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巢氏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历史大系表）
本名：有巢氏（亦称“太巢氏”清代学者梁履绳）
别名：有巢或巢
号：大巢氏
民族族群：华夏族
在位时间：约300年（清代学者梁履绳的文献考证）
时间范畴：三皇时代（约公元前2777年-公元前3077年在位）
考古对应：距今30万-5000年间活跃
考古印证：河姆渡遗址
出生地：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一带
出生时期：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历史大系表）
主要成就：建造房屋、袭叶为衣、食果为粮、发明土葬、族外通婚等
主要作品：构木为巢
地位：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
所处文化层：丁村人文化时期（中国历史大系表）
史料记载：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礼记.礼运、通志、太平御览、辞海等
文化遗址：凌家滩遗址、河姆渡遗址
前任：通姓氏
继任：燧人氏
【个人简介】
有巢氏，简称“有巢”或“巢”，号“大巢氏”，是华夏族的重要先祖之一，位列“三皇五氏”之首，被尊为华夏“第一人文始祖”。他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重要部落首领，曾建立古巢国，开创了人类早期的文明形态。 据《中国历史大系表》等史料记载，有巢氏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是巢居文明的开创者。他出生于今天的安徽省巢湖流域，后迁徙至山西省石楼山一带。关于有巢氏的活动范围，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他出生于苍梧，也有观点认为他在河南商丘、山东、四川、内蒙古、云南、湖南等地活动过。这些多样的历史记载和地理分布，充分体现了有巢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影响。
有巢氏的事迹在众多古代典籍和现代史学著作中均有记载，如《史记·三皇本纪》《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先秦史》《太平御览》《康熙字典》《中国通史简编》《辞海》等。这些文献不仅记录了有巢氏的历史地位，也高度评价了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鉴略·三皇纪》中写道：“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这是从人类文明启蒙的角度，对有巢氏伟大创举的高度概括。他发明巢居，使人类得以摆脱地面潮湿与野兽侵袭，开启了从自然生存向文明生活的转变。
可以说，有巢氏是人类文明的领航者，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人类原始巢居的发明者和巢居文明的开拓者，有巢氏的功绩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设计灵感，正是源自有巢氏所代表的巢居文化理念；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也借鉴了有巢氏“巢居”的古老智慧，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历史讲稿》中指出：“到了有巢氏，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有巢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有巢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先驱，更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象征。他所代表的创新精神和生存智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与前行。
【名号由来】
大巢氏
“大巢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其名号的由来与远古时期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据《始学篇》记载：“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这一记载表明，大巢氏是一位引导先民由穴居转向巢居的圣人，其名号正是源于这一伟大的创举。 《通志·三皇纪》亦有类似记载：“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
由此可以看出，“有巢氏”与“大巢氏”实为同一人物，因教民构木为巢、改善居住环境而得名。这一称号不仅代表了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开创性贡献，也反映了远古社会由自然栖居向人工建筑过渡的历史阶段。
《中国远古和原始社会的传说及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一书中也指出：“有巢氏，又名‘大巢氏’，因教民巢居而得号。”这一说法进一步印证了大巢氏作为人类居住方式变革的先驱者地位。 **文献记载中的“大巢氏”** 在后世文献中，“大巢氏”常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远古圣王并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
鲁迅在其《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提到：“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鲁迅虽对三皇的具体名号持怀疑态度，但他也指出“有巢”等名号是古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象征性概括。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其专著中直接以“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为章节标题，题为《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各氏的来源》，进一步说明“有巢氏”在中华远古传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尚秉和所著《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一亦以《有巢燧人时社会状况》为题，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
《汉语大词典》解释“巢”为“有巢氏的省称”，并引南朝宋鲍照《河清颂》诗句：“窥刊崩石，捃逸残竹，巢风寂寥，羲埃绵邈。”诗句中“巢风”即指有巢氏时代遗风，象征着远古先民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
明代黄周星在《六月六日登洞庭西山缥渺峰放歌》中写道：“叟童鸡犬寂无喧，别有天地疑巢轩。世人不信桃源记，谁知此是真桃源。”其中“巢轩”指的是有巢氏与轩辕氏（即黄帝），诗人借此表达对远古理想社会的向往。
此外，《汉语大词典》还注解“巢”为尧时高士巢父，虽属后世人物，但也反映出“巢”这一姓氏与远古传说之间的文化联系。
《大辞典》解释“巢燧”为“指古代的‘燧人氏’和‘有巢氏’”，说明这两位圣人常被并称，共同被视为中华文明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
唐代张九龄在《龙池圣德颂》中写道：“巢燧之前，寂寥无纪；书契而后，焕炳可观。”此句意在强调文字出现前的历史模糊不清，而自“巢燧”之后，中华文明逐渐步入有记载的历史阶段。
《先秦史》一书则指出：“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可追溯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与神农氏等远古圣王时代。
《中国民族史》也提到：“巢、燧、羲、农，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事迹较可凭信者，必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也。”这一观点将有巢氏列入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历史序列中，认为其事迹虽带有传说色彩，但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辞海》对“有巢氏”的释义为：“传说中巢居的发明者，相传远古时代，他为了避免野兽侵袭，教民构木为巢，居住在树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巢居的情况。”这一定义较为权威地概括了有巢氏的历史形象。
《淮南子·氾论训》中也有关于房屋发明的描述：“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虽然文中未直接提及“有巢氏”之名，但其描述的正是有巢氏所代表的历史阶段。
据《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与《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记载：“有巢氏诞生石楼山。”这一记载虽属传说，但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其出生地的地理线索。
以下古今文献中均有对有巢氏的详细记载：《中国经济史辞典》《大学历史词典》《中国历代科技人物录》《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二十六史精要辞典·上》《中华文化习俗辞典·文化习俗》《中华文化人物辞海·文化人物》《中国历史辞典·第二册》《中华文化辞典》《中外历史人物词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宗教大辞典》《掌故大辞典》《古汉语实用词典》《老庄词典》《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帝王大全》《中国神话人物辞典》《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辞典》《古汉语常用词词典》《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中国民间文艺辞典》《古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宗教词典》《历代工艺名家》《中华百科要览》等。
综上所述，“大巢氏”不仅是中华远古传说中的一位伟大先祖，更是人类居住方式从自然穴居向人工巢居转变的象征性人物。其事迹虽多见于后世文献，带有传说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远古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明演进轨迹。
【人物经历】
有巢氏，简称“有巢”或“巢”，号“大巢氏”，是中国远古时期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之一。根据《中国历史大系表》的记载，有巢氏位列“三皇五氏”中的五氏之首，被后世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 在远古时代，人类尚处于穴居野处的阶段，常受野兽侵袭与自然环境的威胁。
有巢氏率先发明了“构木为巢”的居住方式，使人们得以在树上筑巢而居，有效避免了野兽侵害与恶劣天气的影响，极大地改善了先民的生存条件。人们感念他的智慧与贡献，推举他为部落首领，并尊称为“有巢氏”。 有巢氏担任部落首领后，以德服人，勤政为民，为各部落民众办了许多实事，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爱戴。他的声望传遍四方，各部落纷纷归附，一致认为他具备圣王的德行与才能，于是推选他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部落联盟大酋长。
有巢氏所领导的氏族在其后裔的发展中不断壮大。至大禹时期，有巢氏的后人建立了以“巢”为名的方国——巢国。大禹在治理水患、开发江淮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巢氏族人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据传，有巢氏族联盟中的一位女子偃攸，嫁与大禹为妻，并生下了继承大禹事业的儿子启。启后来建立夏朝，成为夏朝的开国君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巢国因其与夏朝的特殊亲缘关系，世代被封为诸侯国，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历史的演进，巢国的文化与影响不断延续，发展至今，便是今天的安徽省巢湖市。
有巢氏族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形成的氏族部落之一，不仅开创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先河，更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堪称中华民族第一部落。其智慧与贡献，深深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被后人世代铭记与敬仰。
【个人主要成就】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穴居野外，时常受到猛兽侵袭，生命安全难以保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巢氏应运而生。他教导民众构木为巢，建造树屋，以躲避野兽侵扰，使人们从原始的穴居生活迈入了“巢居”时代。这一伟大的创举不仅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有巢氏在衣、食、住、葬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发明了“构木为巢”的居住方式，还创制了“编槿为庐”的简易房屋，为后来的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发明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蕴含着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
巢居：从穴居到树屋的飞跃 据史书记载，上古时期人类数量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生活在地面上极易遭受野兽袭击，生命时刻面临威胁。由于环境恶劣，部分人群向北迁徙，来到今天的山西、陕西一带，开始了“穴居”生活。然而，北方气候寒冷，许多部族不愿北迁，仍留在原地。 此时，有巢氏应时而起，引导人们在树干上搭建房屋，既可遮风挡雨，又能有效防御野兽侵袭。从此，人们摆脱了对自然洞穴的依赖，过上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被称为“巢居”，是人类居住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庄子》中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这正是对有巢氏时代的生动写照。据传，当时人们白天采摘橡栗为食，夜晚则栖息于树上，逐渐形成了以树屋为主的居住模式。
婚姻制度的开创：族外通婚的奠基人 除了在居住方式上的伟大贡献，有巢氏还在婚姻制度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他首次提出并推行了族外通婚的制度，禁止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同一族团内部的同辈男女通婚。男子只能娶其他族团的女子为妻，女子也只能嫁到其他族团。这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从原始的血缘群婚向更为文明的婚姻关系迈进了一大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进步和种族健康。 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避免了近亲繁殖带来的弊端，也加强了不同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为部落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有巢氏是中华文明早期伦理制度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奠基者之一。
服饰文化的起源：树叶与兽皮的使用 服装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而有巢氏正是这一文化的重要开创者。据《鉴略·三皇纪》记载：“有巢氏以出，袭叶为衣裳。”明代罗颀《物原·衣原第十一》亦载：“有巢始衣皮。”这些记载表明，有巢氏最早教人们用树叶和动物皮毛制作衣物，以抵御严寒与风霜。 这一创举不仅提升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标志着服饰文化的萌芽。从最初的遮体御寒，到后来的审美与礼仪功能，服装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有巢氏的智慧与实践。
考古印证：河姆渡遗址与有巢氏的关系 1973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木构建筑构件，总数超过一千件，且主要集中在第四层中部。这些遗迹与《韩非子》中“有圣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记载高度吻合。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有巢氏之民”，而河姆渡地区正是“有巢氏国”的核心区域。 这一考古发现为有巢氏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佐证，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政治影响：巢国的历史印记 在后世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巢国”的记载屡见不鲜。《春秋》中首次提到“楚人围巢”，《左传》中也多次出现“巢”字，指代巢国。这些记载中，既有楚国对巢国的征伐，也有吴楚交战对巢国的影响，反映出巢国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书序》记载：“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郑玄注曰：“殷之诸侯，伯爵也，南方远国。武王克商，慕义来朝。”这说明巢国在商周之际曾是南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其国君曾朝见周王，体现出其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国语》中指出：“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也。”此外，《尚书·仲虺之诰》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初学记》亦考证：“庐州，古庐子国也，烈王都之，南巢之地。”这些文献都表明，巢国位于今安徽一带，具体地望为庐江居巢县，是古代南方的重要政治与文化中心。
《大明一统志·卷十四<庐州府>》明确记载：“巢县，在州城北九十里，本古巢伯国。”清代嘉庆《庐州府志·沿革志》也指出：“庐州府，《禹贡》扬州之域，殷、周为南巢及巢国。”这些史料进一步印证了巢国作为有巢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总结
有巢氏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先驱，不仅在居住方式、婚姻制度、服饰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更以其智慧与实践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他所代表的不仅是技术与制度的革新，更是中华文明早期智慧的象征。从“巢居”到“衣裳”，从“族外通婚”到“巢国”的建立，有巢氏的功绩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各朝代史书记载】
关于有巢氏的记载，广泛见诸于中国历代诸多史书与典籍之中。诸如《史记》《后汉书》《太平御览》《路史》等均有相关记述。其中关于“葺萑而扉，制造门扉”的记载，亦可追溯至古代文史典籍，如《春秋纬命历序》《说文解字》《左传》等；而“溟涂茨翳，修葺装饰”等建筑技艺的起源，亦有《庄子·让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韩非子·五蠹》等文献佐证。
先秦时期
在先秦时期的诸多典籍中，有巢氏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屡有提及。《韩非子·五蠹》中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此段文字明确指出，有巢氏因教民构木为巢，以躲避野兽侵害，受到民众拥戴，被尊为王者。 《国语·鲁语上》中亦有“桀奔南巢”的记载，虽未直接提及有巢氏，但反映了“巢”这一地名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关联。《春秋经》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记载“楚人围巢”之事，进一步说明“巢”在古代地理与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墨子·辞过》《淮南子·修务训》《白虎通·三纲六纪》等典籍均表明，“构木为巢”不仅是人类早期居住方式的变革，更是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文明进步。
战国时期
“巢居”与“穴居”的观念在社会中极为普遍，成为当时对上古生活方式的基本认知。 《庄子·盗跖》亦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此段文字进一步描绘了当时人们为避禽兽之害而栖居树上的生活状态。 《逸周书·史记解》中则记述了有巢氏统治的终结：“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由此可见，有巢氏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最终因权臣作乱而灭亡。
秦汉时期
进入秦汉时期，关于有巢氏的记载依旧延续。《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阖闾六年（公元前509年），吴军曾大败楚军，“取楚之居巢而还”，说明“巢”地在当时仍具战略意义。
晋代
张华所著《博物志》及《五方人民》中亦有“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的记载，反映出古人对不同地域居住方式的认知，也从侧面印证了“巢居”作为上古生活方式的普遍性。 《礼记·礼运》中写道：“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禽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与有巢氏所处的时代背景高度契合。 《遁甲开山图》中亦有记载：“石楼山在琅玡，昔有巢氏治此山南。”（见《艺文类聚》卷十一引）
魏晋时期
《博物志·杂说上》中再次提及有巢氏：“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这与《逸周书》的记载相呼应，进一步说明有巢氏政权的终结源于内部权臣之乱。
隋唐时期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写道：“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已有此瑞。”其中“巢”即指有巢氏，说明其在文化与宗教象征中的重要地位。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始学篇》亦云：“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进一步强调有巢氏作为文明启蒙者的角色。
宋元时期
宋代文献中，关于有巢氏的记载更为系统与丰富。有巢氏被视为“王天下”时期的伟大领袖，其关注民生、为民谋福的形象深入人心。
关于其统治时间，有“传二世”（见《春秋纬命历序》其八《因提纪》）与“百余代”（见《通志·三皇纪》）的不同说法。
《通鉴外纪》卷一称：“上古穴居，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教之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食草木实，号大巢氏。”此段文字不仅重申了有巢氏的功绩，也进一步强调其作为文明启蒙者的象征意义。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记载：“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凤异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说明有巢氏被纳入上古帝王谱系之中。
《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林邑记》记载：“苍梧已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屋宅，依树上住宿，食生肉，采香以为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此段文字虽非直接记载有巢氏，但生动再现了“巢居”生活的现实图景。
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四中写道：“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其所以然者，盖地多虎狼，不如是，人畜皆不得安，乃上古巢居之意欤。”说明“巢居”理念在后世仍有延续。
《通志·氏族二》载：“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说明有巢氏后裔在后世仍有传承。 《路史》中亦有详细记载：“昔载上世，人固多难，有圣人者，教之巢居，冬则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搏兽而食，凿井而饮。桧秸以为蓐，以辟其难。而人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此段文字详尽描绘了有巢氏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进步。
明清时期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的《三皇五帝纪》“有巢氏”条目中写道：“太古之民，穴居野处，与物相友。逮后物始为敌，爪牙角毒，概不足以敌禽兽。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蔽前后。”此段文字延续了对有巢氏时代的描述，突出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明代罗颀所著《物原》中记载了有巢氏在多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 教民食果：“太古菇毛而钦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物原·食原第十》）
教民衣皮：“有巢始衣皮。”（《物原·衣原第十一》） - 教民巢居：“有巢始为巢穴。”（《物原·室原第十二》）
教民土葬：“几蘧蒿舁而风化，有巢始以累里掩之，燧人积薪以葬。”（《物原·葬原第十六》） 以上内容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亦有相似记载，说明有巢氏在饮食、服饰、居住、丧葬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学者梁履绳考证认为：“古有两有巢氏，一在人皇后、燧人前，亦谓之‘大巢氏’，治石楼山，在位三百年。一在昊英之后，《六韬》《世纪》所叙者是也。”其兄梁玉绳则提出不同看法：“后之有巢必上世有巢之裔，迁徙异处，降居诸侯，为太吴臣，似不得分为二氏。其末代以任乱臣擅国亡。”（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综上所述，有巢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其事迹与影响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多个时期，成为后世不断追忆与传承的文化象征。
【巢湖传说与有巢氏的渊源】
轶事典故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类如何从原始生活走向文明社会的传说不胜枚举，其中“有巢氏”的故事便是一段极具代表性的历史记忆。
巢湖传说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福建莆田人）在其所著《通志》中记载，有巢氏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人物。他在《通志·三皇纪》中写道：“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郑樵强调历史研究应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在《通志·氏族略》中进一步指出：“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子孙以国为氏。”这为后人研究有巢氏与巢湖地区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巢县志》在沿革志中明确记载：“罗泌《路史》称有巢氏。”罗泌（1131–1189年，江西吉安人）所著《路史》是一部系统记述上古至两汉历史的著作，内容详实、考证严谨，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和佚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和县猿人遗址、银山智人遗址以及凌家滩遗址的相继发现，巢湖流域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为古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早期人类文明的研究资料，也打破了长期以来“长江与巢湖流域不可能是人类发源地”的传统观点。 特别是凌家滩遗址，自1985年被发现以来，经过多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结构与出土文物的深入分析，认为凌家滩地区在远古时期已形成集政治、军事与宗教权力于一体的有巢氏部落中心。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巢湖》一书也指出：“有巢氏因居巢得名，与其发明巢居方式密切相关，被广泛视为巢湖人。” 《中华始祖有巢氏论纲》一书通过结合当代考古成果与古代文献，进一步论证了巢湖流域是有巢氏的生籍地望，为这一古老传说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由张敬国研究员领导的考古团队在编号为M23的墓葬中出土了300余件文物。通过对墓葬规格与随葬品的分析，墓主人应为当时聚落中的神权领袖。
在远古社会，血缘氏族是人类从原始群体向部落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核心特征是对祖先的缅怀与崇拜。据此推断，凌家滩的先民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有巢氏族群，而凌家滩遗址也正是有巢氏时代的部落中心，其生籍地望便在今天的巢湖流域。
巴蜀传说
关于“巢国”的记载亦见于《尚书》与《班簋》铭文之中。据史书记载，巢国直至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被吴国所灭，秦代则于公元前223年设立居巢县。学术界普遍认同《班簋》中所提到的“巢”即指今安徽省巢湖市一带。 **巴蜀传说中的有巢氏印记** 除了巢湖流域，荆楚与巴蜀地区也流传着关于有巢氏的传说。春秋时期，晋楚交战，楚共王曾“登巢车以望晋军”。
所谓“巢车”，是在八轮车上树立一根高竿，竿上装有辘轳，将一个四尺见方、五尺高的板屋拉上高竿，用以观察敌军动向，因其形状酷似鸟巢而得名。这种军事装置的创意，显然与楚地盛行的巢居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古人最初在树上搭建巢屋以避风雨野兽，后来才逐渐发展出巢车的制造技术。
汉代扬雄在《荆州箴》中写道：“南巢茫茫，多楚与荆。”此处“南巢”即指荆楚之地。夏代末年，此地曾生活着一个名为“南巢氏”的部落，是夏朝的重要盟友。据传，夏桀在亡国后曾逃亡至此避难。此后，“南巢”逐渐演变为荆楚地区巢居民族的通称。有学者认为，有巢氏或许正是源于荆楚地区的巢居族群。 也有观点认为，有巢氏可能起源于巴蜀地区。
宋代罗泌在《路史》中曾提到：“有巢氏居于……”，虽未完整表述，但清人张澍在《蜀典》中认为，此处所指“巢”地可能为西南夷中的昆明族，或位于今四川新都县的弥牟镇。此外，从甲骨文中也能找到相关线索。周人曾对一个名为“巢”的小国发动征讨，而在周朝青铜器铭文中，常将“巢”与“蜀”并提。有学者推测，巢国与蜀国地理位置相近，其得名或与当地盛行的巢居传统有关。
著名学者谭继和指出，巢国与蜀国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昆明族、弥牟镇，还是靠近蜀地的巢国，这些地名与文化特征都暗示着有巢氏与巴蜀地区的深厚渊源。这些传说与考古发现共同构建起一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画卷，也为后人探索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上古尊称】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尊称是一种表达敬意与礼节的重要语言形式。其中，“大”字作为称谓中的常用字，具有尊崇、敬仰之意。古人常用“大”字来称呼某些德高望重、地位显赫或年长辈分之人，以体现其崇高的地位和非凡的德行。
据王梓材所著《世本集览》记载，古人对于名号与国号的命名中，常见“大”字的使用。例如在远古传说中，有“大騩氏”、“大敦氏”、“大巢氏”等名号。《禅通纪》中记载有“大庭氏”，而黄帝的老师有“大填”，颛顼的老师有“大款”，黄帝的臣子中有“大挠”、“大隗”、“大丙”等人物。伏羲的后人中有“大风”，少昊的后人中有“大费”。
在诸多典籍中，舜被尊称为“大舜”，禹则被称为“大禹”，皆显示出“大”字在称谓中所承载的尊敬与崇敬之意。 此外，“巢”字作为称谓，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此称谓与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密切相关。有巢氏被认为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教会人们建造房屋，以避风雨与野兽侵袭，从而改善了人类的居住条件，提升了生活质量。因此，“有巢氏”这一称号不仅是对其伟大功绩的纪念，也体现了古人对其智慧与贡献的崇敬。
关于“氏”的称谓形式，这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命名方式，尤其在对远古帝王或传说人物的记载中，多采用“某氏”的形式。这种称谓方式在古文献中极为普遍，几乎所有的远古帝王都被冠以“氏”字结尾的称号，如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等。 《路史·前纪九》引《河图》中提到：“有巢氏王天下也，驾六龙、飞麟，从日月，号古皇氏。”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有巢氏在上古时期的统治地位，也赋予其神秘而神圣的形象。
《竹书纪年》中亦有记载：“周武王十三年，巢伯来宾。”这里的“巢伯”可能为有巢氏后裔之代表，说明有巢氏一族在后世仍有其影响力。
《路史·前纪九》注中还引述了多种文献对有巢氏的记载。
《礼运》认为有巢氏在燧人氏之前，《六韬》则记载吴英氏之后有巢氏，《汲书》则认为有巢氏生活在夏商之际。因此，《外纪》中指出，有巢氏并非传说中的“人皇”时期人物，而是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人物。
《吕氏春秋》《仪礼》《史记正义》等典籍中均有提及有巢氏的相关事迹，说明其在古代文化与历史记忆中具有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古代称谓中的“大”“巢”“氏”等字词，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尊崇与纪念，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涵与历史记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世评价】
“巢”字在此指代的是有巢氏的后裔巢父，他是尧帝时期的一位高洁之士，以居于树巢之中而闻名。在远古时代，人类尚未掌握建造居所的技能，居无定所，常常遭受野兽毒虫的侵袭与伤害。直到有圣人出现，教民构木为巢，居于树上，既可遮风挡雨，又能有效躲避野兽的袭击，人们因此感激万分，拥戴这位圣人为王，尊称其为“有巢氏”。
从“有巢氏”这一朴实无华的称号中可以看出，他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一位真正为人类带来福祉与文明进步的平民英雄。有巢氏所代表的，是人类从原始的穴居生活向建造房屋这一重要阶段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据《遁甲开山图》记载：“有巢氏王天下百余代。”这表明有巢氏不仅是一位开创性的文化英雄，更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延续时间极长的部族或文化阶段的象征。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也明确指出：“有巢氏部落建立的巢国（简称‘巢’）则仍旧都城于今巢城（今安徽省巢湖市）。”这一记载为有巢氏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地理与文化上的依据，进一步印证了其作为人类文明先驱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曾提到：“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他将有巢氏与许由并列，视其为古代德行高尚、为民谋福的典范人物。
孙中山先生在其《民权主义》讲演中也高度评价有巢氏：“世界进化到了同天争的时代，后来便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自此以后，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这番话不仅肯定了有巢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开创性作用，也强调了其对社会凝聚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将“中国境内的原始人”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即为“有巢氏时代”。这表明有巢氏被正式纳入中国远古历史的分期体系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在艺术领域，潘天寿所著《中国绘画史》中提到：“相传有巢氏，绘轮圜螺旋，或系一种绳墨。然推其形象，已略存绘画之意味，实为吾国绘画之雏形。”该书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至有巢氏时代，认为其绘制的圆形与螺旋图案已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最初萌芽。
《中国‘家与国’起源探析》一书中指出：“在华夏诸氏族中，只有有巢氏是可梳理推断清楚，有源、有根、有据的家与氏族部落起源与延续的一个氏族。”这说明有巢氏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开创了人类定居生活的新纪元，也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为“家与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最初“家与国”概念的起源。
吴国桢在其著作《中国的传统》中列举了四位值得特别关注的中国上古传说人物：有巢氏、燧人氏、苞牺（即伏羲氏）与神农氏。这一列举表明有巢氏作为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代表，被纳入了上古文化体系的核心人物之列。
《中国史话》指出：“‘有巢氏时代’是中国远古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历史学家许立群早在1942年就曾描述过中国远古史的面貌，他说：“曾有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事迹，首先说到有巢氏……”这说明在学术界，有巢氏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开端人物。
历史学家王桐龄则从谥号制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上古帝王称号的由来，认为这些称号往往与当时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有巢氏”等古帝王的称号，皆因其所代表的文化创举而得名。他指出：“太古理想之帝名，往往与文化之发生，有接近之联络……此自特别取义也。凡人类初开化之时，莫不欲知其本国文化之所自出……于是，古之学者，乃造为传说，以解释国民之疑惑。”由此可以看出，有巢氏的形象不仅是历史记忆的体现，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盛事》一书中引用了历史学家、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的观点：“通过史书，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有无数的发明创造……有巢氏，在树上搭屋，这也很了不起。”这句话高度评价了有巢氏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认为其虽为远古人物，但其创造性的贡献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有巢氏作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其影响深远，涵盖政治、文化、艺术、社会结构等多个领域。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其事迹与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与创新。
“巢居”作为一种史前时期的居住习俗，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根据相关民族学资料，世界上许多热带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类似的生活方式，例如印度萨姆地区的原始部落、非洲部分地区的树居传统、美洲的树屋文化，以及亚洲广泛分布的杆栏式建筑等，这些都是“巢居”习俗的延续与演变。可以说，“巢居”不仅是人类早期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人类居住文化的重要起点之一。
在《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中，历史学家张习孔等人在谈及有巢氏时特别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原始居民确实经历了一个以树上筑巢为主要居住形式的时期。”这一观点从历史学角度印证了“巢居”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建筑学家张良皋在《匠学七说》中将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概括为“三原色”，即“巢居”、“穴居”与“庐居”。他认为，这三种居住方式分别代表了不同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建筑雏形，是中华建筑文化发展的基础形态之一。
《王云五大辞典》中对有巢氏的记载为：“有巢氏，上古伟人，教人造巢以居。”这不仅体现了有巢氏作为人类文明启蒙者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古人对居住方式的初步探索与智慧创造。
在《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一书中，作者进一步强调：“有巢氏发明筑巢之法，标志着当时文化发展已领先于其他族群，人民的智慧开始觉醒，中国文明的源头，正是从这一时期发端。”
体质人类学研究也为“巢居”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佐证。朱泓教授在《体质人类学》中指出：“巢县猿人的体质特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北京猿人、和县猿人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将其归入早期智人范畴。”这一发现为巢县地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
明清时期，巢县本地学者普遍认为有巢氏及其后裔巢父为巢县人，并推断巢县（古称巢国）之名即源于有巢氏。这一观点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如康熙年间的《巢县志》和雍正年间的《巢县志》中均有明确表述。 《简明中国通史》中，历史学家吕振羽高度评价了有巢氏的贡献，称其“构木为巢”的创举使人类从“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原始状态中逐渐解放出来，迈向了更为安全、有序的生活方式。
1933年出版的秦仲文所著《中国绘画学史》也提到：“上古时代，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人类以结绳记事为主，而有巢氏不仅发明了木器工具，还在其上绘制圆形与螺旋纹样，这些图案被认为是古代绘画艺术的起源。”这一观点揭示了有巢氏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通史》中，有记载称《韩非子·五蠹篇》中提到“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结合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一万年左右，在此之前均为旧石器时代。据此推断，有巢氏所处的时代应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是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光明日报》2019年5月13日刊发的专题文章《辉煌的亚洲文明与丝路文明共同体·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特稿之一》中提到：“在中国，文明寻梦是有方位的。中原神话传说涵盖了伏羲文化、黄帝文化以及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众多文化符号，这些传说代表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最初梦想。”这表明，有巢氏不仅是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开创者，更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图腾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有巢氏及其所代表的“巢居”文化，不仅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占据着独特地位。它所体现的生存智慧、技术创新与文化象征意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后世纪念】
有巢氏作为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构木为巢”的伟大创举，不仅开启了人类从自然洞穴向人工居所转变的历史进程，更奠定了中华建筑文明的最初基石。他所开创的巢居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有巢氏的贡献被后人不断铭记与传承。
2011年8月29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其中指出：“在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集团统一中华，继承了有巢氏、女娲氏和燧人氏的早期文化元素，形成中华文化的源泉。”这一论述充分肯定了有巢氏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有巢氏的文化精神在现代建筑中也得到了延续与再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设计灵感，正是源自有巢氏的巢居文明理念。这一建筑不仅体现了对中华远古智慧的致敬，也成为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对话的重要象征。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与建造，同样效仿了有巢氏“巢居”的古老智慧。展馆以自然为本，融合生态理念，展现出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的传统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完美契合。鸟巢与北京世园会中国馆的成功建造，不仅体现了当代社会对“有巢氏构木为巢”这一人类源文化的敬仰，更昭示了巢居文明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五集《延续中华文脉》的开篇解说词中，特别提到：“从有巢氏仿鸟筑巢、构木为屋……到确立建筑风格，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美术馆修建完成。”这一表述将有巢氏的建筑智慧与现代文化工程相连接，体现了中华文脉的延续与创新。
国务院《经济要参》也曾刊发题为《从文化输出“新抓手”浅议有巢氏文化之价值》的文章，指出：“有巢氏时代代表着人类从原始‘穴居’向‘巢居’文明过渡的新阶段，是人类与动物逐渐分离的文明启蒙时代，因此将有巢氏定位为‘文明的领航者’，当之无愧。‘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是有关有巢氏的最著名诗句。有巢氏时代，尚无农耕文明之后的民族、宗教与政治色彩，其文化内涵更具原始性与纯粹性。”
“有巢”二字，意味着人们要有安身之所。有巢氏教导先民不再栖居于地面的洞穴之中，而是在树上以枝叶搭建简陋的遮蔽之所，作为示范，这便是原始房屋的雏形。这种居所虽简，却足以抵御野兽侵袭与洪水侵袭，为人类提供了更安全的生存环境。筑巢为室，华夏先民得以安居一处，家园的梦想由此开始成为现实。最初的巢居被称为“树上居”，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逐渐从树上延伸至地面，最终演化为中华文明中丰富多彩的房屋建筑形式。
有巢氏的智慧不仅属于远古，更在今天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改变了人类的居住方式，更在于开启了中华文明对人居环境与建筑文化的持续探索。通过后世的纪念与传承，有巢氏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将继续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中延续中华文脉，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网友可参考以下资料
1.中国历史大系表
2.有巢氏传说综合研究—兼说中国史学的另一个传统
3.山西吕梁地区古代音乐史料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