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新罗国
【基本信息】
中文名：新罗
外文名：Silla
韩文名称：신라
简称：罗
所属洲：亚洲
首都：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
官方语言：新罗语
政治体制：君主制
国家领袖：朴赫居世、真兴王、善德女王、武烈王
主要民族：新罗人
主要宗教：佛教
国土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统一新罗）
建立时间：公元前57年
灭亡时间：935年
版图：约今韩国的一半（百济一半.新罗一半）
【概述】
新罗（韩语：신라，英语：Silla，公元前57年—公元935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重要的古代国家之一。其前身可追溯至三韩时期中的辰韩，最初的政权形态为部落联盟。新罗的首都金城，即今天的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是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 新罗最初是分布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个松散部落联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加强，其内部逐渐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结构。到了4世纪后期，金氏家族开始世袭王位，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体制。
公元503年，国王正式将国名称为“新罗”，标志着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成熟与独立意识的增强。 在东亚地区的历史格局中，新罗长期与北方的高句丽、西部的百济形成鼎足之势，史称“三国时代”。三国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共同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
进入7世纪后，新罗通过与唐朝建立盟友关系，联合发动军事行动，先后灭亡百济（660年）与高句丽（668年）。此后，经过数年的整合与调整，新罗于676年成功统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实现了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 这一时期的新罗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佛教文化兴盛，城市建设完善，对外贸易活跃，与唐朝、日本等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贵族阶层内部矛盾加剧，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逐渐削弱。进入9世纪末，政局动荡，民变四起，国家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最终分裂为所谓的“后三国”——后高句丽、后百济与新罗残余势力。
公元935年，面对新兴的高丽王朝的强大压力，新罗末代国王归附高丽，标志着这个延续近千年之久的国家正式走向终结。尽管新罗已不复存在，但其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是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的朝鲜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
【国号来历】
新罗国号的由来与演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由于“新罗”这一国号并非源自汉语词汇，而是一个音译词，因此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汉字标记形式，如徐罗伐、徐耶伐、徐那伐、新罗、斯罗、薛罗等。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常见的是“斯卢”和“新卢”，而在日本史料中则多见“新良”、“志罗纪”等写法。
据高丽时期编纂的《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307年。然而从现存实物史料来看，其最早的明确记录可追溯至公元414年所立的《好太王碑》，其中便有“新罗”字样出现。真正将“新罗”作为正式国号加以确定，则是在公元503年，当时的智证王以“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为释义，正式确立了“新罗”这一汉字书写形式，赋予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正统性。
关于“新罗”一词的语源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观点和研究路径。有学者认为其意为“新国”，象征新生政权；也有观点主张其意为“东方”或“东土”，反映地理方位认同；还有学者提出其含义可能是“首邑”或“上邑”，体现政治中心地位；另有一种说法是“金铁之地”，强调当地冶金技术的发达。
此外，一些语言学家指出，“徐罗”（†sara）和“薛罗”（†särra）是新罗早期的称谓，在古韩语中意为“东土”。“伐”字在此处指代“原野”，因此“徐罗伐”可理解为“东方之原”，这表明新罗文明发源于阏川以东地区。 随着新罗国家疆域的扩展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徐罗”“薛罗”这样的称呼已难以涵盖其更广泛的统治范围，于是逐渐被“斯卢”“斯罗”（†sira）或“新卢”“新罗”（†sirra）等更具包容性的称谓所取代。这些名称在古韩语中意为“新土”或“新国”，体现了新罗作为一个新兴政权的自我认知与发展定位。
此外，新罗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称——“鸡林”。据《三国史记》记载，此名源于新罗金氏始祖金阏智的传说：他幼时被发现于一片鸡鸣声回荡的树林之中，由此得名“鸡林”。后来，唐朝在新罗设立“鸡林州都督府”，作为对新罗实施羁縻政策的重要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唐与新罗之间的宗藩关系。
在统一新罗时代，即新罗完成朝鲜半岛中南部统一之后，新罗王朝自视为唐朝的诸侯国，常在其国号前冠以“大唐”或“有唐”二字，形成“有唐新罗国”“大唐新罗国”等全称，以此彰显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与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新罗国号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其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也见证了其从地方政权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变迁、地理想象与政治建构，共同构成了新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脉络】
立国之路
新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据中国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3世纪时，辰韩地区分为十二个“国”，实际上是指当时的部落或酋邦。其中，一个名为“斯卢国”的小邦被认为是新罗的前身。 根据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的记载，“斯卢国”以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庆州为中心，由六个村落组成，分别是杨山村（及梁）、高墟村（沙梁）、珍支村（本彼）、大树村（渐梁）、加利村（汉祗）和高耶村（习比）。这些村落构成了早期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公元前57年5月26日(四月十五.癸卯日)，朴赫居世被六村推举为王，建立国号“徐那伐”（又作“徐罗伐”），标志着新罗立国的开端。这一时间被认为早于高句丽和百济。然而，现代学界对这条史料的可靠性存有疑问。
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斯卢国”地处偏远、远离大陆文明中心，其社会发展起步较晚，国家形态的形成应晚于高句丽和百济。 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期间，“斯卢国”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实行酋长轮换制度，由朴氏、昔氏（始祖为昔脱解）和金氏（始祖为金阏智）三个主要氏族轮流执政。酋长的头衔包括“居西干”、“次次雄”和“尼师今”。在此期间，随着来自马韩、弁韩、中原、高句丽乃至倭地的移民不断迁入辰韩地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斯卢国”也逐渐壮大，最终统一了辰韩地区的各部族。
公元4世纪，“辰韩”作为正式名称逐渐消失，“新罗”一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标志着辰韩原有的十二个“国”已被统一于“斯卢国”之下，而“新罗”也成为取代“斯卢”的汉字正式称谓。这一转变在4世纪末新罗遣使前往前秦的记录以及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均有明确记载。 与此同时，新罗内部也逐步具备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基础条件。
4世纪后期，金奈勿继任酋长后，采用了“麻立干”（亦作“寐锦”）作为君主称号，并确立了金氏家族世袭统治的体制，他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奈勿麻立干。至此，新罗正式由部落联盟过渡为具有中央集权特征的国家政权。 进入5世纪，新罗的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
公元503年，智证麻立干即位后，正式将国号定为“新罗”，并废除了此前混用的“斯卢”、“斯罗”、“徐罗伐”等旧称。同时，君主称号也由传统的“麻立干”改为源自汉语的“王”，象征着国家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与制度化。
至此，新罗已不再是昔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或酋邦，而是成长为朝鲜半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与文化力量，为其日后在统一三国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壮大
公元4世纪，新罗逐渐形成国家政权之时，其周边分布着高句丽、百济、伽倻以及倭国等势力，可谓强敌环伺、局势复杂。到了4世纪末，新罗遭遇倭国入侵，陷入危难之际，遂向高句丽求援。
高句丽好太王于公元399年派遣五万大军出兵相助，成功驱逐倭人，缓解了新罗的危机。 进入5世纪后，随着高句丽将政治中心南迁至平壤，其扩张态势日益明显。为应对这一局势，新罗于公元433年与百济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抵御高句丽的南下扩张。经过长期积蓄力量，原本相对弱小的新罗在6世纪初迎来了第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在智证王之后的法兴王统治时期，新罗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
公元520年，颁布律令制度，确立百官公服体系；公元536年，首次建年号“建元”，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成熟。此外，还设立了17个官阶等级制度，并创设兵部及上大等重要机构或官职，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与此同时，法兴王更将佛教正式确立为国教，此举不仅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也极大地推动了新罗文化的发展，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6世纪后期，新罗进一步完善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创立花郎制度。该制度以培养贵族子弟为核心，兼具军事训练与道德教育功能，成为新罗维持强盛国力的重要人才保障。 在对外拓展方面，新罗积极进取，成果显著。
公元512年，新罗征服于山国（今韩国郁陵岛），将其纳入版图；自公元532年起，逐步进入洛东江下游地区，对伽倻诸部展开持续兼并，至公元562年完成对伽倻的全面征服。与此同时，新罗还曾联合百济对抗高句丽，并于公元550年发起联合作战，次年夺取汉江上游地区。然而不久后，两国关系破裂，新罗趁势攻占汉江下游，进一步扩大领土。
公元554年，百济圣王亲率大军征讨新罗，却在管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沃川郡）一役中兵败身亡，百济由此元气大伤。此后，新罗真兴王继续推进北扩战略，占领高句丽东南沿海广大区域，并于公元556年设立比列忽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最远势力范围延伸至今朝鲜咸镜南道的盖马高原。 真兴王在其新开拓的疆域中多次巡狩视察，并在昌宁郡、北汉山、黄草岭、磨云岭四地立碑纪念，这四块碑铭不仅是新罗开疆拓土的历史见证，也象征着6世纪后期新罗迅速崛起、凭借自身实力在三国纷争中崭露头角、逐步走向霸主地位的辉煌历程。
统一海东
新罗在6世纪后期曾一度在朝鲜半岛三国之中占据优势地位，展现出强大的扩张势头。然而，好景不长，高句丽与百济迅速做出反击，使得新罗所开拓的疆土在7世纪以后逐渐丧失。进入善德女王统治时期，新罗面临的内外压力更加严峻。特别是在公元642年，百济军队攻陷了新罗西部四十余座城池，并进一步夺取战略要地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打开了通往洛东江流域的关键通道。此举不仅严重威胁到新罗的西部出海口，更危及新罗对华交流的重要门户——党项城（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
面对这一危机，善德女王派遣重臣金春秋前往高句丽请求军事援助，但高句丽方面却提出苛刻条件，要求新罗必须先归还原本属于高句丽的土地，方可获得支援。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善德女王一方面任命金庾信为押梁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军主，负责组织防御，多次成功击退百济军队的入侵；另一方面派遣使者赴唐求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实质成效。 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日趋紧张。
公元647年，新罗爆发了由毗昙与廉宗发起的叛乱，意图推翻善德女王的统治。这场动乱最终被金春秋与金庾信联手镇压，而善德女王也在政局动荡中不幸去世。 善德女王逝世后，其堂妹金胜曼被拥立为王，即历史上著名的真德女王，但实际上国家大权掌握在金春秋与金庾信手中。真德女王执政期间，新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她设立了执事部、仓部、理方府等机构，将权力从贵族议事会“和白会议”的议长上大等逐步转移到执事部长官中侍（后称侍中）手中，从而削弱了贵族势力，提升了王室权威。
在外交方面，新罗积极推行亲唐政策。公元648年，金春秋亲自前往唐朝请求援助，并引入唐朝的官服制度，作为新罗官员的正式服饰。唐高宗即位后，新罗以真德女王名义献上《织锦太平颂》，表达对大唐的敬意，同时停止使用本国年号，正式采用唐朝永徽年号。此外，金春秋之子金文王、金仁问也相继入唐充当宿卫质子，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政治联系。
公元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继位，成为新罗第二十九代国王，即武烈王，标志着新罗历史从“上代”迈入“中代”。在武烈王统治时期，外部形势愈发严峻，百济与高句丽不断发动进攻。面对压力，武烈王继续向唐朝寻求支持，并多次揭露百济与高句丽结盟的事实。至公元660年，唐朝终于应新罗请求，派遣名将苏定方率军出征，成功灭亡百济。
次年（公元661年），武烈王去世，太子金法敏继位，是为新罗第三十代国王——文武王。文武王即位之初延续其父的亲唐政策，协助唐军清剿百济残余势力。至公元668年，又应唐朝要求，出兵参与灭亡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实现了朝鲜半岛的三国统一。 然而，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新罗与唐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公元670年，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试图全面掌控朝鲜半岛，这引发了新罗的强烈不满。为此，文武王派兵攻击驻扎在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并兼并百济故地，史称“唐罗战争”。同时，新罗接纳高句丽遗民，扶持他们建立“报德国”，以此牵制唐朝在半岛的影响力。 此时，唐朝正深陷与吐蕃的战争泥潭，无力顾及东部战线，不得不调整对海东地区的战略部署。
在此背景下，文武王灵活应对，派遣使者入唐谢罪，缓和双方关系。唐朝顺势接受现实，默许新罗对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于公元676年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 至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标志着新罗正式迈入“统一新罗时代”。这一时期的开启，不仅是新罗政治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也为日后朝鲜民族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盛时代
在新罗成功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之后的百余年间，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新罗在维持与唐朝宗藩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盛唐文化的精髓，使国家步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繁荣时期。
公元681年，文武王去世，神文王继位。他即位之初，便借岳父金钦突谋反未遂之机，果断肃清了一批前朝权臣，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确立起较为集中的王权体制。随后，神文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政府，强化以执事部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在地方行政方面，建立了九州五小京及郡县制度；在经济政策上，废除了原有的禄邑制，实行文武官僚田分配制度；在文化教育领域，仿效唐朝设立国子监的做法，设立了本国的国学机构；在军事建设方面，则创建了中央军队“九誓幢”和地方武装“十停”，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此外，神文王还于公元689年尝试将都城迁至达句伐（今韩国大邱），试图摆脱旧贵族势力在金城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这次迁都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反映出尽管王权有所加强，但仍难以完全凌驾于传统贵族之上。这一事件也为日后新罗统治集团内部频繁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进入圣德王统治时期（702年—737年），新罗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外交流也达到高峰。圣德王不仅励精图治，还大力推动与唐朝的文化往来，使新罗在多个领域深受盛唐影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其后继者景德王继续推进汉化政策，于757年将全国九州名称改为汉式单字命名，进一步深化与中原文化的接轨。
到了759年，又对部分官职名称进行了调整，采用更具唐风的称谓方式，标志着新罗在制度与文化上更加贴近唐朝。 然而，随着765年景德王的去世，年仅八岁的惠恭王继位，由于年幼且缺乏强有力的统治能力，新罗政权逐渐暴露出治理危机。贵族阶层趁势抬头，不断挑战王权，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惠恭王即位当年就爆发了大恭、大廉之乱，全国有96名高级贵族（角干）响应叛乱，虽历时三年终被平定，但已揭开了新罗后期频发内乱的序幕。
此后，775年贵族金隐居与廉相相继发动叛乱，亦被镇压。而到了780年，金志贞再次作乱，局势失控，惠恭王在动乱中不幸遇害。在此背景下，上大等金良相出面平定叛乱，随后继承王位，是为宣德王。作为奈勿麻立干第十世孙，宣德王的登基不仅意味着新王权的重建，也标志着金春秋一系王统的终结，开启了新罗王朝新的历史阶段。
走向衰亡
宣德王去世后，新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宣德王在位仅五年便驾崩，曾与他共同平定叛乱的金敬信继位，是为元圣王。元圣王即位之后，致力于加强中央王权，效仿当时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788年推行了“读书三品科”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国学学生中的优秀人才担任官吏，这是新罗历史上首次尝试以类似科举的方式选拔官员。
由于骨品制度根深蒂固，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加之那些曾经留学唐朝的贵族子弟在文化素养和政治能力上远胜于本土学子，使得这一初步的科举尝试成效甚微，未能真正改变选官机制。 进入9世纪，新罗政局日益动荡。809年，上大等金彦昇弑杀哀庄王自立为王，是为宪德王。
822年，出身名门的熊州都督金宪昌起兵反叛，建立长安国政权。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其影响深远，被视为新罗中央集权开始瓦解、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重要转折点。
836年，宪德王之弟兴德王去世，王位继承问题引发激烈争斗，短短三年之内，新罗接连更替了三位国王：僖康王、闵哀王和神武王，频繁的权力更迭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在此期间，地方豪族迅速壮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清海镇大使张保皋。他在黄海地区长期经营，积累了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并在神武王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功勋卓著，声望极高，甚至引起王室忌惮。待至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时期，张保皋因不满文圣王拒绝纳其女为妃，于846年起兵作乱。文圣王最终派人暗杀张保皋，才得以暂时稳定局势。 尽管此后景文王一度成功平息了贵族内部的叛乱，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宫廷纷争，但他与继任者宪康王虽有重振王权之意，却已无力回天。到了新罗第三位女王——真圣女王执政时期（公元887年至897年），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出现了“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空，国用穷乏”的严峻局面。为缓解财政压力，女王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催缴赋税，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
889年，元宗与哀奴在沙伐州（今尚州）率先揭竿而起，揭开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序幕。 自此，新罗全境陷入混乱，各地豪族纷纷割据自立，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统治秩序迅速崩塌，朝鲜半岛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到10世纪初，朝鲜半岛中部和西南部先后形成了两个新兴政权：弓裔建立的后高句丽（后改称摩震、泰封，918年由王建建立高丽）以及甄萱领导的后百济。这两个政权与占据东南一隅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在这三方对峙中，新罗明显处于劣势。
927年，后百济军队攻破新罗首都金城，景哀王自杀殉国。随后，后百济首领甄萱拥立文圣王五世孙金傅为王，是为新罗末代君主——敬顺王。敬顺王在高丽与后百济的夹缝中艰难维持数年后，于935年归顺高丽。次年，高丽灭亡后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
敬顺王归顺高丽后，新罗国号仍被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939年，金城地区才正式启用高丽国号。至940年，高丽彻底废除新罗国号，并将金城更名为庆州，标志着新罗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彻底终结。
【疆域与领土范围】
新罗最初兴起于今韩国庆尚北道的庆州一带，是朝鲜半岛南部辰韩诸部中的一支。4世纪时，新罗逐渐统一了辰韩各部落，建立起一个初具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其疆域大致局限于辰韩故地，即今韩国庆尚北道的大部地区。
进入5世纪后，新罗开始向周边扩展势力。其势力范围南扩至江原道南部，征服了原属东濊部落的“河西良”地区，进一步巩固了在半岛南部的地位。到了6世纪，新罗进入了大规模扩张时期。
512年，新罗成功征服了位于东海上的于山国（即今天的郁陵岛），将其纳入版图；532年起，开始进军洛东江下游地区（今韩国庆尚南道），并于562年兼并了当地的伽倻诸部，将势力范围进一步向东延伸。 与此同时，新罗在553年占领了汉江流域，取得了朝鲜半岛西海岸的重要出海口，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半岛上的战略地位。到560年代，新罗的疆域向北扩展至盖马高原，达到了统一前疆域的巅峰状态。此时的新罗国土包括现今韩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朝鲜的部分区域，具体范围涵盖了除济州岛、忠清南道和全罗南、北道以外的韩国地区，以及朝鲜的江原道和咸镜南道的大部，总面积约达9万平方公里。
进入7世纪后，由于高句丽与百济的联合进攻，新罗在扩张时期所取得的部分领土逐渐丧失。面对强敌，新罗向唐朝求援，并借助唐朝的力量成功灭掉了高句丽与百济。随着唐朝势力逐步退出朝鲜半岛，新罗最终统一了大同江（浿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与唐朝（后与渤海国）以大同江口至永兴湾一线为界接壤。此时的新罗疆域总面积约为13万平方公里，并从公元676年起维持这一格局，直至10世纪初新罗分裂为“后三国”时期为止。 行政区划演变 新罗在公元505年正式实行州郡制，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行政区划体系。
据《梁书》记载，在6世纪前期，新罗设有6州（啄评）和52郡（邑勒），这些行政单位的数量随着疆域的扩展与收缩而不断调整。 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后，国家进入了政治与行政制度的整合期。
神文王于公元685年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全面整备，确立了九州五小京的行政体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方管理体系。随后，景德王在公元757年对行政区划名称进行了改革，将九州改为具有唐代风格的名称，并将“小京”正式更名为“京”，部分行政区域的名称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的统一性。
以下是统一新罗时代“五京九州”的概况：
【政治制度】
骨制治理体系
新罗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深受骨品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是新罗国家治理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基础。骨品制度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等级制度，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早期新罗社会，但在7世纪左右才逐渐制度化。该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是针对统治阶层的“骨制”，二是面向一般臣民的“头品制”。 在“骨制”体系中，统治阶层主要由金姓与朴姓两大王族构成，分为“圣骨”与“真骨”两个等级。其中，“圣骨”为王位继承者的直系亲属，而“真骨”则是王族旁系。
在“头品制”中，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六个等级，从六头品至一头品依次递降，等级之间界限分明，世袭固定，且内部通婚，不得逾越。不同等级在服饰、居所、车马、器具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体现出强烈的身份差异。 历史上，曾因“圣骨”中无男性继承人而出现两位女王——善德女王与真德女王。然而，两位女王皆无子嗣，导致“圣骨”血脉断绝。随后，出身“真骨”的金春秋（即武烈王）继位，开启了“真骨”贵族继承王位的时代。
在新罗末期，尽管王位曾短暂由朴姓贵族继承（神德王、景明王、景哀王），但因其出身真骨，仍被视为合法继承人。此外，诸如上大等、侍中等高级官职，也必须由真骨贵族担任，由此引发了“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的社会批评。
在社会中下层，六、五、四头品主要由新罗六姓（崔、郑、李、薛、裴、孙）构成，他们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担任中下级官职。而三、二、一头品则与普通平民差别不大，甚至可能就是平民阶层。在骨品制度之外，还存在大量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平人”（普通百姓）以及奴隶和贱民群体。新罗末期，随着地方豪族的崛起，这些被排斥于骨品体系之外的势力逐渐壮大，最终成为瓦解骨品制度与新罗统治的重要力量。
政治体制与君主制度
新罗早期君主的称号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据史书记载，早期新罗君主有“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麻立干”等头衔。其中，“居西干”是辰韩语中对王者或贵族的称呼，“次次雄”则意指巫师，“尼师今”意为“继嗣者”，而“麻立干”中的“麻立”意为“橛”，象征权威。中国学者罗新认为，这些称号体现了内亚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影响，尤其是高句丽的政治传统。早期新罗君主与其他贵族在称号上的平等，也反映出王权尚未完全确立，王室尚未从贵族集团中独立出来。
503年，智证麻立干首次采用“王”作为正式君主头衔，自此历代新罗君主皆称“王”。虽然如此，仍保留了一些帝制元素，如法兴王曾建年号（后由真德女王废止），君主自称“朕”，诏令称为“制”、“敕”，王妃亦享有“皇后”尊号。新罗早期君主并无庙号，法兴王至真德女王时期采用佛教风格的生前称号，武烈王金春秋之后则改用汉式谥号。新罗君主虽有庙号，但仅限于太祖“星汉”（具体人物尚存争议）和太宗武烈王，后因唐朝对僭越行为的干涉而不再使用。 新罗早期实行贵族合议制，重大决策由“和白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史称“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
531年起设立“上大等”（又称上臣、宰相）作为和白会议之首，统领百官。百官按十七个等级划分，包括伊伐餐（角干）、伊尺餐（伊餐）、迊餐（苏判）、波珍餐（云海干）、大阿餐（仅授予真骨贵族）、阿餐、一吉餐、沙餐、级伐湌、大奈麻、奈麻、大舍、舍知、吉士、大鸟、小鸟、造位等。此外，新罗早期还设有“葛文王”作为副王。 自6世纪后期起，新罗在保留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并加以本土化改造，逐步建立起更为集权的官僚体系。至7世纪后期神文王时期，新罗完成了官僚体制的系统构建。统一新罗时代，执事部（后改称执事省）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其长官中侍（后改称侍中）分掌上大等的权力。
同时设立诸多行政机构，如位和府（类似唐之吏部）、调府（类似户部）、兵部、礼部、仓部、左右理方府（后称议方府，类似刑部与大理寺）、例作府（类似工部）、司正府（类似御史台）、领客府（类似鸿胪寺）、国学（类似国子监）等。各机构由令、卿（兵部称大监）、大舍、舍知、史等官僚组成。
行政区划与地方治理
新罗于505年实施州郡制，但其制度并非直接照搬中国，而是以本土语言命名，如“州”称为“啄评”，“郡”称为“邑勒”，州的长官为“军主”，郡的长官为“幢主”，体现出浓厚的军事管理色彩。此外，自514年起，新罗陆续设立五个小京（陪都），长官称“仕大等”（后改称仕臣，别称大尹）。 在统一新罗时期，受唐制影响，州郡长官分别改称“总管”（后改为都督）与“太守”，并在郡下设县，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小守”。新罗还实行“上守吏”制度，规定“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诸曹”，类似人质制度，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法律体系与律令制度
新罗的法律制度建设始于法兴王时期。520年，法兴王颁布律令，初步建立起国家法律体系。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的刑政制度与高句丽、百济相近，而高句丽与百济又受晋泰始律影响，因此新罗早期的律令间接受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进入7世纪中叶后，新罗大量引进唐朝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制度，但并未完全照搬，而是结合本土“土俗”加以改造与融合，形成了具有新罗特色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体现了新罗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也反映了其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成熟与完善。
综上所述，新罗的政治制度在骨品制度、君主制度、官僚体系、地方治理与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逐步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为统一新罗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领域】
农业方面：新罗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同时在商业、手工业和赋役制度方面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发展水平。 农业方面，新罗的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桑麻种植广泛，能够生产缣布等纺织品。据《梁书》记载，新罗“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可见当时农业不仅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还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商业方面：新罗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并发展。据史书记载，智证王于公元509年在金城设立了东市，并设有市典进行管理。到了公元695年，又增设了西市和南市，显示出新罗国内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中国史书亦有记载，新罗“市皆妇女贸贩”，当时的交易方式主要以布匹、粮食等实物交换为主。而新罗的对外贸易尤为活跃，与唐朝、日本之间往来频繁。公元828年，新罗设立了清海镇，任命张保皋为清海大使，清海镇成为唐与日本之间转口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标志着新罗海外贸易的繁荣。此外，据9世纪阿拉伯帝国大臣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记载，新罗已被阿拉伯世界所知，甚至有穆斯林商人定居新罗，表明当时新罗已与中东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
手工业方面：新罗时期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官营手工业机构众多，设有诸如朝霞房、锦典、绮典、毛典、染宫、铁鍮典、漆典、皮典、机槪典、瓦塼典、瓦器典、物藏典、南下所宫、给帐典等专门机构，分工明确，管理有序。在统一新罗时期，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能生产朝霞绸、朝霞锦、假发、海豹皮制品、金银器物、珠玉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赋役制度方面：新罗初期实行“禄邑制”，即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食邑，贵族再向国家缴纳贡赋。然而这一制度在689年被神文王废除，改为分配文武官员田地，并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这标志着国家开始对农民实行更直接的控制。722年，圣德王下令向百姓分配丁田，试图进一步规范土地分配。但由于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至757年，景德王不得不恢复禄邑制。
在统一新罗时期，国家对农民的经济生活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与土地的帐籍登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发现的西原京新罗帐籍，为研究新罗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综上所述，新罗在农业、商业、手工业及赋役制度方面都展现出较为系统的发展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制度的逐步完善，为后世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领域】
新罗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尤其在宗教、儒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奠定了朝鲜半岛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
佛教：
新罗早期的信仰以萨满教为主，即“巫堂”信仰，这种原始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与周边文明的交流加深，佛教于5世纪从高句丽传入新罗。
528年，法兴王在异次顿以身殉教的感召下，正式将佛教定为新罗的国教，标志着佛教正式成为国家主导信仰。此后，真兴、真智、真平、善德、真德等王号皆以佛教术语命名，国王自视为佛陀的化身，以佛法治理国家。王室成员也普遍取用佛教名字，如摩耶夫人、铜轮太子、金龙树等，体现了佛教对王权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进入7世纪后，武烈王虽不再使用佛教尊号，但依然尊崇佛教，并推动其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佛教信仰逐渐从王室贵族扩展至平民百姓，成为全民信仰。新罗时期涌现出众多高僧大德，如圆光、慈藏、元晓、义湘等，他们不仅弘扬佛法，还推动了佛教宗派的形成。当时形成了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法相宗五大宗派并立的局面。到了9世纪中叶，禅宗（南禅）开始流行，进一步丰富了新罗佛教的思想体系。 新罗的佛教建筑也极为兴盛，佛国寺、尼姑庵、皇龙寺等著名寺刹成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至今仍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
尽管新罗接受儒学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不会晚于6世纪。早在568年，真兴王北巡所立碑文中就引用了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语句，表明儒学思想已开始渗透至新罗社会。儒家的“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核心价值观被广泛用于花郎徒的教育之中，成为塑造新罗青年道德人格的重要理念。 据推测，新罗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等邻近国家接触到儒学的。
统一新罗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儒学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工具。神文王于682年正式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九经》，同时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唐朝学习儒学，促进了儒学在新罗的传播。 到了8世纪，儒学已在新罗蔚然成风，唐玄宗曾称赞新罗为“君子之国”，并作诗称颂“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然而，儒学在新罗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始终未能超越佛教的地位，主要流行于六头品及以下阶层，尚未发展到“以儒治国”的程度，新罗也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
文学：
新罗的文学体系主要包括汉文学与乡歌两大类。早期新罗尚无文字系统，仅以“刻木为信”的方式传递信息。约在5世纪左右，通过与高句丽、百济的文化交流，汉字开始传入新罗。1989年在韩国庆尚北道迎日郡冷水里出土的503年新罗碑铭，上面刻有231个汉字，反映了当时汉字的初步使用情况。 佛教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汉字的普及，汉文学也随之兴起。
545年，真兴王命居柒夫召集文士修撰国史，标志着新罗对汉字的运用已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批通晓汉文的文人。
650年，真德女王向唐朝呈上五言诗《织锦太平颂》，这是现存最早的新罗汉诗。此后，强首、薛聪、金大问等文学家相继崭露头角，推动了新罗文学的发展。 至新罗末期，崔致远作为文学巨匠横空出世，其著作《桂苑笔耕》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文集，展现了新罗汉文学的高峰。崔致远的作品不仅在本国广受赞誉，更在中华文坛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文章感动中华国”。 由于新罗语与汉语存在差异，新罗人创造了“吏读”和“乡札”两种以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式。吏读主要用于行政文书，乡札则用于记录乡歌。现存的乡歌共11首，收录于《三国遗事》，代表作有《薯童谣》、《处容歌》、《献花歌》等，体现了新罗民间文学的独特魅力。
艺术：
新罗的艺术成就涵盖建筑、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展现出高度的文化水准和审美追求。 在建筑艺术方面，新罗留下了诸多精美的石塔作品，如庆州佛国寺的无影塔与多宝塔、华严寺的四狮子塔等，体现了新罗建筑工艺的高超技艺。此外，石窟庵内的佛像雕刻更是新罗艺术的巅峰之作，展示了当时雕塑艺术的成熟与宗教信仰的融合。 书画艺术方面，新罗深受中国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书法家与画家。如书法家金生、画家率居、金忠义等，皆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现存碑铭可见其书法造诣深厚，而庆州天马冢与皇南大冢（98号古墓）出土的天马图、骑马人图、瑞鸟图等绘画作品，则生动展现了新罗绘画的风格与技艺，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新罗在宗教、儒学、文学与艺术等领域的多元发展，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内涵，也为后世的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兵制军事制度与花郎文化】
军事制度
新罗时期的军事制度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演变，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兵制体系。早期新罗实行“六停”兵制，作为地方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至新罗完成三韩统一之后，兵制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与扩充。中央设立九誓幢，作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其中三幢由新罗本国人组成，三幢由归附的高句丽人组成，两幢由百济人组成，另有一幢则由靺鞨人构成，体现了统一后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此外，地方军事部署方面，全国九州设十停驻军，其中汉州驻扎两停，其余各州各驻一停，构成了统一后新罗地方军事部署的基础架构。同时，新罗还设有五州誓部队，负责驻守五个重要州郡，以及戍守北方边境的三边守幢，进一步强化了边防力量，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保障。
花郎制度
新罗在军事人才培养与精神建设方面也展现出高度的制度创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郎制度”。自6世纪起，新罗为了培养贵族子弟、选拔优秀人才，并确保兵源的稳定，建立了以道德教育与军事训练为核心的花郎组织。花郎成员多为贵族青年，他们接受严格的道德规范与军事训练，尤其强调“世俗五戒”的核心价值观，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种价值观不仅塑造了花郎成员高尚的品格与坚定的信念，也激励他们在战场上英勇奋战、为国捐躯。 花郎制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官昌，他在著名的黄山伐之战中英勇殉国，成为后世传颂的忠勇典范。
正如新罗学者金大问在《花郎世记》中所言：“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可见花郎制度在培养国家栋梁之才、推动统一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新罗统一海东、国家局势趋于稳定，花郎制度的军事功能逐渐减弱，其性质也由军事组织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文化与宗教角色。唐代文献中记载：“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这表明花郎在后期已演变为一种带有仪式性质的象征性存在，成为国家礼制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新罗时期的兵制体系与花郎文化不仅体现了国家军事组织的严密与多元，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与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化，为新罗的统一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
新罗作为一个重要的古代国家，其民族构成具有多元性和融合性的特点。虽然新罗的主体民族为辰韩人，但它并非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实现统一之前，新罗的疆域内就已经居住着多个族群，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华夏人，以及高句丽、百济等周边民族。此外，新罗还兼并了原属于弁韩人的伽倻联盟，这些族群在新罗统一之前便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罗民族的基础。 随着新罗在7世纪中叶完成对海东地区的统一，大量原属于高句丽和百济的遗民成为新罗的新国民。
为了稳定政局、巩固统治，新罗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民族政策。国家将高句丽和百济的贵族阶层安置于五小京（即五个地方行政中心），并按照其原有的官阶体系，授予相应的新罗官职，以此保留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与此同时，新罗也将大量来自高句丽和百济的普通遗民编入军队系统，尤其是著名的“九誓幢”之中，通过军事组织的方式实现对其的有效管理与整合。据史料记载，大约有33万高句丽遗民流亡至新罗，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这些高句丽后裔成为今日朝鲜民族（韩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并非其主要来源，但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
社会生活
在骨品制度主导下的新罗社会中，王室与贵族阶层过着奢华而富足的生活，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期，这种贵族生活的奢华程度达到了顶峰。当时的金城（今庆州）修建了诸如临海殿、雁鸭池、鲍石亭等园林建筑，其中鲍石亭内设有曲水流觞的设施，成为王室与贵族宴饮游乐的重要场所。据《新唐书》记载，新罗“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可见贵族之家不仅权势显赫，生活亦极尽奢华。
王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9世纪后期已发展为拥有178,936户居民、1360坊的大都市。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呈现出繁华热闹的都市景象。然而，与王室和贵族的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平民与奴隶阶层的艰难处境。他们背负沉重的赋税与徭役，生活困苦不堪。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阶级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在9世纪末引发了新罗王朝的全面崩溃。
节令习俗
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社会极为重视农历正月初一，即元日节。每逢这一天，不仅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还进行隆重的祭拜活动，如祭拜日月神，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外，八月十五日也是新罗的重要节日之一。新罗王会在这一天设乐宴饮，并举行射箭比赛，以示庆祝。据《三国史记》记载，这一节日起源于新罗早期儒理尼师今时期，最初是为了女子织麻竞赛的“嘉俳”活动而设立。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日记中也记载了“八月十五日之节”，并指出“此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他还转述一位新罗老僧的说法，认为该节日是为了纪念新罗与渤海国战争中的胜利而设立的。不过，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仍以宴乐庆祝为主，与中国以赏月为主的中秋节存在明显差异。
服饰演变
新罗早期的服饰风格较为单一，史书有载“朝服尚白”，官员所戴之冠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皮弁，整体风格与高句丽、百济相似。而国王则佩戴具有新罗特色的金冠，象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元648年，新罗使者金春秋出使唐朝，获赐大唐衣冠。次年回国后，真德女王采纳其建议，正式下令将新罗官服改为唐式服饰。公元664年，文武王更进一步，命妇女也改穿唐式服装，自此“衣冠同于中国”。唐朝亦盛赞新罗“中夏轨仪，衣冠素袭”，称其为“礼仪之邦”。然而，从中国史书的记载来看，新罗服饰仍保留了一些本土特色。《新唐书》记载：“男子褐裤，妇长襦……不粉黛，率美发以缭首，以珠彩饰之。”可见新罗人在吸收唐风的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审美与装饰习惯。
山岳信仰
新罗地处多山地带，自然环境孕育了深厚的山岳崇拜传统。中国史书曾记载新罗“好祭山神”，可见山神信仰在新罗宗教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新罗贵族在商议国家大事时，往往选择四灵地进行，即东青松山、南亏知山、西皮田、北金刚山，其中三处为山岳之地。统一新罗时期，新罗仿效中国制度，对山岳进行封祀。其中三山为奈历、骨火、穴礼，列为上祀；五岳分别为东岳吐含山、南岳地理山（即智异山）、西岳鸡龙山（亦称鸡笼山）、北岳太伯山（即太白山）、中岳父岳，列为中祀；此外还有24座山岳被列为下祀。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新罗对山岳的崇敬，也反映出其政治与宗教体制的完善与成熟。
唐风影响与文化交融
统一新罗时代，随着与唐朝的频繁交往，大量唐风习俗传入新罗，尤其在贵族阶层中广为流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饮茶之风。据传在善德女王时期，新罗已有茶叶，但尚未形成流行。直到公元828年，新罗使臣金大廉从唐朝带回茶种，并由兴德王下令种植于智异山一带，饮茶习俗才逐渐在朝鲜半岛兴起。此外，围棋也深受新罗人喜爱。唐玄宗曾听闻新罗人擅长围棋，特派遣围棋高手杨季膺作为吊祭（圣德王）兼册立（孝成王）副使前往新罗，结果击败了所有当地棋手。
到了9世纪后期，一位名叫朴求（亦作朴球）的新罗人竟成为唐朝的棋待诏，这说明新罗的围棋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充分展现了新罗文化在吸收唐风的同时，也展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成就。
【科技领域】
（天文、历法、陶瓷、冶金、造纸及印刷）
科技新罗时期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
天文：新罗的天文学较为发达，尤其在观测和记录天象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庆州瞻星台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建于7世纪，不仅体现了新罗人在建筑技术上的精湛工艺，也反映了他们对天文现象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历法：公元674年，出使唐朝的新罗贵族德福将唐朝先进的历法——麟德历引入新罗，文武王随即采纳并开始推行这一历法，大大提高了新罗在历法制定和农业节令安排方面的准确性。
陶瓷：统一新罗时期的陶瓷制造受到中国唐代三彩陶器的深刻影响，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铅釉彩陶，被后人称为“新罗三彩”。这类陶器造型精美、色彩绚丽，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广泛用于陪葬品，展现了新罗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审美水平。
冶金：新罗在采矿与冶炼技术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三国遗事》记载，皇龙寺大钟重达近五十万斤，芬皇寺药师铜像重达三十多万斤，奉德寺圣德大王神钟亦重达十二万斤。如此巨大的金属铸造物，不仅体现了新罗时期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力，也反映出其在冶金、铸造等技术上的高度成熟。
造纸：造纸术的引进与发展是新罗科技文明的又一亮点。新罗从中国引进了造纸技术，并在本地不断改进，取得了长足进步。新罗首府金城以造纸业闻名，考古人员在新罗时期古墓中发掘出的漆枯木涂层下发现了纸张的使用痕迹。公元755年，已有关于楮皮纸生产的文字记载，且至今仍有实物留存，充分说明新罗在造纸技术上的成熟与广泛应用。
印刷术：1966年于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木板印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结尾部分，因其含有武则天时期创制的则天文字，被推定为8世纪前期印制，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实物之一。部分韩国学者据此认为新罗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但这一观点尚未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该经文应是由唐朝传入新罗的印刷品。
综上所述，新罗在天文、历法、陶瓷、冶金、造纸及印刷等多个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技术遗产。
【新罗对外关系】
与高句丽的互动与变迁
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深远，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也贯穿于新罗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既有臣属与依附的关系，也有对抗与合作的历史进程，展现出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格局。
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与高句丽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有说法认为，新罗是公元3世纪魏将毌丘俭击败高句丽后，所遗留下来的高句丽难民的后代。尽管这一说法尚无确凿证据，但它从侧面反映出新罗与高句丽之间早在早期便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交融。
到了6世纪，随着新罗国力的增强，大量高句丽人南迁投奔新罗，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罗社会的发展。因此，新罗在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服饰礼仪等方面都深受高句丽影响。梁元帝《职贡图》中记载：“新罗其俗与高丽相类”；《隋书》亦称新罗“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新罗的君主称号“居西干”“麻立干”以及其十七等官阶制度，也被认为是在高句丽官制影响下形成的产物。 在早期阶段，新罗曾处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好太王碑铭文中明确记载：“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说明新罗在当时是高句丽的附庸国。当倭国（日本）入侵新罗时，高句丽曾出兵五万援助新罗，而新罗国王为表感激，首次亲自前往高句丽朝贡，以示敬意。《三国史记》中也记载了新罗曾派遣王族成员实圣、卜好等到高句丽作为人质，反映出两国之间密切而复杂的隶属关系。 考古发现也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
1946年，在韩国庆州的一座新罗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壶，壶身刻有“乙卯年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杅十”的铭文，推测为高句丽赠予新罗的礼物，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
1979年，在忠州发现的一块5世纪高句丽残碑中，提及高句丽与新罗两国君主结为兄弟，但同时也记载了高句丽赐服于新罗君臣，表明高句丽在地位上居于主导地位。碑文中还提到“新罗土内幢主”，推测为高句丽在新罗境内的驻军首领；又将新罗称为“东夷”，可见高句丽并未将新罗视为同族之国，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新罗。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标志着其政治与军事重心向南转移。在高句丽的压力下，新罗于433年与百济结成同盟，以共同抵御高句丽的南进扩张。至5世纪中叶，新罗逐渐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并在551年联合百济攻占高句丽的汉江流域地区。此后，新罗进一步北上，占领了大量高句丽领土，将疆域扩展至盖马高原。 进入7世纪后，高句丽开始对新罗展开反扑，两国之间战争频繁。
642年，百济夺取新罗西部大片土地，新罗试图与高句丽联合以对抗百济，但高句丽趁机要求新罗归还竹岭（今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一带）以西及以北的高句丽故地。面对这一压力，新罗转而请求唐朝出兵援助，并声称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消灭这两个敌对国家。
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新罗派出五万军队配合行动，攻占了高句丽的水口城（可能位于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
655年，高句丽再度攻占新罗三十三座城池。
660年，唐朝决定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新罗积极配合，于同年协助唐军灭亡百济，668年又协助唐朝灭亡高句丽。 然而，随着唐朝在朝鲜半岛势力的增强，新罗开始对唐朝产生警惕。为牵制唐朝势力，新罗转而利用高句丽的残余力量。在高句丽灭亡的次年，新罗接纳了高句丽王族安胜（即安舜）及其四千余户遗民，并派遣将领薛乌儒北上支援高句丽遗民与唐军作战。尽管最终失败，新罗仍继续收容高句丽遗民。
670年，新罗以“兴灭继绝”为由，封安胜为高句丽王（674年改封报德王），安置于西南部的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
680年，新罗文武王将其妹嫁给安胜，试图通过联姻稳定局势。
683年，神文王取消报德国，赐安胜姓金，迁居金城（今庆州）。次年，安胜的族侄大文率金马渚的高句丽遗民发动叛乱，神文王果断出兵平定，彻底解决了统一海东后的遗留问题。
新罗与中原王朝
新罗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悠久，关系密切。自早期起，新罗便通过各种方式与中原建立联系，尽管初期因地理与政治因素限制，交往较为间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新罗取得西海岸出海口后，其与中原的联系日益频繁，最终形成了以朝贡、册封为核心的宗藩关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展开了深入交流。 早在西晋太康年间，辰韩曾两次遣使朝贡，据后世学者推测，这很可能是新罗（即斯卢国）所为。
公元377年与382年，新罗先后两次遣使朝贡前秦，其中第二次使臣名为“卫头”，国王为“楼寒”（即奈勿麻立干），贡品为美女。
在502年与508年，新罗又遣使朝贡北魏，国号被记为“斯罗”；521年，新罗遣使南梁，国王为“募秦”（即法兴王）；549年，南梁更遣使至新罗，赠送佛舍利，标志着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梁书》中记载：“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这一描述反映了当时新罗因缺乏西海岸出海口而无法独立遣使中原的现实。因此，新罗遣使前秦、北魏多随同高句丽使团，遣使南梁则常随百济使团一同前往。
转折发生在公元553年，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取汉江下游地区，成功获得西海岸出海口，自此得以独立遣使中原。此后，新罗多次遣使北齐与南陈，并于565年获得北齐武成帝高湛册封，真兴王被封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这是新罗君主首次正式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在南北朝时期，新罗与北朝以政治联系为主，获得册封；而与南朝则以文化交往为主，派遣觉德、明观、智明、圆光等僧人前往梁、陈求法，南朝也遣使回赠佛舍利与经论，佛教交流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隋朝统一中国后，新罗真平王于594年遣使入隋朝贡，隋文帝册封其为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延续了册封传统。进入7世纪，随着高句丽与百济对新罗的威胁日益加剧，新罗开始积极寻求中原支持。
608年，真平王命僧人圆光撰写《乞师表》，向隋朝请求军事援助。唐朝建立后，新罗于621年遣使入唐，唐高祖礼遇有加，并派遣使者回访。
624年，唐高祖册封真平王为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同时册封高句丽与百济君主，显示出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平衡政策。
626年，新罗与百济联名上书控诉高句丽南侵，唐太宗派遣朱子奢前往调解，促使高句丽与新罗和解。然而，642年百济侵占新罗西境，新罗向高句丽求助未果，转而求助唐朝，请求讨伐高句丽与百济。唐太宗虽提出三策，但新罗未能完全理解其意图，未能如愿。
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命新罗出兵配合，新罗遂派五万大军攻占水口城。
648年，真德女王派遣金春秋出使唐朝，受到隆重接待，并留下其子金文王在唐宿卫，归国时携带大唐衣冠，推动了新罗服饰与礼仪的全面唐化。
650年，新罗废除自建的“太和”年号，改用唐朝“永徽”年号，并献《织锦太平颂》予唐高宗，自此正式确立为唐朝的藩属国。 此后，新罗积极借助唐朝力量，图谋消灭高句丽与百济。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频繁遣使唐朝，称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威胁新罗。唐朝本视高句丽为劲敌，在新罗不断请求下，决定先攻百济，再南北夹击高句丽。
660年，唐朝出兵13万征讨百济，任命武烈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金庾信率军五万与唐军夹击，迅速灭亡百济。随后，唐朝设立熊津都督府等五个都督府进行羁縻统治，引起新罗不满。
663年，唐朝设鸡林州都督府，命新罗文武王兼任大都督，进一步加深新罗对唐朝的疑虑。尽管如此，新罗仍于665年迫于压力与百济王子扶余隆在就利山会盟。
668年，唐灭高句丽，新罗亦派兵参与平壤会师。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全面控制朝鲜半岛。新罗则开始接纳高句丽遗民，并支援其对抗唐朝。
670年，新罗发动对熊津都督府的进攻，引发唐罗战争。至672年，新罗已兼并百济故地，并频繁袭击唐船队。
674年，唐朝派刘仁轨、李谨行讨伐新罗，新罗兵败七重城，北部防线被突破。次年刘仁轨召回，李谨行驻守买肖城，三战皆捷。期间，文武王三次遣使入唐谢罪。由于西部吐蕃入侵，唐朝战略重心转移，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默许新罗控制浿江以南地区。 尽管670年至676年间新罗与唐朝发生冲突，但双方宗藩关系并未中断。新罗仍奉唐正朔、遣使朝贡、受唐册封，自称“大唐新罗国”或“有唐新罗国”，并在685年于国都建立望德寺以祈福唐室，祭祀苏定方、薛仁贵等灭百济或高句丽的唐将。新罗末年的兴德王陵碑仍称“帝为我灭高（句丽、百济）”，可见其对唐朝的感激之情。 进入8世纪，唐罗关系全面回暖。
733年，新罗协助唐朝讨伐渤海国；735年，唐朝正式承认新罗对浿江以南地区的主权。这种朝贡—册封关系稳定维持至唐朝灭亡。有据可查的新罗遣唐使达178次，频率居唐朝外藩之首。即便唐玄宗、唐僖宗避乱入蜀，新罗使臣仍远赴成都朝贡。唐朝灭亡后，新罗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直至其自身灭亡前夕。 除了政治关系，新罗与唐朝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亦极为密切。大量新罗人赴唐经商、发展，在登州、楚州、扬州等地形成新罗侨民聚居区，如“新罗坊”、“新罗所”。
文化方面，新罗多次请求唐朝赐书，并自唐贞观年起持续派遣子弟入读唐朝国学（国子监），两百多年间至少有2000多名新罗人留学唐朝。9世纪起，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中宾贡进士，其中最著名者为崔致远。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多受重用，极大推动了新罗对唐文化的吸收。 此外，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僧入唐求法，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最著名者为新罗王子金乔觉，修行于九华山，被尊为地藏王菩萨化身；另有慧超经唐西行印度取经，留下《往五天竺国传》。洛阳龙门石窟亦有新罗人开凿的像龛，足见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总之，新罗与唐朝长达两百余年的密切交往，不仅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史上空前绝后，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留下了深远影响。这段历史见证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与交流，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历史经验。
日本
新罗与日本（倭）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其历史发展过程复杂多变，既有和平交往，也有军事冲突与政治博弈，构成了东亚古代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 早在新罗建国初期，其与倭国的关系尚不明确。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期的重要人物瓠公，据传是从海上渡来的倭人，他是金氏始祖金阏智的发现者。此外，史书还提及在4世纪以前，新罗与倭国之间已有和战记录，其中以倭国对新罗的入侵为主。而日本方面的史料则称新罗王室始祖为日本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之兄稻饭命，并记载神功皇后于公元200年亲征新罗，迫使当时的国王“波沙寐锦”臣服。尽管这些记载多带有传说色彩，难以完全采信，但它们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新罗与倭国之间已有频繁的人员往来与军事接触。 进入4世纪末，新罗面临倭国的侵略压力。
公元400年，高句丽好太王出兵援助新罗，成功击退倭军。然而，由于当时新罗国力尚弱，仍不得不屈服于倭国。例如，奈勿麻立干在402年派遣王子未斯欣前往倭国作为人质，后被新罗义士朴堤上救回。到了438年，倭王珍向南朝刘宋朝贡时，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此后济、兴、武三位倭王也相继从南朝获得此封号，表明倭国在当时已将自己视为朝鲜半岛诸国的宗主国。
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罗国力的逐渐增强，其与倭国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日本史书中有记载称新罗“不事中国（指倭国）”、“不畏天皇（大和大王）”，反映出新罗已不再甘于被动地位。
6世纪起，新罗开始蚕食伽倻诸部，而伽倻被倭国视为“任那”，是其直辖地。倭国对此无能为力，最终伽倻于562年被新罗吞并。倭国对此极为愤怒，指责新罗“西羌小丑，逆天无状，违我恩义，破我官家”，并扣押新罗使节，联合百济对新罗发起军事行动，试图恢复伽倻政权，但最终失败。此后，新罗不断遣使赴倭，双方关系逐步缓和。 然而，进入7世纪中叶，随着新罗转向唐朝寻求支持，而倭国则与百济结盟，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651年，倭国以新罗使臣知万身着唐制官服为由将其驱逐出境，甚至一度计划出兵讨伐新罗。
660年，百济灭亡，倭国出兵援助百济复国势力，却被唐军击败，其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从此衰退。 668年，高句丽即将灭亡之际，新罗文武王派遣金东严出使倭国，试图修复两国关系。此举被认为是为了借助倭国牵制唐朝。此后至8世纪，新罗与倭国（670年改称日本）之间往来频繁。新罗希望通过日本获得政治与文化支持，而日本则希望借助新罗引入唐朝的典章制度与文物，以推进本国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同时，日本也通过新罗大量进口唐朝乃至西域的物资。据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买新罗物解》记载，日本从新罗进口的物品包括香料、颜料、染料、药材、棉丝绢帛、铜镜、人参、松子等，种类繁多，可见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之盛。 然而进入8世纪后，随着唐与新罗关系日益密切，新罗与日本的关系逐渐降温。新罗拒绝向日本行“蕃礼”，引发日本方面的不满。
737年与759年，日本曾两次讨论讨伐新罗；而新罗国王也在742年与753年两次拒绝接见日本使臣。至9世纪时，两国间的官方往来几乎中断。 9世纪以后，随着新罗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地方豪族势力迅速崛起，其中不少人从事海上劫掠活动，成为所谓的“韩寇”。这些海盗频繁侵扰日本沿海，甚至劫掠官府贡物，给日本带来严重困扰。
公元870年，日本清和天皇派遣使者向各大神宫与山陵禀告，哀叹新罗人“久世时相敌来”，如今竟“入我境内，夺取调物，无惧沮之气”，并担忧“兵寇之萌自此而生”。他感叹日本“久无军旅，专忘警备”，提醒警惕兵乱之祸，并祈求神明庇佑，驱逐韩寇。由此可见，新罗海盗对当时日本社会造成的冲击之大。
新罗与渤海国之间的关系
是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自7世纪末起，渤海国在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迅速崛起，成为区域内的一个重要政权。在渤海建国初期，其与新罗之间曾有过一段相对友好的交往时期。新罗曾授予渤海开国君主大祚荣以“大阿餐”的官阶，显示出当时双方试图建立一定外交联系的意图。 然而，这种初期的友好关系并未能持续。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双方在区域利益上的冲突加剧，新罗与渤海的关系逐渐恶化。公元733年，应唐朝的请求，新罗出兵参与对渤海的军事行动，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显著恶化。此后，双方关系始终未能恢复到早期的和睦状态。
为了防范渤海的南下扩张，新罗在公元826年于浿江地区修建了长达三百里的长城，这一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充分反映了新罗对渤海军事压力的担忧。尽管如此，新罗并未完全断绝与渤海的外交往来。史书记载，新罗曾在公元790年和812年派遣使者前往“北国”——即渤海，说明双方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仍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与互动。 总体来看，新罗对渤海的态度以蔑视和敌视为主。尤其在9世纪，新罗与渤海人在唐朝境内曾发生“争长”事件，反映出双方在外交礼仪和政治地位上的激烈竞争。新罗方面在文献中多次使用带有贬低意味的称谓称呼渤海，如“粟末小蕃”、“楛矢国”、“丑虏”等，这些用语不仅体现了新罗对渤海政权的轻视，也折射出当时新罗对外交往中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 新罗与渤海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受到双方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也深受唐朝外交政策的制约。两国在交往过程中既有短暂的修好，也有长期的对立与冲突，构成了东亚古代国际关系史中一段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篇章。
新罗与耽罗
位于现今韩国济州岛的耽罗（又称乇罗），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百济的属国存在。在百济于公元660年灭亡之后，耽罗的统治者徒冬音律于公元662年派遣使者前往新罗，正式向新罗称臣归附。此举标志着耽罗与新罗之间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 新罗对此表示接受，并对徒冬音律进行了册封，授予其“星主”的称号，象征着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与尊重。自此，耽罗正式成为新罗的属国，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与新罗保持密切联系。新罗亦通过这种宗藩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半岛的统一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体现了新罗在统一三国后积极拓展影响力、整合周边地区的战略部署。而耽罗作为连接朝鲜半岛与海洋的重要节点，在新罗的对外关系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罗君主列表】
536年在位君主
1，法兴王，姓金，名原宗，智证王长子，朝鲜半岛新罗国第23代君主。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即位。法兴王四年(517年)四月，开始置兵部。十五年（528年），近臣异次顿从高句丽引进佛教。十九年（532年），降服金官国主金仇亥（即驾洛国，又称伽倻后改称金官)，二十三年（536年），始称年号建元元年，建元五年（540年）七月王薨，真兴王嗣位，时年八岁，未改元，由太后摄政。
2，真兴王(534年-576年) 姓金，名彡麦宗，又叫深麦夫，新罗第一位受中国王朝（北齐）册封的君主。是新罗第二十四代君主（公元540年-576年八月在位）。崇信佛教，晚年出家，法号为法云。
使用年号：建元，开国，大昌，鸿济
新罗建元十六年，改元开国，新罗开国十八年（568年）改元大昌，新罗大昌五年（572年）改元鸿济，鸿济五年（576年）八月去世，25代君主~次子真智王金舍轮沿用鸿济年号至579年（去世）。
【新罗君主列表】
（上古）
01，赫居世居世干，朴氏族，前57—4年在位
02，南解次次雄，，朴氏族，4—24年在位
03，脱解尼师今，，昔氏族，57—80年在位，传说出自倭国东北一千里之多婆那国
04，婆娑尼师今，，朴氏族，80—112年在位
05，祗摩尼师今，，朴氏族，112—134年在位
06，逸圣尼师今，，朴氏族，134—154年在位
07，阿达罗尼师今，朴氏族，154—184年在位
08，伐休尼师今，，昔氏族，184—196年在位
09，奈解尼师今，，昔氏族，196—230年在位
10，助贲尼师今，，昔氏族，230—247年在位
11，沾解尼师今，，昔氏族，247—261年在位
12，味邹尼师今，，金氏族，262—284年在位，金阏智六世孙，推测为后世新罗所称的“太祖星汉王”
13，儒礼尼师今，，昔氏族，284—298年在位
14，基临尼师今，，昔氏族，298—310年在位
15，讫解尼师今，，昔氏族，310—356年在位
16，奈勿麻立干，，金氏族，356—402年在位，中国史书记录为“楼寒”，此后王位由金氏世袭
17，实圣麻立干，，金氏族，402—417年在位
18，讷祇麻立干，，金氏族，417—458年在位，又作“讷祗”
19，慈悲麻立干，，金氏族，458—479年在位
20，照知麻立干，，金氏族，479—500年在位，又作“炤知”
（中古）
21，智证王，，金智大路，500—514年在位，名字又作“智度路”、“智哲老”、“至都卢”，初称麻立干，503年称王
22，法兴王，，金原宗，，514—540年在位，名字又作“牟即智”、“另即知”，中国史书记录为“募秦”，年号建元
新罗第一位受中国王朝（北齐）册封的君主
23，真兴王，，金彡麦宗，540—576年在位，名字又作“深麦夫” ，（沿用建元年号至551年），年号开国、(568年太昌、【572年鸿济
24，真智王，，金舍轮，，576—579年在位，名字又作“金轮”（沿用鸿济年号）
25，真平王，，金白净，，579—632年在位，年号建福（（579-583沿用鸿济年号）584年建福元年）
26，善德女王，金德曼，，632—647年在位，圣骨男尽，始以女子为王，又号“圣祖皇姑”，年号仁平
27，真德女王，金胜曼，，647—654年在位，年号太和，650年始行中国年号
（下古）
28，武烈王，，金春秋，，654—661年在位，真智王之孙，首任出身真骨的国王，庙号太宗
29，文武王，，金法敏，，661—681年在位
30，神文王，，金政明，，681—692年在位
31，孝昭王，，金理洪，，692—702年在位，名字又作“理恭”
32，圣德王，，金兴光，，702—737年在位，原名“隆基”，后避唐玄宗讳改名
33，孝成王，，金承庆，，737—742年在位
34，景德王，，金宪英，，742—765年在位
35，惠恭王，，金乾运，，765—780年在位，死后武烈王系断绝
36，宣德王，，金良相，，780—785年在位，奈勿麻立干十世孙
37，元圣王，，金敬信，，785—798年在位，奈勿麻立干十二世孙，后世金氏国王均为其后裔
38，昭圣王，，金俊邕，，799—800年在位，谥号又作“昭成王”
39，哀庄王，，金重熙，，800—809年在位，原名“清明”
40，宪德王，，金彦昇，，810—826年在位
41，兴德王，，金景徽，，827—836年在位，原名“秀宗”，名字又作“景晖”
42，僖康王，，金悌隆，，837—838年在位，名字又作“悌颙”
43，闵哀王，，金明，，，838—839年在位，谥号又作“敏哀王”
44，神武王，，金祐徵，，839
45，文圣王，，金庆膺，，839—857年在位
46，宪安王，，金谊靖，，857—861年在位，名字又作“祐靖”
47，景文王，，金膺廉，，861—875年在位，名字又作“凝”
48，宪康王，，金晸，，，875—886年在位
49，定康王，，金晃，886—887
50，真圣女王，金曼，887—897，名字又作“曼宪”、“坦”
51，孝恭王，，金峣，897—912
52，神德王，，朴景晖，912—917，阿达罗尼师今后裔
53，景明王，，朴昇英，917—924，中国史书记录为“金朴英”
54，景哀王，，朴魏膺，924—927
55，敬顺王，，金傅，927—935，中国史书记录为“金溥”，谥号又作“孝哀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