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qiāng zú]~中国传统少数民族
羌族[qiāng zú]
【基本信息】
中文名：羌族
外文名：Chiang
别名：日麦、尔玛
政府驻地：四川
人口数量：31.29 万（2021年）
方言：羌语、西南官话
信仰：原始宗教，自然崇拜
语种：羌语，汉语
所属地区：中国西南
地理位置：岷江，涪江流域
下辖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绵阳市（北川）等
概述
羌族源于古羌，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独特的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羌族的语言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根据地域差异，羌语又可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 羌族人民自称“尔玛”或“尔咩”，意为“本地人”，他们也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这一称谓不仅体现了羌族居住地多为高山或半山地带的地貌特征，也彰显了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同时在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也有大量分布。此外，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的平武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阡县等地，也有部分羌族人口散居。其中，大多数羌族居民生活在高山或半山地带，少数则分布在公路沿线的城镇附近，与藏族、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形成了多元融合的居住格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相关数据，截至统计时，中国境内羌族的人口总数约为312,981人。这一数字反映了羌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凸显了保护和传承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的民族，羌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羌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羌人。古羌人因擅长牧羊而闻名于世，他们不仅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羌”这一称谓，最初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游牧部落的一种泛指。在东周时期，由于秦国的扩张压力，西北地区的羌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活动，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到了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以及西山诸羌中的部分群体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羌族，并延续保留了“羌”这一族称，将古老的文化与传统传承至今。
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以及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陆续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代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此外，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例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等。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器物，包括陶器、石器、木器和青铜器等，种类繁多且工艺精美，充分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如今羌族分布的地区早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线索。通过对这些遗址和文物的研究，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上早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 羌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羌人部落。古羌人以擅长牧羊而闻名于世，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古羌人的后裔，羌族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成为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羌”这一称谓，最初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游牧部落的一种泛称。在历史长河中，羌人主要活动于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流域，以及四川岷江上游一带，这些区域逐渐成为古羌人的活动中心。 史书记载显示，在殷商时期，羌人已经是当时重要的“方国”之一，并且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有证据表明，部分羌人的首领曾担任朝中官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样，一部分人群以游牧为主，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另一部分则逐渐转向农业生产，发展定居文明。 《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段文字生动地反映了古羌人与殷商王朝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羌人不仅与中原政权建立了友好往来，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甲骨文卜辞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羌”的记载，这充分说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作为方国盟友还是文化交流使者，羌人都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周朝时期，羌族的一个分支“姜”与周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时期，大量的羌人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羌人建立的义渠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政权。其疆域涵盖了现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义渠国不仅是中原诸国之间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还与秦国展开了长达170多年的战争。最终，以羌人为主要构成的诸戎逐渐被秦国所融合。 然而，在同一时期的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生活的羌人，仍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以畜牧业为主，粮食作物种植较少，主要依靠射猎为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了一段关于羌族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秦厉公时期，羌人无弋爰剑曾被俘虏，后来成功逃脱回到家乡。他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回羌地，教导羌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畜牧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这一变革标志着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得到了显著发展，人口也逐步增加。 随着历史的演进，羌人进一步分化和发展。《后汉书·西羌传》还提到，到无弋爰剑的曾孙忍时，正值秦献公元年，他带领族人向更远的南方迁徙，穿越赐支河曲以西数千里之遥，与外界隔绝交通。此后，羌人的后代逐渐分散开来，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群体。例如，有的成为旄牛种，即越嶲羌；有的被称为白马种，即广汉羌；还有的是参狼种，也就是武都羌。这些分支各自发展，分布于西北各地。 这一阶段，由于秦国的扩张压力，西北地区的羌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这种迁徙不仅改变了羌族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对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汉代，羌人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部落种类繁多。为了有效隔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个重要郡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同时，专门设置了护羌校尉等关键官职，以负责羌人事务的管理与协调。 随着历史的发展，归附于汉王朝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逐渐形成了东羌和西羌两大分支。进入中原地区的东羌群体，主要居住于塞内，与汉族杂居并通婚融合。他们逐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私有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逐步迈入封建社会阶段。 而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则大多散布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有婼羌部落；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有发羌、唐牦部落；在西南地区则分布着众多羌人部落，如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等。 具体来看，牦牛羌最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位于今四川省汉源县九襄镇），随后继续向南迁移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一带）。白马羌的主要聚居地则在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西北部以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南部。青衣羌则居住于现今四川省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集中于今天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尤其是白龙江沿岸区域。至于冉駹羌，其分布范围涵盖了岷江上游以及四川省西北部的广大区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这一记录表明，羌人在当地人口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然而，各部落之间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大部分仍处于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氐人苻坚建立了前秦政权，而南安地区的羌人姚氏则创建了后秦政权。后秦政权的势力范围位于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着羌人以及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持续时间长达33年之久。在此之后，又有几个羌人部落逐渐崛起，其中包括陇南地区的宕昌羌，以及活动于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这两个部落的存在时间超过了140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经逐步融入汉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隋唐时期，活跃在甘肃、青海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主要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是对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一个统称。这些部落处于中原王朝与吐蕃势力的夹缝之间，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部分羌人部落被同化为藏族，另一些则选择归附中原王朝，逐渐融入汉族。还有一些部落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在唐蕃两国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并实现了族群的发展与延续。
宋代之后，部分羌人向南方迁徙，而西山诸羌也逐渐演化为今日藏缅语族的各个民族。其中的一部分则发展成为现在的羌族。在羌族民间，流传着一部广为人知的叙事诗《羌戈大战》，它生动地记录了一段关于羌人历史的重要传说。 根据这首叙事诗的记载，在远古时期，羌人曾经生活在西北的大草原上。然而，由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被迫离开故土，一部分向西迁徙，另一部分则向南迁徙。在南迁的过程中，有一支羌人遇到了一个名为“戈基人”的强大族群。“戈基人”身材魁梧、力量惊人，与之交战时，羌人屡次遭受失败。面对困境，羌人原本打算放弃这片土地，继续向远方迁徙。然而，在一个关键的夜晚，他们的首领在梦中得到了神灵的启示。 按照神灵的指引，羌人在脖子上系上了羊毛线作为标志，并以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制作武器，重新振作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最终打败了“戈基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此，这支羌人得以安居乐业，并逐渐分裂为九个分支，散布于各地繁衍生息。 这段古老的传说不仅展现了羌人迁徙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智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通过将这一传说与史书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相结合，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羌族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些珍贵的文化记忆，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也为后人研究羌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期，有一部分羌族人从四川省迁徙至贵州省的铜仁地区。自此之后，羌族的分布格局便基本稳定下来，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分布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背景下，羌族与全国其他民族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面对困境，羌族人民没有屈服，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联合藏族、彝族等兄弟民族，共同组成了2000人的军队奔赴抗敌前线。在浙江宁波镇海战役中，这支队伍英勇作战，成功重创英国侵略军，展现了顽强的民族气节。到了1894年，羌族地区坤姓土司残余势力凭借封建特权对民众进行盘剥，引起了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些民众毅然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的23条罪状，并与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终迫使清政府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 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政策以谋取暴利，此举严重损害了羌族人民的利益，引发了武装反抗。这场斗争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恢复食盐自由买卖的权利，彰显了羌族人民争取自身权益的决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例如，在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羌族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群起反抗并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从1924年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针对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进行了大规模抗争。约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并波及汶川、茂县、松潘等地，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斗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谱写了羌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了羌族聚居地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羌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对人民的军队充满热爱，踊跃参军支持前线战斗。仅茂县一地，就有超过1000人加入红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此外，还有数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服务。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后，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施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然而，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羌族人民并未屈服，他们持续与反动派展开英勇无畏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一场被称为“茂北事变”的重大事件。当时，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借口，派遣军队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此举引发了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愤怒的群众奋起反抗，不仅消灭了前来搜刮的保安中队，还乘胜追击直攻茂县县城，成功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并将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尽管由于国民党的分化收买策略，这次斗争最终未能取得胜利，但它所展现出的强大声势对敌人造成了沉重打击，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场被称作“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这场事件最初源于国民党政府与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演变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正义斗争。虽然由于羌族统治阶级内部的背叛，这次斗争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它再次彰显了人民群众不可小觑的巨大力量，以及羌族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坚定决心。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羌族的总人口数量为309576人。这一数据反映了当时羌族人口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情况。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最新记录，中国境内羌族的人口数量已增长至312981人。这表明在过去几年中，羌族人口呈现了一定的增长趋势。这些数据不仅为我们了解羌族人口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视与精准性。
【政治】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便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置了名为“湔氐道”的行政机构。这一举措标志着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体系之中。 到了汉代，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区域内的多民族聚居地，朝廷设立了汶山郡，专门管辖当时生活在此地的“六夷、七羌、九氐”等众多部落族群。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汉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构成与文化交融。 进入隋唐时期，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制度，推行了“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其周边区域，唐朝设立了茂州都督府，并在其下辖多个羁縻州。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又给予了当地部族一定的自治权，促进了区域稳定与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政权继续沿用并细化了这一管理模式，在此区域内设立了茂州，下辖汶山、汶川、石泉以及通化四个县；同时设立维州，下辖保宁、小封两个县。这些行政区划的范围大致涵盖了现今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的广大区域。 宋代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在此区域内设置了茂州与威州两大行政单位，分别管辖两县及十几个羁縻州。值得注意的是，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石泉县被调整隶属关系，改由绵州直接管辖。这一系列变化充分展示了历代王朝对该地区治理方式的不断探索与调整。
元代时期，土司制度开始在西南地区推行。当时设立了茂州，并下辖汶山、汶川两县。朝廷委派土官治理地方事务，在这一区域设置了安抚司、千户所和万户府等机构。如今的平武县境内，当时还专门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负责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个重要寨区。其中，“白草”即为今天的北川羌族聚居地。 到了明代，土司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在茂县等地，先后设立了多个土司机构，例如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以及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等。此外，还有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等行政单位。同时，在杂谷地区设有安抚使司，在瓦寺地区则有宣慰司等高级别机构。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广泛且层级分明的地方治理体系。 在北川县境内的中西部地区，如开坪、坝底等地，也新增了两个小型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他们主要负责对周边羌寨进行直接管理，确保地方秩序稳定。至此，羌族民众基本全部纳入了土司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司制度之下，各寨内部还设有牌头和寨首这样的基层管理人员，以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朝廷还在这些区域内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具体表现为设置大量的关隘、堡垒和墩台，并派遣军队驻守，以保障当地的安全与稳定。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管理体系，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高度重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朝初期，现今北川的马槽、白什一带被称为“下五簇”的羌族寨子，分别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管理。同时，茂州的陇木土司以及叠溪地区的大姓土司和小姓土司也对部分羌寨实施了管辖。到了乾隆年间之后，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羌族聚居区逐步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这一政策以中央派遣的流官取代了原有的土司政权，标志着羌族地区进入了由流官直接统治的时代。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融合羌族社会，清政府针对北川羌族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管理措施。具体做法是，在地方设置一些既精通羌语又熟悉汉语的人员担任“通司”。这些“通司”在政府与羌民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一方面负责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令准确传达给羌民；另一方面，他们也将羌民的意见和诉求反馈至上级部门。此外，在司法事务方面，羌寨内的刑狱诉讼案件需由知县亲自处理，而日常的内部事务则允许羌寨自行管理，体现了因地制宜、尊重民族习惯的原则。 这一特殊管理模式所覆盖的区域包括现今的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镇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当时，这些地方被统称为“番寨”。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上述区域才正式划归地方政府直接管辖，从而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特殊管理模式。
民国初年，随着时局的变化，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度逐渐形成并趋于稳定。其中，二十八军将松潘、理县、茂县以及汶川一带划定为自己的防区范围，并在羌族聚居地区专门设立了“屯殖督办公署”，以此加强对当地事务的管理与控制。 到了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对羌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将这一区域划归“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进行管辖。值得注意的是，该专署的驻地被设置在了茂县，成为当时羌族地区的重要行政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地方治理，保甲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并全面推行，从而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 然而，在北川全境范围内，由于历史上“改土归流”的政策实施，许多原本居住于深山之中的羌族居民逐渐被视为“汉人”。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民族身份认定上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国家政策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落地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羌族地区自古以来就被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行政建制之中，这不仅将羌族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更使得羌族地区与祖国的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源远流长，而羌族与汉族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贯穿历史始终，从未有过间断。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过程中，就有不少羌族人民参与其中，为这一伟大工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随着历代中央政权在此地派遣官员、设立治理机构，客观上促进了羌族与汉族人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增进。两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逐渐加深，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好局面。 在经济交往方面，羌族人民常常以马匹、药材以及其他土特产品，与汉族进行交换，从而获取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互通有无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部分羌族民众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传统文化的传播进一步拉近了两族人民的距离；另一方面，大量宗教活动场所的兴建，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同时，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羌族地区，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此外，商业贸易也开始在当地兴起，茂州、北川等地成为了汉、羌商户云集的繁华之地。这些变化，不仅推动了羌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更为羌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长期的历史互动与共同发展，羌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精彩篇章。
【文化】
羌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除了靠近藏族地区的一部分羌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外，其余大部分羌族人普遍信奉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信仰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包含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羌族的宗教体系中，白石（白色石英石）是神灵的重要象征。这些白石被供奉在山林、屋顶以及室内等不同场所，以此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例如，在传统的碉房屋顶四角通常会供奉五块白石，分别代表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其中，天神的地位最为崇高，被认为是主宰万物、决定人间祸福的关键存在。 在家庭内部，堂屋中的神龛也供奉着众多家神，统称为“角角神”。这些家神包括祖先神、女神（保佑妇女）、男神（保佑男子）、牲畜神（祈求六畜兴旺）、财神（招财进宝）、仓神（守护粮食与财物）以及门神（抵御灾难）。此外，在火塘上的三足架中，有一足上系着一个小铁环，这象征着火神的存在。 对于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家庭，他们还会供奉各自的祖师神。比如猴头神、药王神、石匠神、鲁班、太上老君等。这些神灵不仅体现了羌族人对职业技艺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行业传承的崇敬之情。 随着历史的发展，部分羌族地区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灶神、土地神、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川主、关圣人、玉皇大帝等汉传神灵的供奉。这种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充分展现了羌族文化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羌族的祭师，在羌语中被称为“释比”或“许”，他们不仅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神职人员，同时也是普通的农业生产者，可以娶妻生子，过着与普通民众相似的生活。然而，在羌族社会中，他们却占据着极为崇高的地位。释比所诵读的经文，全靠师徒之间、父子之间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从未间断。 在羌族文化中，人们深信释比能够通达神灵，拥有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负责主持各种重要的仪式和活动，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祭祀山神、供奉祖先、还愿祈福、看病驱邪、消灾避难、招魂安魂、占卜吉凶、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儿命名，以及超度亡灵等。此外，释比还会进行预卜占卦（包括羊髀骨卜、鸡蛋卜、白狗卜等多种形式）、驱鬼除邪（如送茅人仪式）、踩红锅、踩犁铧、开红山、划水碗等一系列巫术活动。 在这些仪式中，释比使用的法器种类繁多，包括羊皮鼓、猴头帽、神杖、铜锣、令牌等，每一件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在作法之前，释比需要进行净身仪式，通过燃香柏熏身或杀白鸡祭祖，以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和敬意。 释比所诵的经文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主要分为三类：神事经，主要用于请神、敬神或还愿时吟诵；人事经，在婚丧嫁娶等场合中诵唱；鬼事经，则用于驱鬼避邪。每次法事结束后，村民们通常会以金钱、食物或其他有用的物品作为回报，表达对释比的感谢与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茂县维城一带，释比还掌握着一种无文字的图经画卷《刷勒日》，这本圣书被当地羌族视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释比一直是羌族口头传承和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的存在不仅连接了人与神灵的世界，更将羌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代代相传。
服饰
羌族服饰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多样性使得羌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其中，汶川县的龙溪、绵虒、雁门，理县的蒲溪，茂县的赤不苏、黑虎、三龙、渭门，北川县的青片，以及松潘县的镇坪等地的服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充分展现了羌族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 在头饰方面，羌族男女普遍会用头帕包裹头部，这一习俗不仅体现了羌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在赤不苏一带，妇女们盛行佩戴一种被称为“一匹瓦”的头饰。这种头饰形状类似瓦片，由青布制成，并绣有精美的花纹，同时还会用银牌和环扣作为装饰，显得既庄重又美观。而在黑虎乡，妇女则习惯用白布帕包头，这种样式在当地被称作“万年孝”。据传，这一习俗是为了纪念一位民族英雄——黑虎将军，以此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之情。此外，理县蒲溪地区的妇女在包头时会使用黑色头帕，而头帕的前端会露出一块白色布块，这种独特的设计让人联想到喜鹊的模样，因此得名“喜鹊头帕”。 以上这些服饰细节不仅反映了羌族人民的智慧与审美情趣，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穿着的服饰多以棉布或锦缎制成（在过去，这些布料通常是自制的土布或麻布）。服饰的款式为长衫，右衽设计，整体较为宽松，其外形与旗袍有几分相似。男性的长衫长度一般过膝，而女性的长衫则有的甚至可以垂至脚背。 在色彩的选择上，会因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中老年人通常偏爱单一色调的蓝色或黑色，而年轻姑娘则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色彩艳丽、充满活力的服饰。此外，在衣领、袖口以及对襟部位，常常装饰有精致的扎花图案。斜襟部分还会镶嵌一到三指宽的花纹，有些甚至还装饰有梅花形状的银饰，所有这些装饰均为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纹样丰富多样，色泽鲜艳亮丽。 在这样的衣衫之外，人们还会再套上一件无领、无袖且无扣的羊皮褂子。这件羊皮褂子的四周会露出垂下的长毛。根据天气情况，晴天时毛会朝外，既美观又能更好地保暖；而雨天时毛则会朝内，这样可以起到防寒、挡雨的作用。同时，羊皮褂子还可以用作垫坐、垫背，或者在需要时用来负重，功能十分多样。
羌族的服饰文化独具特色，充分展现了这一民族的独特魅力。在日常穿着中，羌族男女都会使用束腰带，而女子则更加注重装饰性，她们喜欢在腰间系上精美的花围腰和绣花飘带，这些饰品不仅色彩鲜艳，还常常带有精致的手工刺绣图案。相比之下，男子则会在腰部系上裹肚，显得简洁而实用。 生活在高山或半高山地区的羌族人，为了适应复杂的地形和气候条件，通常会用麻布或毡子缠绕绑腿。这种习惯既保暖又方便行动，体现了羌族人民对自然环境的高度适应能力。 在鞋类方面，羌族自制的“云云鞋”堪称一绝，极具民族特色。这种鞋子形状酷似小船，鞋尖微微上翘，鞋面上绣有精美的云纹图案，寓意吉祥如意。未婚的青年男子和姑娘们常穿绣花彩鞋，以彰显青春活力；而中老年人则偏好素色圆口布鞋，简约而不失庄重。 在装饰品的选择上，羌族女性尤其讲究。她们普遍喜爱佩戴银牌、领花、耳环、手镯、戒指以及发簪等饰品。其中，有些戒指还会镶嵌玛瑙、玉石或珊瑚等珍贵材料，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美感与价值。此外，不少女性还会在胸前挂上链珠和一种名为“色吴”的椭圆形饰物，使其装扮更显华丽典雅。 而成年男子的装饰风格则偏向实用性，他们习惯随身携带腰刀、烟袋和铁火镰等物品，这些物件不仅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时也成为其身份和个性的一种象征。通过这些独特的服饰与配饰，羌族的文化传统得以生动地传承与展现。
饮食
羌族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多样，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 主食方面，主要以玉米、洋芋（土豆）、小麦以及青稞为主，同时还会搭配荞麦、油麦等杂粮，再加上各种豆类作为补充，使主食结构更加均衡营养。而在蔬菜方面，羌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四季分明，因此蔬菜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在传统美食中，搅团、玉米蒸蒸、“金裹银”或“银裹金”、洋芋糍粑、煮洋芋、猪膘肉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佳肴。这些食物不仅味道独特，而且制作工艺也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饮食文化。 此外，羌族人还有普遍吸食兰花烟的习惯，这种习俗在当地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在饮品方面，他们特别喜爱咂酒、“玉米蒸蒸酒”以及蜂蜜酒等传统美酒。其中，咂酒是一种在羌族地区广为流传的特殊饮酒方式，它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在节庆或重要场合中用以表达热情好客的传统礼仪。
建筑
羌族的聚居地通常选择在向阳、背风，且具备耕地与水源的高半山或河谷地带。在这里，他们筑屋造房，逐渐形成了由几户至几十户组成的自然村寨。 羌族的传统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碉楼与碉房。其中，碉楼是一种具有古代建筑遗存特征的特殊建筑，早在汉代时便被称作“邛笼”。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冉駹人“依山而居，垒石为屋，高者可达十余丈”，这种建筑最初主要用于防御外敌和储存粮食、柴草。它们往往矗立于关口要隘或者村寨附近及中心位置，以石料砌筑而成，外观雄伟壮观，结构坚固实用。碉楼的楼体多呈现四角、六角或八角形，底部粗壮，顶部稍细，棱角分明，结构严谨。内部一般设有六七层，最高的可达十三四层。例如，在1988年四川省北川县羌族乡永安村发现的一处明代古城堡遗址“永平堡”，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充分展现了羌族传统建筑的卓越技艺。 另一种建筑形式是碉房，也被称为“庄房”，主要用于居住。碉房外形呈方形，通常分为三层（也有两层或四层的情况）。上层用来堆放粮食，中层供人居住，下层则用于圈养牲畜。楼层之间通过用独木制成的锯齿状楼梯连接。此外，碉房的房顶功能多样，不仅可以用来脱粒、晒粮、晾衣，还在四角设有塔形石龛，上面放置白石，象征着天神的居所。中层楼内两端为卧室，中间则是堂屋，这里是家庭成员日常聚会、接待客人、欢庆歌舞以及举行祭祀仪式的重要场所。堂屋内设有神龛，供奉祖先、家神以及其他诸多神灵，并砌有火塘，火种终年不熄，被誉为“万年火”。 羌族碉房的建造工艺独具特色，完全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以泥土和石料为主要材料。在建造过程中，无需绘制图纸、吊线定位，也不依赖柱架支撑，而是由当地的男性劳力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巧妙地结合地形，分台筑室。因此，碉房的形式多样，层次不一，既冬暖夏凉，又牢固耐用，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出行
羌族聚居的地区，山峦叠嶂，峡谷深邃，地形复杂，交通极为险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羌族人民凭借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多种独特的桥梁与道路形式，例如竹索桥、“悬筒渡索”的溜索、木架结构的挑桥，以及开凿于悬崖峭壁间的栈道。 其中，索桥在古代被称为“笮”。这种桥梁完全依靠竹绳构建而成，两端固定于河谷两岸坚固的物体上，无需使用铁钉，也不需要桥墩支撑。它通过多条并排的竹索横跨江面，并在竹索上方铺设木板，从而形成可供人畜通行的通道。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羌族先民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们在工程技术上的卓越才能。 至于栈道，则是另一种令人惊叹的建筑形式。它是通过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孔洞，插入横梁，再铺设木板而形成的悬空通道。有些栈道甚至直接修建在道路中断的地方，利用片石砌成保坎，将木梁置于其上，确保行人能够安全通行。这些栈道不仅是古代交通的重要纽带，也是羌族人民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伟大创举。 时至今日，在羌族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的栈道遗存。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着羌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精神。这些古老的工程奇迹，不仅是羌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
羌族的家庭结构主要以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长制为核心，通常由祖孙三代或父母与子女两代共同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在儿子成婚之后，一般会另立门户开始新的家庭生活。但如果是独子或者幼子，则通常会继续留在父母身边一起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父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主要负责安排和支配家中的经济生活，同时对子女的婚姻大事以及财产继承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此外，父亲还会组织或参与宗教祭祀活动，并代表家庭进行对外社交等活动。而母亲的主要职责则是参与劳动生产以及操持家务，确保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在羌族家庭中，舅权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婚姻及家庭事务方面，舅舅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在男女婚事上，必须事先征得母舅的同意才能进行；当母亲去世时，也需要经过母舅的许可才能够办理入葬事宜；在分家过程中，通常由母舅主持整个过程以确保公平合理。此外，母舅还承担着对小辈进行管教和抚养的责任与义务，这体现了家族内部紧密的联系和支持体系。
【礼仪】
人生礼仪
羌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而独特的人生礼仪，这些传统不仅体现了羌族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 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按照习俗，女婿需要携带礼物前往岳母家报喜。亲友们则会带着衣物、祝米、鸡蛋以及挂面等物品前来探望产妇，表达祝福之情。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习俗：生子之后会在家门口悬挂靴子作为标志。如果生下的是女孩，那么靴子的鞋面会朝上；若是男孩，则鞋面朝下。此外，在孩子出生后，家庭通常会邀请释比（即羌族中的宗教人士）来家中做法事，期间忌讳有陌生人到访。
关于姓氏，羌族普遍使用汉姓，孩子的姓氏一般跟随父亲。取名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家庭会请释比为孩子命名，有的则由长辈根据个人意愿决定名字。当孩子满月和满岁的时候，家人还会设宴邀请亲友前来庆祝，分别称为“满月酒”和“满岁酒”。为了祈求孩子的平安健康，家长往往会给孩子戴上长命锁，以此达到避邪祛病的目的。 对于羌族男子而言，年满十五周岁时要举行一项重要的成年礼——冠礼。这项仪式通常安排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之间进行。届时，主人家会邀请众多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大家围坐在火塘周围。受冠礼者需穿上崭新的衣服，面向家中神龛跪拜叩首，以示敬意。随后，他将接受释比所代表的天神赠予的礼品，这是一件用白色公羊毛线栓系五色布条制成的护身符，将其围在脖子上象征着保护。接下来，由家族中的长辈讲述祖先的历史故事，或者由释比诵读经文，向家神及众多神灵祷告祭祀。
在待客方面，羌族人有着非常热情好客的传统。当客人来访时，他们会通过鸣枪放炮的方式来表示欢迎，并让客人坐于上位，主人则献上茶水和美酒表达祝福之意。同时，羌族还有挂红的习俗，这是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以及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与赞美之情。
敬老是羌族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在饮咂酒的过程中，首先由年长者用羌语致开坛词，其内容主要是向神灵祈福。接着，人们按照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以及主客身份的顺序，利用酒杆依次吸饮。在宴席上，老人享有坐上位的权利，只有等到老人就座之后，其他人才能坐下。在路上遇到老人时，年轻人应当尊称并主动让路。在歌舞活动中，通常由老人领唱。另外，羌族人也非常注重为老人举办祝寿活动。
语言
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主要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两大分支。其中，北部方言广泛流行于茂县北部的赤不苏区、较场区，以及中部的沙坝区等地。此外，在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还有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也普遍使用北部方言。根据地域差异，北部方言进一步细分为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曲谷、镇坪、三龙、黑虎、沟口渭门等9种土语。 而南部方言则主要通行于理县、汶川县以及茂县南部地区，下设雁门、龙溪、绵虒、蒲溪、木卡和桃坪6种土语。这些土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言特点，但整体上仍保持着羌语的基本特征。 由于羌族与汉族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许多羌族人民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汉语，还习惯于使用汉字进行记录和表达，这为跨民族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羌族才结束了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1989年5月，在尊重羌族人民意愿并依据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经过数年的深入调查研究，创制组最终设计出了一套以26个拉丁字母为基础形式的《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这一方案于1993年顺利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定，并随后在茂县、汶川县、理县及松潘县等羌语主要分布区域开始推行。羌文的推广不仅为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保护和弘扬羌族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
民间文学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依靠人们世代之间的口授以及长期的歌唱活动得以传承。这种集体创作的结晶涵盖了广泛的题材，包括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生动地反映了羌族的历史进程、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感情。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独特的艺术特色，堪称羌族文化的珍贵瑰宝。 例如，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不仅歌颂了羌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还深刻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婚姻的美好追求，展现了不畏神权的精神风貌。而英雄史诗《羌戈大战》则由序歌、羊皮鼓的来源、大雪山的来源、羌戈相遇以及重建家园五个部分组成，清晰地再现了古羌人在历史长河中的迁徙记忆，为研究羌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羌族民歌同样丰富多彩，大多源于见景生情，即兴发挥，能够真实抒发出演唱者在不同情境下的心境。根据内容和用途的不同，羌族民歌可以分为酒歌、山歌、情歌、时政歌、劳动歌、喜庆歌以及丧祭歌等多种类型。其中，酒歌是在饮酒场合中专门演唱的一种歌曲，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引领众人合唱，其内容多涉及颂扬英雄事迹、先辈功绩以及欢迎宾客，具有很强的礼仪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以及茂县的赤不苏、较场等地，至今仍然流行着独具特色的多声部民歌。这些民歌在演唱技巧上极为独特，不仅包含二声部、三声部、五声部乃至更多声部的组合形式，还存在合声民歌的不同表现方式，充分体现了羌族音乐艺术的多样性与深厚底蕴。
羌族的民间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魅力。其中包含了许多广为人知且极具趣味性的项目，例如推杆、拳下翻身、抱蛋、仰卧抱杆起、扭棍子以及摔跤等。这些体育活动不仅展现了羌族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合，更是他们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运动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体现了羌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勇敢坚韧的精神品质。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羌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其背后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
【艺术】
乐器
中国的民间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其中较为典型的包括羌笛、口弦、唢呐、锣、钹、响盘（铜铃）、羊皮鼓、指铃以及肩铃等。这些乐器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音乐智慧。 在众多民间乐器中，羌笛无疑是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羌笛是一种六声阶的双管竖笛，其构造独特，音色迷人。演奏时，羌笛多以独奏形式出现，曲调自由奔放，大致可以分为劳动曲、爱情曲和迎春曲三大类别。每一类曲调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文化意义，能够生动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 羌笛的音色尤为特别，它通过音层之间的相互叠加，形成双音叠韵的效果，使得整体旋律柔和而悠扬婉转，带给人一种深沉且略显悲凉的意境。
舞蹈
羌族舞蹈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智慧与魅力。其舞风古朴典雅、粗犷优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根据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背景，羌族舞蹈主要分为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以及集会性舞蹈四大类，虽然各类舞蹈的基本动作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每一种都独具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自娱性舞蹈**是羌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莎朗”和“席步蹴”。这两种舞蹈通常出现在节日庆典或喜庆活动中，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人们载歌载舞，尽情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这种形式的舞蹈不仅是羌族人民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祭祀性舞蹈**则承载了羌族人对自然、祖先及神灵的崇敬之情。其中，“羊皮鼓舞”是一种极具历史厚重感的舞蹈形式，表演者多为释比（即羌族中的祭司），他们在庄严肃穆的宗教祭祀场合中进行舞蹈，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和仪式，祈求神灵庇佑，达到敬神、消灾、避难、祈福的目的。而“铠甲舞”则主要流行于茂县、黑水县等地，是在为战死沙场的将士、民族英雄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隆重葬礼时表演的一种舞蹈。舞者身披生牛皮制成的铠甲，头戴插有野鸡翎和麦秆的头盔，肩挂铜铃，手持兵器，分列对阵而舞。整个过程气势磅礴，吼声震天，唱、跳和吆喝融为一体，生动再现了古代将士的英勇无畏，令人叹为观止。 **礼仪性舞蹈**则是羌族人民在迎宾待客等重要场合中展示的一种特殊舞蹈形式。这类舞蹈韵律独特，动作优雅，尤其注重胯部的表现，充分体现了羌族原始古朴的审美意识。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羌族人民热情好客、尊重宾客的美好品格的体现。 **集会性舞蹈**则是一种以男性为主的集体舞蹈，常用于大型聚会或庆祝活动。舞者们一边唱着具有召唤性和示威性的歌曲，一边发出浑厚、威武的吼声，踏步走出各种队列和阵形。这种舞蹈反映了古代出征战士高昂的士气，同时也彰显了羌族人民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羌族民间舞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保护。艺术家们通过对传统舞蹈的挖掘、抢救和提炼改编，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舞台作品，如《铠甲舞》、《腰带舞》、《羌族锅庄》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更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赞誉。特别是自1991年以来，阿坝州艺术馆推出的羌族莎朗舞，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各族群众的喜爱，也让无数中外游客感受到了羌族舞蹈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 羌族舞蹈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了羌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也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通过不断传承与发展，羌族舞蹈将继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世人带来更多美好的艺术体验。
工艺
羌族民间工艺中，挑花与刺绣堪称最为出色的代表。这些技艺无需事先绘制图稿，羌族妇女便可凭借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在织物上描绘出各种优美图案，进而绣制出绚丽多彩的艺术品。其题材广泛，取自自然界中的万物生灵，通过挑、扎、绣、勾、纳、提、拼、扣、纤等多种针法的单独运用或巧妙结合，将精美的图案绣于头帕、衣服、腰带、裹肚、围腰、鞋袜、香包等局部位置。这些工艺品不仅美观漂亮，而且经久耐用，充分展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除了刺绣之外，羌族工匠在金属器物制作方面也颇具造诣。他们打造的三足架（铜制或铁制），以及簪子、耳环、手镯、戒指等金银首饰，均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而闻名。同时，石匠们精心凿制的石狗、石柱、门坊和碑刻等作品，同样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精湛的技术水平。这些工艺品既体现了羌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了民间工艺的独特魅力。 进入现代社会后，羌族的传统工艺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马鞍、耳环、手镯、帽花、挂饰、佩饰等各类饰品，以及石雕、木雕、漆器、织毯等艺术品，特别是挑花和羌绣等民间工艺，都以其鲜明的民族传统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精巧绝伦的技艺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些工艺品不仅兼具实用性和审美价值，更成为羌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成立后，羌族民间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推广。1959年7月，汶川县汪玉花创作的挑花围腰《幸福海洋》在成都参展，并荣获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一等奖。1978年，羌族服饰以古朴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精湛的艺术水准，赢得了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高度评价。同年年底，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更是购入羌族服饰进行收藏，使其成为世界了解羌族文化的重要窗口。1980年，阿坝县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远销至美国、加拿大、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家，为羌族民间工艺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些成就不仅展示了羌族民间工艺的卓越品质，也证明了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习俗习惯】
春节
羌族人民非常重视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春节，也被称作“过大年”，是羌族家庭团聚共度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每家每户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扫尘除旧、敬奉灶神，并且精心筹备丰富的年货，以迎接新年的到来。除夕之夜，家家户户会烧制猪头肉，用来敬献祖先和神灵，表达对先辈的缅怀与尊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享用团年饭，随后围坐在火塘旁守岁，共同祈愿来年平安幸福。 大年初一这一天，按照习俗一般不从事劳动，也不串门拜访他人。从初二开始，亲戚朋友之间便互相走访，互致新春祝福。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人们张灯结彩，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欢庆团圆时刻。而到了正月三十，则要举行送年的仪式，为整个春节画上圆满的句号。 除了春节之外，羌族还会庆祝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羌历年、祭山会以及领歌节。 羌历年，在羌语中被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日子”，有时也被叫做“过小年”。这一节日原本是在秋季粮食丰收之后，用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明还愿的重大庆典。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长短不一，通常持续三到五天，有些村寨甚至会延续至初十。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还愿敬神和享用丰盛的宴席。在20世纪80年代，羌历年曾一度中断，直到1988年才得以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欢庆的重要节日。如今，在羌族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现羌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祭山会也是羌族极为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被称为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这是羌族人民对白石神——象征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进行祭祀的一项重要活动，同时也是祈求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由于各地气候条件的不同，祭山会举行的具体时间与次数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会在正月、四月或五月进行，频率上也有一年一次或两三次之分。 领歌节，在羌语中称为“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四川省茂县曲谷一带。这一节日定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果该寨当年有13岁至50岁的妇女去世，则活动将暂停）。领歌节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而设立的。整个节日活动通常持续三天时间，在这期间，妇女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忘情欢跳莎朗舞，而农事和家务则由男人们负责操持。这一节日不仅体现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展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婚嫁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羌族的婚姻制度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这一时期的婚姻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以及“买卖婚”等，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婚姻中尤为注重门当户对的原则，同时还存在转房、入赘和抢婚等独特的习俗。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风气逐渐开放，自主婚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传统的礼仪程序仍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昔日的婚姻仪式也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使整个过程更加丰富多彩。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还为婚礼增添了更多的喜庆氛围。 羌族的婚嫁仪式主要分为订婚和结婚两个阶段。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方对女方有意，男方家庭会准备一份礼物，请红爷前往女方家提亲。女方家庭在同意这门婚事之前，必须征得母舅的许可。之后，红爷会携带猪膘、酒等礼品前往女方家，参加一场名为“许口酒”的宴席。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庭再次邀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举办“小订酒”宴席，邀请近亲参与，并请释比（即羌族中的巫师）测算双方的生辰八字，选定一个吉祥的日子作为结婚日期。随后，男方家庭需备下厚重的礼物前往女方家报期，并在女方家举办一场盛大的宴席，称为“大订酒”，这是正式的订婚礼，旨在欢宴女方整个家族。至此，两家开始筹备婚礼，共同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这一重要日子的到来。 “花夜”是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婚礼中最隆重的一道程序。通常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由男方家举办的称为“男花夜”，由女方家举办的则称为“女花夜”。这一天，女方家宾客盈门，桌上摆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如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这些食物饱含圆满、吉祥和喜庆的美好寓意。 男方派出的迎亲队伍通常由能说会道的人组成，他们会受到女方家的热情款待。双方还会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是一种以歌盘问的形式进行的互动，方式为一问一答，内容广泛且形式随意而风趣，为婚礼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次日清晨，身穿嫁衣的新娘会在舅舅的陪同下披上红绸，哭嫁并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达男方家门口后，释比会主持一场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可能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然后向新人送上祝福。接下来，众人会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依次拜谢祖宗创业恩、父母养育恩、夫妻白头偕老的愿望、子孙强健的祈求，以及对亲人和宾客的感谢，最后夫妻对拜。完成拜堂仪式后，新娘正式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共同欢宴庆祝。当晚，男方父母会点香敬神，为新人送上祝福。所有来宾则在院坝中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场面热闹非凡。 次日为谢客日，主人家会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需要带上一个猪头和一根猪尾巴去感谢红爷，象征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短暂停留几日，而新娘则可以住上数日、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由丈夫接回，正式开始家庭生活。这样的习俗不仅体现了羌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展现了他们对婚姻和家庭的高度重视。
丧葬
羌族的葬式文化丰富多彩，主要包含火葬、土葬和崖葬三种形式。其中，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据《吕氏春秋·义赏》记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同时，《太平御览》引用《庄子》佚文提到：“羌人死，焚而扬其灰。”这些文献充分说明了火葬在羌族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直至清朝中期，在茂县的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火葬依然作为一种传统习俗被保留下来。并且，每个家族都拥有自己专属的火坟场，用于安放逝者的骨灰。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之封建王朝的提倡，逐渐将土葬作为主要的葬式，并一直延续至今。在羌族村落中，遇丧时邻里之间有着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良好习俗。当有亲人去世时，丧家需要及时通知亲属，并向母舅家详细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此外，还会邀请释比进行杀羊祭祀，通过特定仪式测算下葬的具体日期。通常情况下，三天之后，逝者会在选定的风水宝地入土为安。在此过程中，逝者的家人会在新坟前点燃篝火，焚烧柏枝，敬奉香蜡、烟酒以及肉类等供品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家属还需再次准备祭品，并对墓地进行修整。至此，整个丧葬礼仪才算正式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的部分地区。如果儿童不幸夭折且年龄未满三岁，羌族人会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遗体，然后将其放置于山岩洞穴之中。这一独特的葬式反映了羌族人民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禁忌
羌族的民间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独特的禁忌，这些禁忌不仅体现了羌族人民对生活的敬畏，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典型禁忌： 火塘在羌族家庭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按照传统习俗，任何人不得随意跨越火塘，也不能在火塘边争吵或说出不吉利的话语。此外，火塘边的座位有严格的性别区分，如果坐错了位置，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火神的冒犯。 当家中有人生病时，为了防止外来的不良影响，通常会在家门外放置一条板凳作为标志，以此谢绝外人进入，确保病患能够得到安静的休养环境。 在正月初一这一天，羌族人特别注重言行举止。这一天应避免大声叫骂，同时不能动用火钳、绳子和菜刀等物品，以祈求新年的平安与吉祥。 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是禁止妇女参与的，这反映了羌族传统文化中对于宗教仪式的特殊规定。 在婚俗方面，孕妇不能进入新婚夫妇的新房，以免“压喜”，影响新人的幸福。同时，新娘出嫁时不能回头看，否则可能招来霉运，导致失财。 另外，在孩子未满月之前，产妇不得进入灶房，因为这可能会得罪灶神和家神，从而带来不利的影响。 以上禁忌展现了羌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了解和尊重这些传统习俗的同时，也要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