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yì zhōu]~四川一带古地名

【州级行政区】

先秦时期

      州级行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殷商时代，益州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巴人和蜀人繁衍生息的家园。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到了公元前316年，强大的秦国展开了对西南地区的征服，成功吞并了巴国和蜀国，将这片富饶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扩展了秦国的领土范围，也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在公元前311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开发这片新获得的土地，秦国依照首都咸阳的城市建制，在此修筑城垣。这标志着巴蜀地区正式融入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城墙的修建不仅加强了防御能力，也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西汉时期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十三个刺史部，其中四川地区被划归为益州部，州治设在雒县。这一行政设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百年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行政管理的需求，益州部又陆续分置了多个郡。这些郡包括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以及益州郡等。这些郡下辖共计146个县，涵盖了广大的蜀地范围。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区域主要位于现今的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以及陕西省的汉中盆地一带。当时的行政区划不仅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也反映了该地区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各个郡县的存在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使得这片土地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独具特色且充满活力的区域。

东汉时期

    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要调整。其中一项重大变革是将益州的治所确定为雒县（即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这一举措标志着益州政治中心的转移，对当地的政治格局和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公元191年，时任益州牧的刘焉决定将治所从雒县迁至绵竹。这次迁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化以及地方行政管理的需求。仅仅三年之后，在公元194年，益州牧再次作出决策，将州治迁往成都。从此以后，益州这一名称逐渐与成都紧密相连，甚至成为了成都的别称之一。这种称谓方式几乎一直沿用到西晋末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益州的治所几经变迁，但成都的城市名称却始终没有发生过改变。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稳定的行政地位而著称。

三国时期

      三国的益州是当时疆域最为辽阔、资源最为丰富的三大州之一。这里物产丰饶，人口众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刘备在谋士们的辅佐下，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成功占领了这片富庶之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蜀汉政权。蜀汉以成都为都城，在诸葛亮等贤臣的治理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然而到了三国末年，随着天下大势的变化，最终由西晋完成了统一大业。西晋灭蜀汉之后，对原益州地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另设置了梁州。这一行政区划调整，反映了当时政治格局的重大变迁，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益州的历史变迁不仅体现了三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更见证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这段历史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期

     在西晋、东晋以及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此地长期隶属于益州与梁州的管辖范围。在这段漫长而动荡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背景下，谯纵曾在此地建立了谯蜀政权，为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增添了独特的一笔。这一时期，该地区不仅承载着复杂的政权更迭，也见证了诸多文化、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时刻。益州和梁州作为重要的行政区域，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和影响力。

隋唐时期

      益州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变迁，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模式的不断调整。

      隋朝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行政区划改革，废除了全国各郡的设置，改为以州直接管辖县。这一改革使得行政层级简化，提高了管理效率。在此背景下，原本作为重要行政区域的益州也从郡降为普通的州级单位，仅统辖其下属各县。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再次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恢复了郡制，将各地的州重新改称为郡。此时，益州被更名为蜀郡，并设置了太守一职来负责地方治理。这次更名不仅体现了隋朝对古地名传统的尊重，也突显了益州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随着唐朝的建立，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后迅速恢复了州制，益州又重新成为州级行政区，由刺史统领。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优化了地方行政体系，废除了州、郡两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十道，其中益州所属区域被划入剑南道，这标志着益州从此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州级单位，而是成为了更大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

     垂拱二年（686年），为了加强地方控制，武则天统治期间析分益州部分领土新设蜀州，扩大了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同时也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力度。

        开元七年（719年），随着边疆局势的变化，唐玄宗设立剑南节度使，益州作为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中心，自然归属于剑南节度使的管辖之下，这一举措加强了西南地区的防御力量，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又一次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再度恢复郡制，益州因此被改回蜀郡。自此之后，“益州”这个名称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蜀郡”则成为了这一地区新的官方称谓，这也标志着该地区行政区划的一次重大转变。

成都

      成都~这座拥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西南重镇，古称锦城、锦官城、芙蓉城，别称“蓉城”。

      作为古蜀国的故地，成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大约在2500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将都城从樊乡（今彭州与新都交界处）迁至这里。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得名“成都”。这个名字自诞生之日起便未曾更改过，承载着这座城市数千年的变迁与发展。

         秦朝统一六国后，设立蜀郡，成都成为郡治所在。

      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蓬勃发展，朝廷在此设立了专门管理织锦生产的机构——锦官，因此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或简称“锦城”。

      西汉末年，公孙述在此建立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焉出任益州牧，定都于此，使成都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下令在城墙上遍植芙蓉花，每到秋季，满城尽是粉色与红色的芙蓉花海，宛如仙境，从此成都又有了“蓉城”的美誉。 早在秦末汉初，成都就因其富饶而被誉为“天府之国”。

      秦汉时期的成都商业繁荣，是全国著名的六大都市之一。当时的少城区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同时，成都还是一个文化艺术的摇篮，孕育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此外，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也展示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

       隋唐盛世，成都迎来了新的辉煌。此时的成都不仅是全国四大名城之一（长安、扬州、成都、敦煌），更以“扬一益二”的美誉闻名遐迩。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造纸和印刷技术更是领先全国。蜀绣与苏绣、湘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名绣，蜀锦则被视为皇家贡品中的珍品。

        唐代后期，成都成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大部分印刷品均出自这里。 除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成都的文化艺术同样璀璨夺目。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等文人墨客纷纷来到成都，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贞观年间修建的建元寺（后改名为昭觉寺）更被誉为“川西第一禅林”。

       如今的成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进取，既保留了古老的城市记忆，又展现出蓬勃发展的现代活力。无论是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建设方面，成都都在努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历史事件

      在汉代时期，云南地区已经拥有一条重要的水路交通线，沿着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最终可以抵达孟加拉湾，并从这里航行前往印度，从而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

       根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大秦国（罗马帝国）的船只可以通过水道到达益州永昌郡，其路线应当是从缅甸海岸登陆后，再前往永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区描述的印证。

         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其著作《缅甸史》中提到，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就已经将缅甸作为重要的商业通道。具体来说，有三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沿着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是沿着萨尔温江；还有一条则是通过亲敦江（古代称为弥诺江），这条路线经过曼尼普尔地区，甚至可以延伸到阿富汗，全程骑马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商人们在这条贸易线路上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换，中国的丝绸等名贵特产被运往远方，而他们则带回了缅甸的宝石、翡翠和木棉，印度的犀牛角、象牙以及欧洲的黄金等珍贵物品。这不仅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也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