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氐[bā dī]~五胡之一 中国历史氐族的分支
巴氐[bā dī]族
外文名：Ba di
所处时期：先秦时期至南北朝时期
概述
巴氐是氐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氐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民族群体，自先秦时期至南北朝时期，氐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今天的甘肃、陕西、四川等省份的交界地带，其中大部分人口集中于陇南地区。 关于氐族的起源，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氐族与羌族同源而异流，即两者在远古时期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民族群体。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尽管氐族与羌族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但它们从来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无论哪种观点更为准确，氐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周边地区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这一民族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还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
氐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聚居在今天的西北地区。在东晋时期，这个民族曾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建立起多个重要的政权，例如前仇池国、前秦国以及后凉国等，为那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氐族的自称是“盍稚”，而“氐”这一称谓则是由其他民族赋予他们的。随着魏晋时期的到来，“氐”逐渐也被氐族人自身所接受并使用。关于“氐”这一名称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与秦陇、巴蜀之间山峦叠嶂的地势特征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像“陇阺”这样的地名，就反映了当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由于氐族与羌族相邻而居，先秦时期的人们常常将他们视为居住在氐地的羌族，但同时又意识到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将其称为“氐羌”，或者直接简称为“氐”。孔晁在注释《逸周书·王会篇》中提到的“氐羌以鸾鸟”时便指出：“氐羌，是指生活在氐地的羌族，因两者有所不同，故称之为氐羌，如今则单称其为氐。”由此可见，“氐”这一称谓是由最初的地名逐渐演变为族名的。 氐族内部部落众多，各部落因地理分布不同而有各自独特的名称，如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等。此外，还有一些根据服饰颜色命名的氐族分支，例如青氐、白氐以及蚺氐（也有学者认为即赤氐）。这些丰富的部落名称不仅体现了氐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古老民族曾经的辉煌与繁盛。
关于氐族的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氐与羌同源但分流；另一种则强调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但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殷商和西周时期，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例如，《尚书·牧誓》中提到商末期周武王率领“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讨伐商纣时，只提到了羌而没有提及氐。然而，在殷周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氐”字，不过当时的“氐”并非作为族称使用。例如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记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氐”才开始被用作族称。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灵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根据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中的氐人国。‘氐’与‘互’因字形相近而产生讹误，实际上‘氐’在俗文中正写作‘互’。”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存在“氐人”。然而，在先秦史籍中，往往将氐与羌连用或并称。例如，《诗经·商颂·殷武》写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提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中也记载：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由于羌族较早见于记载，并且氐羌常常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再加上《大荒西经》中将氐与羌都视为炎帝的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人的酋帅与羌人一样多为姜姓，因此有人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中明确表示：“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宋朝丁度等人编纂的《集韵》中亦提到：“氐，黎都切，音低，羌也”。还有人认为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的原因在于，部分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至河谷地区，由游牧生活转向农耕，并且在与周边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到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其语言、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氐与羌是有密切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属于西戎，居住在西方，地域相邻，且多交错杂居，因此两者关系十分密切。然而，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来看，两者差异显著。氐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与羌族不同，因此自古以来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至于氐族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提到，氐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其中街即街泉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獂道县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指的氐先人正是街、冀、獂道地区的诸戎，这与氐族的传统分布区域相符。上述诸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前361年（秦孝公元年）秦孝公向西斩杀戎之獂王之事，獂王很可能就是氐王。由此可知，街、冀、獂道之戎可能是氐族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氐族与古老的三苗部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三苗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尚书》的多个篇章，如《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等中，都有关于三苗事迹的记载。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推测，三苗部落最初的分布区域北至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这一地带与作为华夏文化重要来源之一的仰韶文化分布区紧密相连。然而，随着华夏部落集团逐渐向南方扩张，三苗部落被迫开始大规模迁徙。其中一支沿着汉水流域向西北方向迁移，这便是《舜典》中提到的“窜三苗于三危”。他们最终迁移到了渭水上游以及岷山以北的地区，而这一区域后来成为了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另一支三苗部落则向南迁移，到达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的地域，随后又继续向西迁移，逐渐分布在湘西、黔东一带。其中的一部分人群，被认为是今天苗族的祖先。 因此，有学者提出，三苗部落西迁和南迁的两支后裔，分别成为了氐族和苗族的重要起源之一。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第一，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后裔中的武陵蛮中，同样存在将盘瓠视为始祖的传说。这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承。 第二，同一文献还提到，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这种以服色作为部落区分标志的特点，与苗族的分类方式极为相似。苗族也以其服饰颜色的不同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多种分支。 第三，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氐人自先秦时期起便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而三苗的后裔——武陵蛮同样是农耕民族。这说明两者在经济形态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从地名遗存的角度来看，《水经注·渭水》条中提到：“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代学者孙星衍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而清水县所在的略阳郡，正是氐族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苗谷这一地名的出现，可能与“三危三苗所处”有一定的历史关联。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创始传说、服色特征、农耕方式，还是从地名遗存等方面来看，都可以发现氐族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为研究中国古代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综上所述，氐族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记载之中。关于其来源，有学者推测可能与三苗以及街、冀、獂道之戎等族群存在一定的关联。此外，由于氐族的活动区域与羌族相邻，并且长期处于杂居共处的状态，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部分羌族的成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特征。 进入汉魏时期之后，氐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较为强大且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时期，氐族不仅在人口数量上有所增长，同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其后续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常的观点认为，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汉时代，氐人的活动范围大致位于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区域。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魏晋时期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部相邻地带。具体来说，就是今天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西南部以及四川省西北部交界处，涵盖了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和涪江等河流的源头地区。 最初，氐人主要聚居于西汉水与白龙江流域。除了这些核心聚居地之外，他们还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生活状态。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那样：“自嶲地以东北方向，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数以十计，其中徙族和筰族势力最为强大；而从筰地再向东北延伸，部落首领同样数以十计，冉駹一族则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习俗各异，有的定居生活，有的则四处迁徙，主要分布于蜀地西部。再从冉駹之地继续向东北方向看去，部落首领依然数以十计，其中白马氏族最为强盛，他们都属于氐人族群。” 这段描述清晰地展现了氐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分布特点及其社会结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文化景象。
在汉代，氐族聚居的区域得到了系统的行政管理。当时设置了诸如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行政区划，并且特别设立了十三个以“道”命名的特殊行政单位。这一制度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秦代。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县中有蛮夷者称为道。”而《后汉书·百官志》也提到：“凡是管理蛮夷地区的县，称为道。”依据《汉书·地理志》以及《水经注·漾水》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汉代在氐族居住区设立的道和县包括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与甸氐道隶属于广汉郡，而湔氐道则归属于蜀郡。上述这十三个“道”，均位于陇山以南、汉中以西、洮河岷山以东以及冉駹以东北的区域，这些地理位置的描述与《史记》《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 从西汉时期一直到三国时代，氐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第一次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在此之前，即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西南边疆，派遣中郎将郭昌等人攻灭了氐王，并在此地设置了武都郡。随着新郡县的建立，氐族人逐渐受到排挤，不得不向周边的山谷地区迁移。到了公元前108年，“氐族人因不满而发动反叛，汉朝派兵镇压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将部分氐族人迁徙至酒泉郡”。《魏略·西戎传》对此进行了总结：“氐族人自古以来便有自己的首领。自从汉朝开辟益州、设置武都郡之后，氐族的部落被驱逐，一部分逃散到山谷之间，有的迁至禄福（应为‘福禄’），有的则定居于水和陇山附近。”因此，一部分氐族人迁移到了河西走廊的禄福地区，另一部分则迁往关中地区的水流域和陇山一带。汉武帝通过军事手段镇压了氐族人的反抗，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强制迁徙到酒泉郡，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事件发生在公元219年，即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势力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展开了连年的战争。氐族地区恰好位于曹操与刘备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成为了双方竞相争取的重要区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氐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同时也因局势动荡而内部逐渐形成了多股地方势力。 具体来看，在武都一带出现了四股主要的氐族力量：第一支是以阿贵为首领的兴国氐王，他驻扎在兴国城（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第二支是由杨千万领导的百顷氐王，其根据地位于仇池山（现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也有说法认为是成县西北）；第三支则是以雷定为代表的下辨（或写作“下辩”，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当时称为武街城）等地的七部氐帅，他们各自拥有超过万余落的氐族部落；第四支是窦茂所率领的河池（治所位于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镇附近）附近的氐人，他同样统领着万余人的氐族群体。这四股势力彼此独立，既不完全依附于汉室，也不完全归顺于魏国，而是试图维持自身的独立性。 公元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阿贵、杨千万等人联合马超一同反抗曹操。两年后，曹操命令夏侯渊向西发起军事行动。次年，夏侯渊成功消灭了阿贵，而杨千万则带领他的部众投靠了马超，并随同马超南下进入蜀地，最终归附于刘备麾下。那些未能跟随撤离的氐族部落只能选择投降曹操。曹操对这些被征服的氐人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曾经“前后两端”、态度摇摆不定的氐人，强制将其迁徙至扶风、美阳等地；而对于一直保持忠诚、“守善者”，则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天水、南安等区域。 到了公元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曹操亲自率军征讨汉中的张鲁，计划从武都经过氐族地区进军。然而，当地氐人却封锁道路进行阻拦，随后被曹操派遣将领击破。曹操由陈仓出发，穿过散关抵达河池时，窦茂凭借险要地形组织抵抗，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返回后再次攻打武都地区的氐羌部落，攻克下辨，并收获了十余万斛的氐谷。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到达汉中时，得知夏侯渊已被刘备击杀，考虑到武都地理位置偏远且孤立无援，担心当地的氐族部落会被刘备军队利用，于是下令让雍州刺史张既前往武都，将五万余落的氐人迁出，安置到扶风、天水两郡的范围内。不久之后，刘备攻占汉中，并进一步逼近下辨，此时魏国的武都太守杨阜又陆续将武都地区的汉族百姓、氐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一万余户迁往京兆、雍、天水、南安、广魏等多个郡县之内。 从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到公元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内的氐人仍有三千余落及六千余人被迫迁徙或者主动归附于曹魏政权，这些人最终都被安置在关中地区。与此同时，在魏蜀之间的长期争夺过程中，也有部分氐人选择迁居到蜀汉境内。这一系列的迁徙活动深刻影响了氐族社会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改变了相关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
到了魏晋时期，氐族人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原本聚居的武都、阴平二郡之外，他们还在关中与陇右地区的多个郡县形成了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聚居区。 其中一个重要聚居区域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的地带，尤其是在扶风郡，氐族人口数量较多。这一带的主要聚居点包括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美阳县（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北）、陈仓县（今陕西省陇县东南）以及隃麋县（今陕西省千阳县东）等地。 另一个重要的分布中心位于陇右地区，具体涵盖天水郡（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郡（治所位于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和广魏郡（治所位于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值得注意的是，广魏郡在晋朝时期被更名为略阳郡。这里诞生了一些著名的氐族家族，例如略阳蒲氏（后改姓苻氏）和吕氏，他们的祖先均是从武都迁徙而来的。 在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势下，汉国、前赵、后赵、前秦等政权多次将氐族人迁徙至关东及河北等地，使得氐族的分布区域日益广阔。例如，石虎曾将十五万落的氐族与羌族迁徙至司州和冀州；苻坚则将关中的氐族一万五千余户分别迁往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以及雍州蒲坂等地。 在氐族强盛时期，其总人口接近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些迁移不仅改变了氐族自身的地理分布格局，也对迁入地的文化融合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老民族，其农耕文化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氐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习俗。其中，建筑形式便是体现其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 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与氐族住宅建筑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这种建筑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技术水平，也体现了当地自然环境对居住方式的影响。《诗经·秦风·小戎》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这句话通过描述“板屋”这一具体意象，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以及情感状态。而在东汉时期，班固所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这里明确指出了天水、陇西两个地区由于山林资源丰富，居民普遍使用木材建造房屋。值得注意的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春秋时期起便成为氐族的主要聚居地，因此，《汉书》中提到的“民以板为室屋”自然也包括了氐人在内的生活习惯。 此外，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域如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这进一步印证了板屋作为氐族主要居住形式的历史事实。同时，《南齐书·氐传》也有相关记载：“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无论身份高低，氐族人都习惯用木材搭建房屋，并辅以泥土筑墙，这种建筑风格既实用又经济，非常适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 相比之下，羌族的居住形式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据史书记载，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也就是说，羌族的房屋通常采用编织而成的牦牛尾或羊毛覆盖屋顶，而这种建筑方式显然与氐族的板屋存在显著区别。由此可见，不同民族在适应各自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和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氐族的板屋不仅是其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该民族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梳理，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氐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独特的生活风貌。
在汉代时期，氐人已经发展出相对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系。根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其土地地势险峻，但物产丰富，有种植麻田的传统，并出产名马、牛、羊以及优质的漆和蜂蜜。”此外，鱼豢所著的《魏略》也提到：“氐人的风俗习惯中，擅长织布，精通农作物种植，同时善于饲养猪、牛、马、驴、骡等多种牲畜。”而《华阳国志》在描述武都郡的情况时进一步指出：“此地地形险要，盛产麻田，是氐傁族聚居之地，当地居民多为羌戎后裔。他们性格刚猛勇悍，这里不仅出产名马、牛、羊、漆、蜜等特产，还有一处名为瞿堆百顷的险要之地，氐傁常以此为据点进行反抗活动。”瞿堆百顷即指今天的甘肃省西和县南的仇池山，山上泉水丰沛，甚至可以通过煮土制盐。仇池山土地肥沃，可容纳数万户人口，成为氐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进入南北朝时期，除了部分外迁的氐人逐渐被汉族文化同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地区的氐族农业仍然持续发展。《梁书·诸夷传》记载，武兴国“土地适宜种植九谷（即多种粮食作物），并且广泛栽种桑树与麻类植物。当地盛产紬、绢、精布、漆、蜡、椒等物品，山中还蕴藏丰富的铜铁资源。”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氐人的纺织工艺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早在东汉时期，氐人的纺织品就已经远销内地市场。《说文解字》中记载：“絣，指的是氐人用特殊工艺织成的彩色条纹布；纰，也是氐人的一种纺织品。”氐人利用麻线编织出色彩斑斓且独具特色的“殊缕布”，深受中原地区欢迎，成为当时热门的商品。此外，漆器与蜡制品的生产，也表明氐人的手工业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秦时期，泾水渠的开凿工程以及区种法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包括氐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还推动了氐汉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氐人早期的社会组织状况，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彼时，氐人的各个部落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自有君长”，并且存在众多分支，每个分支都有各自的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王”和“侯”的角色已经确立。《魏略·西戎传》中提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这表明氐人很早就建立了以“王”和“侯”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各个部落“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虽然在名义上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册封，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在自己的聚居地保持了相对独立的部落组织形式。即使后来大量氐人迁入关中地区或留在原地，受郡县制度的管辖，但他们的部落组织依然得以保留，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氐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由豪帅或小帅进行管理。 氐人拥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长期与汉族等民族杂居共处，许多氐人也能够使用汉语进行交流。《魏略·西戎传》记载：“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这意味着当氐人处于自己的部落内部时，他们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沟通。同时，文献中提到：“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然而，这一表述可能存在一些讹误。《通典》则更为确切地指出：“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这说明氐语虽然属于汉藏语系，但它与汉语以及羌语等语言仍有显著区别。现今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和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马藏人，可能是古代氐人的后裔。由于长期受到汉族、羌族、藏族等民族的影响，白马藏人的语言已经变得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一些本民族语言的特点。例如，在基本词汇方面，诸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词汇，与藏语和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因素。 在服饰方面，氐人也有着独特的风格。他们崇尚青色、绛色和白色，擅长织造一种名为“殊缕布”的特殊织物，并喜欢穿着麻布制成的衣服。《魏略·西戎传》中描述道：“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而《南史·武兴国传》也提到了氐人的服饰特点：“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这些服饰特征与羌人的装扮明显不同。羌人通常穿着毛皮制作的衣物，披着毡毯作为装饰，并且习惯披散头发覆盖面部。 在婚嫁习俗方面，氐人早期的表现与羌族颇为相似。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魏略·西戎传》也提到：“其嫁娶有似于羌。”由此可见，氐人早期的婚嫁习俗可能与《西羌传》中的描述相近。然而，到了5—6世纪，由于氐人与汉族等民族的长期杂居，他们的婚俗和文化逐渐发生了变化。此时，氐人的婚姻仪式开始遵循六礼，具备了一定的书面礼仪规范，这与羌族的传统习俗已相去甚远。
在魏晋时期，统治者基于封建阶级的利益考量，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指导下，对内属的氐族上层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方面，他们通过封官赐爵的方式，试图以羁縻手段进行拉拢；另一方面，则设置了护西戎校尉一职，并驻扎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专门负责管理关中地区的氐、羌以及杂胡事务。同时，还派遣汉人担任司马和护军等职务，以此对这些少数民族加以监督。 在这种体制下，氐族人民不仅要接受本族大小帅的统治，还要遭受晋朝官吏的层层压榨。晋初曾明确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需缴纳租税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这一标准相较于曹魏时期的田租整整多出了一倍之多。此外，针对所谓“远夷”，又制定了“若不参与课田者，则需输义米，每户三斛，偏远地区五斗，极远之地则需缴纳算钱，每人二十八文”的苛政。而对于近夷，则要求他们“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承担极为沉重的赋役负担。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被委以边疆重任的地方官员，往往并非贤能之士。有的凭借狡诈手段，肆意欺压边疆少数民族；有的则为了私利，不惜妄加讨伐屠戮。这种种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许多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被迫沦为依附农民或世兵，甚至还有不少人被大规模地掠卖为奴婢。面对如此残暴的统治，内迁诸民族对晋王朝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到了公元294年（元康四年）秋八月，秦、雍地区的氐、羌等族群终于揭竿而起，共同拥立氐族首领齐万年为帝。齐万年出身于关中扶风一带的氐族豪强之家。潘岳在其《上关中诗表》中提到：“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由此可见，齐万年的先祖似乎早已纳入郡县管辖范围之内。齐万年起义之后，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的氐、羌等族群纷纷响应。起义的中心位于陇山一带。当年秋季，齐万年被推举为皇帝后，随即率领羌胡联军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不仅彰显了内迁诸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决心，也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在公元297年，即晋惠帝元康七年，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一年，一支规模庞大的主力军共计七万人驻扎于梁山（今陕西省乾县西北），他们蓄势待发，意图向东进攻长安，以图改写中原的政治格局。然而，晋朝迅速作出反应，任命梁王司马彤为大都督，全面负责关中的军事指挥，并率军屯驻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同时，建威将军周处等将领奉命率领五千精兵攻打齐地。双方在六陌（今乾县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然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却令晋廷深感震撼——晋军惨遭大败，周处亦在这场血战中英勇牺牲。 战局并未因此而平息。齐万年随后又与晋朝积弩将军孟观统领的宿卫兵及关中士卒展开了十余次激战。然而，由于粮草耗尽、援军无望，齐万年最终在公元299年（元康九年）正月于中亭川（今陕西省渭水支流漆水河）兵败被俘。他随即被押解至洛阳，不久后遇害。然而，他的余部并未因此而屈服，在寅人李特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转而进入益州蜀郡，继续进行反抗斗争。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流民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回溯历史长河，历代氐族政权的汉化程度颇深，因此关于其自身经济与文化的详细记载相对较少。现存最早且较为详尽的资料当属三国时期魏国人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根据该书的记载，氐族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他们擅长耕种田地、纺织布匹，同时也兼顾畜牧业的发展。在畜牧方面，他们饲养猪、牛、马、驴、骡等多种牲畜。此外，氐族内部存在众多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独特称号。在政治结构上，统治阶级中的“王”和“侯”已经形成，并且大多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与认可。 语言文化方面，氐族的语言与羌族和杂胡的语言相近，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汉语也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在姓氏体系上，氐族完全采用了汉族的姓氏制度。婚姻家庭模式则与羌族相似，但在服饰风格上，他们的装饰虽带有羌族的特点，但衣襟敞开的设计又与汉族的袍服相仿。由此可见，氐族的经济与文化既深受羌族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熏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融合状态。
【史籍记载】
《北史·氐传》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氏，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 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将军。无子，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
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王。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茂搜死，子难敌统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难敌死，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臣晋，晋以毅为征南将军。
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季龙，后称蕃于晋。永和十年，改初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复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国子安为武都太守。
十二年，国从叔俊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苻生，杀俊，复称蕃于晋。死，子世自立为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为秦州刺史，弟统为武都太守。世死，统废世子纂自立。统一名德。纂聚党袭杀统，自立为仇池公，遣使诣简文帝。以纂为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伐纂，克之，徙其人于关中，空百顷于地。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 苻坚之败，关右扰乱，定尽力于坚。坚死，乃率众奔陇右，徙居历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食储于百顷。招夷夏得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称蕃于晋。
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后以为秦州刺史。登国四年，遂有秦州之地，号陇西王。后为乞佛乾归所杀，无子。 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蕃于晋。天兴初，遣使朝贡，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仇池王。隔碍姚兴，不得岁通贡使。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守汉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为武都王。盛死，私谥曰惠文王。子玄统位。
玄字黄眉，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虽蕃于宋，仍奉晋义熙之号。后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蕃，许之。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
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难当固辞，请立保宗以辅之。保宗既立，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国险，宜立长君，反事孺子，非久计。”难当从之，废保宗而自立，称蕃于宋。
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石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被系。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流人有许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时宋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以思话未至，遣将举兵袭梁州，破白马，遂有汉中之地。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难当后释保宗，遣镇董亭。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后遣大鸿胪崔颐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
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贡献于宋不绝。寻而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太延初，难当立镇上邽。太武遣车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又诏喻难当，奉诏摄守。寻而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袭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将裴方明等伐之。难当为方明所败，弃仇池，与千余骑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宫。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炽守之，河间公齐击走之。
先是，诏保宗镇上邽，又诏镇骆谷，复其本国。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说保宗令叛。事泄，齐执保宗送京师，诏难当杀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为武都王，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齐逆击，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芦，武都、阴平氐多归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文德，走汉中，收其妻子、僚属、资粮。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赐死。初，公主劝保宗反，人问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礼，妇人外成，因夫而荣。事立，据守一方，我亦一国之母，岂比小县之主？”以此得罪。 文成时，拜难当营州刺史，还为外都大官。卒，谥曰忠。子和，随父归魏，别赐爵仇池公。子德子袭难当爵，早卒。子小眼袭，例降为公，拜天水太守，卒。
子大眼，别有传。小眼子公熙袭爵。正光中，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送租于南秦、东益，普惠启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进，遣公熙先慰氐。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密令访察，公熙果有潜谋，将为叛乱。子建仍报普惠，令其摄录。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东出汉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贿赂，终得免罪。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
文德后自汉中入统汧、陇，遂有阴平、武兴之地。后为宋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
保宗之执也，子元和奔宋，以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据城归顺，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将军、武都王，内徙京师。
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僧嗣死，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归顺。献文授文度武兴镇将，既而复叛。孝文初，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斩文度首。
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献文庙讳，以小名称。鼠自为武兴王，遣使奉表谢罪，贡其方物，孝文纳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将军、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从子后起统位，孝文复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复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寻还武兴，进号镇南将军，加督宁、湘五州诸军事。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集始遂入齐。景明初，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 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梁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道迁求援于集起、集义，二人贪保边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率众破天保，全汉川，朗之力也。集义见梁、益既定，恐武兴不得久为外藩，遂扇动诸氐，推绍先僣称大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外引梁为援。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
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诏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未几，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
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大统元年，绍先请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许之。绍先死，子辟邪立。
四年，南岐州氐苻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据地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复叛。赵昶时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乃定。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然后出兵讨之。擒盖闹，散其余党。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举众内附，自是职贡不绝。废帝元年，以深为黎州刺史。二年，杨辟邪据州反，群氐复与同逆。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
周文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兴州刺史。贵威名先着，群氐颇畏服之。来岁，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军回，法深寻与其宗人杨崇集、杨陈侳各拥其众，递相攻讨。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从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
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周明帝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辩、柏树二县人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属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赵昶讨平二县，并斩段吒。而阴平、葭芦氐复往往屯聚，与厨中相应。昶乃简精骑，出其不意，径入厨中，至大竹坪，连破七栅，诛其渠帅，二郡并降。及昶还，厨中生氐，复为寇掠。昶又遣仪同刘崇义、宇文琦入厨中讨之，于是群氐并平。及王谦举兵，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
《南齐书·氐传》
氐杨氏，与苻氐同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晋世有杨茂苾，后转强盛，事见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
宋元嘉十九年，龙骧将军裴方明等伐氐，克仇池，后为魏虏所攻，失地。氐王杨难当从兄子文德聚众茄芦，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从弟僧嗣、文庆传代之。难当族弟广香先奔虏，元徽中，为虏攻杀文庆，以为阴平公、茄芦镇主。文庆从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朝议以为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
太祖即位，欲绥怀异俗。建元元年，诏曰：“昔绝国入贽，美称前册，殊俗内款，声流往记。伪虏茄芦镇主、阴平郡公杨广香，怨结同族，衅起亲党，当宋之世，遂举地降敌。茄芦失守，华阳暂惊，近单使先驰，宣扬皇威，广香等追其远世之诚，仰我惟新之化，肉袒请附，复地千里，氐羌杂种，咸同归顺。宜时领纳，厚加优恤。广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随名酬赏。”以广香为督沙州诸军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诛，其亲将李乌奴惧奔叛，文弘纳之。乌奴率亡命千余人攻梁州，为刺史王玄邈所破，复走还氐中。荆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讨乌奴，檄梁州能斩送乌奴首，赏本郡，乌奴田宅事业悉赐之。与广香书曰：
夫废兴无谬，逆顺有恒，古今共贯。贤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怀挟诡态，首鼠两端，既已被伐，盘桓稽命。遂潜遣李乌奴叛。杨文弘扇诱边疆荒杂。柏年今已枭禽，乌奴频被摧破，计其余烬，行自消夷。今遣参军行晋寿太守王道宝、参军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会领锐卒三千，遄涂风迈，浮川电掩。又命辅国将军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鲁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称、益州刺史傅琰，并简徒竞鹜，选甲争驰。雍州水步，行次魏兴，并山东侨旧，会于南郑。或泛舟垫江，或飞旌剑道，腹背飚腾，表里震击。
文弘容纳叛戾，专为渊薮，外侮皇威，内凌国族。君弈世忠款，深识理顺，想即起义，应接大军，共为掎角，讨灭乌奴，克建忠勤，茂立诚节。沈攸之资十年之积，权百旅之众，师出境而城溃，兵未战而自屠，朝廷无遗镞之费，士民靡伤痍之弊。况蕞尔小竖，方之蔑如，其取歼殄，岂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陕司蕃，清氛荡秽，谅惟任职。此府器械山积，戈旗林耸，士卒剽劲，蓄锐积威，除难剿寇，岂俟征集！但以剪伐萌菌，弗劳洪斧，扑彼蚊蚋，无假多力。皇上圣哲应期，恩泽广被，罪止首恶，余无所问。赏罚之科，具写如别。
使道宝步出魏兴，分军溯垫江，俱会晋寿。太祖以文弘背叛，进广香为持节、都督西秦州刺史。广香子北部镇将军郡事炅为征虏将军、武都太守。以难当正胤杨后起为持节、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武兴，即文弘从兄子也。
三年，文弘归降，复以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先是广香病死，氐众半奔文弘，半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从子后起进据白水。白水居晋寿上流，西接涪界，东带益路，北连阴平、茄芦，为形胜之地。晋寿太守杨公则启经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应且加恩耳。卿若能袭破白水，必加厚赏。”
世祖即位，进后起号冠军将军。永明元年，以征虏将军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将军如故。二年，八座奏后起勤彰款塞，忠著边城。进号征虏将军。四年，后起卒，诏曰：“后起奄至殒逝，恻怆于怀。绥御边服，宜详其选。行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集始，干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缉境宁民、宣扬声教。可持节、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后起弟后明为龙骧将军、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为宁朔将军。五年，有司奏集始驱狐剪棘，仰化边服。母以子贵，宜加荣宠。除集始母姜氏为太夫人，假银印。九年，八座奏杨炅嗣勤西牧，驰款内昭，宜增戎章，用辉遐外。进号前将军。
十年，集始反，率氐、蜀杂众寇汉川，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宁朔将军桓卢奴、梁季群、宋囗、王士隆等千余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马。贼众万余人纵兵火攻其城栅，卢奴拒守死战。智伯又遣军主阴仲昌等马步数千人救援。至白马城东千溪桥，相去数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军内外奋击，集始大败，十八营一时溃走，杀获数千人。集始奔入虏界。
隆昌元年，以前将军杨炅为使持节、督沙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集始入武兴，以城降虏，氐人苻幼孙起义攻之。
建武二年，氐、虏寇汉中。梁州刺史萧懿遣前氐王杨后起弟子元秀收合义兵，氐众响应，断虏运道。虏亦遣伪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孙领其众。高宗诏曰：“仇池公杨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丑虏凶逼，血诚弥厉，宣播朝威，招诱戎种，万里齐契，响然归从。诚效显著，实有可嘉。不幸殒丧，凄怆于怀。夫死事加恩，《阳秋》明义。宜追覃荣典，以弘劝奖。赠仇池公。持归国。”
氐杨馥之聚义众屯沮水关，城白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军于黄亘，战大败。集始走下辩，馥之据武兴。虏军寻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自引兵据仇池。诏曰：“氐王杨馥之，世纂忠义，率厉部曲，树绩边城，克殄奸丑。复内禀朝律，外抚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为持节、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沙州刺史杨炅进号安西将军。三年，炅死，以炅子崇祖为假节、督沙州军事、征虏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阴平王。
四年，伪南梁州刺史杨灵珍与二弟婆罗、阿卜珍率部曲三万余人举城归附，送母及子双健、阿皮于南郑为质。梁州刺史阴广宗遣中兵参军猷王思考率众救援，为虏所得，婆罗、阿卜珍战死。灵珍攻集始于武兴，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穷急，请降。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军事、征虏将军、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复以集始为使持节、督秦雍二州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灵珍后为虏所杀。
自虏陷仇池以后，或得或失。宋以仇池为郡，故以氐封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