽早中期的古墓壁画中，出行与狩猎是极为常见的主题。这些珍贵的壁画不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更反映了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从现存的众多古墓壁画来看，出行和狩猎题材屡见不鲜，这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当时的盛行程度。 高句丽的贵族们常常选择在特定的时间前往郊外游玩，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而在合适的季节里，他们还会骑马进入山林进行狩猎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是对个人技能的考验，更是社交和展示身份地位的重要场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句丽早中期的古墓壁画中，狩猎场景是最为丰富和精彩的题材之一。例如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山城下332号墓、禹山41号墓、药水里壁画墓、德星里壁画墓、安岳1号墓、东岩里壁画墓以及龛神墓等，都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狩猎场面。这些画面不仅展示了狩猎活动的具体细节，还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 在众多的狩猎图中，最常见的场景是在山林地区进行集体围猎。通常情况下，至少有两名以上的猎手共同参与，而单独行动的情况则较为罕见。以舞踊墓主室北壁的狩猎图为例，整个画面展现了一幅壮观的田猎场景。画中起伏的山脉蜿蜒曲折，猎手们骑马穿梭其间。山前有三名骑士策马飞奔，张弓搭箭，追逐着前方的鹿群；山后一名猎手驱马疾驰，同样张弓待发，紧追两只奔跑的鹿。为了突出狩猎的主题，画家特意将山林的比例缩小，使人物成为画面的焦点，突显出狩猎活动的紧张与激烈。 随着高句丽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占领乐浪、辽东等地之后，国家疆域扩大，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此时，狩猎活动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性，更多地被农耕生活所取代。因此，在高句丽后期的古墓壁画中，狩猎题材的画面变得极为少见，这也反映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总之，通过这些精美的古墓壁画，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到高句丽早期和中期的社会风俗，还能感受到当时贵族阶层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

投壶与角抵

           高句丽传统体育娱乐活动 在古代高句丽，人们热爱各种休闲和竞技活动，其中弈棋、投壶、蹴鞠和角抵尤为流行。虽然目前尚未在壁画中发现描绘弈棋和蹴鞠的画面，但投壶和角抵这两种活动却在多处墓室壁画中有所体现。 以五盔坟4号墓南壁的供养人图像为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幅生动的投壶场景。画中的投壶者束发成髻，头部长着尖长的耳朵，身着白色羽衣端坐于莲台之上。他右腿盘曲而坐，左腿半蹲，身体微微前倾，右手向前伸展，似乎正准备将手中的物品投入前方的容器之中，左手则优雅地弯曲搭在膝盖上。这一画面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进行投壶游戏时的姿态和场景。 角抵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竞技活动，在高句丽壁画中更是屡见不鲜。从角抵墓、舞踊墓到长川1号墓，都留下了这种古老运动的身影。特别是角抵墓中所绘的力士形象最为典型：他们身着短裤，赤裸上身和双腿，脚掌稳稳着地，两人相互扭抱，展开激烈的对抗。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作角抵戏”，颜师古注引应劭解释说：“角者，较量技艺；抵者，相互碰撞。”这表明角抵是一种类似摔跤的对抗性体育项目。 到了宋代，这种活动被称为“相扑”或"争交"。事实上，它不仅是一项简单的体能较量，更是一门综合性的体育艺术。从现存的壁画来看，高句丽时期的角抵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规则，都与现代的相扑和柔道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项源自北方民族的传统运动，在高句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帝王世系】

   高句丽的帝王世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年建国，直到668年灭亡，享国705年‌‌。
     1，‌东明圣王（朱蒙）‌：高句丽的开国君主，

-生卒年：

-在位时间：约公元前59年-公元前19年在位。

- 父母：

- 生平简介：朱蒙是扶余人，因在夫余国受到排挤而率众南下建立高句丽。他在位期间发展生产、开拓疆土，为高句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2，琉璃明王（类利）‌：朱蒙之子，

- 生卒年：？--公元18年

- 在位时间：公元前19年-公元18年在位。

- 父母：

- 生平简介：他在位期间继续拓展领土，加强国家建设，并迁移都城，巩固高句丽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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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帝王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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