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
基本资料
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武装暴动,发生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是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暴动直接导致了周厉王的逃亡和共和行政的开始,在中国历史编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国人的愤怒源于周厉王多年来的暴政统治,他实行"专利"政策垄断山林川泽,又任用卫巫监视国人言论,造成"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忍无可忍的国人最终发动武装起义,冲入王宫驱逐厉王,史称"国人暴动"或"彘之乱"。这次事件不仅结束了周厉王的统治,更开启了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新时代,从共和元年起,中国的歷史脉络清晰可考,延续至今不曾间断。

 
 
历史背景
社会结构与阶级矛盾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主要分为"国人"和"野人"两大阶层。国人是居住在城市和城郊的平民群体,其构成较为复杂,包括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居于社会下层的群众。野人则主要指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民众。国人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不仅是都城的主要居民,有时还能参与重大政治事务的讨论。然而,随着周厉王暴政的加深,国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武装起义。国人与野人的区分不仅是地域和职业上的差异,更反映了西周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这种社会背景为国人暴动的发生提供了深层次的历史土壤。
周厉王的暴政是引发国人暴动的直接原因。这位贪婪的君主在位期间(公元前878年至公元前841年),对国人横征暴敛,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供自己挥霍,厉王于公元前844年任用荣夷公和虢公长父实行所谓的"专利"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强行宣布山林川泽为王室所有,禁止平民入内樵采渔猎。专利政策的实施直接断绝了广大平民的生计来源,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山林川泽本是普通百姓采集食物、获取燃料的重要场所,垄断政策一出,国人的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侵害,怨言四起,民怨沸腾。不满情绪在都城的大街小巷蔓延,人们纷纷表达对厉王统治的不满和愤怒。

 
 
高压统治与言论禁锢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怨,周厉王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政策,反而采取更为严厉的高压手段来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他从卫国召来一名巫师,令其用巫术监视发表"谤言"的怨恨者。厉王还向国人颁布严厉的告谕:有私议朝政者,杀无赦。卫巫假托神灵之意,肆意陷害无辜,许多人仅仅因为一句无心之言就被诬陷处死。在这种恐怖统治之下,人们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言论。走在道路上相遇时,也只能以眼神相互示意,不敢开口说话。这种"道路以目"的局面,充分说明了厉王专制统治的严酷程度。整个都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民众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厉王本人却对此颇为得意,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消除了民众的诽谤,稳定了自己的统治。然而,这种依靠暴力和恐惧维持的统治注定是不能长久的。

 
 
召穆公的忠告与厉王的刚愎
在这场政治危机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召穆公曾冒死进谏,向厉王陈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召穆公以河流为喻,指出堵塞民众的言论比堵塞河流还要危险。河流一旦被堵塞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决口泛滥,届时造成的人员伤亡将不可估量。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让民众有表达意见的渠道,积压的民怨终将如决堤之水般一发而不可收拾。召穆公主张广开言路,让上至公卿大夫、下至百工庶人的各色人等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然而,利令智昏的周厉王对这一番金玉良言充耳不闻,依然一意孤行,继续实行其专利政策和高压统治。厉王的刚愎自用最终招致了灭顶之灾,不到三年的时间,广大国人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于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历史证明,召穆公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厉王的高压政策最终引发了如同洪水泛滥般的民众反抗。

 
 
事件经过
暴动的爆发
公元前841年,积压多年的民怨终于如火山般爆发。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大规模群众性暴力抗争。参加起义的不仅有普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还包括许多对厉王统治不满的中小贵族。他们拿起武器,冲进镐京王宫,愤怒地袭击了周厉王的宫殿和卫队。起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厉王的预料,他引以为傲的王宫卫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愤怒的国人高喊着口号,冲击着王宫的每一道防线,势如破竹。厉王望着汹涌而来的起义人群,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彻底失去了人心。在护卫的拼死保护下,厉王狼狈不堪地逃出王宫,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厉王的逃亡
周厉王在起义群众的追逐下,仓皇渡过黄河,逃奔至彘地(今山西霍州)避难。厉王的这次逃亡标志着他统治的彻底崩溃,也预示着西周王权开始走向衰落。在彘地,厉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于公元前828年死于此地,史称"彘之乱"。厉王的逃亡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周王室权威的严重削弱。自周公旦建立周朝以来,周王一直被视为天下共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然而,厉王的被驱逐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证明周王并非不可动摇。这次事件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任何统治者如果失去民心,即使拥有强大的王权,也难以逃脱被推翻的命运。厉王的悲剧成为了后世君主的前车之鉴。

 
太子获救与王位传承
在国人暴动中,太子姬静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起义群众在驱逐厉王之后,得知太子藏匿于召穆公家中,便包围了召穆公的宅第,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召穆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将自己刚刚成人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起义群众处死。召公的这一舍己为人的行为,成功地保护了真正的太子姬静,使其得以逃脱性命。太子静后来在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后即位,是为周宣王,开启了西周王朝的中兴时期。召穆公以子代死的忠义行为,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也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对周王室忠诚的政治伦理。这一事件还暴露了共和行政时期王位传承问题的复杂性,为周宣王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历史影响
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
国人暴动之后,周王朝的中央政权陷入风雨飘摇的状态。王位虚悬长达十四年,其间周召行政与诸侯干预王位并存于中原大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这种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周宣王即位,周王才重新获得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经过这次动荡,周王的权威已经大为削弱,再也难以恢复到成康之治时期的鼎盛局面。周宣王并非周厉王的嫡长子,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王位,很大程度上是共和时期局势混乱的结果。这次事件动摇了西周王朝的宗法统治秩序,为日后周王室的进一步衰落埋下了伏笔。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国人暴动标志着西周政治制度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周王对诸侯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分封制的弊端逐渐显现。

 
历史编年的里程碑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在中国历史编年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正是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的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从这一年起,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未间断过。共和之前的夏商周三代,虽然也有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但大多缺乏确切的时间记载,只能依靠后世的追溯和考古发现来推断。共和元年之后,中国的历史脉络变得清晰可考,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可以准确地定位到具体的年份。这种连续的、准确的纪年体系,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为完整、连续的文明古国之一。可以说,没有共和行政,就没有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中国的历史研究将会陷入极大的困境。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编年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
国人暴动还带来了社会观念层面的深刻变化。这次事件打破了周王神授的传统观念,证明了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如果实行暴政,也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国人的胜利表明,民众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一观念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后,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注意到了民心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逐渐成为共识。国人暴动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统治必须以民为本,否则就会重蹈厉王的覆辙。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阐发和弘扬,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学术争议
共和行政执政者的争议
关于国人暴动后共和行政时期执政者的身份,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各有史料依据。第一种说法以《史记》为代表,认为共和行政是由周定公和召穆公两位大臣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第二种说法认为是由贵族大臣会议集体代行王政,而非个人执政。第三种说法以《竹书纪年》等文献为代表,认为是共伯和(来自今河南济源一带的共国国君)摄行天子事,代行王政。第四种说法认为共伯和就是卫武公,是卫国君主代行王政。由于各说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同说法的分歧主要源于史料的差异和史官记载的角度不同,这一争议也反映了西周史料研究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国人"身份的学术讨论
关于西周时期"国人"的具体成份、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史学界已经讨论多年,但迄今未能形成定论。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国人"是指居住在大邑中的工商业者,国人暴动是一次百工和商人为反抗厉王过度勒索而举行的起义。郭沫若则认为,"国人"指的是周王国和诸侯国国都内的居民,其成份更为复杂多样。由于这一问题没有定论,因此对厉王时期"彘之乱"(国人暴动)的性质,各家看法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次平民起义,有学者认为是一次贵族主导的政治变革,还有学者认为是一次改良派大臣利用民众愤怒情绪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这种学术分歧反映了史料不足和研究方法差异带来的困难,也说明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青铜器铭文引发的争论
2003年,西周青铜逨盘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其铭文内容引发了学术界对共和时期纪年问题的新一轮讨论。逨盘铭文显示周厉王之后就是周宣王,共和时期似乎并不独立纪年。这一发现对传统的共和行政独立纪年观点形成了挑战,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共和时期可能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周厉王统治的延续或周宣王统治的前奏。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铭文的解读尚有争议,共和行政作为独立历史阶段的地位仍然可以成立。这一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反映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的张力,以及历史研究中证据解读的复杂性。

 
重要人物
周厉王是西周王朝的第十代君主,他的暴政直接引发了国人暴动。厉王贪婪好利,即位后实行专利政策垄断山林川泽,又任用卫巫监视国人言论,造成"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他的专制统治持续了三年,最终在公元前841年被国人驱逐,逃奔至彘地,于十四年后死于此地。厉王的悲剧深刻说明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为后世君主的前车之鉴。太子姬静是周厉王的长子,在国人暴动中幸免于难,得益于召穆公的舍己相救。他在共和十四年即位为周宣王,开创了西周的中兴时期。
召穆公是周朝的重要大臣,在国人暴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曾冒死向厉王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但未被采纳。暴动发生后,召穆公保护了太子姬静,并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处死,展现了忠诚和义气。在共和行政时期,召穆公与周定公(或共伯和)共同执掌朝政,为稳定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荣夷公是周厉王任用的卿士,他参与制定了专利政策,与厉王一起成为国人暴动的直接导火索。卫武公是东边的诸侯,据说在国人暴动后带兵赶到镐京,参与了共和初期的政治安排,但其具体角色仍有争议。

 
 
史料记载
国人暴动的主要史料来源包括《史记》《国语》《竹书纪年》和《后汉书》等重要典籍。《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国人暴动的基本经过和共和行政的开始,是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国语》则记录了召穆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进谏,为理解暴动的背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竹书纪年》作为魏晋时期出土的战国时期史书,提供了不同于《史记》的共和行政说法,认为是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后汉书》等文献也对暴动的原因和过程有所记载。这些史料相互补充,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散佚,关于国人暴动的具体细节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现存史料多为后世的追述和整理,难免带有史官的主观判断和时代的局限性。特别是关于共和行政时期执政者的身份问题,不同史料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困难。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特别是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但争议依然存在。这种情况说明,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而不断深化。

 
 
历史评价
国人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武装暴动,它体现了古代民众的政治觉醒和对暴政的反抗精神。国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民众力量的不可小觑,打破了王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这次暴动虽然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但它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国人暴动是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它敲响了周王室衰落的丧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次事件还开启了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新时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人暴动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虽然推翻了厉王的暴政,但最终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而是回归到君主制的轨道。太子姬静即位为周宣王,说明王权政治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共和时期的贵族集体执政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最终权力还是集中到了新的周王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人暴动更像是一次政治危机而非革命,它只是在既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调整,而非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然而,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国人暴动的历史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我们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运作和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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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国人暴动

2025年12月25日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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