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建兴帝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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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帝王莽



全名:王莽
字::巨君
封号:新都侯、安汉公、假皇帝、摄皇帝

国号:“新”
年号:始建国(8年)、天凤(14年)、地皇(20年)
时代:新朝
民族:汉族

祖籍济南郡东平陵 (今山东章丘)

出生地:魏郡元城县(今河北大名)
生卒:约公元前 45年--23年10月6日
逝世地:建章宫太液池渐台(今陕西西安)
在位时间:9年1月10日 至 23年10月6日
前任:汉皇太子刘婴
继任:汉更始帝刘玄(无庙谥,仅以年号称之)
成就:建立新朝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是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部)人。他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西汉新都侯王曼的儿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争议性的改革家、政治家,也是新朝的建立者和皇帝。

       王莽早年以谦逊恭谨、节俭朴素著称,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尤其以孝顺母亲而闻名,因此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汉成帝阳朔年间开始步入仕途,担任黄门郎一职,随后逐步升迁为射声校尉。永始初年被封为新都侯,并继续晋升至骑都尉、光禄大夫及侍中等重要职位。绥和初年,王莽取代王根成为大司马,并迎接汉哀帝即位。然而,在汉哀帝时期,王莽因种种原因被迫退居幕后,过着闭门谢客的生活。直到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后,才重新起用王莽为辅政大臣,出任大司马,并授予“安汉公”的封号,从而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掌权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措施。他诛杀异己,广植党羽,赢得了众多支持者的拥护。在孺子婴在位时,王莽以摄政的身份实际上占据了天子的地位。

      公元5年[元始]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汉平帝.刘衎死, 王莽代行皇帝职务。

       公元9年,王莽正式废黜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并推行一系列托古改制政策。例如,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试图恢复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废除五铢钱,发行龟币、贝币等古老的货币形式。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古代理想的追求,但最终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此外,他还推行了五均六筦政策,试图控制和垄断工商业;恢复五等爵制,频繁变更官制与行政区划;加重税收负担,实施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增加人民的劳役负担;甚至发动战争,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据史书记载,这一系列政策使得人口锐减75%,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十室九空。 王莽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古代史学家多以“正统”的观念来评判他,认为他是一个篡夺皇位的“巨奸”。然而,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将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改革家。《汉书》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将王莽列入“逆臣”之列。但近代学者胡适则评价说:“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这种观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解读方式。 王莽于公元23年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遇害,结束了他15年的统治生涯,终年69岁。他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


【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王莽出生于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他的父亲是王曼,兄长为王永。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姑姑便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的少年时期,不幸接连降临,父亲与兄长相继离世,他只得跟随叔父们一同生活。 王氏家族在当时可谓是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据统计,王家先后有九人获封侯爵,五人担任过重要的大司马职务,成为西汉一代中最为显赫尊贵的家族之一。家族中的成员多为将军、列侯,他们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沉溺于声色犬马之间,彼此之间竞相攀比财富和地位。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繁华与浮躁的大家族里,王莽却显得与众不同。 他独守清净,过着简朴的生活,为人谦恭有礼。王莽勤奋好学,拜沛郡陈参为师,专心研习《仪礼》这部经典著作。他对母亲和寡嫂悉心照料,对兄长留下的孩子更是抚育有加,行为检点,作风严谨。无论是在家族内部侍奉各位叔伯,还是在外结交贤士,他都表现得十分周到。王莽就像是一股清流,在这个大家族中脱颖而出,成为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扬,备受赞誉。

 

扶摇直上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正式踏入了政治舞台的核心。他为人办事极其认真负责,对人谦恭有礼,尤其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更是极为恭敬孝顺。在王凤临终前,特意嘱咐皇后王政君要照顾王莽。同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又晋升为射声校尉。其叔父王商也十分欣赏这位侄子,主动上书表示愿意将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众多知名人士都对王莽赞誉有加,汉成帝刘骜也认为王莽是一位贤能之人。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30岁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同时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以及侍中等重要职位,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而王莽家族中的长辈们如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担任大司马辅佐朝政,在汉成帝时期,王氏家族共有九人受封为侯爵,五人担任过大司马这一显赫官职。王莽虽然身处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或者盛气凌人,反而始终保持着礼贤下士的态度,为人清廉俭朴。他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发给门客和平民百姓,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马车来接济穷人,因此深受民间爱戴。朝野上下许多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的品德和才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那些手握重权的叔伯长辈们。 王莽的表兄淳于长是王太后的外甥,比王莽更早发迹,地位一度超越了王莽。淳于长善于阿谀奉承,并且曾经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所以深得汉成帝的信任,很快升任卫尉一职,掌管皇宫禁卫。当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都认为淳于长应该继任大司马一职。然而王莽为了除去仕途上的强劲对手,暗中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证据。随后他借探望的机会向王根汇报说,淳于长已经为接替大司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给不少人许诺封官许愿,并且还与被废黜的皇后许氏有私通之事。王根听闻大怒,要求王莽立刻向太后禀报此事。王太后得知后命令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的官职,查清了他的罪行后将其囚禁在狱中处死。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时举荐王莽代替自己出任大司马。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三位伯父和叔父之后成为了大司马,这一年他38岁。王莽上任后更加克己奉公,不知疲倦地工作,积极招聘贤良之士,还将自己所受的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却愈发简朴节俭。有一次,百官公卿前来探望王莽的母亲,看到王莽的妻子衣着十分朴素,还以为她是家中的奴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随着汉哀帝祖母定陶王傅太后的家族势力逐渐崛起,王莽不得不卸去官职隐居到自己的封地新都,从此闭门不出,行事安分谨慎。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为杀害了一名家奴,王莽严厉责罚了他,并逼迫王获自杀,这种做法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好评。王莽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很多官员和平民百姓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纷纷请求朝廷让他重新复出。汉哀帝最终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并没有恢复他的官职。

 

大权在握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于当天便前往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这一举措显示了王氏家族对朝政的掌控力。随后,王太后颁布诏书,要求朝中公卿推举新的大司马人选。群臣心领神会,纷纷推荐王莽担任此职,唯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并互相推举对方,以表达对王氏外戚专权现象的不满。 不久后,王太后再次下诏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管尚书事务以及军事令和禁军。王莽随即拥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登基,自己则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代理政务,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护。在此过程中,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显露出来。他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一方面排斥异己,逼迫王政君驱逐了自己的叔父王立;另一方面提拔那些依附顺从自己的官员,同时打击报复触犯或得罪他的人。 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王莽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三朝元老孔光。孔光深受王太后及朝野各方敬重,但为人胆小谨慎。王莽巧妙地接近并拉拢孔光,引荐其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又利用孔光的影响力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二人免去官职。之后,他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多位高官,并剥夺了一些贵族的爵位,从而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 与此同时,王莽逐步培植自己的党羽。他以堂弟王舜、王邑为核心,任用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事务,让平晏管理机要工作。王莽平时表情严肃,行事正经,一旦有利益需求时,只需稍微示意,他的党羽们就会纷纷上奏为其谋利。而王莽则表现得十分谦逊,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以此迷惑太后,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议,认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堪比霍光,应该给予相应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这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商议的结果,希望先奖励他们四人,暂时不考虑自己。尽管太后多次下达诏令,王莽仍然坚决推辞。最终,在大臣们的不断建议下,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统领四辅事务;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之上。“四辅”掌握了朝廷大权,除封爵事宜外,其余政事均由“安汉公、四辅”共同决策。 王莽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他首先提出应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进行大加封赏,然后依次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礼乐建设,使百姓尤其是鳏寡孤独者受益,推行对平民士人的恩惠政策,再次博得了朝野的好感。其次,他建议太后带头过简朴生活,自己也捐出一百万钱和三十顷土地救济民众,百官纷纷效仿。遇到水旱灾害时,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

         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遭遇大旱和蝗灾,青州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在王莽的带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了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专门用于安置灾民。长安城内也为灾民建造了一千套住宅。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民生,提升了王莽在民间的形象。大司徒司直陈崇为了宣传王莽,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甚至将其比作古代圣人。

 

代汉建新

      王莽对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心存忌惮,担心他们可能会瓜分自己的权力。于是,他下令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家族成员迁往中山国,并禁止他们返回京师长安。然而,王莽的这一举措却引起了其长子王宇的担忧。王宇害怕汉平帝日后会因为此事怨恨报复王莽,因此极力反对父亲的做法。 为了改变王莽的主意,王宇与他的老师吴章商议后,决定采用一种迷信的方法来劝说王莽。他们计划让吕宽用血酒洒在王莽住宅的大门上,制造出一种奇异的现象,以此为由劝说王莽将权力归还给卫氏家族。但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被发现了。王莽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立刻下令逮捕了儿子王宇,并将其毒杀。借此机会,王莽诬陷并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了许多地方上的豪强,其中包括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此次事件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动。 为了消除这一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王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命令手下将这件事宣传成自己“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并让人撰写赞颂文章分发到各地,要求官吏和百姓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甚至将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时年48岁的王莽将自己的长女王嬿立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然而,在同一年,由于吕宽案的发生,王莽逼迫长子王宇自杀,牵连了数百人。王莽的手下上书称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为此撰写了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读物。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被加封为宰衡,地位超越了诸侯王公。他奏请朝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以及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了一万套住宅,网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学者和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来到长安。王莽大力宣扬礼乐教化,赢得了儒生们的拥戴。当时,有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众多的诸侯、王公、宗室纷纷上奏请求给予安汉公王莽更多的赏赐;九百名公卿大臣也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接着,王莽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象,派遣八位“风俗使者”到各地考察。当使者们回朝后,便大肆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的功劳。此外,他还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得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重。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表示愿意代替平帝而死。同年十二月(即公元6年1月),汉平帝病逝。为了避免一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后无法被自己任意操纵政局,王莽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的意思,让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为假皇帝,臣民则尊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已经51岁,正值公元6年,他改元为居摄元年。此时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的地位,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崇发难,

       居摄元年(公元6年)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但连城门都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抗,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并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人也起来造反。面对这样的情况,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会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进行镇压,最终攻灭了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这也使得他逐渐萌生了称帝的想法。 自西汉武帝以来,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之间盛行着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当时的人们认为,灾异是上天对君主失德的谴责。例如,在昭帝时期有晆弘以及宣帝时期的盖宽饶曾上奏建议禅位;哀帝时期更是听从方士儒生的建议进行了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败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王莽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对于献符命的人,他都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其中有一位名叫哀章的人,献上了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策书中大致内容是说王莽才是真命天子,并且策书中列出了十一个人的官衔。

          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的禅让后称帝。他进入高祖庙拜受,戴上王冠正式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成为新朝的始祖,改长安为常安,这一年被称为“始建国元年”。这一年王莽54岁,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他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到宰衡再到假皇帝,最后成为真皇帝,整个过程历时八年。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除了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之外,王莽另开篡夺皇位之例。

 

托古改制

        王莽新政的探索与局限 公元9年,王莽正式称帝建立新朝后,推行了一系列以复古为特色的改革措施,史称“王莽改制”。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政治家,王莽希望通过恢复周礼制度,重建一个理想化的和谐社会。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变革来解决当时汉末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土地制度方面,王莽宣布将全国的土地改称为“王田”,并禁止私人买卖土地,意图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同时,他下令废除奴隶制度,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同样禁止买卖。这些举措体现了王莽对平等社会的理想追求。

     在经济领域,王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改革货币制度,多次调整钱币样式 - 推行盐铁官营政策 - 将山川河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 ,实施国家垄断经营的重要商品贸易。

      王莽的改革存在诸多问题:

1. 政策制定过于理想化,脱离实际国情,

2. 改革措施频繁变更,缺乏连贯性,

3. 执行过程中手段生硬,引发民众不满,

4. 严刑峻法的使用加剧了社会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王莽为了实现所谓的“四海”概念,强行设置西海郡,并为此实施强制移民政策。这一举措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更引发了广泛的民怨。同时,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显得过于激进,将周边属国的称号由“王”降为“侯”,导致边境局势紧张。 尽管王莽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文化建设措施,如召集各地贤才编纂《汉语典》《医典》等重要文献,但总体而言,他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王莽改制虽然体现了其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过分追求复古形式而忽视现实需求,最终未能取得成功。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在进行任何重大改革时,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更要立足现实国情,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反莽浪潮

      王莽掌权之初,获得了部分人士的拥戴,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希望任命他为国师,但被孔休闭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人也纷纷请求告老还乡,辞官归里。 在王莽专权期间,他一面大肆封赏亲信,受封者多达395人;另一面则将刘氏宗族中的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取代汉朝统治的野心逐渐显现。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成为必然之势。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领百余人攻打宛城,因人数过少而失败。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聚集十余万人马,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地区的二十三个县有十余万人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遣关东甲士前往镇压,首都周围顿时陷入紧张局势,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平定下去。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情败露后被诛杀。即使新朝建立之后,反莽活动依然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人密谋举兵造反,事情泄露后被处死。这些反莽活动虽然起初规模较小且相继被镇压,但表明了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不断涌现。 王莽改制未能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他频繁征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工程,导致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大大增加,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非正常死亡。例如,在征讨句町时,王莽征发吏民二十万人,由于军粮供应不及时,士兵们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有数万人丧生。再加上天灾的影响,土地荒芜,物价飞涨,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每石数十钱飙升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是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的程度。这种天灾人祸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人口锐减了三千多万,史称“百姓虚耗,十有二存”。面对这样的情况,王莽束手无策,竟然提出让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荒诞不经的方法。在这种悲惨的生活环境下,百姓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纷纷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等边境地区尤为严重。

       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的百姓不堪忍受北征匈奴士兵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起义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天下愈发愁苦,盗贼四起,各地人民纷纷反抗。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了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的妇女吕母为了替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派遣使者调集各郡国兵力进行攻击却未能攻克。在北方,还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数十支起义军出现。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秦丰在南郡、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等地发起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活动范围广泛,往往跨州连郡。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更是数不胜数。

     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地区的盗贼蜂拥而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设置捕盗都尉官,命令执法谒者在长安城中追击盗贼,并竖起鸣鼓攻贼的旗帜,使者随后跟进。 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绿林军和赤眉军是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力量。

 

亡国被杀

         新朝末年,王莽推行的新政遭遇了重重困难与挑战。在王莽新政实施期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旱灾、蝗灾、瘟疫以及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频繁发生。这些自然灾害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没有因为新政的实施得到缓解,反而因王莽改制措施不当,导致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国库空虚,政府无力拨款赈济受灾民众,使得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公元17年(天凤四年),全国范围内遭受严重的蝗灾和旱灾,饥荒肆虐。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王莽政权的统治。其中,以赤眉军和绿林军为代表的两大农民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成为推翻王莽政权的重要力量。 公元23年(地皇四年),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攻入长安城。王莽被迫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祈求上天庇佑,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当时,王莽在王揖等人的护卫下逃往渐台,身边还有公卿大夫、宦官及随从一千余人。负责守城的王邑昼夜奋战,部下死伤殆尽后也退至渐台。此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想要脱掉官服逃生,被王邑喝止,父子二人继续守护着王莽。 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随着起义军的步步紧逼,最终王莽身边的千余名随从全部战死或被杀。商县人杜吴趁乱杀死了王莽,并告知校尉公宾就王莽尸身所在的位置。公宾就在“室中西北陬间”找到了王莽的尸体,斩下了他的首级,并将其悬挂在宛市示众。愤怒的士兵们争相砍杀王莽的遗体,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食用,表达了对这位暴君的愤恨。 新朝就此宣告灭亡,王莽的头颅成为了历代皇室收藏的特殊物品,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期,洛阳武库遭遇大火,这颗象征着一段黑暗历史的头颅才最终化为灰烬。这一段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政治变革中的复杂性以及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重要性。


【为政举措】

政治改革

  王莽在政治上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巩固其政权并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首先,他着手改革中央机构,通过加强相权和兵权的集中管理,以提升政府效率和决策执行力。同时,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并更改了一些地名,以适应新的行政管理体系。 王莽还推行了奴隶制度的重大变革。他将奴婢改称为“私属”,明确规定不得买卖这些“私属”。这一政策意在将奴隶转化为家庭成员,从而缓解因贫困而被迫卖身为奴的社会现象。然而,这项改革并未真正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反而因缺乏实际操作性而沦为一纸空文。此外,在新莽时期,由于触犯刑律而被罚为官奴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奴隶人口不减反增,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王莽推行了多项激进的货币与土地制度改革。首先是币制改革。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废除了五铢钱及刀币,推出了包括金、银、龟、贝、铜在内的五种新型货币,统称为“宝货”。尽管初衷是为了统一货币体系,但复杂的货币种类和换算规则导致民众难以适应,最终引发了市场混乱,货币流通受阻。一年后,王莽不得不废止二十八种货币中的大部分,仅保留小钱值一和大钱五十两种继续流通。为了强制推行新币制,他还采取了严厉措施,如严禁私铸货币,甚至规定藏有铜、炭的家庭也将被视为私铸货币者,面临连坐惩罚。然而,这种高压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使民间继续暗中使用旧有的五铢钱,最终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严重后果。 关于土地制度,王莽试图恢复周代的井田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这一举措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农民权益,但实际上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希望通过分配土地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农民起义。然而,该政策遭到大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王莽迫于压力,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取消了这项改革。这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筦”制度,在长安、洛阳等五个重要城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赊贷、物价调控及征收商业税等事务。同时,政府垄断了盐、铁、酒、铸钱等行业。然而,这一制度的实施并未如愿实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标,反而对民间工商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大量中小商人破产,许多农民失去生计,被迫依附豪强,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 税收政策 王莽在税收政策上的调整也极具争议。他大幅提高了田赋税率,从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改为十税一,加重了农民特别是自耕农的负担。此外,他还增设了多个税目,如“不生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几乎所有行业征收十分之一的利润税。对于未耕作土地或未植树宅院者,分别征收三倍的税款;对于无业游民,则征收每人一匹布的税款。为了应对边疆战事,王莽又额外加征了三十分之一的资产税,且各项税负互不冲抵。这种苛刻的税收政策使得富人难以自保,穷人无法生存,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盗贼四起,社会秩序迅速恶化。 综上所述,王莽的改革虽然意图良好,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偏差,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统治走向衰落。

 

【军事】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莽改制是一段充满争议的时期。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未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愈发尖锐。从朝堂重臣到黎民百姓,几乎所有人都对王莽政权表示不满。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王莽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民众注意力,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摆脱困境。

 

攻伐匈奴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决定主动出击匈奴。他大规模招募天下囚徒、壮丁和士兵,组建了一支约30万人的庞大军队,分十路出塞征伐匈奴。此时的匈奴,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沉重打击后,自汉宣帝以来的近九十年间一直保持和平状态。边境安宁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发展迅速,人口增长稳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王莽却选择在这个时候主动挑起战端。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征兵行动,不仅招募了大量壮丁,还强迫死囚犯和奴隶加入军队。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抵御外敌,但实际上,王莽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处理那些因生活所迫可能引发动乱的穷苦百姓。这些被视作“多余人口”的人们被迫前往边境,面临的是与匈奴作战或在恶劣环境中自生自灭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前,大将严尤曾多次劝阻王莽。他认为远征匈奴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军粮供应困难、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北方冬季气候严寒等。然而,王莽并未采纳这些建议,依旧一意孤行地将数十万士兵送上了绝境。 结果,许多士兵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他们不愿坐以待毙,转而开始抢掠边境地区,破坏当地生产和秩序,导致边境地区陷入严重的饥荒。更有一些士兵结成小股队伍逃入内地寻找食物,扰乱地方治安。对此,王莽又派出捕盗使者孔仁组织力量进行镇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王莽的这一系列举措最终断送了数十万条生命,也加速了他的政权走向覆灭。这段历史警示后人,任何忽视民意、违背规律的政策都难以长久维持,终将付出惨痛代价。

 

四面出击

      王莽的多线征战及其后果 王莽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对外政策。他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结果却引发了多方面的冲突与矛盾。 在北方,王莽发起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北伐行动。与此同时,在东方,他又向东征讨高丽;西方则向西域用兵;南方也对蛮夷地区展开攻势。这些军事行动都是由王莽主动挑起的,意图是扩大疆域并展示其权威。 针对匈奴的战争中,王莽不仅调动了汉朝军队,还试图借助其他少数民族的力量。他命令高丽出兵参战,意在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然而,高丽士兵选择了逃离战场,这一举动激怒了王莽。随后,他诱骗并杀害了高丽侯,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高丽民众的反抗。于是,王莽又派遣军队前往高丽进行讨伐。 在西南方向,位于今云南省广南一带的句町国,自汉昭帝时期便被封为王国。但王莽上台后,将句町王降格为候,并且进一步采取了极端手段,诱杀了句町王。这种残暴的行为引起了西南各民族的不满和反抗。为了镇压这些反抗势力,王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初,他集结了20万兵力(包括民夫)去攻打句町。当部队到达益州(即今天的云南滇池附近)时,由于疫病肆虐,士兵死亡人数高达十分之七。尽管如此,王莽并没有停止他的军事计划,而是再次从天水、陇西以及巴蜀地区征调10万士兵和20万民夫继续征伐句町,最终又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王莽的这些对外作战策略,表面上看是在各个方向上同时出击,但实际上,他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消耗,或者使人民疲于奔命而无暇考虑反叛之事。然而,这样的做法反而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激起人民的强烈憎恨,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


【民生】

        在王莽执政的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人口灾难,这一阶段被《中国人口通史》描述为“一场人口浩劫的降临”。王莽推行了一系列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复古改制政策,并且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这使得广大民众难以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活动,社会经济体系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巨大危机。 不仅如此,王莽还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征发繁重的徭役,毫无节制地挥霍国家资源。面对农民起义,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这些内外交困的因素相互叠加,导致当时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大兴土木,劳役繁重,挥霍无度

         王莽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劳役繁重且挥霍无度。他不仅为自己的祖先修建庙宇,还声称自己是华夏民族始祖黄帝的后代,因此下令建造历代帝王九庙,征调全国能工巧匠参与建设。这些庙宇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其中“黄帝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长四十丈,高达十七丈,其他各庙虽然尺寸减半,但也都必须镶嵌金银,力求华丽壮观。由于所需资金和材料庞大,王莽便强迫百姓捐款捐物,并拆除了长安西苑十余座建筑以获取材料。由于工期紧迫、条件恶劣,众多劳工因过度劳累而死,人数多达数万。 王莽痴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组织大量人员为他炼丹采药。他还制造了一辆据说曾经被黄帝乘坐过的大车,名为“华盖”,宣称坐上这辆车可以成仙。“华盖”高八丈一尺,需要六匹马拉动,同时还需要三百名力士才能拉动。王莽坐在车上时,要求拉车的力士们一边拉车一边高喊“登仙”。这种极度奢侈的行为导致国家府库空虚,连各级官吏的俸禄都无法按时发放。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王莽想出了一个极其有害的办法:命令各级官员自行向百姓征收赋税作为俸禄,从公侯到小吏都不再领取朝廷俸禄,而是私自向民众摊派。这一政策使得各级官员有了公开勒索百姓的机会,他们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从中牟取暴利,甚至出现了郡尹县宰家中积累千金财富的现象。而广大劳动人民则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反抗情绪也愈发强烈。 当王莽意识到局势的危险后,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各级官员,同时又妄图通过打击贪污受贿来缓解财政危机。他颁布了“禁奸令”,鼓励下属检举揭发上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并规定没收被告发者财产的五分之四充公。然而,这种做法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了官员们的不满。因为对于官员来说,只要允许他们继续向百姓摊派,即使原有财产被没收,也可以再次加倍勒索。因此,“禁奸令”的实施结果只能是越禁越奸,最终使劳动人民受到更深重的剥削与压迫。

 

饥荒遍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

      在王莽统治时期,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动荡之中。由于其一系列激进且不当的政策,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苦的境地。 尽管当时并未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但全国范围内却连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尤其是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山东地区出现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关内寻找食物。然而,这些可怜的人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救济,导致其中绝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死亡率高达八成以上。长安城内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就连为王莽修建宗庙的工匠们也难以幸免,大批工匠因饥饿而丧生,整个城市弥漫着腐烂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 与此同时,在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粮食价格飞涨,每石粮食的价格竟然飙升至2000钱之多。特别是青州和徐州地区(今山东省东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地区),灾情尤为严重。这里不仅饿殍遍野,还出现了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惨剧。大饥荒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瘟疫肆虐各地,夺去了无数无辜的生命。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危机,各地开始零星地爆发小规模农民起义。其中,荆、扬二州的情况最为严重。王莽派遣费兴前往处理,然而费兴却将农民起义的原因归咎于王莽推行的新政——六筦制度。这一观点触怒了王莽,他一怒之下罢免了费兴的官职。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农民起义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纷纷起来反抗王莽政权的地方官府,打砸抢烧,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为了平息事态,王莽不得不派人四处安抚,并宣布赦免起义农民无罪,企图以此来瓦解农民起义的力量。但是,这种做法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起义者们散而复聚,继续抗争。 最终,王莽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在随后的镇压与反抗过程中,无数无辜的劳动人民倒在了王莽集团的屠刀之下。据估算,在这十几年间,因饥荒、疾病以及战争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千万之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段黑暗的历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沉重的篇章,警示着后世统治者要重视民生,善待百姓。

 

人口骤减

         王莽之乱对社会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历史记载,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了约75%。根据《通典》中的描述,“王莽篡位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始、赤眉的动乱,导致全国百姓十不存三。”如果将此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当时剩余的人口大约仅有1500万至1600万左右。 到了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统计在册的人口也仅达到了2100多万。尽管这些估计或统计数据可能略低于实际数值,但通过深入研究和考察可知,在东汉初期,全国人口总数也不过是2250多万。 从王莽篡权开始,直到东汉统一战争结束,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损失竟高达3700万,这一数字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这一巨大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往往被归咎于王莽本人,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 学者朱小霞指出,王莽接手的是一个国力强盛、人口众多的政权,然而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内,人口就减少了三千多万。单凭这个惊人的数字变化,就可以断定王莽所推行的新政绝非如一些20世纪以来的中外研究者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民主”、“进步”或“社会主义”的性质,相反,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 史书上记载,从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起,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止,短短十余年间,全国各地爆发了十几次农民起义。如此频繁的起义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从上层的宗室贵族、地方豪强,到下层的各族百姓以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几乎所有人都视王莽为仇敌,这表明新莽政权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反对新莽暴政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心声和诉求。


民族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于民族称谓的规范和调整是一项慎重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体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精神,对少数民族的名称以及其首领的称号进行了改革。 以匈奴为例,这一古老的游牧民族曾经在北方草原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其内部结构和历史演变,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将匈奴这一称谓调整为“十五单于”。这里的“十五单于”并非简单的人数罗列,而是代表着匈奴部落联盟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政治体制,每一个单于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变迁。这样的改革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也便于公众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的真实面貌。

【轶事典故】
阳九之灾~根据《周易》推演,王莽当政时期会发生“阳九之灾”,是入元后的第一个百六遇到的灾难,又称“元一之灾”。于是王莽自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王莽一直将天下大乱归咎于阳九之灾,并把阳九之灾作为自己失败的借口。
 

【家庭成员关系】
祖父~王禁,爵位.阳平顷侯
父亲~王曼,爵位.新都哀侯
母亲~渠氏,爵位.功显君

(妻妾)

1.正室:孝睦皇后~王氏,王咸之女,生王宇、王获、王安、王临、孝平皇后

2.正室:史皇后~史氏,史谌之女

妾室

1,原碧,
2,增秩,生王匡、王晔
3,怀能,生王兴
4,开明,生王捷

儿子

长子:王宇    
次子:王获    
三子:新迁王,王安    
四子:统义阳王,王临,谥号“缪”
五子:功脩公,王兴    
六子:功建公,王匡

女儿

长女:爵位,孝平皇后,嫁刘衎
次女:爵位,睦脩任,王晔
三女:爵位,睦逮任,王捷

(孙子)

王千:爵位,功隆公(王宇之子)
王寿:爵位,功明公(王宇之子)
王吉:爵位,功成公(王宇之子)
王宗:爵位,功崇公(王宇之子)
王世:爵位,功昭公(王宇之子)
王利:爵位,功著公(王宇之子)

(孙女)
王妨:王宇之女,嫁卫将军王兴
王夫人:王宇之女,嫁汉孺子刘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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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30日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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