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三国时期曹魏第四位皇帝（254年11月2日--260年6月2日在位）

【公元254年】

三国历史（曹魏、蜀汉、东吴）

时代：三国

全名：曹髦
别名：高贵乡公
字：彦士

籍 贯：沛国谯县

庙号：

谥号： 

封号：高贵乡公(即位前) 
年号：

正元（254年十月初七—256年五月）

甘露（256年六月初一~260年五月)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东海国郯县
生卒：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
在位：254年11月2日 至 260年6月2日
前任：魏帝曹芳(邵陵厉公)（第三任）
继任：陈留国，魏元皇帝曹奂（第五任）
主要作品：《祖二疏图》《盗跖图》《新丰放鸡犬图》《黄河流势》

墓地：洛阳城西北（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

个人简介

    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字彦士，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曹魏第四位皇帝。 

   254年十月四日（11月1日）从邺城抵达京都洛阳北郊邙山的玄武馆，十月五日（11月2日）正式进入京都洛阳，步行至太极东堂会见皇太后，当天在太极前殿正式登基称帝。

  254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五（庚寅）日）至 260年6月2日在位。

   254年11月4日（农历十月初七（壬辰）日）改元正元。

   256年六月改元甘露。
    曹髦自幼聪慧好学，对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位后，他更是多次亲临太学，与众多学者儒士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在这些交流中，他对《易经》《尚书》《礼记》等经典著作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常常表达自己对于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去世，其弟司马昭接手了朝政大权。 随着年龄的增长，曹髦逐渐对司马昭独揽大权的行为感到不满。他渴望能够恢复皇权，不再受制于人。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人商议对策。他慷慨激昂地说：“司马昭的心思，路人皆知。我不能坐以待毙，今日必须与你们一同讨伐他。”然而，王沈和王业却将这一消息泄露给了司马昭，使得司马昭有所防备。 曹髦亲自率领数百名卫士和奴仆擂鼓出征，试图一举铲除司马氏势力。途中，他们遇到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所率领的军队。尽管曹髦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但最终还是被贾充麾下的成济杀害。 曹髦不仅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开创了九言诗这种独特的诗歌形式。他的作品如《伤魂赋并序》《颜子论》等流传至今，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偏好儒学，曾对太学中的经义提出过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且还撰写了《春秋左氏传音》，虽然这部著作已经失传，但仍能看出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 除了文学之外，曹髦在书画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他擅长书法和绘画，尤其在人物画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被誉为“独高魏代”。史书记载了他的多幅画作，如《祖二疏图》《於陵仲子像》《盗跖图》《新牛放鸡犬图》《黄河流势图》等。唐代画家李嗣真在《续画品录》中将曹髦列为中品，足见其艺术水平之高超。 据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魏氏春秋》的记载，司马氏的重要成员钟会曾经评价曹髦说：“他的才华可以与陈思王曹植相提并论，而武略则类似于太祖曹操。”这充分说明了曹髦无论是在文治还是武功上都具备出众的能力。

【人物生平】
才慧夙成
     曹髦出生于正始二年九月乙未日（公元241年11月15日）。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年仅三岁的曹髦被册封为郯县高贵乡公。这一册封不仅是对他身份的一种认定，更意味着他从幼年开始就成为了曹魏宗室中备受瞩目的重要成员。 嘉平二年十二月，对于曹髦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时刻，他的父亲曹霖不幸去世。这一变故给年幼的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也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爱的庇护。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成功镇压了王凌的叛乱之后，为了加强对曹魏宗室的控制，将众多宗室王公迁移到邺城居住以便于监视。有一种说法是，曹髦也被移置到了邺城。尽管年幼，但曹髦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智慧，他自幼好学不倦，读书涉猎广泛，而且思维敏捷、聪慧过人。他的言谈举止间处处流露出祖父曹丕的风范，无论是文采还是气度，都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位曾经雄才大略的帝王。这种家族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使得曹髦在曹魏宗室中显得格外耀眼。

入继大宗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意图拥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新帝。当时，曹髦作为魏文帝曹丕在世诸孙中的庶长孙，以及东海王曹霖的在世庶出长子，成为潜在的继承人选。 郭太后以维护魏明帝曹叡血脉传承和尊重辈分为由，坚决要求拥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最终，在多方权衡后，曹髦被正式确立为大魏皇帝。

       同年十月四日，他抵达京都洛阳北郊的邙山玄武馆。群臣奏请曹髦入住前殿，但曹髦谦逊地表示，前殿乃是先帝寝殿，不敢僭越礼制，遂暂居于西厢房。群臣再次请求以天子之礼迎他入京，曹髦依然婉拒，坚持遵循礼法。 

       十月五日，曹髦正式进入京都洛阳，文武百官齐聚西掖门南迎接新帝。见到此情此景，曹髦也急忙下车答拜百官。司礼官提醒说：“按礼仪您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然而曹髦回答道：“此刻我亦是臣子身份。”于是向群臣回礼答拜。行至止车门时，曹髦欲与群臣一同下车步行，左右劝阻称按惯例可乘车入内，曹髦却说道：“我是应皇太后征召而来，具体安排尚未明确。”仍选择下车与群臣一同步行前往太极东堂，并在此处见到了皇太后。当天，曹髦便在太极前殿正式登基为帝，参与典礼的百官皆为之振奋。 登基之后，曹髦颁布诏书，追述本朝三位先帝英明圣贤，顺应天命而受帝位。指出齐王曹芳继位后肆意妄为，不循礼法，丧失君王应有的仁德。郭太后以国家大局为重，采纳辅政大臣们的建议，将自己召来取代失德的齐王。曹髦自知年少，身处众多王公大臣之上，深感不安，担心无法守护祖业，完成中兴魏室、统一天下的重任，每每想到这些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幸得朝廷重臣鼎力相助，四方将帅全力支持，凭借先祖先父留下的有德之臣，定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目标。 曹髦强调，作为一国之君，应当具备深厚的德行，如同天地般宽广，恩泽遍及四海。对天下臣民要以关怀慈爱为本，示以好恶，从天子百官做起，为百姓树立守礼法、行大义的榜样。尽管自己仁德不足，难以深刻领悟其中道理，但仍愿与天下贤者共同为此努力。《尚书》有言：君王施恩于民，百姓必将铭记于心。随后，曹髦下令大赦天下，改齐王曹芳嘉平年号为正元，同时削减天子车马服饰及后宫费用，罢除宫廷及官府中的无用之物，力求勤俭节约，以身作则。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曹髦作为新君的明智与决心，也为魏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幼主执政
       正元元年，即公元254年的十月七日，魏帝曹髦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他派遣一批侍从官员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巡视工作。这些使者肩负着多重使命：他们不仅代表天子了解各地的民情风俗、慰问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还要深入调查是否存在冤假错案以及官员是否有失职行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曹髦对国家治理的重视，以及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紧接着，在八日这天，曹髦颁布诏书，授予大将军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及京师内外诸军的最高权力。同时，为了表彰司马师的地位与功绩，特别给予他三项殊荣：朝拜时不必小步快走以示对天子的尊敬，向君王奏事时只需称官职而不必直呼姓名，并且可以在上殿时穿鞋佩剑。此举无疑彰显了司马师在朝廷中的崇高地位。 到了十三日，邺城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祥瑞事件——某水井中出现了黄龙。这一现象被视作吉祥之兆，预示着国运昌盛。 十九日，曹髦又下旨命令礼官评定在废立天子过程中出谋献策的公卿朝臣们的功劳。根据每位大臣的实际贡献大小，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稳定了朝局，也激励了群臣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十二日，镇东大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联合起兵，声讨司马氏家族的专权行为。这一举动迅速在朝野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二十五日，大将军司马师亲自督师征讨淮南地区的叛军。在这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双方展开了数次激战。最终，毌丘俭不幸战死沙场，而文钦则被迫逃往孙吴寻求庇护。 然而，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司马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钦之子文鸯的英勇突袭让司马师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甚至导致他的眼球脱落，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平定“叛乱”后不久，司马师在许昌已经奄奄一息。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派人从洛阳紧急召来弟弟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话音未落，一代枭雄司马师便撒手人寰。 消息传到宫中，年轻的魏帝曹髦闻讯大喜过望。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夺回权力的好时机，于是一面下诏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领六军返回京师，一面暗中着手筹划宫廷政变。然而，司马昭并非等闲之辈，他很快就识破了曹髦的计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司马昭果断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 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彻底落空。为了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事实。在同年二月初五，曹髦不得不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之后，司马昭独掌大权，成为魏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就这样，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与曹髦失之交臂，也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正元二年（255年）春天，东吴的大将孙峻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寿春。镇东大将军诸葛诞闻讯后迅速率领部下迎击敌军，在激烈的战斗中斩杀了东吴左将军留赞，并且第一时间将这一胜利的消息以捷报的形式送往京都洛阳。 同年三月，朝廷举行盛大的典礼册封卞氏为皇后，同时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这一举措使得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百姓们奔走相告，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中。四月初三，为了彰显皇恩浩荡，朝廷又特别下旨，将皇后的父亲卞隆封为列侯，以表彰其家族对朝廷的贡献。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征南大将军王昶因为功绩卓著被任命为骠骑将军，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在南部边境地区做出诸多努力的一种嘉奖。 七月里，征东大将军胡遵升任卫将军，而原本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也晋升为征东大将军，这些人事变动体现了朝廷对于边疆军事将领的重视以及对他们稳定边疆局势期望。 八月初二，西蜀的大将姜维率领大军进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经率兵在洮西与之展开激战，然而由于敌众我寡等原因，最终遭遇惨败，只能撤退到狄道城内坚守。八月二十三日，朝廷紧急任命长水校尉邓艾暂时代理安西将军一职，让他与征西将军陈泰共同领兵抵御蜀军的进攻。九月十九日，太尉司马孚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前往增援，力求扭转战局，保障边境的安全稳定。
     正元二年（255年）九月二十一日，魏帝曹髦完成了对《尚书》的学习。在这一重要的学习过程中，司空郑冲作为执经讲学的重要官员，以及侍中郑小同等人，都为他的学业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支持。为了表彰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曹髦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丰厚的赏赐。 九月二十五日，蜀汉名将姜维率领的军队从战场撤回蜀地。十月，面对国家所遭遇的困境，曹髦颁布了一道饱含深情的诏书：“朕自幼登基，仁德尚浅，未能有效遏制敌军的暴虐行径，导致了蜀贼进犯并引发了洮西之战的惨败。在这场战役中，众多英勇将士不幸阵亡，他们有的长眠于疆场，冤魂难返；有的被俘虏后流落异乡，音信全无。每每念及于此，朕内心深感悲痛，常常为这些壮烈牺牲的勇士们感到哀伤。现特此命令：各郡典农、安抚夷二护军及相关官员前往阵亡将士家中进行慰问，给予抚恤，并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赋役负担。对于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而壮烈牺牲的将士，要按照先例上报朝廷予以嘉奖，绝不可遗漏任何一位英雄。” 十一月二十七日，考虑到陇右四郡及金城等地连年遭受兵燹之灾，许多百姓被迫叛逃至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亲戚也因此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了安定民心，朝廷宣布对这些叛逃者的家人及其亲属实行赦免政策，确保他们不再担惊受怕，能够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再次发布诏书，表达了他对之前洮西大战中牺牲将士的深切关怀：“数月前，在洮西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我方将士有的英勇战死沙场，有的不甘被俘而毅然跳入洮水溺亡，他们的尸骨至今仍散落在荒野无人收拾。每当想起这些场景，朕内心便十分难过。因此，特此命令征西将军与安西将军，派遣部下前往昔日的战场旧址及附近的河道中，仔细寻找并清理我方将士的遗骸，将其一一收殓安葬。此举不仅是为了慰藉逝者，也是为了让生者能够心安。”

推崇少康
     在魏晋时期的曹魏朝廷中，高贵乡公曹髦是一位勤于政事且富有文学修养的君主。他常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贤能的大臣们相聚于太极殿东堂，这里不仅是朝政要地，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这里，他们一起讲论儒家经典，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举办盛大的宴会，共同创作文章进行学术交流。曹髦对这些大臣们非常敬重，称裴秀为“儒林丈人”，认为他是儒家学说的典范人物；称王沈为“文籍先生”，赞赏他在文献典籍方面的深厚造诣。而司马望和钟会也各有其独特的名号，在当时备受推崇。 由于曹髦性格较为急切，一旦邀请某位大臣前来商议国事或参加雅集，就希望对方能够尽快到达。特别是司马望当时正在宫外任职，为了确保他能迅速抵达，曹髦特意赏赐给他一辆追锋车以及五名精壮的勇士作为随从。每当有重要的集会或活动时，司马望就能乘坐这辆特制的马车疾驰而来，以最快的速度参与到讨论之中，这也体现了曹髦对于人才的重视以及对于政务高效处理的决心。
     甘露元年（256年3月22日，二月初九）二月丙辰日，魏帝曹髦在太极东堂设宴款待群臣，并与诸位儒学大师展开了一场关于夏朝少康与汉高祖刘邦功绩优劣的讨论。这场辩论不仅展现了曹髦对历史人物的深刻见解，也体现了他作为君主对学术和文化的重视。 宴会伊始，曹髦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以及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共同探讨礼典，话题逐渐转向历代帝王的功业高低。

     曹髦对姒少康表现出特别的敬仰，于是向众臣发问：“夏朝衰败之时，相国被杀，少康凭借一己之力聚集夏朝遗民，最终复兴了大禹的功业；而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却能驱使豪杰，推翻秦朝和项羽，统一四海。这两位君主都堪称拥有非凡才略的杰出人物。若要比较他们的功德，究竟谁更胜一筹？”。

           面对这一问题，荀顗等人回应道：“天下的重器，唯有圣贤之君才能受命于天，开创基业。至于继承前代功业并使之复兴，则难易程度不同。少康虽有中兴之功，但仍属于延续先王之德，可与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然而，就创业而言，我们更认为汉高祖优于少康。”

       曹髦对此表示异议：“自古以来，帝王们的功绩、德行各有千秋，并非所有开国之君都比继任者更为出色。商汤、周武、汉高祖虽然都是受命于天，但他们各自的贤能却存在显著差异。在我看来，少康与殷高宗（武丁）的中兴之举，以及夏启、周成王的守成之功，若以美德和实绩来衡量，少康显然更胜一筹。他身处国家灭亡之际，身份低微至诸侯奴隶，历经艰难险阻，仍能施展仁政、运筹帷幄，最终消灭敌人，恢复大禹的功业。这样的成就，若无极高的德行与智慧，又怎能实现？相比之下，汉高祖借秦末乱世之势，依靠智谋和武力夺取天下，其行为多有违背圣人之道之处。倘若二人互换时代，汉高祖未必能完成少康的伟业。因此，我认为应当将少康置于更高位置。”

      次日丁巳（256年3月23日，二月初十），讲习结束后，荀顗、袁亮等人继续阐述观点：“上古三代治国以德，即便在衰败之时，也不失仁义之道。战国时期则盛行武力征服，故秦末之乱时，用武力夺天下成为可能。少康以仁德著称，是仁者的典范；高祖则以智勇见长，为智者的代表。二者性质不同，难以直接对比。《诗经》《书经》中提到的殷中宗和殷高宗，皆被列入大雅篇章，而少康的功绩远超二者，理应得到同样的赞誉。”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则提出不同意见：“少康固然积累了仁德，但也得益于大禹留下的余荫，在内有虞、仍两国的支持，在外有靡、艾等人的帮助。寒浞残暴不仁，浇、豷兄弟孤立无援，内外交困之下，少康得以复国。而汉高祖则是从平民崛起，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建立了帝王基业。若论德行，少康更胜一筹；但论功绩，汉高祖则更为突出。此外，少康所处环境相对有利，而汉高祖面临的挑战更大。” 曹髦耐心倾听后回应道：“各位的观点确实有道理。但我认为，上古三代依靠仁德建立功业难度极大，而秦末乱世借助武力反而更容易成功。立德为上，立功次之。汉高祖虽功勋卓著，但在德行方面不及少康。况且仁者必有勇，诛灭暴君同样需要武力，少康的武功未必逊色于汉高祖。只可惜夏朝文献大多散佚，导致少康的事迹未能完整流传。假使三坟五典留存至今，少康的事迹得以详尽记载，恐怕世人对其评价会有所不同。” 听到这里，大臣们无不心悦诚服。中书令虞松更是上前说道：“少康的事迹距今遥远，相关史料早已湮没不闻。陛下博古通今，深入剖析少康的卓越贡献，使其光辉形象重新闪耀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些真知灼见值得记录下来，永远流传后世。” 曹髦谦逊地回答：“我学识有限，不敢妄言。即使有些许见解可供参考，也不敢奢望载入史册。若贸然记录，恐怕会被后人笑话，暴露我的浅薄无知。”尽管如此，侍郎钟会还是在退下后将此次讨论详细编纂成文，以供后人学习借鉴。

太学探讨
         甘露元年（25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十日，魏帝曹髦亲临太学，向在场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道：“古代的圣人凭借神明的启示，洞悉天理，观察人间万象，从而推演出了阴阳八卦这一伟大智慧的结晶。后来的圣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并继续衍生出众多的爻辞，几乎涵盖了天地间所有重要的哲理和义理。然而，这部经典著作的名称却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夏朝时称为《连山》，商朝时称为《归藏》，到了周朝则被命名为《周易》。那么，《易经》这部古老的典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呢？” 当时担任易博士的淳于俊站出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解释道：“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所传的神秘图谱，创立了八卦体系，这标志着中华文明早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开端。随后，神农氏将其扩展为六十四卦，为后世奠定了更加完整的理论框架。黄帝、尧帝、舜帝等历代圣君又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使得《易经》的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易’这个字本身有着深刻的含义，它代表着‘变易’，即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称其为《连山》，是因为古人认为这部经典如同巍峨的大山一般，吞吐云气，连接天地，象征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而称之为《归藏》，则寓意着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都隐含在这部经典之中，仿佛一切真理都被收纳其中。” 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先贤对于宇宙规律的深刻思考，也见证了《易经》作为一部跨越千年的经典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哲学意义。
          在一次关于《易经》的深入探讨中，魏朝皇帝曹髦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伏羲氏是根据燧皇的图案创立了《易经》，那么为什么孔子在论述时没有提到燧人氏之后的伏羲创作《易经》呢？”面对这一问题，当时的学者淳于俊一时难以作答。 曹髦进一步追问：“我们知道，孔子为《易经》撰写了十篇传文，包括《彖传》和《象传》，而郑玄也为《易经》做了详细的注解。尽管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但对《易经》经义的理解却有相似之处。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孔子的《彖传》和《象传》并没有与《易经》的正文合并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释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淳于俊回答说：“郑玄将孔子的传文和他的注释合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方便后人学习和理解《易经》，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把握经典的含义。” 曹髦继续提问：“既然郑玄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理解《易经》，那么为何孔子在他之前没有将自己的传文与文王所作的《易经》正文合并呢？”淳于俊解释道：“孔子可能担心将传文与正文合并会引起混淆，因此选择保持两者的独立性。这或许体现了圣人的谦逊态度。” 曹髦接着问道：“如果圣人以保持独立来表达谦逊，那么为什么郑玄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谦逊呢？”淳于俊回答说：“古代经典的意义深远，其中蕴含的智慧博大精深。陛下您提出的问题如此高深，微臣实在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 这次对话不仅展现了曹髦对《易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当时学者们对于经典传承与解读的不同见解。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易经》这部古老经典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当保持谦逊的态度，尊重前人的智慧，并不断探索新的理解方式。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 [35]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
     曹髦进一步问道：“孔子曾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被尊崇为至善至美的典范，是因为他能够顺应并参照天意行事，遵循古制传统，并非仅仅为了彰显自身的功绩。如今我们深入探究这句话的含义，以彰显尧帝的圣德，如果只关注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其宏大的精神实质，这恐怕并非是作者的本意吧？”庾峻恭敬地回答说：“臣只是依据老师所传授的内容进行阐述，对于更深层次的理解尚有不足。至于如何将这两种观点统一起来，还请陛下明察圣断。” 随后，君臣二人又展开了对尧舜时代四岳举荐鲧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曹髦提出疑问：“作为一位圣贤的君主，理应具备卓越的品德和才能，做到公正无私、明察秋毫。然而，王肃却认为‘由于尧不了解鲧的真实情况，所以才对他加以试用’。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是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呢？”庾峻回应道：“虽然圣人的贤明远超常人，但他们毕竟也是人，同样会有自己的局限。正因如此，禹曾感叹道：善于识别人才的人堪称哲人，但对于帝王而言，真正做好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尧帝最终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用人上的失误，及时改正并将帝位禅让给舜，这也正是他作为圣人的伟大之处。”
         曹髦曾发表过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述：“若要论及善始善终，唯有圣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连一个好的开端都无法做到，又怎能奢望成为圣贤呢？大禹曾说过，治理国家对于帝王而言是极为艰难的。然而尧帝在位时，最终还是废黜了不肖之人，改而任用贤能之士，这充分体现了他知人善任的智慧。《经》中提到：‘能识别人品行的人堪称圣哲，能够选拔贤能为官更是难能可贵。’若尧帝对鲧的品德缺乏准确判断，竟然长期任用九年之久，导致继位人选的选择失去了应有的标准，这又如何称得上是圣明的君主呢？” 庾峻回应道：“臣下在研读经典时发现，即便是圣人也并非毫无瑕疵。例如尧帝曾经误信四凶——鲧、共工、兜和三苗；周公也曾因信任管叔和蔡叔而遭遇背叛；孔子则因为对宰予的误解而留下遗憾。” 曹髦进一步阐述：“尧帝任命鲧治理洪水，九年过去却毫无成效，反而使得河道混乱不堪，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至于孔子与宰予之间的误会，仅仅是个人言行上的分歧，与尧帝任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周公与管蔡的关系，《尚书》中已有详细记载，作为博士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吧！” 庾峻谦逊地回答：“这些历史事件即使是先贤们也难以完全说清其中的是非曲直，更何况微臣学识浅薄，更难以做出准确的评判。” 

       随后，曹髦与群儒就《尚书》中“有鲧在下曰虞舜”这句话展开了深入讨论。他问道：“在尧帝统治时期，天下洪水泛滥成灾，同时朝中有四凶作乱，急需选拔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苦的老百姓。当时舜已经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被公认为仁德兼备的贤者，但为何迟迟未能得到重用呢？” 庾峻解释道：“尧帝曾向四岳咨询举荐贤才之事，希望禅让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选择一个德行不足的人接替帝位将会有损其威严。于是尧帝要求他们推荐出身卑微但德才兼备的人选，最终四岳推举了舜。因此可以说，舜的被举荐主要是由于尧帝的明智决策，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曹髦继续追问：“尧帝早已听说舜的贤名却没有及时提拔，对于一些忠臣也未能重用，直到后来才通过四岳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才推举了舜，这难道不是说明尧帝并非真正急于选用贤才来治理国家以解救百姓吗？”庾峻表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接着，曹髦又组织学者们讲解《礼记》中的内容。他问到：“《礼记》中提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不同的时代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手段呢？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才能实现建立德政、施恩而不求回报的理想境界呢？” 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指的是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以自身的高尚品德感化民众，治理国家；而‘其次务施报’则是指后世的尧、舜、禹等帝王以礼法制度来治理国家。不同帝王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治国理念的不同。正如人类社会从原始阶段发展到文明阶段，帝王们的教化方式自然也会随之演变。” 曹髦追问道：“那么这种教化方式的差异，究竟是由帝王个人的品行决定的，还是由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呢？” 马照坚定地回答：“当然是由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就像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样，帝王们的治国理念和教化方式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
        在甘露元年，即公元256年的五月，邺城与上洛等地区纷纷向朝廷奏报称发现了祥瑞之兆——甘露。这一吉祥的征兆被视为上天对当朝统治者的嘉许。因此，在六月初一（256年7月10日）这一天，朝廷正式颁布诏书，改年号为“甘露”，以昭示这一特殊时期的开始。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为了表彰大将军司马昭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威望，皇帝下旨加封他为大都督。同时，给予司马昭一项殊荣：他在朝堂上奏事时只需报出官职而无需提及姓名，这是对其地位的高度认可。此外，还特别授予他象征最高军事权力的黄钺，赋予其统领全国各路兵马以及京师内外诸军的绝对权威。 紧接着，在八月二十九日（256年10月5日），太尉司马孚被任命为太傅，这是一个极富尊崇性的职位，意味着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九月，司徒高柔接替了太尉一职，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职责。 到了十月，司空郑冲晋升为司徒，而尚书左仆射卢毓则被封为司空。这些重要的人事任命不仅体现了当时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也反映了魏国统治阶层对于各个关键岗位人选的慎重考虑，旨在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一日（257年5月31），魏帝曹髦前往国学馆，召集群臣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雅集。他下令让众位大臣即席赋诗，以展示各自的才华和对时政的看法。 然而，在这场雅集中，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官员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他们在作诗过程中拖延时间，未能展现出应有的水平。负责文化教育事务的朝廷官员为此上奏，请求免除这些人的官职。面对这种情况，曹髦皇帝展现了宽厚仁慈的一面，他说：“朕虽非天资聪颖之人，却一直对文雅之事怀有浓厚兴趣。今日请诸位即席吟咏，本意是想借此机会了解朝政得失，倾听大家的真实想法。只是你们未能领会朕的用意，所言多不着边际。此次就暂且饶过和荄等人，希望从今以后，各位大臣能够更加用心钻研古籍经典，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智慧，如此才能令朕欣慰。” 仅仅四天之后，也就是同年五月五日，淮南地区爆发了重大变故。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勤王，声讨权臣司马昭。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为了平息叛乱，司马昭挟持着曹髦与郭太后一同出征淮南。经过一年的征战，司马昭最终于次年成功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处决了诸葛诞，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曹髦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包容，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权臣与皇权之间的博弈。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258年10月18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玉碎九重
（司马昭弑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髦皇帝目睹自己的权力和威望逐渐被削弱，内心充满了愤懑与不甘。在甘露五年（260年6月1日）五月初六的夜晚，他决定采取行动。曹髦秘密命令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在陵云台部署武装士兵，并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以及散骑常侍王业，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司马昭的野心路人皆知，我实在无法忍受坐以待毙，等待被废黜的耻辱。今天，我将亲自带领你们一同讨伐他。” 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决策，王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道：“古时候，鲁昭公因无法容忍季氏的专权而发动讨伐，最终失败流亡，不仅失去了国家，还遭到了天下人的嘲笑。如今，司马昭掌控朝政已久，朝廷内外的大臣们早已习惯了为他效命，甚至不顾逆顺之理。而且，宫中的宿卫力量空虚，兵力十分薄弱，陛下究竟凭借什么去对抗强大的司马昭呢？如果贸然行事，无异于病急乱投医，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祸患。希望陛下能够重新慎重考虑。” 曹髦听后，从怀中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语气坚决地说：“此事已成定局，纵使面临死亡又何足惧哉！更何况未必就会死。”说罢，便径直走进内宫，向郭太后禀告了自己的决定。 此时，王沈和王业选择离开宫殿，前往告知司马昭这一情况，试图劝说王经一同前去，但王经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坚持留在原地。这一夜，注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甘露五年五月初七（己丑）日（公元260年6月2日），魏国皇帝曹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拔剑登上御辇，率领着殿中的宿卫武士和一些随从奴仆们，高声呼喊着正义的口号离开了宫殿。这一幕显得既悲壮又充满决心。 当他们行至东止车门时，遇到了司马昭的弟弟、时任屯骑校尉的司马伷及其部下。面对突然出现的皇帝一行人，曹髦身边的侍从愤怒地大声呵斥，司马伷的士兵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倒，纷纷逃散开来。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护军贾充率兵从外部赶来，在南面宫阙之下与曹髦一行正面相遇。此时的曹髦亲自持剑搏斗，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绝。 在激烈的战斗中，贾充的军队逐渐处于劣势，眼看就要失败。这时，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向贾充询问应对之策。贾充回答道：“司马公养育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应对今天这样的情况。现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成济听后，立刻抽出长戈冲向曹髦，并将他刺杀于车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就这样不幸遇害，当时他还不到20岁。 消息传到司马昭那里，他大为震惊，甚至跪倒在地以示哀悼。太傅司马孚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他将曹髦的头颅轻轻放在自己的腿上，痛哭流涕，悲痛地说：“陛下被杀，这是我的罪过啊！”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曹魏政权内部权力斗争的白热化，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深刻反映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以及个人命运在政治漩涡中的脆弱性。

身后之事
        曹髦驾崩之后，司马昭进入宫殿之中，召集众位大臣商议后续事宜。尚书左仆射陈泰却并未前来。司马昭便让陈泰的舅舅、担任尚书一职的荀顒前去召唤他。 陈泰见到荀顒后说道：“世人常常议论说我陈泰可以与您相提并论，然而今日看来，您的作为实在不如我陈泰所秉持的道义。”尽管如此，在家族子弟们从里到外的强烈催促下，陈泰最终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宫殿。 当他见到司马昭时，悲痛之情难以抑制，几乎要昏厥过去。司马昭面对这样的场景，也流下了眼泪，他对陈泰说：“玄伯啊，你打算如何对待我呢？”陈泰沉痛地回答道：“唯有将贾充处死，才能稍稍向天下人谢罪。” 司马昭沉默良久，陷入深深的思考之后才缓缓开口：“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吧。”陈泰坚定地回应：“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除了这个办法，我不知晓其他能够平息民愤的方式了。”司马昭听后，也不再多说什么。 陈泰因为过度悲恸，不久之后便因吐血而亡。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与残酷，以及忠臣义士在面临国家变故时内心的痛苦抉择。
      五月初八（庚寅）（260年6月3日）这一天，司马昭对郭太后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她颁布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的内容大致如下： 当初拥立曹髦为帝时，是因为看中了他擅长撰写文书和文章，我们满心期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的性格暴戾乖张，并且这种不良品性日益严重。身为太后的我，曾多次对他进行训诫和劝导，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后来我与大将军司马昭商议废黜并另立新君之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还有可塑性，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改正错误。可是曹髦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胆大包天地拿起弓箭射击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这是何等的无礼和嚣张。 面对这种情况，我前后数十次请求大将军废黜他。而曹髦得知此事后，竟然贿赂我身边的人，打算下毒谋害我。事情败露之后，他竟公然率兵闯入西宫企图杀害我。幸好大将军及时得到消息，而他在混杂在士兵之中，最终被大将军的将士所杀。 这个不肖之徒“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按照规定应当将其废为庶人，以平民的礼仪安葬他。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他在位期间的年号均被称为高贵乡公某年。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当时朝政的混乱局面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重臣联名上疏，恳请朝廷以王礼厚葬高贵乡公曹髦。最终，在五月十六日（戊戌）（260年6月11日），高贵乡公被安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处的瀍涧之滨。葬礼十分简朴，随行车辆仅有数乘，没有设置彰显身份地位的旌旗仪仗。然而，这一事件却引起了百姓的高度关注，许多人纷纷聚集在路边观看。他们低声议论着：“这就是前几天被杀害的天子啊。”不少人忍不住掩面而泣，悲痛之情难以自已。 不久之后，司马昭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罪名诛杀了曹髦的心腹大臣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向司马昭告密有功，不仅免于一死，还因此受封为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户。 然而，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朝野上下强烈的不满。二十多天后，由于群情激愤，司马昭不得不下令诛杀成济三族。成济兄弟拒不认罪，甚至赤身裸体爬上屋顶，对着天空大声咒骂司马昭。最终，成济兄弟被军士用乱箭射杀。这些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以及司马氏政权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轶事典故】
高贵乡公安在

以臣弑君，则加此刑
      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对话发生在西晋名臣贾充与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之间。当贾充质问孙皓：“听闻陛下在南方时，曾对犯人施行挖眼、剥面皮等酷刑，这是何等残忍的刑罚？”孙皓从容应答：“此等重刑，只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身为臣子却弑杀君主；其二，奸佞狡诈、背信弃义之徒。这两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君臣之间的伦理道德，故而施以此极刑以正视听。” 面对如此回答，贾充顿时哑口无言，满脸羞愧，因为他深知自己在历史上也并非毫无争议。而孙皓则表现得泰然自若，神态安然，展现出一位亡国之君难得的气度。 这段对话不仅体现了古代帝王对于君臣大义的坚持，更反映了即便在国家覆灭之后，孙皓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没有因为沦为阶下囚而失掉尊严。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忠义观念的重视程度。

晋祚不得长远
    在晋明帝统治时期，有一次，德高望重的王导与才华横溢的温峤一同觐见晋明帝。晋明帝对历史颇有兴趣，于是向温峤询问前代能够统一天下的原因。 当时，温峤尚未开口作答，王导便抢先说道：“陛下，温峤年少，对于这段复杂的历史可能还不够熟悉，容臣为陛下详细道来。”随后，王导开始娓娓道来。他从司马懿创立基业说起，讲述其如何诛灭许多有名望的家族，又如何宠幸和栽培那些支持自己的人。他还提到了司马昭晚年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杀害高贵乡公曹髦一事。 当晋明帝听完王导的叙述后，不禁感到震惊与忧虑。他掩面伏在坐床上，感慨地说：“倘若真如您所说，我大晋王朝又怎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呢！”这番话既表达了对先辈所行之事的不满，也流露出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 这段历史对话不仅展现了当时君臣之间的互动，更反映了晋朝开国之初的一些重要史实以及后人对其的反思。它提醒着后世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应秉持公正、仁德的原则，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

高贵乡曹髦主要作品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尚有《高贵乡公集》四卷，至隋代已亡佚 ；又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亦亡佚。 [74]赵一清从《经典释文·庄二四年》“梁溠”引用曹髦的《春秋左氏传音》中的“侧嫁反”，推测唐人可能仍见到了曹髦的《春秋左氏传音》（参见于《颜氏家训·卷第七》）；而《旧唐书·经籍志》中则记载《高贵乡公集》仍有两卷。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本中收录曹髦的赋、诏、论、叙等各类文章，总计二十四篇，包括《伤魂赋并序》《自叙始生祯祥》《颜子论》等。郭善兵有《曹芳曹奂曹髦集校注》。

【诗作】
曹髦的诗作，传世者仅有残诗两首
残诗一
赫赫东伐，悠悠远征。泛舟万艘，屯卫千营。 
残诗二
干戈随风靡，武骑齐雁行。

**宋人严羽等认为曹髦是九言诗的创始人，但曹髦所作九言诗均不传。另据《汉晋春秋》，曹髦曾作《潜龙诗》一首

【画作】
《祖二疏图》
《盗跖图》
《黄河流势》
《新丰放鸡犬图》 
《於陵子》
《黔娄夫妻图》等

【家族成员】

曾祖父：曹操，字孟德，官至丞相、魏王、冀州牧，曹丕登基后追封为武皇帝。 
曾祖母：卞氏，曹丕登基后尊为太后，谥号武宣皇后。（卞氏是卞秉的姐姐 ）
祖父：魏文帝曹丕（曹魏开国皇帝）
祖母：昭仪仇氏
父亲：东海定王曹霖
兄弟：东海王曹启

皇后：卞皇后，卞秉曾孙女，卞隆之女，正元二年（255年）立为皇后。高贵乡公遇害，乃逊后位。（卞秉~官至魏国昭烈将军，被封为开阳侯；）

【后裔】
曹霸，曹髦后人，唐玄宗时期画家，能文善画，官至左武卫将军，杜甫作有《丹青引》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二诗，表达对其画艺的赞叹。

曹祖义，曹操七十代孙

曹操后裔~【曹雪芹世系脉络】

（曹雪芹是曹操六十四代孙 ）

曹锡远，（曹操五十八代孙 ）明代后期将领，约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本名宝，字世选，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袭取沈阳，约40岁的曹锡远投降了后金。

  曹振彦，（曹操五十九代孙 ）清初官吏，沈阳中卫人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曹操六十代孙 ），曹玺又名曹尔玉，字完璧，是曹振彦之长子。曹玺是沈阳人，清代《皇朝通志》卷七十四《氏族略·满洲旗分内尼堪姓》记：“曹氏：曹玺，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任(内)工部尚书。”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
曹雪芹：祖父曹寅（曹操六十一代孙 

曹雪芹：祖母，曹寅、李氏
（曹雪芹父、母）
曹顒、马氏（曹操六十二代孙 
叔父：曹頫（曹操六十三代孙 
曹雪芹（曹操六十四代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