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国历史朝代（618年--907年）Tang Dynasty
唐朝
【基本信息】
中文名：唐朝
外文名：Tang Dynasty
别名：唐、李唐、大唐
时间范围：618年-907年
都城：长安618年），洛阳690年）
主要城市：成都、扬州、开封、睢阳、魏州、太原等
官方语言：雅言
货币：开元通宝
人口数量：5291 万（现代研究也有6000至9000万，乃至过亿的观点）
国土面积：约 10760000 km² （669年）
主要民族：汉族
政治体制：君主制
中央官制：三省六部制
选官制度：科举制
军事制度：府兵制>募兵制
开创者：李渊
历任君主：李渊，李世民，李治，李弘，李显（被废），李旦（被废），武曌（武则天），李显（复辟），李重茂，李旦（复辟），李宪，李隆基，李琮，李亨，李倓，李豫，李适，李诵，李纯，李恒，李湛，李昂，李炎，李忱，李漼，李儇，李晔，李柷
概述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历经二十一帝，存续二百八十九年之久。作为隋朝之后的重要时代，唐朝以其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开放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之一。
唐朝的建立与发展： 在隋末社会动荡、群雄并起的背景下，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最终于公元618年称帝，正式建立了唐朝，并将首都定于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唐高宗则继承了太宗时期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开创了“永徽之治”的盛世局面。 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其统治期间，国家依然保持稳定与繁荣。直到公元705年的“神龙革命”后，唐朝国号得以恢复。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最为鼎盛的阶段——“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增长至约八千万，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空前繁荣，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后的衰落：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逐渐走向衰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宦官专权更是加剧了政治腐败。尽管在此期间，唐宪宗通过“元和中兴”、唐武宗实现“会昌中兴”以及唐宣宗推行“大中之治”，一度恢复了部分国力，但总体趋势已无法逆转。晚唐时期，随着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唐朝的统治根基被彻底动摇，各地藩镇势力迅速崛起，中央权力大幅削弱，导致唐朝名存实亡。公元907年，藩镇将领朱温篡夺皇位，唐朝至此宣告灭亡。
疆域辽阔与民族融合： 唐朝的疆域极为广阔，在其极盛时期，东起日本海，南至越南北部的安南地区，西达咸海，北逾贝加尔湖，堪称古代中国版图最大的王朝之一。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唐朝采取了灵活且包容的羁縻政策，通过册封、和亲等多种方式，加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种开放的态度不仅巩固了国家统一，还使得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格局。 与此同时，唐朝以博大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传播。例如，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同时伊斯兰教、景教等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此外，日本、南诏、新罗、渤海等邻近国家纷纷派遣使者前来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 ：唐朝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使得中外贸易空前活跃，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汇聚于此，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交流与文化互动。 在对外交往方面，唐朝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外部优秀成果，同时也向其他国家输出自身的先进经验。这种双向交流模式，使得唐朝的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显著特征。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唐朝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同样涌现出大量杰出人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
结语：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唐朝不仅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更以其开放包容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正因如此，唐以后，海外华人多被称为“唐人”，这不仅是对唐朝影响力的肯定，也是对其卓越成就的高度赞誉。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唐朝成功地将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
唐朝的国号为“唐”，这一名称源自古代的地名。“唐”曾是晋地的一个古老名称（更多详情可参见词条“唐国”）。追溯唐朝的起源，李渊的祖父李虎因功勋卓著被追封为唐国公，这一爵位随后代代相传，最终由李渊继承。 公元618年，李渊以尊奉隋朝为名义起兵反隋。在隋恭帝杨侑禅让皇位之后，李渊正式建立新的王朝，并将国号定为“唐”，寓意承袭古地之名，开启崭新时代。唐朝建都于长安，这座古城成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由于开国君主姓李，因此唐朝又被称为“李唐”。而为了表达对这个伟大王朝的崇敬与赞美，人们常常尊称其为“大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大唐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繁荣昌盛的经济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闻名于世，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历史脉络】
建国统一
陇西李氏：李氏起源可追溯至唐朝皇族陇西李氏，这一家族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根据《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载，李氏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这为李氏家族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 在南北朝后期，李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关键人物是李虎。当时，北方局势动荡不安，李虎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追随北魏权臣宇文泰，成为宇文氏家族倚重的“八柱国”之一。这一地位不仅彰显了李虎个人的能力，也奠定了李氏家族在北方政权中的重要基础。李虎去世后，其子李昞继承父业，继续在西魏、北周时期受到重用。在此期间，李昞一度被赐予胡姓“大野氏”。直到北周末年，丞相杨坚掌权建立隋朝，李氏才恢复本姓。 李昞之子李渊自幼便承袭父亲的爵位——唐国公，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领导力。他迎娶了宇文泰外孙女窦氏（即后来的太穆皇后），这一联姻进一步巩固了李氏家族与北方贵族之间的关系。同时，李渊深得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及其妻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喜爱，这也为李氏家族日后的兴盛铺平了道路。 从李虎到李渊，李氏家族历经数代经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就了大唐王朝的辉煌基业。这一家族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权力斗争史，更是一段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传奇故事。
起兵建唐
（隋末民变、晋阳起兵、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隋朝在大业年间（605年－618年），由于隋炀帝连年大兴土木、滥用国力，再加上三次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致使国家财政枯竭，百姓苦不堪言，各地民变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至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以及晋阳宫监，命其向北防御突厥，并镇压当地日益猖獗的农民起义。 李渊观察到天下局势已乱，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灭亡之势难以挽回。在此背景下，他萌生了取隋而代之的想法。而他身边的谋臣裴寂、刘文静以及次子李世民等人也纷纷劝谏，认为应当趁机举兵，成就大事。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采取行动，以“尊隋”为名，在晋阳发动兵变，杀掉了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起兵反隋。随后，李渊与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率领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他们先是在霍邑（今山西霍州）击败敌军，随后顺利渡过黄河，继续向西南方向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根本无力阻挡李渊的攻势。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瓦岗军正与王世充激战正酣，双方均无暇顾及西边的局势。因此，李渊父子的军队进展神速，于同年十一月成功攻占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并未立即称帝，而是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治策略。他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杨侑即为隋恭帝。而李渊则自封为大丞相，并被封为唐王，实际上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然而，隋朝的命运已经注定无法挽回。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叛军杀害，标志着隋朝实质上的灭亡。
同年五月，李渊废黜隋恭帝，迫使杨侑禅位，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将都城设在长安。至此，隋朝宣告终结，大唐王朝拉开了辉煌的历史序幕。 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对皇室成员进行了封赏与安排。他册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为后续的权力布局奠定了基础。
统一天下
（唐朝统一战争）
唐朝初期，国家刚刚经历了隋末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从隋朝大业初年的八百万户骤降至二百余万户。与此同时，北方边境也面临着来自漠北东突厥的强大威胁。当时的东突厥正处于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周边民族和政权臣服于其下，就连中原地区的窦建德、薛举、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也都对突厥俯首称臣。 在这样的局势下，唐高祖李渊在入主关中之前，采取了巧妙的政治策略。他先派人向瓦岗军领袖李密示好并加以吹捧，使其成为唐朝建立过程中的一道屏障，从而牵制其他敌对势力。随着唐朝正式建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更加激烈。唐高祖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并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领唐军攻打割据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同年九月，薛举病逝。经过多次激烈的交锋，到十一月，薛仁杲兵败投降，唐军成功占据了陇右地区。
619年五月，唐军又通过反间计策动武威豪族安兴贵、安修仁生擒李轨，不费一兵一卒便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 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再次出征，击败了勾结突厥入侵河东的刘武周与宋金刚，恢复了对代北地区的统治。至此，唐朝不仅稳固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还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具备了集中力量经营中原和江南的能力。 此时，瓦岗军已经瓦解，山东大部分郡县相继归降唐朝，幽州的罗艺也选择归附。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三股主要势力：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以及唐朝自身。为了实现统一大业，唐高祖派遣李世民东征王世充。在此过程中，郑、夏两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唐朝。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成功击溃郑夏联军，俘虏了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尽管窦建德余部因受到唐廷压迫而追随刘黑闼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军队南下进攻，但最终仍被唐高祖先后派遣李世民、李建成率军平定。随后，割据鲁南的徐圆朗、冀北的高开道相继失败，唐朝基本完成了对河南、河北、山东地区的统一。 同一年，割据江陵的萧铣也被唐将李靖、李孝恭率军平定。岭南地区的豪族冯盎降服后，唐朝在其地设置了八个州；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亦被唐军击败，岭南各地纷纷臣服。江淮地区的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便已归降唐朝，并受封为吴王。然而，杜伏威入朝后，其部下在辅公祏的煽动下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自立为宋帝。不过，翌年（624年）便被唐军俘杀，至此江南地区得以平定。 至武德七年（624年），除了割据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且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之外，唐朝已经在大部分国土上建立了统治秩序。
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唐朝趁着突厥内部衰乱之际，派兵攻灭了梁师都，彻底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唐高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废除了隋朝时期的苛政，制定了新的律令，建立了完善的官制体系，设置了学校以培养人才，组建了十二军统领府兵制度，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推行了“开元通宝”货币制度。这些举措初步完善了各项国家制度。
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
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功绩显著，然而次子李世民的贡献更为卓著。不少史学家认为，高祖能够夺得天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卓越战绩。随着李世民威望日益提升，他与兄长李建成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在此过程中，高祖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性格，并对李世民怀有猜忌之心，这进一步加剧了兄弟间的争斗。这一权力斗争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告终。在这场政变中，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射杀了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事变之后，高祖被迫册立李世民为太子。
同年八月九日，高祖禅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正式继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一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具有开明思想和远见卓识的帝王。即位后，他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及治国方针政策。通过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重视百姓的生活状况。他注重吏治建设，选拔贤能之人担任要职，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他的统治下，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如杜如晦、房玄龄等贤臣，李靖、李勣等战将，以及魏徵等直言敢谏的诤臣。这些人才共同构成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辉煌阵容，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各项政策的有效施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唐太宗还推行了一系列治世政策，包括以农业为本，提倡厉行节约，实施休养生息，推动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这些措施使得社会呈现出较为安定的局面，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足。 同时，唐太宗积极平定外患，致力于巩固边疆安全。
他先后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势力，并对高丽（即高句丽）和吐蕃（后以文成公主嫁予松赞干布）进行有效打击。唐太宗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采取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包容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形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四方诸国尊称他为“天可汗”。 经过唐太宗及其朝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朝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稳定、武功兴盛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然而，唐太宗在统治后期逐渐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征发百姓劳役的情况有所增加。
在其晚年，最困扰他的问题是储位之争。太宗与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多次在太宗外出巡行时留守监国。然而，四子李泰获封魏王，深受太宗宠爱，这对李承乾的储位构成了威胁。两人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导致群臣也被卷入这场争斗之中，引发朝廷动荡不安。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因勾结朝臣谋反而败露，唐太宗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同时废黜李承乾和李泰，改立性格温和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高宗时期】
（永徽之治）
巩固皇位
贞观二十三年，即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在翠微宫的含风殿驾崩。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同年六月一日，太子李治继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次年的年初，唐高宗改年号为“永徽”，以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篇章。 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高宗借由房遗爱等人谋反一案，成功地将宗室与勋贵中反对自己的势力一举铲除。这次行动不仅彰显了唐高宗的政治手腕，也极大地巩固了他的皇权地位。而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顶住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得到李勣、许敬宗等重臣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废黜出身于士族的皇后王氏，并立昭仪武氏，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为皇后。与此同时，他还借此机会对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进行了打击。这场围绕废立皇后展开的政治斗争意义深远，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集团在政权中的垄断优势，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大行文治
唐高宗在即位的初期，展现出了对国家治理和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他召见了来自各地的朝集使，并对他们说道：“朕刚刚登上皇位，对于那些给百姓带来不便的事情，你们都应该如实上奏。如果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楚，可以再次通过书面上奏进行补充。”这一举措表明了高宗倾听民意、改进政务的决心。 从此以后，高宗每天都会带领十名刺史进入宫中的阁室，详细询问民间百姓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他还关心地方官员的施政情况，以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惠及民众。此外，高宗还颁布了一道诏令，明确禁止京官和外地州府向朝廷进献鹰隼及犬马等奢侈品。这体现了他对简朴执政风格的倡导，以及对资源合理使用的重视。 高宗与他的臣子们共同遵循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致力于实现清明的政治环境。因此，在永徽年间，国家边疆安定无事，百姓生活富足安宁，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被后世誉为“永徽之治”。这种治理成效继承并发扬了太宗时期“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高宗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活动规模宏大，参与的车乘队伍绵延数百里，场面极为壮观。更值得一提的是，随行的还有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以及高丽（即高句丽）等多个国家的使节和部落酋长。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当时唐朝国力的强大，也展现了其作为国际性大国的开放包容姿态。 在太宗和高宗相继统治的时期，唐朝的人口逐渐从隋末唐初的战乱中恢复过来。至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人口已增长至380万户，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些成就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盛世王朝的地位。
四面扩张
（唐灭西突厥之战、白江口之战、唐灭百济之战、唐灭高句丽之战）
高宗李治一朝不仅以文治天下著称，更通过一系列军事扩张和政治举措，将唐朝的影响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书评价道：“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期为极盛。”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巩固了唐朝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强大帝国的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永徽元年（650年），唐朝将领高侃成功擒获突厥车鼻可汗，此举标志着唐朝对北方草原地区的进一步掌控。随后，高宗设立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强了对这一广阔区域的有效管理。而在高宗即位之后，唐朝持续对西突厥展开军事行动。显庆二年（657年），名将苏定方率领大军大破西突厥，并远征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最终生擒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彻底灭亡西突厥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这片新纳入版图的土地，高宗在西突厥故地设立了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今新疆库车），进一步强化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高宗也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永徽六年（655年），高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高宗果断采取行动，先后派遣军队出击高丽和百济。
龙朔三年（663年），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取得决定性胜利，大败百济与倭国联军，同年百济宣告灭亡。总章元年（668年），唐将李勣率军攻占平壤，高丽随之覆灭。高宗随即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并划分出四十二州进行有效治理。 在高宗的统治下，唐朝的疆域达到了历史上最广阔的范围：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也有说法认为是里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达越南横山。这一宏大的版图基本维持了三十余年，成为唐朝强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高宗一朝不仅是唐朝文治昌明的黄金时代，更是其武略卓著的关键阶段。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和行政改革，高宗成功奠定了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基础。
【武周代唐】
（武周）
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武皇后（本名武曌，后世多称其为武则天）逐渐开始参与朝政事务。武则天早年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驾崩之后，她一度出家为尼。然而，后来被高宗李治召入宫中，并在一系列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被立为皇后。史书中评价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充分展现了她在政治智慧与文化素养方面的卓越才能。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由于高宗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全身心投入政务处理，因此委任武则天协助管理国家事务。这一举措使得武则天得以与高宗并称为“二圣”，标志着她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于紫微宫贞观殿病逝，太子李显继位，即为唐中宗。而此时的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正式掌控了朝政大权。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因中宗与其政见不合，武则天果断将他废黜为庐陵王，转而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为唐睿宗。这一系列动作不仅稳固了她的统治基础，也让她逐步迈向更高的权力巅峰。 在此之后的几年间，国内接连爆发多次叛乱，包括扬州徐敬业、宗室越王李贞以及琅邪王李冲等人的起兵反对。然而，这些叛乱均被武则天派遣的军队成功平定。宗室的反叛行动直接促使武则天对唐宗室大臣展开大规模清洗，同时也为其日后称帝扫清了障碍。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通过制造祥瑞之象，迫使睿宗禅让帝位，她自号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定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早在担任皇后时期，武则天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远见，提出了十二条施政意见，涵盖劝农桑、薄赋徭、减省功费力役、息兵止戈、提拔贤能官吏、广开言路等多个方面。在其统治期间，她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养奴婢的数量，改革徭役和户籍制度，并允许逃亡农民在特定条件下重新编入户籍。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控制的人口数量从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的380万户增长至650万户。 武则天具备极强的驾驭臣下能力，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她鼓励士人积极自荐，并开创了殿试与武举制度，设立“试官”，大量破格选用和晋升官吏，时称“北门学士”。
尽管这一过程中存在录用过多、升迁过快的问题，但一旦发现不称职者，她便会迅速将其贬黜。她善于识人用人，明察善断，赏罚分明，培养了一批极具才干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张柬之、张仁愿，以及开元时期的名臣姚崇、宋璟等人，皆是由她发掘并提拔起来的。非士族阶层的广泛参政，有效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抑制了士族势力的膨胀，对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武则天统治期间重设安西四镇，成功抵御了后突厥的侵扰。同时，在东北契丹引发的“营州之乱”爆发后，她迅速采取措施予以平定。这些举措对于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武则天称帝期间，社会文化艺术亦取得了显著进步。当时佛教盛行，佛寺建设频繁，其中扩建的龙门石窟成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后世学者普遍认为，武则天的统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充分肯定了她在承前启后、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唐室复辟】
（神龙政变、唐隆政变）
武则天统治时期，最为人诟病之处便是她对告密制度的推崇以及酷吏的重用。她在朝堂之上设立了铜匦，用于接收各种告密文书。更为严重的是，即便告密内容失实，告密者也无需承担任何罪责。这一政策导致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告密之风，人人自危。同时，武则天还重用了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一批以残酷闻名的官员。他们肆意罗织罪名，对大臣们施以严酷刑罚，逼供信成为常态。在此期间，数百名唐宗室成员以及众多文武大臣惨遭诛杀。直到武则天正式称帝，政权趋于稳定后，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才逐渐有所缓解。 除此之外，武则天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修建了诸如“明堂”“天堂”等宏伟建筑，并铸造了“天枢”，甚至打造了九鼎。这些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尽管在其统治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均田制却开始走向衰败，农民逃亡的现象日益普遍，阶级矛盾也逐渐激化。 虽然武则天成功夺取了李唐江山，但在朝廷内外的压力下，她不得不将被流放的李显召回，并立为太子。公元705年，即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军将领敬晖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李显得以复位，大唐国号也随之恢复。数月之后，武则天去世。临终前，她颁布遗诏，放弃皇帝称号，重新恢复皇后身份。 李显复位后，朝政却被其妻子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氏旧党如武三思等人所左右。张柬之、敬晖等功臣先后遭到流放或杀害。朝廷内部卖官鬻爵、贿赂横行，君臣日夜沉溺于宴饮游乐之中，荒废政务。韦皇后野心勃勃，意图效仿武则天掌控大权，而安乐公主更是提出了要成为皇太女的无理要求。
公元707年，即景龙元年，非韦皇后亲生的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成功诛杀了武三思等人，试图铲除韦皇后势力。然而，此次行动最终失败，李重俊本人也不幸遇害。
公元710年，即景龙四年，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中宗李显，拥立温王李重茂为帝，史称唐殇帝。她们计划进一步清除异己，尤其是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相王李旦。关键时刻，李旦的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在太平公主的支持下发动了唐隆政变。这场政变一举铲除了韦皇后、安乐公主以及武氏残余势力，废黜了李重茂，拥立李旦复位，改元“景云”。睿宗李旦复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
【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
唐睿宗李旦复位之后，唐朝的朝政依旧处于腐败的状态之中。太平公主凭借拥立之功，其势力逐渐壮大。当时宰相七人中，竟有五人是因她的扶持而得以就位，文武大臣大多依附于她。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与太子李隆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景云三年（公元712年），睿宗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即位为帝，是为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果断采取行动，将太平公主赐死，并对其党羽或杀或逐（详见词条“先天政变”），同时改元为“开元”。至此，自武则天以来皇后、公主干预政事的局面宣告结束，从唐中宗即位以来长达八年的混乱政局也终于趋于稳定。 唐玄宗登基后，积极致力于整顿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弊政。
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韩休、张九龄等一批精通吏治且富有才干的宰相。这些贤能之士辅佐玄宗，共同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他们注重选拔优秀的官员，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同时下令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余官员，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并努力实现租税的公平征收。此外，玄宗还通过括户等手段有效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逃户问题。 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玄宗采取了适度的改革政策。例如，放宽对逃亡编户（客户）的限制；在军事方面，废除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并重新振兴马政；在行政管理上，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给予大行政区一定的自主权；提高负责贡举官员的职位等级；制定《循资格》以稳定官僚队伍；全面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立“常平仓本”调节贫富差距；创立“劝农社”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开展屯田活动；在长安和洛阳两地设置集贤院，召集众多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达九万余卷。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唐朝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强大王朝，吸引了周边众多政权前来学习交流。到了开元末年，国家富庶，物价低廉，社会治安良好，商旅往来频繁。 在对外事务方面，唐玄宗成功收复了辽西营州以及睿宗时期割让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征服了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政权；在西域地区，吞并了大小勃律，并攻灭了突骑施；在塞北地区，降服了复国后的后突厥，随后又扶持回鹘消灭了后突厥。 然而，当唐玄宗改元天宝之后，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国家无重大战事，他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决心，变得志得意满，开始追求奢华享乐，疏于处理政务。特别是在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纳杨玉环为贵妃之后，玄宗更是沉溺于酒色之中。此时，宰相李林甫专擅朝政。尽管李林甫擅长处理政务，但他对待政敌毫不留情，打击手段极其严厉。 虽然此时的政治逐渐走向腐败，社会风气也日益奢靡，但天宝年间经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从长安向西延伸万余里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人口稠密、桑麻遍野的繁荣景象。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全国统计的户口数量达到了900余万户，总人口超过5200万，创下了唐朝历史上统计户口的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
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唐玄宗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职位。这一举措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疆防御，然而到了玄宗统治后期，边地军事力量逐渐膨胀。节度使不仅负责军事事务，还开始兼管民事，权力大大增加。由于唐玄宗晚年偏好大兴战功，边境将领频繁挑起与异族之间的战争，以获取战功和荣誉。与此同时，募兵制的推行使得节度使与其麾下的士兵建立了稳固的隶属关系，从而形成了边将长期任职、军阀权势过重的局面。 加之中央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腐化，削弱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政治局势也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种局面很容易让那些拥兵自重的将帅萌生野心，试图问鼎皇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掌握重兵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胡人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李林甫去世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出任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矛盾重重，最终激化了安禄山的反叛之心。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联合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率领十五万大军正式起兵。这场叛乱在历史上被称为“安史之乱”。 由于天下长期太平无事，中原地区的唐军战斗力已经大幅下降，难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
同年十二月，叛军迅速攻占洛阳，唐军被迫退守潼关。与此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军进军河北，试图平定叛乱。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并改元圣武。六月，唐军在潼关遭遇惨败，叛军趁机攻占长安。唐玄宗仓促出逃四川，途中在马嵬坡发生哗变，随行士兵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死杨贵妃。 在此危急时刻，太子李亨分兵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成为唐肃宗。玄宗则被尊为太上皇。李亨的称帝虽然存在擅立的嫌疑，但在稳定人心、统一指挥平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肃宗紧急调遣郭子仪回军灵武，命令他与李光弼等将领共同讨伐安史叛军。同时，肃宗还派遣宗正李承寀前往回纥借兵，以增强军事力量。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河南节度副使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等人率领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成功阻挡了数十万叛军长达十个月之久。这一战役有效地保护了大运河咽喉地带，同时也为江淮地区提供了屏障。 此时，安史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谋杀父亲自立为帝。九月，郭子仪的大军收复长安；十月，又成功收复洛阳。然而，史思明在范阳重新归降唐朝，而安庆绪则固守相州（今河南安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反叛，支援安庆绪，并与唐九节度使的大军在安阳展开决战。结果唐军溃败，史思明随即杀死安庆绪。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史思明在洛阳再次击败唐军，企图乘胜西进关中。然而，他却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肃宗李亨病危之际，其妻张皇后试图废黜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为储君。宦官李辅国与程元振站出来保护李豫，逮捕了张皇后与李系等人。不久之后，李亨去世，李豫继位，是为唐代宗。代宗即位当年便任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仆固怀恩等将领大败史朝义部叛军。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唐军一路挺进至范阳，叛军将领纷纷举州投降，史朝义最终自杀，宣告安史之乱结束。 这场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唐朝国力严重受损，由盛转衰。中央权力遭到极大削弱，而节度使的权势却日益增大。均田制在这一时期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继续实施。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藩镇势力进一步壮大，藩镇割据的现象在代宗朝以后逐渐形成，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隐患。
【艰难复兴】
（藩镇林立~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结束后，其残余势力向唐朝投降。然而，由于国力衰退，唐朝廷已无力完全收回这些降将的兵权，只能采取妥协政策，继续任命他们为当地的节度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分别是李宝臣、李怀仙和田承嗣，他们分别掌控着成德镇（治所位于今河北正定）、幽州镇（治所位于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以及魏博镇（治所位于今河北大名）。这三股势力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当时最为跋扈的藩镇集团。 名义上，“河北三镇”仍尊奉唐朝中央政权，但实际上却拥有高度自治权。他们不仅占据着广袤的土地，还掌握着大量的人口、军队以及丰富的财政资源。在权力传承方面，更是形成了父死子继的传统，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才告终结。 安史之乱之后，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唐朝在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制度。除了河北地区外，中原地区的部分藩镇同样表现出较强的割据倾向，例如淄青镇（治所位于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镇（治所位于今河南汝南）以及昭义镇（治所位于今山西长治）等。
相比之下，南方的藩镇则相对温和，军队规模较小，节度使大多忠于中央政府，对朝廷保持较高的服从度。 在整个唐朝中晚期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河朔等地存在个别藩镇割据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这些割据势力并未完全脱离唐朝的政治体系。他们依然需要借助朝廷授予的官职爵位来维持内部稳定，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唐朝的政策与法令。同时，也有部分割据藩镇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择解除割据状态，重新归顺中央。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唐朝中央逐渐调整策略，在藩镇表面表示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极少数藩镇自主挑选节度使的权利。这一举措虽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各藩镇之间因功能定位不同而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制衡关系。例如，中原地区的藩镇主要负责抵御外部威胁，确保国家内部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平衡；而边疆地区的藩镇则承担着保卫边陲的重要职责；至于东南地区的藩镇，则以其发达的经济实力为朝廷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正是在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下，唐朝才得以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动态平衡机制，成为研究唐朝后期历史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唐代宗、德宗统治时期
（奉天之难）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虚而入，攻占了长安，唐代宗被迫出逃至陕州。在此危急时刻，代宗果断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击退了吐蕃军队，保卫了大唐的疆土。到了永泰元年（765年），郭子仪等人再次被委以重任，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为国家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代宗执政期间，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改革决心。他坚决打压那些专横跋扈的宦官与权臣，使他们或被治罪处死，或遭到贬谪流放。同时，他还积极任用贤能之士，如杨绾等忠臣，并命令刘晏对盐法进行改革，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大历十四年（769年），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驾崩，其太子李适继承皇位，即唐德宗。德宗继位后，任命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著名的两税法。这项新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据土地征收赋税，彻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传统赋税制度。新的税制确立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原则，标志着古代赋税体系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方向的重大转变。这一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紧张局面，为唐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德宗力图加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明确禁止藩镇将土地世袭传于子孙。此举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一场持续五年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在这场动荡中，卢龙与淮西也相继叛变，各自称王称帝，局势一度十分混乱。更严重的是，前往平叛的泾原军队竟发动兵变，占领了长安，并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德宗被迫逃离京城，先后避难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后来在李晟等将领的努力下，兵变最终得以平息，但这次事件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他不得不采取姑息政策，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此换取他们取消王号，维持现状。这场失败的削藩战争，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权力格局，也进一步加深了各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尽管如此，德宗并未放弃削藩的理想。回到长安后，他一方面默默积蓄力量，为未来的削藩行动做准备；另一方面，他却将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这一决定为日后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宗统治时期，他采纳了宰相李泌的策略，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有效地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势头。这一系列外交与军事上的努力，不仅暂时缓解了边疆的压力，更为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唐顺宗、宪宗统治时期
（永贞革新、元和中兴）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废除由宦官掌控的“宫市”制度，并试图夺取宦官对神策军的指挥权。然而，这些改革举措触动了宦官集团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抵制。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密谋策划下，即位不足两百日的顺宗被迫禅位于其子李纯，即唐宪宗。与此同时，改革的核心成员或被赐死，如王叔文；或被贬谪至偏远地区，如柳宗元等人被贬为远州司马。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也称“永贞革新”。 唐宪宗即位后，表现出勤政爱民、锐意进取的精神。他经常阅读典籍和实录，以先祖圣明之君为榜样，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宪宗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贤能之士担任宰相，与他们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在延英殿议事时，常常讨论到深夜才退朝。在其十五年的统治期间，宪宗致力于政治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政绩。 在军事方面，宪宗展现出了刚毅果断的领导力。他决心以法度约束藩镇势力，力图恢复中央权威，实现大唐中兴。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宪宗在宰相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等人的辅佐下，先后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三镇的叛乱，并成功劝导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至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此后，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主动缴纳贡赋，并请求朝廷任命地方官员。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又成功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至此，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以及淮西、淄青等地均接受朝廷约束，全国暂时实现了统一。这一时期被誉为“元和中兴”，成为唐朝后期少有的辉煌篇章。 然而，宪宗去世后，局势再度发生变化。唐穆宗即位，但其施政能力及对藩镇问题的认识远不及宪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次发动叛乱。尽管元和以前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藩镇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较于元和时期，唐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虽有所扩展，但整体局势依然脆弱。
【宦祸党争】
宦官专权~南衙北司之争
在吐蕃的持续威胁下，唐朝面临的外部危机日益严峻。然而，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唐朝内部的隐患也在不断加深。其中，宦官专权成为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问题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政治根基，还对整个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深远影响。
宦官专权的历史背景： 唐朝初期，对于宦官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宦官的权力开始明显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任命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标志着宦官介入军事领域的开端。代宗时期，神策军逐渐发展为中央禁军，而德宗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宦官的信任，设立了左右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负责统率神策军。从此，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一项固定制度，并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 神策军作为中央禁军中的核心力量，地位远高于其他禁军部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人数多达十五万，控制了神策军便等于掌握了中央的军事大权。此外，朝廷还派遣宦官出任监军使，驻扎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这些宦官不仅是皇帝的耳目，更是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同时，朝廷设置了左右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协助皇帝裁决政务。两枢密使与两中尉并称为“四贵”，他们掌控着军政大权，成为政府的实际统治者。 自顺宗之后直至唐朝灭亡，除了唐敬宗外，其余八位皇帝均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和敬宗更是在宦官手中丧命，昭宗李晔也曾被宦官囚禁。这种跋扈的行为使得宦官在朝堂上横行无忌，对皇帝、宰相以及其他官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南衙北司之争： 由于宦官机构位于北面宫城，而朝官的衙门设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与宦官之间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双方矛盾尖锐，冲突频发。 在皇帝的支持下，朝官曾两次试图对抗宦官的专权。第一次是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详见“艰难复兴”章节），第二次则是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文宗起用李训和郑注，策划了一场剪除宦官的行动。李训谎称金吾厅后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企图诱骗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及其他众宦官前往查看，以便将其一举铲除。然而，仇士良在途中察觉到异样，迅速挟持文宗进入内宫，并派神策兵捕杀李训、郑注以及众多宰相。此次事件引发了长安的大规模清洗，文宗也因此失去了对抗宦官的能力。 自此之后，再无皇帝主动采取大规模行动以削弱宦官的权力。“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宦官的专权达到了顶峰，而以宰相为首的南衙唯有借助藩镇兵力来抗衡宦官的势力。
党争不断
（牛李党争）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君主的权威逐渐削弱，而宰相的权力又无法完全集中，这使得朝廷内部官员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日益严重。朝官们各自结成派系，形成朋党，并通过排斥异己来巩固自身利益。这种局面在宪宗时期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宪宗多次与宰相探讨如何应对和解决朋党问题，但这一现象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改善。
宪宗之后，唐朝政坛出现了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的重大隐患。“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李党”则由李德裕、郑覃等人领导。这两个政治集团大致由志趣相投、政见相似的官员组成，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尽管他们在科举制度存废以及藩镇政策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这场党争的主要特征是以人为划分界限，一方得势时打压另一方，双方互相倾轧，导致朝廷政治生态持续恶化。 例如，在穆宗时期，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本应被召入朝中担任宰相一职，却因牛党的阻挠而迟迟未能调动，整整八年时间都未能获得升迁机会。
相反，牛党成功推举牛僧孺为相，这一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的矛盾。到了唐文宗李昂执政时期，牛李两党的斗争愈发激烈。在朝堂议事时，双方经常争吵不休；在官员任免问题上，也往往以党派利益为唯一标准，而非考虑个人能力和国家需求。这种状况让文宗深感无奈，他曾感叹道：“平定河北叛军容易，清除朝廷中的朋党却难。” 直到唐宣宗时期，随着两党主要领袖或被贬谪或去世，“牛李党争”才最终告一段落。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还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振兴国势】
唐武宗、宣宗统治时期
（会昌中兴、大中之治）
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与鱼弘志矫诏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不久之后，文宗驾崩，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继位后，重用李党领袖李德裕，同时贬黜牛僧孺和李宗闵，致力于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并立志革除积弊，从而开创了一段较为良好的政治局面。 首先，武宗对宦官势力深感不满。他汲取了文宗因直接对抗宦官而导致失败的教训，转而采取疏远、冷淡的态度来应对宦官集团。
会昌二年（842年），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哗变，企图挑战皇权。然而，这一阴谋被武宗与李德裕联手挫败。仇士良被迫惶恐谢罪，其军权被剥夺，仅保留观军容使的虚职。不久后，仇士良主动请辞，最终被迫致仕。因此，在武宗统治期间，宦官势力受到了有效遏制，未能继续干扰朝政。 其次，在对外事务上，武宗成功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彻底肃清北疆威胁；在对内治理中，他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使藩镇逐渐归顺中央。例如，他任命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以巩固边防；同时，坚决派兵讨伐拒不尊奉朝廷旨意的昭义镇刘稹叛乱。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中央权威，还使得藩镇内部的骄兵逐帅现象日益频繁，但整体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共处状态。 在宗教政策方面，武宗崇信道教，同时为了打击僧侣地主的强大势力，于会昌五年（845年）颁布诏令，大规模拆毁佛寺，迫使二十六万余名僧尼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及大量寺院土地。通过这一举措，唐朝政府成功扩大了税源，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这一事件被称为“会昌灭佛”。此外，景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同样受到限制。
会昌六年（846年），武宗因丹毒发作不幸驾崩。随后，宦官选择光王李忱继承皇位，是为唐宣宗。宣宗即位前，表面上表现得容易被宦官利用，似乎是一位无能之人。然而，当他正式登基后，却展现出励精图治的决心。他将李德裕贬至崖州，抑制宦官势力，严厉打击权贵阶层，倡导勤俭治国，并注重选拔贤才。在文化领域，宣宗重新尊崇佛教，恢复了部分宗教活动。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民众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他派遣使者携带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入朝，正式归顺唐朝。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河西走廊的瓜州、沙州等十一州重新回归唐朝版图，吐蕃势力被彻底逐出河西与陇右之地。至此，“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随着河西地区局势的稳定，唐王朝解除了西部的后顾之忧。在武宗与宣宗的统治时期，唐朝国势有所回升，百姓生活逐渐安定，一度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问题。
【走向衰亡】
(唐末农民起义、梁晋争霸)
唐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与政治逐渐走向衰退。在唐宣宗统治的末期，国内乱象频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大中十三年（859年），随着宣宗驾崩，其子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此时，唐朝与南诏国在四川、云南、广西一带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导致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困境，政府不得不提前征收未来两三年的赋税以应对开支。与此同时，江淮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农村经济几乎崩溃，十室九空，大量农民被迫逃亡。懿宗继位后不久，国内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大中十三年（859年）至咸通元年（860年）的裘甫起义，以及咸通九年（868年）至咸通十年（869年）的庞勋起义尤为显著。这两次大规模的民变不仅加剧了唐朝的内部危机，也标志着唐朝灭亡序幕的拉开。史书评价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转折点。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唐懿宗病逝，其子李儇即位，是为唐僖宗。僖宗在位期间，权宦田令孜把持朝政，致使政局更加混乱不堪。乾符二年（875年）初，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爆发，起义军屡次击败唐军，给唐朝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乾符五年（878年），起义军首领王仙芝不幸战死。但在此时，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的力量却迅速崛起，并逐渐壮大。 黄巢率领的起义军一路南下，于广明元年（880年）发动北伐，同年十二月抵达长安附近。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唐僖宗仓皇出逃至蜀地避难。直到中和四年（884年），在各镇节度使的联合夹击下，黄巢起义才被平息。然而，这次起义对唐朝的打击极为深远：江南地区的经济重地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禁军力量大幅削弱，宰相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此外，起义结束后，一些地方藩镇趁机扩张势力，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形成了以武力压制其他藩镇的局面，最终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进程。
文德元年（888年），唐僖宗去世，其弟寿王李晔即位，是为唐昭宗。昭宗继位后，试图通过迁都洛阳来巩固皇权，但这一计划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乾宁五年（898年），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等人发动政变，将昭宗软禁并强迫其退位为太上皇，改立太子李裕为帝，改元光化。
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联合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成功袭杀刘季述，迎昭宗复位。 在此期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各自在朝廷中树立党派，争夺影响力。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最终获胜。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入宫诛杀所有宦官，彻底清除了宦官集团的势力。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发兵攻陷长安，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并将其杀害，另立辉王李柷为帝，即唐哀帝。 天祐二年（905年），朱温为进一步巩固权力，大肆贬逐朝中官员，并在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残忍杀害三十余位朝臣，随后将尸体投入河中，史称“白马驿之祸”。尽管朱温原本打算等到统一全国后再行称帝，但由于征讨淮南杨行密失利，他决定提前行动。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李柷禅让帝位给自己，自立为帝，建立后梁政权。李柷被封为济阴王，迁往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西北）。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朱温于天祐五年（908年）鸩杀李柷，并以王礼将其葬于济阴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西北）。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所建立的后唐，以及李昪创立的南唐，均自称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继续沿用“唐”作为国号。后唐明宗追谥唐哀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并将他的陵墓命名为“温陵”，以此表达对唐朝传统的尊重与延续。这段历史见证了唐朝从辉煌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五代十国。
【疆域】
疆域范围~唐朝前期疆域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其疆域的扩展与管理方式一直备受关注。在唐朝前期，秉持着“拓境为大”的理念，国家疆域得到了显著的拓展，并在边疆各地广泛设置了羁縻府州以实现有效的治理。 隋朝末年，东突厥迅速崛起，成为北方的一大势力。然而，在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成功击败了东突厥，从而取得了阴山以北至大漠的广阔区域。随后，唐朝继续向北推进，攻灭了位于漠北的薛延陀部落，并在其旧地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蒙古国杭爱山东部地区，用以统管漠北铁勒诸部设立的都督府和州。同时，在漠南地区，唐朝设立了单于都护府，治所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以北，负责管辖漠南突厥各部的都督府和州。
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后突厥重新兴起，导致唐朝的势力不得不退出漠北地区。 在西域方向，随着东突厥的覆灭，伊吾七城归降唐朝，唐廷随即在此地设置了西伊州，其治所位于今日的新疆哈密。之后，唐朝逐步掌控了西域的多个重要区域，先后建立了龟兹（今库车）、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和碎叶（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这四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史称“安西四镇”。同时，唐朝还将西域都护府迁至龟兹，进一步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攻灭西突厥之后，唐朝在其旧地，即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广袤区域内，设立了数十个羁縻府州。唐朝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不过，在天宝十载（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之战中失利，使得唐朝的控制范围退缩至葱岭以东。 在东北部，唐朝成功消灭了高句丽政权，并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下辖一些羁縻府州。安东都护府的辖区覆盖了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南至朝鲜半岛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区域。但由于统治基础不够稳固，唐朝后来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今辽宁辽阳）。
进入天宝年间后，唐朝最终废除了安东都护府，放弃了对辽东地区的直接控制。 在西南部，唐朝通过招降当地少数民族，逐渐扩大了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在现今四川西南部与云南东北部一带，唐朝先后设置了南宁州都督府（治所在今云南曲靖）、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以及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云南姚安）。这些举措使唐朝的疆域一度延伸至缅甸东北部。然而，由于吐蕃和南诏的相继崛起，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变得日益不稳定，最终在天宝初年后，南诏永久性地占领了姚州都督府的治所，标志着唐朝在此地统治的终结。 此外，唐朝还在越南北部设立了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内）。此后，基于都护府的基础又设置了静海军，由节度使兼任都护一职。在整个唐朝时期，安南都护府始终未曾被废除。 综上所述，唐朝在高宗龙朔年间（661年－663年）达到了疆域的鼎盛时期。此时，唐朝的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达咸海及呼罗珊地区（唐朝在中亚设有安息州这样的羁縻州），北至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游一带（极北处设有玄阙州这样的羁縻州），南抵越南顺化一带。有学者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推算，认为唐朝在总章二年（669年）时的疆域面积约为1076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一时期的唐朝，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更以其强大的国力和灵活的边疆政策，奠定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朝后期疆域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前期所设置的羁縻府州逐渐失去了控制，周边的边疆王朝以及边疆政权的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为了平定接连发生的叛乱事件，唐朝不得不将原本用于防御吐蕃的军队向东调动以参与平叛，这直接导致西部边防空虚。 吐蕃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向东面和北面扩展其势力范围。他们先后攻占了唐朝川西北、甘东南等地，成功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此外，吐蕃还进一步占据了北庭与安西地区，对唐朝在西部及西北部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到了晚唐时期，沙州人张议潮率众起兵，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成功收复了河陇地区，重新打通了这条至关重要的丝绸之路，为晚唐的边疆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行政区划
（唐朝都城、唐朝行政区划）
唐朝建立之后，将西京长安（即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定为首都，同时设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部地区）为东都，二者并称为“二京”。这一布局不仅体现了唐朝对政治中心的规划，也反映了其对于全国治理的战略考量。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代的地方行政体系分为州与县两个层级。此外，唐朝还开创性地在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引入了“道”和“府”的建制形式。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地理特征和社会发展情况，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然而，这些道仅具有监察性质，并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 唐代的城市等级制度较为复杂，主要包括总管府、都督府以及节度使等不同层级。在这些高级别行政单位之下，则依次设置有州和县。据历史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全国共计设立了三百六十个州（或府），下辖一千五百五十七个县。到了开元年间，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又进一步调整了行政区划，将山南道和江南道各自细分为东西两部分，并新增了京畿道、都畿道和黔中道，最终形成了十五道的新格局。 在新的行政区划框架下，道作为较高层级的监察区域，其下再设州或府，而州与府之下则继续细分出县。
根据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户部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州或府，以及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 鉴于唐朝疆域辽阔且境内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协调与突厥、回鹘、铁勒、室韦、契丹、靺鞨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唐朝政府特别设置了六大都护府——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及北庭。同时，在这些都护府之下，还建立了许多隶属于它们的都督府和羁縻州，以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与和谐共处。这种灵活多样的地方管理制度，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政治】
官制~唐朝官制
唐朝的官制体系在继承隋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个复杂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制度主要由中央机构的几个重要部分组成：
包括政事堂（后改为中书门下）、台省、卿监、南北衙卫军以及东宫官属等。 ### 政事堂 唐初设立的政事堂位于门下省，是宰相们商议国家大事的重要场所。当时，宰相职位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
另一类则是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的人士。每天上午，宰相们会在政事堂进行议事，下午则返回各自所属部门处理事务。对于国家的重大决策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升降，均需经过政事堂的集体商议后，再呈报皇帝批准。到了高宗时期，政事堂迁至中书省。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政事堂正式更名为中书门下，并设置了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个职能部门，实现了从单纯的议事场所向实际办公机构的转变。自此以后，中书门下成为了宰相的专属办事机构，将决策与行政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唐代后期，宰相的称谓逐渐统一为“同平章事”。
台省： 所谓台省，指的是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这三省依然是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其中，尚书省作为最高政务执行机构，负责落实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最终得到皇帝批准的各项诏令。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原为尚书令，但由于唐太宗即位前曾担任此职，因此后世臣子不敢轻易出任，转而以左右仆射为实际负责人。尚书省内部设有一个总协调机构——都省，内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等职位，分别管理左三部（吏、户、礼）和右三部（兵、刑、工）。尽管左右仆射地位尊崇，但具体事务多由左右丞负责。六部每部设有尚书和侍郎两位长官，下辖四个司，各司配备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等人员。 中书省源自隋朝的内史省，主要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其长官为中书令，副手为中书侍郎，具体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舍人。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副手为门下侍郎，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文书进行审议，具体执行者为给事中。中书省和门下省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核心决策系统。此外，两省还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谏官职位，专门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和批评。中书省还有起居舍人，门下省则有起居郎，他们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 唐朝不仅在谏官组织上更加完善，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也颇具特色，尤其是在唐太宗时期，以魏徵为代表的大臣充分发挥了谏官的职能，为朝廷的政治清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御史台： 御史台作为最高的监察机构，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领导（御史大夫并非常设，实际工作中多由御史中丞负责）。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百官行为，并对府库出纳进行检查，堪称“天子耳目”。御史台内部划分为台院、殿院、察院三个分支，分别配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合称三院御史。这些御史共同承担监察责任，但各有侧重，体现了唐朝监察体制的完备性。 中央司法体系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大机构构成。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重大案件；刑部则是司法行政机构，负责司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御史台则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时，大理寺卿会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这种机制被称为“三司推事”，也是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九寺五监 ：九寺五监是贯彻执行六部政令的具体事务机构。九寺沿用了隋朝的名称，包括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五监则指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九寺的长官称为卿，副手为少卿；五监中的三个监长官称为监。秘书省的长官同样称为监。因此，这些机构统称为卿监。
东宫官属： 东宫官属与隋朝类似，除了设置太子三太（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外，还增设了太子宾客一职。同时，还建立了詹事府和左右春坊，以协助太子处理政务。
使职差遣： 唐朝官制的一大特点是，在常规职官体系之外，还存在一种临时性的使职差遣制度。例如，同平章事就是让其他官员行使宰相职权的一种形式。中央重要的使职还包括翰林学士和宦官四贵（左右中尉和二枢密使）。
唐后期的变革： 到了唐后期，中枢机构和行政事务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提升皇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中书门下”和“使职差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原有的固定机构与新设立的实际办事机构并存，“官”与“职”开始分离。这些变革对五代和北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制~科举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主要形式分为制举和常科两大类。其中，制举是为了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由皇帝亲自召集考试，科目繁多且不固定设置。而常科则相对稳定，包含六个主要科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在这六科中，秀才应试者较少，而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主要针对法律、书法和算术等专门领域的人才，但这些科目在常科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明经和进士成为了科举制度中最核心的两个科目。 明经科每年录取人数约为百人左右，远高于进士科的三十人。然而，尽管明经科录取人数较多，但其考试难度和社会声望却低于进士科。因此，在当时社会中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两者的差异。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出自各类学校的“生徒”，他们可以直接参加尚书省礼部组织的考试；
另一类是未入学的“乡贡”，需要先通过州县的初步考试，再进入尚书省礼部的正式考试。
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以“帖经”为主，重点考察考生对经典著作的记忆与背诵能力，相对来说较为简单。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则经历了从唐初到玄宗时期的多次调整，最终确定为三场考试：帖经、杂文（主要是诗赋）以及对策。这种考试内容的变化不仅受到政治局势和文化风尚的影响，也与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密切相关。 通过常科考试后，考生虽然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这仅仅是成为官员的第一步。要想真正获得官职，还需参加吏部主持的“铨选”。铨选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身”（体貌）、“言”（言辞）、“书”（书法）和“判”（判语）。其中，“判”作为官员处理事务能力的重要体现，尤为重要。由此可见，完整的官员选举制度实际上涵盖了两个阶段：
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的“举”，
二是通过铨选获取实际官职的“选”。
一般而言，明经出身的考生更多担任中下级官职，而进士出身者则有更多机会晋升至高级官职。特别是自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宰相群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到了唐末，进士科出身者被尊称为“衣冠户”，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这一称谓也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尽管唐朝的科举制度已经确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取人不多**：在唐朝前期，科举并非唯一的入仕途径，门荫入仕和胥吏入仕等方式仍然广泛存在，因此科举在仕途中的地位尚未完全占据主导；
2. **荐举残余**：在考试录取过程中，除了成绩外，考生的声誉以及来自各方的推荐对主考官的影响较大。这导致许多考生为了获得名人的支持，不得不四处奔走托关系，形成了趋附奔竞的社会风气；
3. **得官困难**：即使通过科举考试，许多明经或进士出身者也难以及时或确保获得官职，甚至有人终身无官可做，这不仅浪费了大量人才，也增加了入仕的成本。 尽管如此，科举制度的确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门阀势力的膨胀，为寒门庶族提供了更多的上升渠道，成为唐朝兴盛的重要人事保障。它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精神，无论出身背景如何，均有机会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理念，被后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
科举制度总结了历代选官制度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了一套更加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极大地扩展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这一制度自唐朝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得以普遍推行，直至清代晚期方才退出历史舞台。
律令~立法形式
（律令格式）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其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国家正式确立了以“律、令、格、式”为核心的四种主要法律形式，并通过多次大规模立法活动不断完善这一体系。
根据《唐六典·刑部》中的记载：“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这四者各有侧重且相辅相成。其中，“律”是刑事法典的核心部分，不仅明确了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规定，还涵盖了部分诉讼程序的内容；“令”则是一种积极性、正面性的法规，旨在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为，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建设；“格”是以禁止性规范为主的单行法规，重点在于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而“式”则是针对国家行政事务的具体操作程序以及公文格式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唐代多次同时修订“律、令、格、式”，充分体现了这四者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且系统的法律框架。 除了“律、令、格、式”这四种基础法律形式外，唐朝还编纂了其他重要的法律文献。例如，《唐六典》是一部全面汇编当时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它不仅记录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规章制度，还为后人研究唐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在唐末时期，为了进一步整合法律资源，还将“律、令、格、式”以及相关的制敕等内容，以刑事法律为核心进行汇编，形成了《刑律统类》这一重要文献。这一举措不仅方便了司法实践中的引用与参考，也反映了唐朝在法律体系构建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综上所述，唐朝的法律体系不仅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注重实效性与协调性，为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不仅是唐朝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为后世法律制度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立法活动~唐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在唐高祖时期，命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制定了《武德律》。到了唐太宗即位后，又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进行修订，最终形成了《贞观律》。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唐律》再次被修订，形成了《永徽律》，并且对这部法律进行了全面的注释，编写成了《律疏》。现今流传下来的《唐律疏议》，共分为十二篇，总计五百零二条，通常被认为就是《永徽律疏》。之后，在唐玄宗时期还出现了《开元律》等法律文献。
《唐律》以礼为准绳，制定法律条文时严格遵循礼教原则，被认为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且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典，成为中华法系后世法典的典范。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还对亚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唐朝的法律明确规定，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属于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这一规定对保障唐朝政权的延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唐律中还有一系列与土地私有权相关的条例，有效维护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贵族、富人以及官僚阶层在触犯同样的法律时，相较于普通百姓可以享受减刑或免刑的特权，这体现了当时法律制度中的一定不平等性。
【唐朝经济】
人口方面
隋炀帝杨广的统治导致了隋末的天下大乱，这一时期的战乱与动荡使得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登记在册的户数仅有200余万户。随着李唐王朝逐步统一全国，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人口也开始缓慢回升。 根据历史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国户数已恢复至304万户，总人口达到了1235万人，此外还有从塞外归附的人口约120余万。到了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户数进一步增长至380万户。而到了武则天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全国已有615万户，总人口约为3714万人。 至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全国户数达到9619254户，人口总数为52880488人，这是官方户口统计中所记录的峰值。然而，安史之乱之后，由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以及户籍制度的管理混乱和废弛，官方统计的户口数已无法真实反映实际人口情况。 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时，全国的实际人口至少在4600万到4700万之间。而在晚唐时期，人口峰值更是达到了约6000万左右。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唐朝人口发展的趋势，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起伏。
史载：
1.《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及《通典·卷第七》
隋末唐初：户数2000000
2.据《旧唐书·地理志》诸州县户口统计而来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3041871，人口12351681
3.《唐会要·卷八十四》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户数3800000
4.《旧唐书·卷八十八》
武曌神龙元年（705年）：户数6156141，人口37140000
5.《旧唐书·本纪第八》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户数7069565，人口41419712
6.《旧唐书·本纪第八》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户数7861236，人口45431265
7.《旧唐书·卷三十八》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数8412871，人口48143609
8.《旧唐书·本纪第九》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户数8525763，人口48909800
9.数据①据《旧唐书·本纪第九》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户数①9619254，人口①52880488
9.数据②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户数②9069154，人口②52880488
9.数据③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课与不课户口分计数统计而成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户数③9187548，人口③52881280
10.《通典·食货七》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户数8914790，人口52919390
11.《唐会要·卷八十四》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户数8018710
12.《通典·食货七》
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户数1933134，人口16990386
13.《唐会要·卷八十四》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户数2933125
14.《唐会要·卷八十四》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数3855076
15.《旧唐书·本纪第十六》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户数2375400，人口15760000
16.《唐会要·卷八十四》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户数4996752
17.《新唐书·卷五十二》
唐武宗会昌五年（844年），户数4955151
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唐朝人口的峰值出现在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之间（即公元754年至75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唐朝社会经济繁荣的巅峰阶段。然而，由于当时的人口统计制度并未将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侣、道士以及外来民族等群体纳入正式的户籍记录，因此不同学者对唐朝人口的实际规模持有各自的观点和估算。 唐朝著名史学家杜佑在其著作中提到，天宝年间登记在册的户口峰值大约为1300万至1400万户。
而现代学者赵文林与谢淑君通过深入研究后推测，天宝十三载（754年）时，唐朝的总人口数约为6300万人。另一位学者施建中则提出，天宝年间唐朝的总人口可能介于6000万至7000万人之间。
此外，冻国栋的研究显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的户数大约在1430万至1540万户之间，对应的总人口规模估计为7475万至8050万人。王育民进一步指出，天宝年间的人口峰值可能达到了8050万。而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认为，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左右，唐朝的人口峰值可能高达8000万至9000万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曾提出，唐朝人口的最高峰值可能达到9254万人。而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是给出了一个极为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唐朝人口的最高峰值可能达到约2000万户，总人口数甚至可能高达1.4亿人。
以上种种数据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唐朝人口规模的不同理解和推测。尽管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了解唐朝盛世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同时，也展现了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和深远意义。
赋税
唐朝初期，国家在赋税征收方面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度。这一制度以人丁为基础进行征税，具体而言，“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意味着，不论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量多少，只要是成年男子就需要按照统一标准缴纳一定数量的绢布或粮食。这种赋税制度的设计，是基于唐初社会中自耕农群体广泛存在，并且每户人家都占有相对固定数量土地的前提条件之下的。然而，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现象的不断加剧，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不得不逃离家园，成为地主的佃农。
与此同时，由于全国户籍长时间未能及时更新，户部仍然依据过时的户籍资料来征收租庸调税款。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往往将那些已经逃亡农户应缴的租庸调份额，强行摊派给尚未逃亡的贫困农民。这样的做法不仅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还进一步导致了更多农民因无法承受重压而选择逃亡，使得租庸调制度难以维系，最终走向崩溃。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提出的改革方案，对原有的税制进行了全面调整，正式实施两税法。新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同时改变了以往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传统模式，转而以货币形式为主进行征税。此外，两税法通过户税和地税取代了传统的租庸调制度，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体系的一次重大转型。 两税法的核心变革在于，它突破了自战国以来长期以人丁数量为依据的赋税征收原则，确立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新型税收理念。
这一转变推动了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封建国家对于土地私有化的态度，由过去的严格管控逐渐转变为减少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新模式。作为中国赋税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两税法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为后世的财政管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农业方面
（唐朝前期）
唐朝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与灌溉设施的管理。在中央层面设有水部郎中、都水监等专门机构和官员，在地方上也配置了专职人员负责相关事务。为了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水利管理工作，国家还制定了《水部式》，作为一部专门针对水利管理的法规文件，为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维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唐代的水利工程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完成，其中约70%的项目是在前期兴修的。
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开凿了一条引水渠，从龙门（位于今山西省与陕西省之间的黄河龙门段）引入黄河水源进行灌溉，受益农田面积达六千余顷。到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境内的雷塘及新筑的勾城塘得以修建，通过渠道引水灌溉农田，覆盖面积达八百顷。而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公元690-705年），营丘（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东北方向新开挖的窦公渠，全长蜿蜒三十里，其灌溉范围内的农田数量同样非常可观。至唐玄宗统治时期（公元712-756年），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东）、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市东）、彭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以及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等地兴建了许多渠道、池塘和堤堰，这些设施均能灌溉数千亩田地，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水利事业的不断进步，灌溉技术也随之得到了显著提升。农民们除了沿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来汲水外，还发明并使用了水车、筒车等新型工具，用于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在北方旱地地区，甚至出现了立井水车这种独特的灌溉方式。农业工具的改进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从各地出土的牛耕图可以看出，唐代前期已将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良为曲辕犁。这种新型犁具不仅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操作起来更加灵活，尤其在转弯时更为便利，从而大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和灌溉事业的发展，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到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全国耕地总面积达到了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随之增长，
根据史料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官仓存粮高达九千六百万石。当时长安、洛阳等地的米价最低时每斗仅需十三文钱，而青州、齐州等地的米价更是低至每斗五文。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唐朝前期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也为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晚唐以后
中晚唐时期，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人口持续向南方迁移。这一南迁过程不仅带来了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南方土地的大规模开垦与水利设施的建设。例如，句容地区废弃的塘绛岩湖得以修复，同时在洪州、常州、湖州、明州以及越州等地，也都兴修了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其成就远超北方，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阶段。 在农业方面，水稻种植在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采用插秧移植等先进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逐步推广，亩产量显著提升，为南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植茶业的兴起对南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唐代的名茶种类繁多，多达二十余种，广泛分布于长江上、下游的众多州县以及福建等地。江淮和祁门等地更是聚集了大量从事茶业的人群。私营茶园或雇佣农民采摘茶叶，或通过出租土地收取茶租；而官茶园则依靠征发茶农进行生产。到了唐代后期，茶叶不仅在全国各地广泛贩运，还成为输往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外的主要商品之一。 随着制茶业的蓬勃发展，茶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唐代中后期，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以其对茶道的精湛研究，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这部著作将普通的饮茶活动提升为一种高雅的文化形式，使饮茶之风迅速传播开来。陆羽凭借其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他不仅推动了中国茶业的发展，更为世界茶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手工业
唐朝时期，手工业相较于前代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唐代手工业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经营形态：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以下将详细介绍这三种经营形态的具体情况。
一、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是唐朝手工业中规模最为庞大且分工最为细致的一种形态。其主要由少府监、将作监以及军器监三个部门负责管理。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所使用的轮番服役工匠就近二万人，而隶属于将作监的轮番服役工匠也达到了一万五千人之多。此外，在全国众多地区还设有冶监，专门负责矿冶事业的管理与运营。 官营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主要包括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及刑徒等群体，其中以前三者为主。这些劳动者每年需按照规定前往官营作坊进行服役，服役时间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有的为二十天，有的则长达一个月，甚至还有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服役者需要自备口粮。然而，也有部分工匠被长期留用，被称为“长上匠”，他们能够从官府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时，某些官营作坊还会雇佣劳力，每日支付三尺酬绢作为报酬，被雇佣者被称为“和雇匠”或“明资巧儿”“巧儿”。尽管如此，这些劳动者与官府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 官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皇族、官僚阶层以及军队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加之工匠反抗斗争的频繁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多，从而使得人身依附关系趋于缓和。
二、私营手工业： 私营手工业作坊主要从事商品生产活动，其业主或主人通常具备一定的技艺，因此常被称为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了依靠家庭成员参与劳动外，还会雇佣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在私营手工业中，虽然大多数作坊规模较小，仍然以个体经营为主，但也不乏一些规模较为可观的作坊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需要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类工匠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三、家庭手工业：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下，个体农户同样承担着生产手工业品的任务，其中以丝、麻织物为主。尽管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体系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为农民，因此这类产品的总产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重。农民所生产的这些手工业产品，不仅用于自身消费，还可以用来缴纳课调，仅有极小一部分会作为商品出售。 综上所述，唐朝的手工业通过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经营形态，共同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技术的进步
（唐代瓷器）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唐代的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多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进步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纺织业： 纺织业作为唐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丝、麻等原料的加工与制造，其生产活动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河南道是最重要的纺织产区，河北道紧随其后位居第二位，而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也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二道虽然稍逊一筹，但同样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众多纺织品中，上等丝织品以绫、罗为代表，展现出卓越的工艺水平；而绢和絁则属于一般水平的产品，但因其产量较大而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根据历史记载，在开元年间，绢被细分为八个等级，布则分为九个等级。上等绢多产自河南道，而上等布则以江淮流域为主产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和亳州（今安徽亳州）出产的绢质量最高，被评为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则位列第二等。唐代的丝织品以其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著称，并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展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印染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北朝时期的蜡缬法在唐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此外，唐代还相继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进一步丰富了纺织品的种类和艺术表现力。到了唐代晚期，南方种桑养蚕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使得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也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出产的丝织品尤为名贵，成为当时的珍品。 ### 陶瓷业 陶瓷制造技术在唐代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越窑生产的青瓷以其青翠欲滴的色泽被誉为“似冰似玉”，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技术水平。邢窑的白瓷则以“似银似雪”的纯净质感闻名于世，质量极高。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精美，被誉为“假玉器”，彰显出独特的工艺魅力。此外，唐代还以其著名的“唐三彩”闻名遐迩。唐三彩是以黄、绿、青三色釉陶制作而成的艺术品，造型生动活泼，色彩鲜丽，充分体现了施釉技术的新突破，成为这一时期陶瓷生产的标志性特色。唐三彩不仅在辽、宋、金、元、明等朝代继续发展，还传播到了东北亚地区，衍生出了“新罗三彩”和“奈良三彩”等变体。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道路。晚唐以后，瓷器的造型种类较前期明显增加，施釉技术和装饰手法也有了显著改进。随着瓷器使用的日益普遍，它逐渐取代了金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具。
金属制造业： 金属铸造技术在唐代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的唐代窖藏中出土了270件金银器，经专家鉴定发现，当时已经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标志着金属加工技术的重大进步。唐代还掌握了灰吹法，能够提取纯度极高的白银，展现了冶金技术的高度发达。铜器制造在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广泛分布，尤以扬州出产的“方丈镜”和“江心镜”最为著名，享誉全国。 ### 造纸业 造纸业在唐代后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著名产地多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则以竹造纸著称，开创了后来竹纸发展的先河。蜀地的造纸工艺尤其注重染色，能够制成著名的“十色笺”，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和艺术价值。此外，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擅长制作漆器，被称为“襄样”，亦是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之一。
综上所述，唐代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技术积累。
商业
唐朝的商业相较于前朝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进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的技术革新，也进一步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整个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货币方面，唐朝延续并发展了前代的货币体系。绢帛虽然仍然作为辅助货币被使用，但金属铸币逐渐成为流通的主要形式。唐初制定了一套完善的铸币政策体系，并开始铸造“开元通宝”这种轻重适中的钱币。开元通宝的广泛流通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并行使用的多元化货币制度时代。这种货币制度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贸易的活跃。 然而，唐朝政府在货币管理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维护货币秩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法令，打击私铸和滥铸行为，并禁止使用劣质货币（即所谓“恶钱”）。尽管如此，由于铜钱供应量长期不足，导致币值持续坚挺，这使得私铸和滥铸行为依然有利可图，因此收效并不理想。特别是在两税法实施之后，“钱荒”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货币供应紧张与商品价格相对较低的矛盾，这一问题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唐朝后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机构，如邸店和柜坊。邸店主要为商人提供货物的储存和批发服务，而柜坊则承担了货款结算的功能。柜坊还经营一种类似现代银行存款业务的服务，客户可以将钱财存入柜坊，并通过一种称为“书贴”的凭证进行异地转账或提取资金。此外，唐朝还出现了名为“便换”或“飞钱”的信用券系统。这种信用券允许商人在京城向各地设在京师的官方机构或商号支付款项后领取半联凭据，返回本地后再持凭据兑换现金。飞钱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那些需要长途跋涉到京城进行贸易的商人，降低了携带大量现金的风险，同时也提高了交易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中期的商业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上，域外通商的发达也让各大都会和名城聚集了大量的胡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唐朝的社会经济生活。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唐朝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济文化遗产。
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城市的发展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城市不仅数量增多，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尤其以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最为迅速。同时，西域和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建设。从整体来看，唐代城市的规模和功能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城市发展概况： 首先，在城市数量上，唐代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增加，其分布区域也更为广阔。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扎实，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域。此外，西域和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次，城市人口总量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显著的增长。有学者指出，隋唐时期的中国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高于当时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平均水平。这种人口集聚现象不仅反映了城市吸引力的增强，也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再次，唐代出现了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市，其中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例如，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是国内最大的都市，更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都市。与此同时，中等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城市体系。 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包括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长安作为帝国的首都，是皇帝居住和施政的核心地带，其地位无可替代。东都洛阳则是河南府城，其重要性仅次于长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据记载，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整个城市的布局整齐划一，道路宽敞笔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城内设有东西两市，这里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贾将货物经长安转运至中亚、西亚等地，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到了唐代后期，传统的坊市制度开始出现松动。一些大城市如长安、汴州和扬州等地陆续出现了夜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些夜市不仅延长了商业活动的时间，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交通网络的完善： 唐代发达的交通体系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出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的需求，驿传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按照规定，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以及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驿路网络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提供了便利。 在陆上交通方面，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东至宋州、汴州，沿途都有宽阔的驿道连接，并设有客店为商旅提供食宿服务，同时还出租车驴供旅客乘坐或运输货物。从这些主要线路出发，无论是南下荆襄、北上太原，还是东北前往范阳、西南进入川蜀、西北通往甘凉，一路上交通便捷，商旅可以轻松行走千里而不必自备行李和粮草，也不用担心盗匪的侵扰。 此外，官府还设置了大量水陆驿馆，总数超过一千六百所。这些驿馆设施齐全，不仅宽敞明亮，还配备了专门的驿丁，为过往官员和商旅免费提供酒食住宿服务，同时供应马匹和船只，用于传递政府文书或供官员出行使用。在水路交通方面，洪舸巨舰穿梭于江河湖海之间，千舟万艘往来不息，贸易繁忙，展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水上画卷。
水运与海上交通的兴盛： 除了陆路交通之外，唐代的水运和海上交通同样十分发达。沿运河沿线的许多地方逐步发展成为繁荣的集镇，其中尤以扬州最为著名。扬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东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关键枢纽。这里商业活动极为活跃，被誉为南北百货荟萃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来自日本、朝鲜、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在此进行大宗贸易，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其地位与扬州相当，时人常用“扬一益二”来形容这两座城市的商业影响力。而在南方，广州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海外贸易的核心港口。每年都有大量外国商船来到广州，进出口船只的数量曾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负责征收停泊税并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之后才允许商人自由交易。由于国际商人往来频繁，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番坊”，对长期居留的外国人进行有效管理。
对外交流的繁荣： 唐代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传统的北方丝绸之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即唐蕃古道）、西南丝路（又称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这些交通路线将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商品、技术和文化的双向流动。 综上所述，唐代中期的城市发展、交通建设和对外交流均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这一时期的繁荣景象不仅彰显了唐朝的强大国力，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
（唐朝文化）
唐代文化凭借其博大精深的内容、恢弘磅礴的气势、雍容华贵的风度，以及昂扬向上且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它以生动自然的态度兼容并蓄，吸收各方精华，同时通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时代形象。 唐王朝在经济上的繁荣、国势上的昌盛，为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物质基础。发达的国内交通网络和频繁的中外交流，则为文化的创新与传播提供了开放宽松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还显著增强了社会整体的自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被激励去探索未知、追求卓越，并致力于创造一种能够无愧于时代的崭新文化。可以说，唐代文化的辉煌成就，正是这一系列有利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
（唐诗）
唐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其最耀眼的成就当属诗歌。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两千三百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篇，内容极为丰富，体裁多样，作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唐诗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泛的题材范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唐诗的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在初唐时期，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诗人，为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盛唐，诗歌创作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高适与岑参以边塞风光为主题，创作出气势磅礴的边塞诗；王维和孟浩然则以田园生活为素材，描绘出清新淡雅的田园诗。而这一时期的两位巨匠李白和杜甫更是将唐诗推向了巅峰。李白的诗作气魄宏大、豪迈奔放，被誉为“诗仙”；杜甫的诗雄浑凝练、格调严谨，被称为“诗圣”，其作品也被誉为“诗史”。 进入中唐后，诗坛继续繁荣，出现了“大历十才子”等优秀诗人。白居易倡导诗歌改革，主张用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情感，并加入更多的叙事成分，开创了“元和体”，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中唐还涌现了许多其他著名诗人，如元稹、韩愈、孟郊、刘禹锡、李贺等，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为唐诗增添了无限光彩。晚唐时期，杜牧和李商隐的诗作也颇具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意境深远，语言优美，成为后人传颂的经典。 到了唐朝后期，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逐渐兴起。词是一种与音乐相配合的文学体裁，句式长短不一，形式更加灵活。从诞生之初，词便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和艳丽色彩，成为文人墨客表达细腻情感的重要工具。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不仅丰富了唐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也为后来宋代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
唐代文学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学创作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突出表现便是著名的“古文运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包括韩愈与柳宗元等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念在于反对当时盛行的骈文形式，主张改革文风与语言表达方式，提倡以散行单句的形式进行创作，并且强调“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即文章应当承载并传递深刻的思想与道理。 在古文运动中，韩愈的散文作品尤为引人注目。他的散文风格气势磅礴而又豪迈壮丽，论理时清晰有力，语言则简洁生动，兼具艺术美感与思想深度。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人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例。同时，柳宗元等人的参与也为古文运动注入了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共同推动了唐代散文文学的高度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小说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不仅是诗歌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古典小说逐步成型的重要阶段。其中，创作的高峰出现在中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热衷于记录奇异之事，他们将这些奇闻异事整理并传播开来，因此这类小说被称为“传奇”。唐传奇主要分为三大类：神怪故事、恋爱故事以及侠义故事。这些作品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 在众多唐传奇作品中，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佳作。例如元稹所著的《莺莺传》，白行简创作的《李娃传》，陈鸿撰写的《长恨歌传》，李朝威笔下的《柳毅传》，还有蒋防的《霍小玉传》等。
这些作品不仅艺术性极高，还为后代小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佛教在唐代的广泛流行，寺院里逐渐兴起了一种以说唱形式来宣讲佛经故事乃至历史故事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底本被称作“变文”，此外还有“讲经文”等形式。近代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才得以重新为世人所知。其中，《目连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变文对后世的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可估量。
戏剧
唐朝时期，“戏剧”这一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当时的戏剧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这些戏剧形式不仅深受西域戏剧的影响，还吸收了古印度梵剧的精髓，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朝戏剧文化，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西域戏剧中，龟兹戏剧尤为突出。龟兹本地的乐器“筚篥”作为主奏乐器，在音乐表现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源于西亚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经过龟兹人的改良后，于唐朝时期传入中原地区，迅速风靡各地，并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南半岛等地，对这些地区的音乐与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西域戏剧中常用的道具，如“披帛彩带”“缨络花绳”等，也被广泛应用于唐朝戏剧之中，为表演增添了更多艺术魅力。通过融合多元文化的精华，唐朝戏剧不仅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还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美术
（隋唐绘画）
唐代的绘画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西域“晕染法”等外来技法，使得这一时期的绘画在各类题材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宗教画依然是唐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画圣”的吴道子，在人物与山水画方面均有着卓越的才能。他巧妙地融合了西域画派的独特技法，创作出三百余幅宗教壁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带当风”风格，为后世所称颂。其作品不仅展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更赋予了宗教题材以生动的表现力和深远的精神内涵。
人物与动物画在唐代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阎立本擅长描绘帝王形象，其笔下的人物威严而传神；张萱与周昉则以刻画贵族妇女著称，他们的作品如《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和人物风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此外，韩干以其精湛的技艺描绘马匹，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一绝。 山水画在唐代亦实现了重大突破，摆脱了早期“人大于山”的局限性。李思训父子开创了青绿山水画派，色彩鲜艳、气势恢宏；而王维则奠定了水墨山水画的基础，以淡雅的墨色表现出自然山水的意境之美。王维的水墨山水画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近代以来，大量出土的隋唐墓室壁画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绘画水平的重要资料。这些壁画不仅反映了唐代绘画的高度成就，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韩滉的《五牛图》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充分展示了唐代画家对动物题材的细致观察和精准表现能力，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壁画、雕塑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艺术辉煌的朝代，其中壁画与雕塑艺术尤为发达。在众多艺术形式中，壁画以其独特的魅力占据了重要地位。现存于敦煌的唐代壁画，若将其全部排列起来，长度可达25公里之长，这一规模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壁画以图像的形式生动地阐释了佛经中的思想内容，被称为“经变画”。这类作品不仅构图复杂，而且画面富丽堂皇，展现了唐代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此同时，唐代的雕塑艺术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相较于前代更加细腻生动。
唐太宗陵墓前的石雕作品——昭陵六骏，作为举世闻名的石刻精品，其精湛的技艺和宏伟的气势至今仍让人叹服。而在龙门石窟中，卢舍那佛的造像同样令人瞩目。这尊佛像高达17.4米，仅耳朵就接近2米长，整体造型丰满圆润，神态庄严慈祥，充分体现了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成熟。 此外，敦煌石窟内保存了大量的隋唐时期塑像，总数接近五百躯。这些塑像形象柔和生动，栩栩如生，使观者能够直观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艺术风采。四川乐山大佛作为另一代表作，以其宏大的规模和精妙的工艺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从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陶俑、三彩俑以及石刻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隋唐雕刻艺术的认识。这些艺术品不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研究唐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书法
（唐代书法）
在初唐时期，书法艺术深受王羲之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们纷纷以王羲之为师，其中尤以虞世南的成就最为突出。虞世南的楷书风格柔美圆润，展现出一种温婉而高雅的艺术气质。
与此同时，欧阳询则独辟蹊径，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吸收了北方书法的独特风格，使得其楷书作品笔力严谨、结构整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他的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更是被誉为楷书中的经典之作。虞世南与欧阳询，连同褚遂良和薛稷，被后人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共同奠定了初唐书法的辉煌基础。 到了盛唐时期，书法风格逐渐向丰腴的方向发展，但颜真卿以其卓越的才华打破了当时“肥俗”的风气。他的书法作品笔法遒劲有力，字形方正浑厚，展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颜真卿的代表作包括《多宝塔碑》和《颜氏家庙碑》，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精湛的技艺，更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 晚唐时期，柳公权的出现再次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字体刚劲有力，充满力量感，其代表作《玄秘塔碑》至今仍被视为楷书的经典范例。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各具特色，被后人誉为“颜筋柳骨”，分别开创了“颜体”和“柳体”两大流派，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了楷书领域的成就，草书在唐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怀素和张旭两位大师以其狂放不羁的草书风格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激情与动感，展现了草书艺术的独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在敦煌发现的数万件经卷，大多是由专业的“经生”抄录而成，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唐代书法的高度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书法艺术在社会中的广泛普及。此外，从墓葬中出土的几方墓志铭，虽出自不同的书手和刻工之手，却同样展现了唐代书法的多样性和精湛技艺。这些珍贵的文物，无疑是唐代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最佳见证。
史学
在唐代以前，纪传体正史大多由私人修撰完成。然而从唐朝开始，这一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史馆，并配置了专职史官负责编纂史书，同时由宰相亲自监督指导。
在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种是由唐代学者或官方机构所编修的。其中包括《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官修史书，以及由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写的《南史》和《北史》。 尽管这些史书仍保留了一定程度上世族家谱的形式特征，但它们对公元3至4世纪之交至7世纪初约三百年间的复杂混乱的社会历史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整理。
这种整理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线索。此外，唐朝的史官还承担着撰写当代史即“国史”的重任。他们曾先后多次修订自唐高祖至唐肃宗期间长达一百四十余年的“国史”，共计一百多卷。这种官修史书的制度被后来各个朝代广泛效仿并沿用。 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创作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在这本书中，他对唐代以前的史学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刘知几强调，史学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之道，任何拥有国家或家庭的人都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他主张史书应依据事实进行“直书”，坚决反对掩盖缺点或者虚夸美化。书中还深入探讨了不同体裁史书的优劣之处及编写史书的具体方法。
另外，刘知几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名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才气、学问与见识这“三长”。这些精辟见解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唐代后期，宰相杜佑编撰了《通典》共二百卷，该书详细记录了历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书体通史形式。杜佑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从制度层面总结历史中的治乱经验，从而解决安史之乱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治道”的根本在于满足民众的衣食需求，因此将《食货》篇置于《通典》的开篇位置，这一见解非常独到且具有深远意义。受《通典》的影响，后世相继出现了诸如《通志》《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政书体通史类著作。
宗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思想活跃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也是儒、佛、道三教从“三教并立”逐渐过渡到“三教合一”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共同构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景观。
道教的发展与地位： 中国的道教以李耳（即老子）为教主，而唐朝皇室恰好也姓李，因此从唐初开始，统治者便将道教的地位置于佛教之上。
这种政策上的支持使得道教在整个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多数唐朝皇帝都对道教表现出崇敬之情，其中尤以唐玄宗最为突出。在他的统治时期，道教势力达到了巅峰，全国范围内共有1687所道观。当时道教的主要派别包括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和灵宝派等，这些派别不仅传承了丰富的经戒符篆，还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推动了道教教义学说以及仪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道教人物，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张果等。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修行方向：一部分道士专注于炼丹术，擅长所谓的“金丹黄白术”，但这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后果——由于部分皇帝迷信金丹能够长生不老，最终因服用不当而丧命；同时，一些炼丹道士因骗术败露而遭到贬逐。另一部分道士则更注重符箓、辟谷、导引之术，并凭借这些技艺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佛教的兴盛与本土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经历了五六百年的传播与发展后，至隋唐时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唐太宗时期，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带回大量珍贵的佛教经典，并将其翻译成汉语，为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佛教与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的深度融合，它在中国获得了创造性的新发展。例如，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其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理念，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禅宗特有的判教学说。 尽管佛教的政治地位在唐代略逊于道教，但从流传影响及寺院经济实力来看，佛教的实际影响力显然超过了道教。特别是在武周时期，佛教备受推崇，甚至一度超越道教成为主流宗教。然而，随着佛教的大规模发展，寺院经济也出现了恶性膨胀的现象，这严重威胁到了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发起了著名的“会昌灭佛”运动，通过这次打击，佛教及其寺院经济的力量暂时有所削弱。
其他宗教的影响： 除了道教和佛教之外，唐代还见证了多种外来宗教的传入，其中包括袄教（即拜火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和景教（即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这些宗教信仰不仅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多样性，也为后世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存在表明，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各种思想在此交汇碰撞，共同塑造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格局。
总体而言，唐代宗教文化的繁荣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开放性，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发展和文化传承。无论是道教的本土化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创新，还是其他外来宗教的引入与融合，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与深度。
乐舞
唐代舞蹈在继承和发扬隋朝乐舞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南朝汉族的传统乐舞与北朝各民族的特色舞蹈艺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代舞蹈文化。这一时期的舞蹈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舞蹈都成为人们文化艺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十分普遍，从乡村到城市，从节日庆典到日常娱乐，舞蹈无处不在。观赏高水平的舞蹈表演更是当时人民艺术生活的一大享受。与此同时，宫廷燕乐舞蹈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舞蹈形式华丽、规模宏大，展现了唐代盛世的文化风采。在盛唐时期，宫廷设立了完善的机构来管理乐舞事务，其中太常寺和教坊便是专门负责此类事宜的重要部门。
此外，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为了进一步提升宫廷乐舞的艺术水准，他从坐部伎及宫女中挑选出一批技艺最为精湛的乐工和舞伎，创立了著名的梨园，专门从事歌舞的排练与演出。梨园的设立不仅推动了唐代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还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舞蹈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中原江南地区人民创造的传统舞蹈，也有来自西域的“胡乐”和“胡舞”。唐朝廷所设的“十部乐”中，有六部源于西域，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例如，“胡旋舞”等极具异域风情的舞蹈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中原，并迅速流行开来。这些舞蹈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为唐代舞蹈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活力，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个高峰。
【科技】
唐代是一个生产力显著提升、经济繁荣昌盛的时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在多个科技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以及印刷术等方面。
天文学： 唐代初期，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李淳风制定的《麟德历》以其高度的精确性而著称，并且他还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算经十书》进行了注释。到了唐玄宗时期，僧人一行受命前往长安主持修订历法的工作。他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这是世界上首次测量子午线长度的尝试。此外，一行还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黄道游仪，用于观测恒星。在他临终前完成了《大衍历》的草稿，后经张说等人整理成书，成为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历书，并且传至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梁令瓒所制造的天球仪被视为世界机械天文钟的开端，这一发明对于推动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学： 在数学领域，李淳风等人对《算经十书》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其中最后一部由王孝通撰写的《辑古算术》也包含在内。《大衍历》的编写过程中采用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以及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这些成果在数学上都是极为杰出的贡献，展示了唐代数学家们的智慧与创新能力。
地理学： 唐初，许敬宗编纂了《西域图志》。中晚唐时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贾耽则开创了沿革地图绘制体例，即“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他所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接近10米见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国地图。这幅地图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尺绘制，在缩尺绘图学上又迈进了一步，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 医药学 在医药学方面，唐代人完善了“分科”的医学教育和治疗体系。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汇集了前人的药方精华；王焘的《外台秘要》对妇产科和儿科专门设立章节进行论述，并引入了印度的眼科技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藏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也展现了极高的医学水平，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
印刷术： 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约从中晚唐开始逐渐应用于印制历书、字书、术数书、佛像经咒等多个方面。1953年，在四川成都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块由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咒》；在甘肃敦煌还发现了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制的《金刚经》。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已知较早的印本书籍。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
建筑： 唐朝建筑气势宏伟，布局严整开朗，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大明宫作为唐代皇宫的代表，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而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时期建造的明堂则是当时最巨大且复杂的木构架建筑物。当时的日本平安京在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上也模仿了唐长安和洛阳的设计。 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有山西的佛光寺、天台庵、广仁王庙、南禅寺等，这些古建筑不仅反映了唐代建筑的技术水平，也为后人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造船 ：唐朝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拥有众多造船基地，能够制造各种大小船只。当时已经能够制造“轮船”，通过人力踏动轮车使船只前进，如同挂帆航行一般便捷。史书记载，代宗、德宗时期的大商人俞大娘拥有一艘被称为“俞大娘航船”的大型航船，这艘船可以装载一万石米，需要数百名工人操作驾驶。而唐代的海舶（如南海舶）体积更大，经常往返于唐朝与南海各国之间，显示了唐代与南海各国之间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唐人李皋在隋代宇文恺制成使用轮轴转移的巨型战舰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提高了巨型战舰的速度，使其更加坚固耐用。
军事学： 火药的发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丹经》中，首次详细记录了硫磺“伏火”的方法，并将火药的配方留存于世。这一伟大的发现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度。 到了唐朝后期，火药逐渐从实验室走向战场，开始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最早的火药武器便是“火箭”。这种武器通过将火药捆绑在箭矢上点燃发射，从而达到攻击敌人的目的。虽然早期的火药武器技术相对简单，但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开创了热兵器的新纪元。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发展，火药技术经由阿拉伯地区传播至欧洲。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对全球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推动了欧洲社会结构的变革，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火药的传播与应用，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军事】
（唐朝军制）
府兵制： 唐朝初期沿袭了北周至隋朝的府兵制度，并在贞观年间进行了整顿与完善。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以中央十二卫为最高军事管理机关，具体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以及左右金吾卫。此外，东宫六率（太子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也承担部分职能。每卫统领40至60个军府，这些军府在唐代被改称为“折冲府”，由折冲都尉负责指挥。 在组织结构上，折冲府以200人为一团体，称为团；50人为一队；10人为一火。士兵的征召主要从富裕家庭和身体强壮的青壮年中选取。服役年龄规定为21岁入伍，60岁退役。服役期间，府兵享有免除赋税和徭役的特权，但需要自备武器、装备和粮食等物资。 府兵本质上属于中央禁军，在战时出征，平时则轮流到京城或边防要地驻守，其中以京城宿卫为主。抵达京城后，士兵由十二卫将军分别统领；出征时，则由朝廷另行任命将领指挥。战争结束后，士兵返回各自所属的军府，将领回归朝廷，从而避免了将帅长期掌握军队导致权力过大的问题。
唐朝前期，全国共有630余个军府，其中关中地区就设置了261个军府，兵力约达20万，占全国军府总数的40%以上。这种布局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战略态势，体现了“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原则，极大地增强了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唐初府兵的地位较高，吸引了许多富家子弟踊跃参军。同时，唐太宗非常注重府兵的训练，使其实力强劲，为唐朝早期在与周边民族及国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辽阔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募兵制 到了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统治时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普通农户的土地分配不足甚至得而复失，这使得自备资粮成为均田农民的沉重负担。加之府兵地位逐渐下降，富裕家庭纷纷逃避征召，或雇佣他人代役，导致大量士兵逃役、避役，军府人员短缺，甚至出现“无兵可交”的局面。与此同时，边疆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厥再次崛起，契丹频繁南下，吐蕃开始与唐朝对峙。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府兵制度已无法满足需求，必须建立长期驻扎边疆的军队。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的建议，招募13万壮士担任中央宿卫军。次年，又补充了府兵和白丁12万人，这支队伍被称为“长从宿卫”（后来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朝廷从因公迁往边疆的家庭及当地客户中招募壮丁，组成“长征健儿”（后又称“官健”），由国家提供衣食和粮饷，充实了边疆各地的军镇力量。至天宝八载（749年），朝廷下令停止折冲府的发兵文书，标志着府兵制正式废止，募兵制全面推行。
募兵制： 募兵制的实施显著增强了边防军的实力，对维护边疆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一制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将领长期掌握军队，容易形成拥兵自重的局面，导致“外重内轻”的格局。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的军队多由“官健”组成，这些士兵以从军为职业，父子世代为兵，成为藩镇割据的重要依靠力量。中央军队则由“长从宿卫”（彍骑）取代了轮番宿卫京城的府兵，逐渐以北衙禁军为核心。其中，左右神策军势力最为强大，它们驻守京师及西北地区，受中央直接管辖，但从德宗时期起长期被宦官掌控。 在地方（边防）军队方面，“长征健儿”（官健）取代了轮番镇防的府兵。这些变化表明，唐朝的兵制已经从征兵制的义务兵转向招募制的职业兵，这对后世兵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藩镇军队中的牙兵也对唐朝的社会和政治造成了重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民族】
唐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朝对周边各民族采取了灵活而包容的羁縻政策，通过册封、和亲等多种形式，与突厥、回纥、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因其卓越的领导力与宽广的胸襟，被四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彰显出唐朝在当时的国际影响力与民族融合程度。 南诏、渤海等周边政权频繁派遣使臣和子弟前往长安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也使得这一时期呈现出内地与边疆各民族大交融的繁荣景象。
突厥与西北各族、西域各国
唐与突厥的战争 隋末唐初，正值政权更迭之际，东突厥势力趁机频繁南下侵袭中原，成为唐朝初期北方的一大威胁。当时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为对抗唐朝，纷纷联合东突厥，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果断派遣名将李靖、李勣率军分路征讨东突厥。次年，东突厥汗国覆灭，小可汗突利投降，大可汗颉利被俘。大量突厥部众归顺唐朝，唐太宗将他们安置于灵武至幽州一带，并设立羁縻府进行有效管理。东突厥的灭亡震动了西突厥及西域各国，一些小国纷纷归附唐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西突厥势力范围广阔，西抵波斯，北接疏勒，实际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军攻克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设置安西都护府。随后，唐朝陆续平定焉耆、龟兹等地，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统管于阗、高昌、焉耆、龟兹四镇。至此，西域正式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唐高宗时期，西突厥在多次军事打击下最终覆亡。 然而，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2年），阿史那骨咄禄在漠北称汗，东突厥复国，史称后突厥。后突厥连年入侵唐朝北部边疆，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武则天执政期间，曾试图通过册封与和亲的方式改善与突厥及契丹的关系，但收效甚微。直到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与回纥联军共同攻灭后突厥，其残余部众中有万余帐归附唐朝。
薛延陀 ：贞观前期，为了牵制东突厥，唐朝曾与北方的薛延陀结盟。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东突厥的故土，并臣服于唐朝。然而，薛延陀暗中不断扩充自身实力，逐渐形成新的威胁。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尝试恢复东突厥，拥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双方因此爆发多次交战。为了避免薛延陀势力过于强大，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派李勣击败薛延陀。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延陀趁唐太宗征伐高丽之机，击败东突厥并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出中原。随后，高丽寻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冲突。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夷男去世后，其子多弥可汗拔灼开始与唐朝军队作战。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其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最终灭亡。
回纥汗国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回纥与唐朝联合攻灭后突厥，成功继承了突厥故地，收降了大部分部众。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次年，回纥彻底击灭后突厥，建立起雄踞漠北的强大汗国。回纥与唐朝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以及收复长安、洛阳等重要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作为回报，唐朝先后将三位公主嫁予回纥可汗，加深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回纥还与唐朝开展大规模的绢马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然而，从太和六年（公元832年）起，回纥接连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内部动乱频发，国力大衰。9世纪中期，回纥因内乱及黠戛斯的攻击导致汗国崩溃。其残余部分分为四支：一部分南迁，与唐朝发生短暂冲突后接受安置；另一部分西迁至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第二支迁至新疆东部，史称“高昌回鹘”；第三支迁至新疆西部与中亚地区，后来建立了喀喇汗国（即黑汗王朝）。 唐朝通过灵活的民族政策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成功实现了对周边各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深度融合。
吐蕃、南诏与西部各族
（长庆会盟、唐与吐蕃之战）
吐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7世纪初。在赞普松赞干布的英明统治下，吐蕃逐渐走向强盛，并成功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这一时期，吐蕃不仅国力日益增强，还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唐太宗派遣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与松赞干布结为秦晋之好。这次联姻不仅加深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更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文成公主带去的大量中原文化典籍和技术，吐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两国间的民族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吐蕃国力的不断壮大，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逐渐显现，这使得唐蕃关系变得复杂多变。自唐高宗朝起，吐蕃与唐朝之间时而交战，时而议和，这种交替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吐蕃逐渐取代西突厥，成为影响西域局势的重要力量之一，深刻改变了唐朝边疆的政治军事格局。 到了唐中宗时期，两国关系再次因联姻得以缓和。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将更多的唐朝先进文化传播至吐蕃，进一步推动了两地的文化交融。尽管如此，唐蕃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直到唐德宗时期，双方先后达成了“清水之盟”和“平凉之盟”，试图通过盟约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但这些努力并未彻底化解两国的矛盾。 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蕃双方终于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庆会盟”。此次会盟明确了两国边界，确立了互不侵犯的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唐蕃会盟碑至今仍保存于拉萨大昭寺内，成为后人研究唐蕃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进入9世纪中叶后，吐蕃内部开始出现权力斗争和分裂局面，吐蕃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瓦解。至此，唐蕃之间的直接接触基本结束。
南诏
（唐与南诏战争、点苍山会盟）
隋末唐初时期，云南地区民族众多，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族群为白蛮和乌蛮。乌蛮不断向洱海区域迁徙，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征服了当地的白蛮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与融合，该地区先后形成了六个实力较为强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在唐朝中期，由于吐蕃的威胁日益严重，其中五个诏纷纷选择依附于吐蕃以求自保。然而，为了削弱吐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唐朝转而大力扶持倾向与自己结盟的蒙舍诏（即后来的南诏，其大致位置位于今天的云南巍山县），以此来制衡吐蕃的力量。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首领皮逻阁成功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并被唐朝正式册封为云南王。南诏国的建立是在唐朝的鼎力相助下完成的，因此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位南诏国王继位时，都需要接受唐朝的册封仪式以确立合法性。唐玄宗还曾将一位宗室女子许配给皮逻阁的孙子凤迦异，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南诏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制度也深受唐朝的影响，展现出明显的文化交融特征。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和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由于不满唐朝边境将领的残暴行为，南诏起兵反抗唐朝，两次击败前来征讨的唐军，并开始转向依附吐蕃。在安史之乱期间，南诏联合吐蕃侵占了一些唐朝的土地，并俘获了西泸县令郑回。南诏王阁逻凤对郑回十分器重，不仅让他教授王室子弟读书，还任命他为相。后来，郑回还为树立在太和城的南诏德化碑起草了碑文。这篇碑文详细阐述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揭露了腐败的唐朝官僚对南诏的压迫，表明南诏反唐实属无奈之举。 到了唐德宗时期，南诏王异牟寻因无法忍受吐蕃的压迫，决定重新归附唐朝。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双方在点苍山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全面恢复。此后，南诏与唐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发密切。唐朝后期，南诏多次选派子弟前往成都学习中原文化。长期担任南诏丞相的郑回也将大量汉族文化传播到南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一度攻入成都，掳走了数万名工匠。这些工匠的到来对南诏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南诏人学会了织绫罗的技术，其工艺水平甚至可以媲美蜀地。同时，南诏的城邑建筑也大多模仿唐朝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现存于云南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这座塔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造，其形式和结构与长安的大雁塔极为相似。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南诏王世隆称帝，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对唐战争。这场战争虽然使唐朝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但也让南诏自身变得疲惫不堪。战后，两国再次恢复了和平友好的关系，直至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灭亡。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南诏与唐朝之间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西北、西南各族
西北地区的吐谷浑曾是一个重要的存在。隋大业五年（609年），吐谷浑一度被隋军占领，然而到了隋末时期，它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地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吐谷浑夹处于强大的吐蕃与新兴的唐朝之间，其外交政策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早年间，吐谷浑首领慕容伏允采取了亲蕃疏唐的战略倾向。这一政策使得唐太宗多次试图召见慕容伏允均未能成功。于是，在贞观八年（634年），唐朝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派遣大军西征。次年，名将李靖率领的唐军击败了吐谷浑，促使其政权发生更迭，亲唐派的慕容顺继位，并向唐朝称臣。 然而，慕容顺去世后，其子慕容诺曷钵继位。为了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唐朝派遣弘化公主前往和亲，以示友好。尽管如此，吐谷浑的命运仍然难以摆脱周边强邻的影响。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最终灭掉了吐谷浑，慕容诺曷钵不得不率领残部迁徙至唐朝境内，并在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一带）安置下来。 与此同时，唐朝初期还对西南地区的党项部落展开了积极的招抚工作。党项部落主要分布在甘南、川西等地，唐朝通过设立数十个羁縻州县的方式，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最西边甚至延伸到今天的四川阿坝地区以及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附近。然而，党项部落在唐朝与吐蕃之间摇摆不定，时而归附唐朝，时而又倒向吐蕃，呈现出一种“叛服不常”的复杂状态。
高丽与东北各族
高丽（高句丽）： 南北朝时期以来，高丽（即高句丽，在南北朝之后被称为高丽）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其疆域涵盖了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在成功抵御隋朝的多次进攻（参见相关历史事件“三征高句丽”）之后，高丽对继起的中原王朝——唐朝采取了相对恭顺的态度。 唐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即武德二年（619年），高丽荣留王高建武派遣使者前往唐朝朝贡，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式开启。至武德五年（622年），唐与高丽之间达成协议，互相遣返流亡人口，展现了双方在外交上的友好合作。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册封高建武为辽东郡王及高丽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武德九年（626年），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与百济两国向唐朝控诉，称高丽阻拦他们入朝觐见。对此，唐高祖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调解，最终维持了唐与高丽之间的和平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唐朝在处理与高丽的关系时以和平为主，避免直接冲突。 进入贞观年间后，唐太宗于贞观五年（631年）派遣使者前往高丽，主要任务是收葬隋朝战争中阵亡者的骸骨，并摧毁高丽所立的京观，以此象征对逝者的尊重与对历史恩怨的清算。面对唐朝的动作，高丽开始担忧可能遭受的军事打击，于是着手在辽东地区修建长达千里的长城以作防御。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西部酋长渊盖苏文发动政变，杀害高建武，扶持高藏为傀儡国王，自立为莫离支，同时联合百济对新罗展开攻击。唐太宗派遣使者劝说高丽停止军事行动，但渊盖苏文置之不理。太宗认为渊盖苏文的行为不仅违背人伦道德，还侵犯邻国，严重扰乱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此外，他认为高丽占据的“辽东”地区（即今中国东北地区辽河以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原本属于中国的传统领土范围。在当时“天下一统”的背景下，“唯此一隅”仍未归附，因此决心将对高丽的征伐作为统一战争的最后一步。
贞观十四年（644年），唐朝集结水陆两路大军夹攻高丽。次年，唐太宗亲自率领六军奔赴前线督战，虽取得显著战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彻底征服高丽，最终撤军而回。此后，太宗虽多次计划再次出兵，但始终未能实现。 直到乾封元年（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其家族内部爆发激烈内讧。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援助渊盖苏文之子泉男生为名，大规模出兵讨伐高丽。经过数年的征战，至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克平壤，成功灭亡高丽。随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余县，并设立安东都护府进行管理。然而，这一行政建置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时存时废，直至上元二年（761年）最终废除。
东北其他各族： 自唐太宗时代起，唐朝在对外关系上展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不仅体现在对周边藩国的友好交往中，更通过主动调停藩国间的争端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东北地区的诸多民族纷纷归附于唐朝。例如，奚、霄、契丹等东胡各族，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相继派遣使者表达归顺之意。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提升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威望与影响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唐朝内部也经历了重大变故。安史之乱后，原本臣服于唐朝的契丹部落逐渐摆脱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他们主要活动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并在唐末时期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辽朝的前身。 再看东北方向，圣历元年（公元698年），靺鞨部的一位重要首领——大祚荣，在今牡丹江上游地区建立了名为“震国”的政权。到了唐玄宗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联系，唐朝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授予他忽汗州都督一职，“震国”因此更名为“渤海国”。作为唐朝与高丽之间博弈中的第三方力量，渤海国巧妙利用局势变化不断扩展自身疆域。在其鼎盛时期，南面与新罗接壤，西面毗邻契丹，西南则与唐朝辽东地区相邻。 从行政建制上看，渤海国依照唐朝体制设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包括五京、十五府以及六十二州。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国家运转更加有序高效。同时，渤海国的文化深受唐朝影响，在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均有显著体现。正因如此，它被世人誉为“海东盛国”，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对蕃战争】
时间：638，战役地点~松州
事件起因：吐蕃攻青海吐谷浑、党项、白兰羌等
唐朝兵力5万
吐蕃兵力20万
结果：唐军奇袭获胜，吐蕃遣使谢罪，并退出青海吐谷浑、党项、白兰羌等。唐蕃和亲
时间：670，战役地点~大非川
事件起因：吐蕃入侵并攻占安西四镇
唐朝兵力5万
吐蕃兵力40万
结果：吐蕃获胜，后来双方反复争夺
时间：675，战役地点~安西四镇
事件起因：争夺安西四镇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结果：唐朝获胜，安西四镇被唐朝控制
时间：678，战役地点~青海湖
事件起因： 唐朝攻吐蕃
唐朝兵力18万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在青海湖战败后撤回
时间：681，战役地点~良非川
事件起因：吐蕃论赞婆率军屯良非川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朝黑齿常之击败吐蕃军，吐蕃深畏之
时间：694，战役地点~冷泉及大岭
事件起因：吐蕃、突厥连兵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6万
结果： 唐军大破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联军
时间：696，战役地点~素罗汗山
事件起因：吐蕃攻临洮撤退，引唐军到高原素罗汗山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败于论钦陵
时间：700，战役地点~洪源谷
事件起因：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洪源谷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六战皆胜。702年，吐蕃求和
时间：714，战役地点~大来谷
事件起因：吐蕃坌达延入侵临洮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0万
结果：唐军大胜，吐蕃军被杀俘者达数万人
时间：717，战役地点~九曲
事件起因：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大破吐蕃。718年，吐蕃求和
时间：722，战役地点~小勃律
事件起因：吐蕃攻小勃律
唐朝兵力 4000
吐蕃兵力
结果： 唐朝张思礼大胜，斩获数万吐蕃军
时间：728，战役地点~渴波谷、大莫门城
事件起因：张守珪、萧嵩、张忠亮数次战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数次大破吐蕃军，杀获甚众，吐蕃败兵散乱逃入山中，哭声四合。
时间：729，战役地点~青海
事件起因：张守珪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张守珪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时间：729，战役地点~青海
事件起因：李祎攻吐蕃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结果：李祎攻占石堡城，唐朝河、陇诸军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余里。730年，吐蕃求和
时间：738，战役地点~青海
事件起因：萧炅、杜希望、王忠嗣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朝大胜
时间：742，战役地点~大岭军
事件起因：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吐蕃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3万
结果：唐军大胜，击破吐蕃大岭军，斩获五千馀级
时间：742，战役地点~青海
事件起因：河西节度使王倕等攻吐蕃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结果：唐大胜，击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王难德阵斩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
时间：746，战役地点~青海、积石
事件起因：王忠嗣率军多次与吐蕃交战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数次交战皆大胜，又平定吐谷浑，俘虏其全部
时间：747，战役地点~苦拔海、积石军
事件起因：唐朝哥舒翰战吐蕃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结果：苦拔海之战，连破三路吐蕃军，所向披靡。积石军之战，全歼五千吐蕃骑兵。
时间：748，战役地点~青海
事件起因：哥舒翰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筑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时间：750，战役地点~西域
事件起因：唐朝高仙芝率军击破萨毗、朅师、突骑施等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结果：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朅师王等
时间：753，战役地点~青海洪济、大莫门等城
事件起因：哥舒翰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大胜，占领了九曲之地（今青海省东南部）
时间：753，战役地点~西域大勃律
事件起因：封常清率军攻大勃律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大破归附于吐蕃的大勃律
时间：755-763，战役地点~陇右诸州
事件起因：唐朝爆发内乱，安史之乱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吐蕃趁唐内乱攻略陇右诸州
时间：763，战役地点~长安
事件起因：唐朝内乱，唐朔方军将因与唐朝廷矛盾而放吐蕃东进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20万
结果：郭子仪勤王，吐蕃据长安15天而退出长安
时间：765，战役地点~灵台西原
事件起因：吐蕃攻唐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0万
结果：唐军联合回纥，大胜吐蕃，斩首五万，生擒万人。
时间：773，战役地点~潘源
事件起因：吐蕃攻唐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大破吐蕃军，俘斩数以万计
时间：776，战役地点~剑南
事件起因：剑南节度使崔宁率军对抗吐蕃吐浑氐蛮羌党项等联军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20余万
结果：唐军胜，斩首万余级
时间：777，战役地点~剑南
事件起因：崔宁率军与吐蕃大军交战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0余万
结果：唐军胜，斩首八千余级
时间：779，战役地点~蜀
事件起因：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攻蜀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0万
结果：唐军李晟等大胜，吐蕃南诏损失近十万军队
时间：786，战役地点~陇州
事件起因：吐蕃尚结赞攻打泾州、陇州、邠州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
结果： 唐李晟大败吐蕃军，攻克摧沙
时间：789，战役地点~州台登谷
事件起因：唐朝韦皋与吐蕃交战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
结果：唐军击破吐蕃军，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吐蕃军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
时间：792，战役地点~维州
事件起因：韦皋攻维州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擒获吐蕃大将论赞热
时间：793，战役地点~西山
事件起因：韦皋攻吐蕃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破吐蕃之众。之前役属吐蕃的众多部族率众归附唐朝
时间：793，战役地点~夏州
事件起因：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 -
结果：唐朝收复盐州、夏州等州县
时间：801，战役地点~雅州
事件起因：韦皋派兵大破吐蕃于雅州。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结果：唐军胜，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
时间：802，战役地点~维州
事件起因：唐朝韦皋攻维州，吐蕃派大军来救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0万
结果：唐军大胜，吐蕃军死亡三分之二，吐蕃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被擒
时间：819，战役地点~盐州
事件起因：吐蕃攻盐州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15万
结果：唐军胜，史敬奉率军绕至吐蕃军背后攻击，大破吐蕃军，杀戮不可胜纪
时间：849，战役地点~ -
事件起因：吐蕃内乱
唐朝兵力
吐蕃兵力 -
结果：唐收秦、安乐、原3州。
【外交】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朝代，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科技文化高度发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频繁且深入，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
史书记载，“四夷与中国通者甚众”，唐朝通过设置羁縻州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贾耽所著《四夷道》详细记录了从长安通往四方异域的重要道路与关隘，其中列举了七条主要通道：
一是从营州（今辽宁锦州）进入安东都护府的道路；
二是从登州（今山东半岛）经海路前往高丽与渤海国的航线；
三是从夏州塞外通往大同、云中的路径；
四是从中受降城通往回鹘的路线；
五是从安西都护府进入西域的要道；
六是从安南通往天竺（印度）的商旅之路；
七是从广州出发通往海外诸国的海上通道。这些交通网络不仅加强了唐朝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还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根据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记载，曾向唐帝国朝贡的国家数量众多，其中已经灭亡的大约有三百余国，而在唐玄宗统治时期仍然存在的则有七十余藩。这充分体现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唐日友好往来： 日本作为唐朝重要的邻邦之一，两国之间的交往尤为密切。在武周时期，倭国更名为日本，并积极吸收唐朝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成果。贞观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全面效仿唐朝模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例如，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创立班田收授法；制定户籍管理制度，并参考《唐令》编纂了《大宝令》这一重要法典；按照洛阳的城市布局规划，设计了平安京和平城京两座都城。时至今日，奈良正仓院仍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唐朝文物，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除了政治制度的学习，日本还派遣了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以促进两国的文化与技术交流。据史料统计，日本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团，实际成行的有15次。每次使团规模庞大，成员包括使臣、水手、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音乐学者）、玉生（珠宝工匠）、锻生（金属工艺师）以及铸生（铸造匠人）等各类专业人才。这些使者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瑰宝和技术知识，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一些杰出的个人更是推动了中日文化的深度交融。例如，留学生吉备真备将中国的天文历法、数学知识传播到日本；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长安，成为一位深受尊敬的学者；僧人空海（号弘法大师）撰写了《文镜秘府论》和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文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位高僧圆仁则走遍唐朝多个道郡，搜集大量佛学经典与器具，带回日本后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外，百济艺僧味摩之还将他在唐朝学到的荆楚傩舞传入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伎乐”。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与日本之间并非只有和平友好的一面。龙朔三年（663年），双方曾在白村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但总体而言，这种冲突并未破坏两国长期友好的关系。 ### 鉴真东渡与文化传播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的邀请，决心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然而，他的前五次尝试均因种种原因失败告终。直到天宝十二载（753年），第六次航行才终于成功抵达日本。鉴真被日本天皇授予“传灯大法师”的尊号，并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被誉为“过海大师”或“唐大和尚”。他不仅带来了佛教戒律，还通过随行弟子恩托、如宝、法力等人将中国的医学、雕塑艺术、建筑技艺等广泛传播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 ### 经济贸易的延续 尽管9世纪末以后，日本停止了官方派遣的遣唐使活动，但民间的经济交往依然保持繁荣。许多中国商人乘船远航至日本，继续进行商品交换与技术交流。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展现了两国人民之间持久而深厚的友谊。 总之，唐代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不仅在国内实现了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更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塑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形象。
百济与新罗
百济与唐：百济灭亡之战 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在武德四年（621年），其君主武王扶余璋便派遣使者向唐朝献马，表达友好之意。随后，唐朝正式册封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当时，百济与高丽结为姻亲，共同应对新罗的威胁，这一联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罗与唐朝之间的交通和贡品输送。 唐太宗即位后，曾致信百济武王，明确表示新罗是唐朝的藩属国，要求百济和高丽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唐太宗的坚定立场成功遏制了百济大规模讨伐新罗的行为。然而，在高宗时期，百济对新罗的侵扰依然频繁。面对多次警告无效以及新罗的不断请求，高宗于显庆五年（660年）派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领十万水陆大军讨伐百济，新罗亦派兵相助。同年，苏定方围攻泗沘城，最终迫使百济王扶余义慈等人投降，百济至此灭亡。 唐朝随即在其领土上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并任命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右卫郎将王文度被委任为熊津都督，负责统率军队驻守。然而，在唐军主力撤退之后，百济复国运动逐渐兴起。龙朔三年（663年），唐军在白村江之战中大胜倭国支持下的百济复兴势力，使得百济全境成为唐朝的羁縻地区。
新罗与唐：紧密的友好关系 新罗真平王金白净在武德四年（621年）便开始向唐朝遣使朝贡。唐高祖派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回访，自此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朝贡往来从未间断。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金白净为乐浪郡王、新罗王。金白净去世后，唐太宗派遣使者参加其葬礼，以示哀悼。此后，历代新罗王皆受唐朝册封，如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册封金白净之女金德曼为新罗王。 在唐太宗征伐高丽期间，新罗积极响应，派遣五万大军进攻高丽南部边境。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真德女王金胜曼派遣弟弟、国相金春秋等人入唐，唐太宗特赐《晋书》等珍贵典籍，并给予优待。显庆五年（660年），已成为新罗王的金春秋率军与唐军联合，成功攻灭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唐朝设立鸡林州都督府，任命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为都督，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 随着高丽的灭亡，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尽管唐军和亲唐的百济贵族陆续撤退，新罗逐步从唐朝控制下夺取百济与高丽的故地。唐高宗派遣军队击败新罗，迫使其认罪，但默认新罗对百济故地的控制，并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至辽东，恢复与新罗的友好关系。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神文王金政明派遣使者来唐，求得唐朝礼仪典章一部及杂文章，新罗据此参用唐朝制度，制定了本国的礼仪典制。 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极大地促进了朝鲜文化的发展。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渤海国渡海攻击登州，唐玄宗派遣留在长安的新罗王族金思兰回国发兵攻打渤海，协助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朝明确将浿水（今朝鲜大同江）以南之地移交给新罗治理，使新罗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一。 新罗与唐朝的交往极为密切，即使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逃往蜀地时，新罗仍派使者前往朝见。双方一直保持往来，直至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新罗因自身社会动荡而中断联系。据统计，唐末八十年间，共有58名新罗人在唐朝科举考试中登第。在唐朝生活的新罗人数量众多，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两国间的交流不仅限于人员往来，还包括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等多方面的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供职的新罗人崔致远，以其“国信使”身份返回新罗，被视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他的诗文别集《桂苑笔耕集》，不仅是古代朝鲜半岛最早的汉文典籍，也是唐代文学宝库中的珍贵文献，代表了当时朝鲜半岛文人汉诗文创作的最高水平。
阿拉伯帝国
在唐朝玄宗统治时期，由于国家实力的空前强盛，吐蕃在西域地区的扩张行动接连遭受挫折。即便与阿拉伯帝国（中国古称“大食”）联手，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冲突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当时吐蕃与阿拉伯共同扶持阿了达为王，并联合出兵攻打唐朝的属国拔汗那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唐朝监察御史张孝嵩与安西都护吕休璟迅速组织力量，长途奔袭，成功击败吐蕃和阿拉伯联军，不仅收复了拔汉那，更令唐军威名远扬于西域。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局势再度紧张。突骑施部落联合吐蕃与阿拉伯帝国对唐朝的西域四镇发起进攻。对此，唐玄宗果断调遣三姓葛逻禄部兵力，与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献共同反击。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唐军当时正集中精力在青海地区与吐蕃展开大规模战争，无暇顾及西域事务，这使得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原本臣服于唐朝的粟特诸国也因此纷纷倒向阿拉伯一方。 为了遏制阿拉伯在西域的扩张势头，唐朝采取了积极措施，拉拢突骑施部落共同对抗阿拉伯势力。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阿拉伯呼罗珊将军穆斯棱·本·赛义德·艾尔-吉拉比率军进攻东拔汗那。关键时刻，苏禄率领突骑施军队及时增援，一举击溃阿拉伯军队。次年，阿拉伯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去世，新任哈里发希沙姆再次派遣部队攻打东拔汗那，并围困其首都渴塞城。双方在此爆发了著名的“渴水日战争”，结果阿拉伯军队惨败，康、石等国重新归顺唐朝。 然而，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之后，由于边境将领之间的矛盾激化，突骑施与唐朝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断交。这一变化导致突骑施国力日渐衰弱，而阿拉伯势力则趁机向东扩展。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凭借此前消灭石国的余威，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展开决战。尽管唐军最终战败，但此时的阿拉伯帝国因呼罗珊陷入内乱，无力进一步推进扩张计划。与此同时，唐朝因安史之乱的影响，国力严重受损，也不得不放弃对中亚地区的控制。 除了陆地上的军事对抗外，唐代的海上交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巴格达到霍尔木兹海峡，穿越印度洋，经由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过马来半岛，再通过南海抵达中国的广州、交州、福州、泉州或扬州等地，这些航线构成了连接阿拉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通道。通过这些繁忙的海上路线，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珍贵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西亚，而绿宝石、胡椒等异域珍品以及伊斯兰教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社会】
阶级
唐朝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旧士族的逐渐衰落、法定“贱民”制度的衰退以及新兴“衣冠户”的出现，构成了唐朝阶级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隋末农民战争对山东、江南士族势力造成了严重打击，尽管关陇士族仍保留了一定实力，但整体上旧士族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唐太宗时期编纂《氏族志》，明确提出以现任官爵的高低作为评定士族等级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旧士族的政治特权。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统治时期，修订士族谱的工作进一步深化，《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完全依据官员品级来确定士族身份，五品以上官员皆可入谱。至此，旧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迅速改变。至唐玄宗时，官方原则上不再编修士族谱，旧士族的法定特权基本消失，门阀士族制度也随之走向衰亡。 与此同时，科举制的推行加速了旧士族的衰落。由于科举选官不以门第为依据，旧士族通过传统途径晋升的机会大幅减少。然而，即便如此，旧士族在社会上的声望依然较高，许多新贵和富室家庭仍然热衷于与崔、卢、李、郑等高门旧士族联姻。在唐朝后期，士族子弟凭借其文化优势，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出色，甚至出现了数代连续考取进士的现象。然而，唐末的社会动荡对旧士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进入宋代后，他们已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存在。 唐代法律明确区分了良民与贱民两大群体。
良民被称为“百姓”“常人”或“白丁”，代表一般平民；贱民则包括官户、杂户、部曲、奴婢等，又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两类。官贱民主要由官户、杂户和官奴婢构成，他们隶属于官府，从事各种生产和杂役工作，其中官奴婢地位最低，其次是官户，最高的是杂户。私贱民则包括部曲和私奴婢，他们隶属于私人主人，部曲的地位相对高于奴婢。贱民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法律规定他们只能在本阶层内通婚。若官户或杂户殴打良民，将受到加重一等的惩罚。而奴婢在法律上被视为“畜产”，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赠予他人，生活状况极其悲惨。 随着时代的发展，贱民的来源逐渐减少，原有贱民不断被释放为良民（即“放良”）。同时，唐朝法令严格禁止将良民压为贱民。至唐末以后，贱民阶层逐渐消失，除奴婢外，法律上不再明确区分良民与贱民。旧士族及法定“贱民”制度的衰落，成为唐朝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
在唐后期，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衣冠户”应运而生。这一阶层由进士及第的家庭组成，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兴起。此外，尽管政府限制商人入仕，但一些富商通过买官的方式进入仕途，其社会地位在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并不低。
语言
唐朝建立后，口语与书面语逐渐分化，两者之间的差异日益显著。当时的口语以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口音为代表，属于雅言的一种。这种口音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对周边国家的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日语中的部分词汇便受到了唐朝汉语的影响，其发音带有明显的北方口音特征。这种语言交流的痕迹，至今仍可在东亚地区的语言体系中找到。
庙号，姓名，，关系
，，，李暠，【五世祖】
献祖，李熙，【四世祖】
懿祖，李天赐【三世祖】
太祖，李虎，【二世祖】
世祖，李昞，【一世祖】
01、李渊~唐朝开国皇帝
【一】
庙号：高祖
姓名：李渊~唐朝开国皇帝
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年号：武德（618-626）
在位时间：618—626
人物关系：李昞之子，太宗之父。
生卒年：566—635
陵寝：献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
02、李世民 太宗 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在位时间626—649 关系：李渊第二子。年号：贞观
【二】
庙号：太宗
姓名：李世民
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年号：贞观（627年正月--649年十二月）
在位时间：626—649
人物关系：李渊第二子
生卒年：（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
陵寝：昭陵（今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镇九嵕山的主峰上）
【三】
庙号：高宗
姓名：李治
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在位时间：649—683
人物关系：李世民第九子
生卒年：（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
陵寝：乾陵（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部
年号：
1.永徽 650年-655年
2.显庆 656年-661年
3.龙朔 661年-663年
4.麟德 664年-665年
5.干封 666年-668年
6.总章 668年-670年
7.咸亨 670年-674年
8.上元 674年-676年
9.仪凤 676年-679年
10.调露 679年-680年
11.永隆 680年-681年
12.开耀 681年-682年
13.永淳 682年-683年
14.弘道 683年
【四】
庙号：中宗
姓名：李显
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年号：嗣圣（684）
在位时间：684年1月3日—684年2月26日被废）、705年2月23日—710年7月3日
人物关系：李治七子，武则天三子
生卒年：（656年11月26日-710年7月3日）
陵号：定陵（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宫里镇凤凰山
05、李旦 睿宗 谥号：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在位时间684—690（被废） 关系：李治八子，武则天四子。
唐睿宗(为武后所废) 李旦 生于662年，卒于716年， 684年-690年在位 文明 684年 光宅 684年 垂拱 685年-688年 永昌 689年 载初 690年
06、武则天 武周 谥号：则天大圣皇帝 在位时间690－705 关系：李治皇后。
则天顺圣皇后 武曌 生于624年，卒于705年，690年-705年在位 天授 690年-692年 如意 692年 长寿 692年-694年 延载 694年 证圣 695年 天册万岁 695年-696年 万岁登封 696年 万岁通天 696年-697年 神功 697年 圣历 698年-700年 久视 700年 大足 701年 长安 701年-704年
唐朝复辟
06、李显 中宗 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在位时间705—710 （复辟）关系：李治七子，武则天三子。
705年-710年在位 神龙 705年-707年 景龙 707年-710年
07、李重茂 谥号：殇皇帝 在位时间710（17天）关系：李显第四子。
08、李旦 睿宗 谥号：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在位时间710—712（复辟）关系：李治八子，武则天四子。
唐睿宗(重祚) 李旦 (见684年，)生于662年，卒于716年，710年-712年在位 景云 710年-711年 太极 712年 延和 712年
09、李隆基 玄宗 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在位时间712—756 关系：李旦第三子。
10、李亨 肃宗 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 在位时间756—762 关系：李隆基第三子。
11、李豫 代宗 谥号：睿文孝武皇帝 在位时间762—779 关系：李亨长子。
12、李适 德宗 谥号：神武孝文皇帝 在位时间779—805 关系：李豫长子。
13、李诵 顺宗 谥号：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在位时间805 关系：李适长子。
14、李纯 宪宗 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在位时间805—820 关系：李诵长子。
15、李恒 穆宗 谥号：睿圣文惠孝皇帝 在位时间820—824 关系：李纯第三子。
16、李湛 敬宗 谥号：睿武昭愍孝皇帝 在位时间824—826 关系：李恒长子。
17、李昂 文宗 谥号：元圣昭献孝皇帝 在位时间826—840 关系：李恒第二子。
18、李炎 武宗 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 在位时间840—846 关系：李恒第五子。
19、李忱 宣宗 谥号：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在位时间846—859 关系：李纯第十三子。
20、李漼（cuī） 懿宗 谥号：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 在位时间859—873 关系：李忱长子。
21、李儇（xuān） 僖宗 谥号：惠圣恭定孝皇帝 在位时间874—888 关系：李漼第五子。
22、李晔（yè） 昭宗 谥号：圣穆景文孝皇帝 在位时间888—904 关系：李漼第七子。
23、李柷（zhù） 谥号：哀皇帝昭宣光烈孝皇帝 在位时间904—907 关系：李晔第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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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8年建立唐朝至907年，共计290年，武周16年，立国274年，帝王23位，历25任，位传14代。
高祖李渊，，武德9年，戊寅，618五月-626八月，九年八月太宗即位沿用，
太宗李世民，贞观23年，丁亥，627-649六月，二十三年六月高宗即位沿用
高宗李治，
永徽6年，庚戌，650-655
显庆6年，丙辰。656-661。唐人避中宗讳改称明庆
龙朔3年，辛酉，661三月-663
麟德2年，甲子，664——665
乾封3年，丙寅，666——668
总章3年，戊辰，668二月——670二月
咸亨5年。庚午。670三月——674八月
上元。3年。甲戌，674八月—676十一月
仪凤，4年，丙子，676十一月—679六月
调露，2年，己卯，679六月——680八月
永隆，2年，庚辰，680八月——681九月，唐人避玄宗讳改称永崇
开耀，2年，辛巳，681九月——682二月
永淳，2年，壬午，682二月—683十二月，二年十二月丁巳改元弘道
弘道，1年，癸未，683十二月，元年十二月甲子李显即皇帝位
中宗李显，嗣圣，1年，甲申，684年正月-二月（683年十二月-684年二月）
睿宗李旦，文明，1年，甲申，684二月—八月
武则天，光宅，1年，甲申，684九月—十二月，光宅、垂拱、永昌、载初一般视作武则天年号
垂拱，4年，乙酉，685——688
永昌，1年，己丑，689正月—十一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
载初，2年，己丑，689十一月—690八月，载初元年起用子正
天授，3年，庚寅，690九月——692三月，用子正，元年九月改国号为大周
如意，1年，壬辰，692四月—九月，用子正
长寿，3年，壬辰，692九月——694五月，用子正
延载，1年，甲午，694五月—十二月，用子正
证圣，1年，乙未，695正月—九月，用子正
天册万岁，1年，乙未，695九月—十一月，用子正
万岁登封，2年，乙未，695十二月—696三月，用子正
万岁通天，2年，丙申，696三月——697九月，用子正
神功，1年，丁酉，697九月—十二月，用子正
圣历，3年，戊戌，698正月——700五月，用子正
久视，2年，庚子，700五月——701正月，元年十月复用寅正
大足，1年，辛丑，701正月—十月
长安，4年，辛丑，701十月—704十二月
中宗李显
神龙，3年，乙巳，705正月——707九月，神龙本为武则天年号，中宗复辟沿用不改
景龙，4年，丁未，707九月——710六月
殇帝李重茂，唐隆，1年，庚戌，710六月——710七月，六月殇帝即位改元唐隆，不足一月
睿宗李旦
景云，3年，庚戌，710七月——712正月，七月睿宗即位改元景云
太极，1年，壬子，712正月—四月
延和，1年，壬子，712五月—八月
玄宗李隆基
先天，2年，壬子，712八月—713十一月
开元，29年，癸丑，713十二月——741
天宝，15年，壬午，742——756七月，三年正月改“年”为“载”
肃宗李亨
至德，3年，丙申，756七月——758二月
乾元，3年，戊戌，758二月—760闰四月，元年二月复“载”为“年”
上元，2年，壬寅，760四月——761九月，二年九月二十一去年号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
代宗李豫
宝应，2年，壬寅，762四月——763六月，壬寅年四月十五日复寅正，建元宝应。
广德，2年，癸卯，763七月——764
永泰，2年，乙巳，765——766十一月
大历，14年，丙午，766十一月——779
德宗李适
建中，4年，庚申，780——783
兴元，1年，甲子，784
贞元，21年，乙丑，785——805八月，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沿用
顺宗李诵
永贞，1年，乙酉，805八月—十二月，八月顺宗禅位，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
宪宗李纯
元和，15年，丙戌，806——820，十五年闰正月穆宗即位沿用
穆宗李恒
长庆，4年，辛丑，821——824，四年正月敬宗即位沿用
敬宗李湛
宝历，3年，乙巳，825——827二月，二年十二月文宗即位沿用
文宗李昂
大和，9年，丁未，827二月——835，或作太和
开成，5年，丙辰，836——840，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沿用
武宗李炎
会昌，6年，辛酉，841——846，六年三月宣宗即位沿用
宣宗李忱
大中，14年，丁卯，847——860十月，十三年八月懿宗即位沿用
懿宗李漼
咸通，15年，庚辰，860十一月—874十一，十四年七月僖宗即位沿用
僖宗李儇（873七月-888年三月在位）
乾符，6年，甲午，874十一月——879
广明，2年，庚子，880——881七月
中和，5年，辛丑，881七月——885三月
光启，4年，乙巳，885三月——888正月
文德，1年，戊申，888二月—十二月，元年三月昭宗即位沿用
昭宗李晔
龙纪，1年，己酉，889
大顺，2年，庚戌，890——891
景福，2年，壬子，892——893
乾宁，5年，甲寅，894——898八月
光化，4年，戊午，898八月——901三月
天复，4年，辛酉，901四月—904闰四月
天祐，4年，甲子，904闰四月—八月，元年八月哀帝即位沿用
哀帝李柷
天祐，甲子，904八月——907三月，四年三月禅位朱温，唐亡
注：
1、唐隆（710六月—七月）
唐殇帝（又称唐少帝）李重茂年号，不足一月。唐隆政变后睿宗李旦即位，废唐隆年号改元景云 。
2、建贞（886十月—十二月）
襄王李煴年号。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李克用进逼长安，僖宗奔兴元（今陕西汉中）。襄王李煴为邠宁节度使朱玫所俘，拥立为监国。十月，朱玫又立之为皇帝，置百官，改年号为建贞。
3、天复
前蜀高祖王建在907年九月用此年号称天复七年。
4、天祐
朱温灭唐后，前蜀王建、南汉刘隐、南吴、晋李克用、岐李茂贞、吴越钱镠等割据政权仍行唐天祐年号。其中南吴用至天祐十六年（919年），李茂贞用至天祐二十年（9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