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本名：炎帝
字号：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朱襄
别 名赤帝、农皇、神农大帝、五榖神农大帝
所处时代：新石器时代

历史定位‌：华夏人文始祖之一
出生地：有争议
主要成就：发明医药，制耒耜种五谷，制作陶器，开辟集市，联合黄帝打败蚩尤

医药与生活：亲尝百草著《神农本草经》，辨识药性，尊为“医药始祖”‌

【来历传说】

          炎帝，与黄帝同为上古时期的重要人物，其事迹融合了历史与传说的双重色彩。自古以来，炎帝神农氏便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与黄帝并称，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据传，炎帝出生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的姜水流域，即现今的清姜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也被视为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炎帝的姓氏多样，有“伊耆”与“姜”两种说法，而“烈山氏”则是他的氏号，象征着其所出身的部落或家族。他的称号“神农”，不仅代表其个人，也象征着他所领导的部落。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神农氏”既是部落的名称，也常用于指代部落的首领。这一称号的使用，体现了该部落在农业发展与医药探索方面的突出贡献。 炎帝的本名“石年”，据后世文献记载而来，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和神化其事迹而赋予的名字。

        据传说，炎帝诞辰为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这一日子在后世被广泛纪念，成为传承炎帝精神的重要时刻。他的出生地——陕西宝鸡姜水流域，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 炎帝的母亲名为任姒，也称女登，是有娇氏之女，少典的妻子，被尊为有熊氏的正妃。她的身世与地位，也为炎帝的出生赋予了更多神圣与尊贵的象征意义。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炎帝不仅象征着早期农业文明的兴起，更代表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生命与社会秩序的深刻探索。他的形象与精神，穿越千年历史，至今仍在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平事迹】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距今约五千余年。这场战争发生在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之间，战场位于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战争的核心目的是争夺中原地区——这片土地不仅适宜牧放，也适合早期的农耕发展，是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涿鹿之战不仅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更对华夏民族从原始部落社会向早期文明社会的过渡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与部族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形成了三大主要的部族集团：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炎黄集团以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发展，炎黄集团沿黄河南北岸逐步向东扩展，进入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

         与此同时，蚩尤部族作为东夷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崛起于淮河下游以南的今河南、江苏、安徽交界地区。在杰出领袖蚩尤的率领下，蚩尤族以山东一带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扩展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与炎黄集团的势力范围形成交汇。 据传，蚩尤族擅长冶炼铜器，制造出精良而坚固的武器，其部族成员勇猛善战，擅长角牴之术，战斗力极强。

          进入华北后，蚩尤族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正面冲突，并联合巨人夸父族及三苗的一支，凭借强大的武力击败炎帝族，占领了炎帝族所居的“九隅”之地，即所谓的“九州”之地。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炎帝族向同属炎黄集团的黄帝部族求助。 为维护炎黄集团的整体利益，黄帝族决定出兵支援，率部东进，迎战蚩尤族。

          双方在涿鹿地区展开激烈交锋。蚩尤族集结了其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为72族），兵力众多，武器精良，占据了初步的战场优势。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企图一举击溃黄帝族。 黄帝族则联合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动物为图腾的多个氏族，共同迎战蚩尤。黄帝还指挥“应龙高水”，即利用地形优势在河流上游筑坝蓄水，以洪水冲毁蚩尤军营，延缓其进攻节奏。 战争初期，正值浓雾弥漫、风雨交加的天气，这正适合习惯于多雨环境的蚩尤族作战。黄帝族则惯于晴天作战，在此阶段接连失利，九战九败（“九”为虚数，意指多次）。

          然而，随着雨季结束，天气转晴，形势开始逆转。黄帝族抓住战机，在玄女族的协助下，发起反攻。此时狂风骤起，尘沙蔽日，黄帝军吹响号角，击打鼙鼓，使蚩尤军陷入混乱之中。黄帝族利用指南车辨别方向，迅速组织兵力展开猛攻，最终在冀州之野（今河北地区）大败蚩尤军，并擒杀其首领蚩尤。 涿鹿之战以黄帝族的胜利告终。战后，炎黄集团乘胜追击，向东推进至泰山附近，并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封泰山”仪式，以示胜利归于天命。同时，黄帝任命东夷集团中一位深受部族拥护的首领——少皞清，担任“司马鸟师”，继续统领东夷各部，并促使其与炎黄集团结成稳固的联盟，形成了早期的华夏部落联盟。

        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炎黄集团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也推动了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帝作为战争的胜利者，被后世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并逐渐被神化，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 涿鹿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更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初启阶段的重要历史节点。它标志着华夏民族从分散的部族社会走向统一与融合，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场重要战争，发生在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这场战争不仅决定了两个强大部落之间的胜负关系，更深远地影响了当时黄河流域各部落的政治格局与民族融合进程。最终，黄帝在战争中战胜了炎帝，炎帝归服于黄帝，黄帝也由此取代了炎帝在黄河流域各部落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成为新的盟主。可以说，阪泉之战是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标志着华夏族群由多个分散部落向统一联盟的初步迈进。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既有对部落联盟领导权的争夺，也有对适宜农耕土地的争夺。

          据传，黄帝与炎帝原本分别居住在姬水与姜水一带，这一区域曾是适宜放牧与农耕的富饶之地。然而，随着黄河频繁泛滥，土地逐渐变得不再适合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部落不得不考虑迁徙。 为了寻求更为稳定的生存空间，黄帝率先带领部落向东迁徙。据史学家考证，黄帝部落最初沿着北洛水向南迁徙，抵达现今陕西省的大荔、朝邑一带。随后，黄帝继续东进，渡过黄河，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脉的山前地带向东北方向移动，最终沿桑干河来到现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涿鹿地区。这一迁徙路线不仅展现了黄帝部落的坚韧与智慧，也为后来的阪泉之战埋下了伏笔。 阪泉之战的发生，不仅是地理迁徙与资源争夺的结果，更是中华文明早期社会结构演进的重要标志。通过这场战争，黄帝确立了其在黄河流域的主导地位，为后来的部族融合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夏形成
     华夏，是中国古代中原及其以东地区众多部族的联合称谓，亦即对“诸华”与“诸夏”各部落的统称。根据部分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炎黄时期，中原周边的古代部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集团：炎黄集团、东夷集团以及苗蛮集团。 在著名的涿鹿之战中，炎黄集团战胜了苗蛮集团的首领蚩尤，苗蛮集团因此被迫向南方退却。与此同时，炎黄集团向东扩展，并与东夷集团逐渐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到了春秋时期，炎黄集团的后裔基本上完成了对南方苗蛮集团的同化，使得秦汉时期所称的“中国人”主要由这三大部族融合而成。 华夏民族的主体由炎黄两族以及东夷部落联盟共同构成。最初，炎帝与黄帝两个部族主要居住在今天的陕西一带。随着历史的演进，他们逐步向东迁徙。黄帝族沿北洛河南下，随后东渡黄河，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方向扩展，最终在晋南黄河流域一带建立了众多黄帝族的方国群。而炎帝族的一部分也顺着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了多个炎帝族的方国。

        在这一东进过程中，炎黄两族不断与东夷部落联盟进行交流与融合，势力也不断壮大。 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战役——阪泉之战中，黄帝与炎帝为争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展开激战，最终炎帝战败，炎黄两族实现了深度融合，炎黄集团的力量因此进一步增强。此后，黄帝又在涿鹿之战中击败了苗蛮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将势力扩展至今天的山东地区，并与原本生活在此地的东夷集团融合。

           至此，上古时期的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时代。 据古籍记载，虞、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皆为黄帝的后裔。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日益巩固，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与核心。华夏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起源，更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纽带。
 

【活动范围】

          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活动范围也由点及面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炎帝的生平事迹、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在中国多个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与传说。这些地区包括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地。 关于炎帝的发祥地，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南九嶷山说、湖北随州说以及“黔中”说（“黔中”即今湖南沅陵西部，包括今湖南会同县一带）。

          在这些说法中，陕西宝鸡说因历史文献较为丰富、考古发现较为充分，而被广泛认为是较为可信的炎帝发祥地之一。 陕西宝鸡的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因此他被视为北方粟作农业的代表人物，也是北方农业文明的重要奠基人，被后人称为“北方炎帝”。由于炎帝所处的时代尚无文字记载，更无系统史书流传，因此关于他的事迹，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传说得以保存。

         在这种背景下，北方炎帝因其地理和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名垂千古；而“南方炎帝”虽同样作为农业文明的重要奠基者，却因早期华夏文化传播以北方为中心，其影响力和知名度相对较低。 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南方炎帝”不仅存在，而且在推动中国农耕文明发展方面，其贡献丝毫不逊色于北方炎帝。例如，在湖南发现了距今约1.2万年的人工栽培稻谷，这比炎帝时代还要早数千年，充分说明南方地区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具备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结合史籍记载以及2009年5月部分专家学者对湖南会同的实地考察，湖南民俗学者阳国胜提出的“炎帝故里会同说”具有较强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支撑。

           据《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伏滔》记载，炎帝出生于“黔中之地”，又号“连山氏”，这一记载为炎帝出生地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阳国胜在其所著的《“炎帝故里会同新说”证据材料》中，结合古籍考证与实地调查，进一步丰富了“炎帝故里会同说”的理论基础与实物证据。他指出，会同境内不仅有常羊山，相传为炎帝诞生与居住之地，更是炎帝尝百草、获嘉谷的重要活动区域。

          此外，炎帝所尝“断肠草”，据阳国胜考证，即《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钩吻”，这种植物主要生长在长江以南地区，进一步佐证了炎帝在南方的活动轨迹。阳国胜还通过对古地名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指出“连山”即今湖南会同的连山乡；炎帝出生地“华阳之常羊山”中的“华阳”指巴蜀地区，而会同正处于这一地理范围内，“常羊山”即为会同连山境内的真实山名。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山一山之隔的马鞍乡境内，至今仍保留有“神农山”和“神农庙”，这些都是炎帝文化在当地流传的重要见证。炎帝传说中有关“茶饮”的发明，也在会同地区留下了实物印证——当地至今仍保存着一座名为“茶亭庵”的历史遗迹，这在北方炎帝文化遗址中较为罕见，恰好体现了南方炎帝文化的独特性。 此外，炎帝“日中为市”的典故广为流传，而在会同连山地区，人们至今仍以“赶连山”来称呼集市活动，这一语言习俗也成为炎帝文化在当地延续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炎帝文化不仅在北方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南方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湖南会同作为“南方炎帝”的发祥地之一，以其丰富的历史遗存、民间传说和地理印证，为炎帝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和路径，也为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中华农耕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主要成就】
重要贡献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以智慧和勤劳开创了中华文明的诸多先河，奠定了中华民族早期社会发展的基础。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炎帝发明耒耜，教民耕种五谷，奠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耒耜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使人类从依赖自然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逐步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根本问题，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进步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次，炎帝设立市廛，开创市场交易制度，推动了早期商业的萌芽。 据《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集市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雏形，也是货币与商业发展的起点，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炎帝教民治麻为布，使人们告别了以树叶兽皮遮身的原始状态，进入有衣可穿的文明阶段。通过种植麻桑、纺织布帛，人类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也提升了社会审美与文化意识，标志着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四，炎帝还创造了五弦琴，以音乐陶冶百姓情操，丰富精神生活。据《世本·下篇》记载，神农削桐为琴，结丝为弦，制成五弦琴，后人称之为“神农琴”。此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分别对应宫、商、角、徵、羽，象征天地人和之音。其乐音能传达天地之德，表现神农之和，使人们在音乐中获得愉悦与教化。

           第五，炎帝削木为弓，发明弓箭，增强了人类抵御野兽侵袭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一发明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安全，也增强了部落的防御力量，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劳动成果，推动了部落联盟的稳定与发展。

         第六，炎帝制作陶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在陶器出现之前，人们只能用火烧烤食物，而陶器的发明使人们能够进行蒸煮、贮存、酿酒、消毒等操作，显著提升了饮食卫生水平，并促进了医药的发展。陶器的广泛使用，是人类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为了帮助人们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炎帝还制定了历法，观测星辰，划分昼夜，确定日月运行周期，以三十日为一月，十一月为冬至。这套时间体系为后世历法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炎帝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与运用。 在治理国家方面，炎帝以德服人，以义治世。他不求回报，不贪图财富，却使天下人共同富裕；他重视智慧，赢得天下人的尊敬；他以德行引导百姓，不靠奖赏而使人民勤劳，不靠刑罚而使社会正直；他倡导和平，不靠争斗而使资源充足，不靠繁杂法令而使百姓顺从；他威严而不残暴，制度简明而不繁琐，因此深受人民敬仰与爱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不仅教授人民使用工具、播种五谷、制作陶器、绘画技艺，还传授弓箭使用、狩猎技能、健身方法、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知识，更强调道德与智慧的培养。

         在他的引导下，德、智、体、美等多方面教育得到了全面重视与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基础。 炎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精神内涵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体现为勇于创业、乐于奉献、敢于创新、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斗争中，炎帝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摆脱愚昧与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高度团结与统一。 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尚无定论。事实上，炎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凝聚了远古人类智慧与奋斗精神的文化象征。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战胜困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集体智慧。今天，“炎帝”与“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所有中华儿女也因此自豪地称为“炎黄子孙”。 在炎帝众多的功绩中，最为人熟知、也最能体现其历史地位的，是制耒耜、种五谷的伟大创举。正是这一贡献，使他被尊称为“神农”。而“神农”一词中的“农”字，正是对他开创农业文明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最好诠释。
 

【耕种方面】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他们不仅开创了以种植为主的新生活方式，更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推动了人类社会从采集渔猎向定居农业的伟大跨越。

          农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种植、收获与储备、加工与食用三大核心环节。在原始农业尚未出现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回来的物品并不全用于食用，而食用的食材也往往是现采现吃，未必来自先前的储备。同时，早期储备的物品也多为便于保存的非种籽类植物。直到陶器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人类才真正拥有了安全、有效的储藏手段，从而实现了食物与饮水的长期储存。这一技术进步使得采集储备与食用过程实现了有效衔接，也激发了人类对植物种籽的大规模获取需求。 原始种植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伏羲氏时代，当时人们开始利用葫芦作为饮水工具。

          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一定的栽培经验与技术。进入女娲氏时代，即陶器广泛使用的时期，种植技术与对植物种籽的需求逐渐融合，农业的诞生便水到渠成。事实上，葫芦种植的起源未必完全出于实用目的，很可能起源于儿童的兴趣与游戏。原因有三：

         其一，儿童拥有大量空闲时间，能够细心照料、保护和管理他们种植的葫芦；

         其二，葫芦籽颗粒饱满、洁白美观，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三，葫芦籽易于播种操作，适合初学者尝试种植。中国许多地区的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吃葫芦籽会长包牙”的说法，大人们常用这句话来劝阻孩子不要随意食用葫芦籽，这种风俗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与保护，也从侧面反映出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与深远。

       当我们的祖先将种植葫芦的经验扩展到草类植物，并开始系统地种植以获取可食用的种子时，原始农业正式诞生了。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从被动获取自然资源走向主动改造自然环境，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仅如此，人类对植物药用价值的探索同样源远流长。

        事实上，吃草治病并非人类所独有，许多动物都有类似的行为，这表明在人类尚未形成系统医学知识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通过本能积累了许多关于草药的基本认知。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为了寻找更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人们在尝食植物的过程中，开始更加系统地观察和记录植物的特性。他们不仅关注植物是否有毒、是否可食用，还特别注意其不同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热温凉等药性特征。这些观察与经验的积累，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医药概念。

        可以说，医学的萌芽是在探索和驯化植物的过程中“无意插柳柳成荫”般地诞生的。这也正是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要实现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需要具备几个关键条件：

         首先，要从众多野生植物中选择合适的种类，并通过长期的栽培与选育将其驯化为稳定的作物品种，例如稻、黍、稷、麦、菽等五谷；

         其次，要有相应的农具，如耒耜等耕作工具，以提高劳动效率；

        第三，要掌握农时，顺应自然节律进行耕作。这些都需要长期的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绝非一人之力或短时间所能完成。因此，神农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代表了一个漫长而伟大的农业发展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上。通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逐步筛选出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这些野草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收获的种子除一部分用于食用外，人们会精选出饱满、优质的籽粒留作种子。

         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对野生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与野生原种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最终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农作物。同样，这种驯化理念也逐渐应用于动物养殖，推动了家畜的培育与改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种子的保存与传承，形成了“饿死不吃种子”的传统观念。这种对种子的珍视与保护，极大地促进了农作物品种的选育与优化。

          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培育工作，形成了以稻、黍、稷、麦、菽为代表的五谷体系，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书籍】

         以下是根据用户提供的原始文本进行扩展润色后的版本，更加适合用于官网展示： --- 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中，炎帝神农氏作为农业与医药的开创者，被后世尊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奠基人。据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文》中，收录了若干与神农氏相关的典籍内容，这些文献虽为后人辑录，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对农业生产、自然规律以及社会伦理的初步认知。

          《神农之禁》有云：“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此语出自《群书治要》与《六韬·虎韬篇》，体现了神农时期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保护意识。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应当顺应天时，不加扰害，以保天地之和、万物之生。 《神农之数》记载：“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此语反映出神农时代已具备初步的粮食调控观念，当一种粮食歉收时，其价格将上涨十倍；若两种粮食同时歉收，则价格更将翻倍增长。这种对粮食供需关系的观察，显示出早期经济管理的智慧。

        《神农之法》中强调：“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此语见于《文子·上义》与《淮南子·齐俗训》，亦见于《吕氏春秋·爱类》中所引《神农之教》。它不仅体现了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也突出了劳动与责任的紧密联系，强调了个人行为与社会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

       《神农之教》中还提到：“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语出自《汉书·食货志》中晁错所引。它揭示了即便拥有坚固城池与强大军队，若无充足的粮食储备，国家亦难以为继。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重农思想的发展，成为历代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

        《神农占》则是一部与农业节令、天象预测密切相关的典籍，记录了大量关于气候、节气与农作物生长关系的内容。例如：“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虫害与粮价之间的关系，如“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同时，对于种植时间与风向的关系也有详尽记录，如“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这些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细致观察，也反映了农业与天时之间的密切关系。

         《庄子·盗跖》中记载：“神农之世，卧则民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段文字描绘了一个和谐安宁、人与自然共生的理想社会图景，也反映出神农时代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吕氏春秋·爱类》中又记载：“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一记载则表明，神农时期已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分工，体现出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 综上所述，炎帝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关键时期，是中华文明从采集渔猎向农耕定居转变的重要阶段。

          根据考古发现与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推断，这一时期大约距今6000年至5500年之间，早于黄帝轩辕氏时代数百年。然而，后世某些史书中关于炎帝、黄帝同处一时代，甚至黄帝降服炎帝的记载，则多为后人附会，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神农氏不仅开创了农业文明，更奠定了中华文明重视自然、尊重劳动、崇尚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他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对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文化方面】

         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重要源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族精神。作为凝聚全球炎黄子孙情感与认同的核心力量，炎帝文化不仅是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更是激励我们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开创的文明成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受到亿万炎黄子孙的世代敬仰与尊崇。

          根据《周易》《管子》等先秦典籍的相关记载，结合黄河流域、特别是渭水流域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地发现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址考证，炎帝神农氏被广泛认为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奠基者。他以智慧与毅力开创了多项人类文明成果：始种五谷以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制作耒耜改进耕作方式，遍尝百草以疗治百姓疾病，治麻为布以抵御严寒，烧制陶器以满足生活所需，削桐制琴以陶冶情操，设立集市以促进贸易往来，剡木为矢以保百姓安居，重演八卦以探索自然规律。在南巡途中，他仍不忘为民采药治病，一日之内遭遇七十毒而坚持不懈，最终因误食断肠草，“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

           炎帝的伟大功绩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开创上，更在于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无私奉献的情怀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摆脱了茹毛饮血、依赖渔猎采集的原始生活方式，迈入了以耕种为主的创造性社会，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这种由炎帝引领的文明进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炎帝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如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团结奋进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奋勇前行，不断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炎黄文化。这一文化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发了无数炎黄子孙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不懈奋斗。在全球化的今天，炎黄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与认同的重要纽带，是维系民族团结、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同时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为此，我们应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始贸易的萌芽】

         随着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不断丰富，产品逐渐出现盈余，这为原始贸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根据古籍记载，炎帝神农时期是原始产品交换的萌芽阶段。《易·系辞》中记载：“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炎帝神农设立集市、组织人们进行物品交换的场景。他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剩余产品的处理问题，制定了“日中为市”的交易制度，使各地居民可以聚集在一起，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原始商品交易形式的出现。它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社会的交流，也推动了原始社会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为后来奴隶社会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这种原始的市场行为，虽然形式简单，却孕育了社会结构变革的种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炎帝神农时期在制陶技术和原始贸易方面的发展，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提升的体现，也为中华文明的早期演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后世纪念】
炎帝故里
     炎帝故里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5处地方被称作炎帝故里，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四川、山西等省。这种“多地并存”的现象，源于历史传说的复杂性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首先，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的重要传说人物，与黄帝、蚩尤等并列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谱系之中。

         由于其距今久远，当时尚无文字记载，有关炎帝的事迹多依赖于先民口耳相传。在代代传承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内容的增减、细节的变异，甚至受到原始宗教影响而被“神化”。各地在转述这些传说时，往往结合本地的地理、风俗与信仰，加以润色与演绎，从而形成了多种版本的说法。 其次，炎帝的世系传承较为复杂，有“八代炎帝”或“十七代神农”的说法。每一代炎帝或神农氏都沿用同一称号，许多传说中的事迹或遗址也因此被归为“炎帝神农氏”所为。这种称号的延续性与事迹的叠加性，使得炎帝故里的分布呈现出多点并存的局面。 再次，炎帝部族由最初的氏族逐步发展为胞族、部落，最终形成庞大的部落联盟。

         在千余年的发展与迁徙过程中，炎帝部族的活动范围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所到之处，不仅带去了祖先的传说故事，也留下了以“炎帝”或“神农”命名的地名、山名、水名等文化印记。这些地名与传说的流传，进一步丰富了炎帝故里的文化内涵，也促成了“多故里”现象的形成。 此外，在夏商周及其以后的历代文献中，传说材料被不断整理、记录，并融入了当时编著者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立场。因此，不同文献中关于炎帝出生地的记载也存在差异。加之各地出于对祖先的敬仰与纪念，纷纷修建炎帝故里、祠庙，以表达对先祖的尊崇之情，这也进一步促成了炎帝故里“说法纷纭、认知多元”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炎帝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多数学者依据《国语·晋语》的记载，结合文献资料、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倾向于认为首代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故里）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一带。这一观点具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是当前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阶段性成果，也体现了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同时，对于其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炎帝故里，不论是哪一代炎帝的故里，也不论其学术依据是否充分，我们都应予以尊重与包容。这些“故里”不仅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体体现。尊重各地政府与民众的文化情感与历史认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炎帝故里的研究与开发中，我们应坚持“学术研究与文化开发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要将炎帝及其七世或十六世子孙的事迹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各代炎帝的历史角色与文化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将炎帝文化作为“文化载体”加以区分与利用，既要重视其学术价值，也要注重其在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通过科学的研究与合理的开发，实现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陵祠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以“姜水成”，其陵寝位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天的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炎帝陵。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之地，被誉为“神州第一陵”，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敬仰的圣地，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 炎帝陵坐落于株洲市炎陵县城西约19公里处的鹿原陂，依山傍水，气势恢宏。这里不仅是祭祀炎帝、缅怀先祖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炎帝陵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十大文化遗产、新潇湘人文八景之一，以及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湖南省最佳景区之一。

         炎帝陵祭典历史悠久，庄严隆重，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之一。每年清明、重阳等重要节日，海内外华人纷纷前来祭拜炎帝，表达对始祖的崇敬之情，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炎帝陵的主要建筑包括炎帝陵殿和神农大殿，建筑群布局严谨，气势恢宏，融合了传统礼制建筑风格与地方文化特色，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庙建筑和祭祀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宝鸡也有一处纪念炎帝的陵墓，但其历史渊源、规模形制及影响力均远不及湖南炎陵的炎帝陵。更为关键的是，该陵墓并未获得历代官方的正式认定，缺乏历史文献的明确支持。

       近年来，随着民族认同感的不断增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国家尽快明确炎帝陵的法律地位，以统一华夏儿女的情感认同，避免出现“一帝多陵”的误解，防止对全球华人寻根问祖、朝觐祭祖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炎帝陵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更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根脉。
 

行宫

       炎帝行宫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炎帝遗存，位于山西省高平市东北方向约14.5公里处的故关村。作为纪念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的重要遗址，炎帝行宫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研究古代祭祀制度与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该行宫坐落于故关村偏南部，具体创建年代现已无从考证，但据相关史料推测，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或更早。据现存碑刻记载，至少在明代已有明确修葺记录，表明其历史久远、传承有序。整座行宫坐北朝南，采用传统的单进院落布局，结构严谨，功能分区明确。现存主要建筑包括正殿、午台、圣贤殿等，其中正殿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前殿采用悬山顶结构，体现了明代建筑的典型风格。 院内保存有明代和清代的碑刻共四通，其中尤以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所立的“重修炎帝行宫碑”最为珍贵。

          碑文中记载：“神农炎帝行宫磐基在故关里村前，肇基太古，无文考验，祠在换马村东南，现存坟冢，木栏绕护，然祠与宫相去几百余步也。”这段文字不仅印证了炎帝行宫历史悠久，也揭示了炎帝祭祀活动在当地的深远影响，以及与周边其他炎帝遗迹之间的密切关联。 炎帝行宫作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为研究炎帝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也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建筑艺术与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窗口。如今，它依然静静地矗立于故关村中，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与文化的延续。
 

湖南炎陵——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长眠之地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处的鹿原镇境内，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葬地。这里洣水环绕，古木参天，山川秀美，环境幽静，自古以来便是人们追思先祖、缅怀圣德的圣地。

历史渊源

            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晋代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其中记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至宋代，罗泌在《路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地方史志《酃县志》亦记载，西汉时期已有陵墓存在。西汉末年，因绿林、赤眉军起义，当地百姓为防止陵墓遭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代佛教传入后，陵前建有佛寺，名为“唐兴寺”，但仍有奉祀活动。

          炎帝陵真正意义上的庙宇建设始于北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千百年来，炎帝陵庙历经朝代更替，屡毁屡建，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历代沿革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67—983年），因鹿原陂地势偏僻、交通不便，朝廷决定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五里处。自此，炎帝陵庙在茶陵县城南延续祭祀活动达二百余年，而原陵地则逐渐荒废。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陵前仍保留唐代佛寺“唐兴寺”，与炎帝陵祭祀地位不符，遂奏请朝廷废寺建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设酃县，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从此归属酃县，隶属衡州府。

     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设立炎帝陵禁樵牧制度，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大规模修缮，为后世炎帝陵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元代近百年间，虽有祭祀活动，但未见朝廷大规模修葺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较为频繁，史书有明确记载的较大修缮有三次：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命修缮历代帝王陵寝，炎帝陵庙得以全面修葺；嘉靖三年（1524年），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重修，拓宽庙宇，改变了旧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县令发动民间募捐，再度修葺，虽沿袭旧制，但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清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记录较为详尽，约有九次之多。顺治四年（1647年）因战乱导致陵庙受损，后虽有修缮，但因战事频繁，资金不足，未能恢复旧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圣祖玄烨派遣官员前来致祭，并下令修葺，使陵庙恢复基本功能。 雍正十一年（1733年），酃县知县张浚奉旨动用国库资金，依照清王朝颁布的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陵庙，确立了“前三门—行礼亭—正殿—陵寝”的四进格局，形成仿皇宫式建筑群，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 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知县俞昌会主持、地方士绅百姓捐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此次修缮历时八个月，使炎帝陵殿面貌焕然一新，气势恢宏，附属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与主殿交相辉映，构成完整的建筑体系。

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国年间，炎帝陵的修葺活动虽有记载，但受限于战乱与资金短缺，成效有限。1915年、1923年、1936年及1940年曾四次尝试修缮，其中1940年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的大修最具规模，不仅修葺了陵殿，还修建了通往陵区的简易公路，为后续保护提供了便利。 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除夕，因香客焚香不慎引发火灾，正殿与行礼亭被毁，修复工作迫在眉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修复条件的成熟，1986年6月28日，由酃县人民政府主持，炎帝陵修复工程正式启动，1988年10月竣工。 修复后的炎帝陵殿规模略有扩大，总占地面积达3836平方米，分为五进：第一进为午门，第二进为行礼亭，第三进为主殿，第四进为墓碑亭，第五进为墓冢。陵庙外还修复了咏丰台、天使馆、鹿原亭等附属建筑。整座建筑群金碧辉煌，重檐翘角，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建筑风格。

当代发展与文化传承

           1986年，国务院批准重修炎帝陵后，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累计投入资金逾亿元，对炎帝陵进行全面修缮与保护。自1994年起，株洲炎帝陵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全球华人公祭炎帝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前来寻根问祖、缅怀先祖。 炎帝陵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更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在湘全国政协委员纷纷呼吁，将炎帝陵公祭活动列入国家级祭祀体系，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地位与影响力。 如今的炎帝陵，已成为集历史、文化、旅游、祭祀于一体的重要人文景观，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与博大精深的文化。

【学术界争论】
问题一
神农氏和炎帝到底什么关系？两者是否为同一人呢？
关于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了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比如湖南的炎帝陵纪念馆就是把炎帝作为神农来祭祀的，所以纪念馆内就有炎帝尝百草的主题。而另一派则认为炎帝和神农是两个系统的人，扯不上关系，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人。
古代史书关于神农氏的世代记载是这样的：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到黄帝部落崛起的时候才衰落下去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前面忘了说明的需要说明一下，即神农氏以前包括神农氏的时代，像伏羲、女娲、神农这样的称呼乃是对于某个部落或者部落的若干代首领的统称，而不是对唯一一个君主的称呼。但是后世的学者们往往产生歧见，比如关于古蜀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多人都认为蚕丛和鱼凫是古蜀国的两代君王，但是实际上蚕丛和鱼凫乃是两个分别长达数百年的古蜀国王朝，每个王朝都有十几个世代。（《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提到：黄帝崛起的时候，恰好“神农世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请注意这个“世”字。）这就是为什么伏曦，女娲，神农的统治往往高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原因。按照一世三十年计算，那么神农氏统治的时期大约为两千年（如果是十七个世代则大约是五百年）黄帝的时代，在距今大约五千年以前，以此上推两千年，大约就可以推断出神农氏统治开始于距今大约七千年以前。
炎帝：少典部落之子，其母是有蟜氏之女名叫安（女）登，炎帝因生于姜水（传说是神龙的子孙，因为龙头长得像羊头），故以姜为姓，名石年，其初国伊继国耆，合而称之故又号曰：伊耆氏。古代原始社会人很少而禽兽很多，所以都吃禽兽肉，到炎帝烈山氏姜石年的时候人民很多而禽兽已经不足，野生素食能吃的也都吃了，但还是不能解决人民的饥饿，于是炎帝烈山氏姜石年根据天时、地利，制作了劳动工具，教导人民耕种田地，种植庄稼作物，彻底解决了人民的饥饿，百姓也得以更好的繁衍息。百姓赞炎帝烈山氏姜石年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谓之神农。”后世继位的帝王称之曰：炎帝神农氏“姜某某”，后世继位为帝王者仍沿用炎帝神农氏番号。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取莽（奔水）氏之女曰听詙，生子二：长帝临魁、次桂。炎帝神农氏姜临魁生帝承，炎帝神农氏姜承生帝明、仲贤、希文，炎帝神农氏姜明生帝宜，炎帝神农氏姜宜生帝来，炎帝神农氏姜来生帝裹，帝神农氏姜裹生节茎，节茎生克、戏，戏生炎帝神农氏姜榆罔。炎帝烈山氏传至八帝至炎帝神农氏榆罔（炎帝神农氏榆罔为炎帝烈山氏第十世孙）。炎帝烈山氏姜石年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生卒年份概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
榆罔：姜姓，故全称曰炎帝神农氏姜榆罔。乃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十世孙，炎帝神农氏姜裹之曾孙，是继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后的第八位帝王，与黄帝公孙轩辕同时代人。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居于空桑，后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其中以蚩尤最为暴虐，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势力已经衰弱，没有能力进行征伐，于是被迫居于涿鹿，诸侯公孙轩辕实懋圣德，平定了天下暴乱，所以诸侯都归顺了他，所以公孙轩辕代替了炎帝神农氏姜榆罔而治理天下为天子。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在位五十五年，降封于洛，耻于受封，遂迁于潇湘茶乡之尾（故崩葬于潇湘茶乡之尾，当地民众仍以帝王之礼厚葬了他，今湖南炎陵的炎帝陵。故陕西宝鸡有炎帝陵，我经过历史古籍及文脉推断赞同后此为第一代炎帝烈山氏（神农氏）姜石年的陵墓。山西高平有炎帝陵，河南商丘有炎帝陵，湖北随州有炎帝陵，当为另六位炎帝神农氏某三位帝王的陵墓。炎帝神农氏姜榆罔之七世孙伯夷在尧帝身边担任四岳官职，即天下四方诸侯统领。在舜帝身边担任秩宗官职，典朕三礼。辅佐大禹帝平水土功劳甚大。为尧舜禹身边的股肱重臣，故称之为吕侯，吕即“脊梁”也。封地为吕国（《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辑著）卷二十九载：“吕城。（徐）州东五十里。春秋时宋邑。襄元年（注：周简王十四年，即公元前572年。）《太平寰宇纪》卷十五，杜预注：“彭城吕县也，汉为吕县；宋武北征改为寿张县。2000年左右的汉朝人杜预以及500年前的清朝人都认为吕国在彭城徐州东边，靠近宋国，”），为中华吕氏始祖。
问题二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可是他又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即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白虎通义·号》说，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耒耜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故号神农。《世本·帝系篇》则首把炎帝和神农氏扯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所以《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而有关烈（厉、列）山氏称号的缘起，又有二说。《路史》认为，烈山原字当作列山或厉山，因神农氏“肇迹”于列山，故以列山、厉山为氏。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则认为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则隐喻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人，说黄帝时，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之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危害最大的炎帝和蚩尤，把他俩伐灭后威望大振，于是代神农氏而有天下。神农氏不事征伐，这与《庄子·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相符合，怎么会变成炎帝这样“侵伐诸侯，暴虐百姓”的人呢？英勇善战的黄帝，竟然要与他“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外，《史记·封禅书》分列炎帝和神农氏为二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主张炎帝、神农氏为二人。
问题三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乔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很明显，少典、有乔都应为古国名或部落名。
又司马贞作《三皇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所以跟黄帝大战的那个炎帝不是我们引为圣人的那个炎帝，而应为榆罔。
又有人说“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到黄帝部落崛起的时候才衰落下去了。”这个说法应该是出自《尸子》。《尸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这里要说明一下，按《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是一个部落，它的首位领袖不是“炎黄”中的炎帝。《尸子》中说的七十世应该是整个神农氏共传了七十世，跟《三皇本纪》不一样。
问题结论
由于上古时的记载缺乏详尽的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所以炎帝与神农氏是否为同一人，至今尚无定论。

【人物关系】

祖父：伏羲

父亲：003.【少典】[上古]

母亲：任姒（rèn sì）（名女登，有娇氏之女，有熊氏少典之正妃）

妻子：赤水氏的女儿听訞
后人：
赤水氏的女儿听訞和炎帝生了炎居、生女儿女娃（精卫）
炎居生节并
节并生戏器
戏器生祝融
祝融生共工
共工生术器、后土
后土生噎鸣
噎鸣生十二子，待考

【其它相关世系】
炎帝政权又分为两大支脉，一为炎帝魁隗氏政权，一为炎帝神农氏政权。
魁隗氏
炎帝魁隗氏发祥于秦岭常羊山，兴起于赤水（今贵州赤水市），建帝都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传七帝而失政，被炎帝神农氏取而代之。
炎帝魁隗氏政权起于公元前5008年，讫于公元前4766年，历六任帝，传国虚记二百四十三年。这六任帝是：
1、魁隗，在位执政虚记五十八年（公元前5008——前4951年）。
2、炎居，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四年（公元前4951——前4918年）。
3、节并，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三年（公元前4918——前4876年）。
4、戏器，在位执政虚记五十年（公元前4876——前4827年）。
5、祝融，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七年（公元前4827——前4781年）。
6、共工，在位执政虚记十六年（公元前4781——前4766年）。

神农氏
        部族首领称炎帝，名石年，姜姓，羊图腾。号神农氏，为神农氏族，始生地在姜水（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炎帝神农氏政权共传八任帝，传国虚记二百五十四年（前4766—前4513）。
首任帝、神农，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四年（公元前4766——前4733年）。
二任帝、临魁，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二年（公元前4733——前4692年）。
三任帝、姜承，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八年（公元前4692——前4655年）。
四任帝、姜明，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八年（公元前4655——前4628年）。
五任帝、姜宜，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七年（公元前4628——前4582年）。
六任帝、姜来，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年（公元前4582——前4563年）。
七任帝、姜克，在位执政虚记二十五年（公元前4563——前4539年）。
八任帝、榆罔，在位执政虚记二十七年（公元前4539——前4513年）。
 

蚩尤氏
        炎帝之后（一曰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
         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中对共工怒触不周山有详尽的描写：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烈山氏
        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礼记·祭法》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四岳氏
        首领为伯夷，姜姓，传为共工之从孙，曾助禹平治水土。后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zhǎng），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
第九世，名器，榆罔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一世，名术嚣，祝融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嚣子。
第十三世，名垂，勾龙子。
第十四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尧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此世系，有叠加部分，存有很大争议；更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