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帝刘祜~东汉第六位皇帝（106年八月---125年4月30日）

全名：刘祜
别名：汉安帝

庙号：
谥号：孝安皇帝

年号>

永初（107年--113年）

元初（114年--120年四月）

永宁（120年四月-121年六月）元初七年四月改元为永宁元年。永宁二年七月改元建光元年。

建光（121年七月--122年三月）建光二年三月改元为延光元年。

延光（122年三月--125年）建光二年三月改元为延光元年。延光四年三月北乡侯刘懿即位沿用；同年十一月汉顺帝即位沿用。

在位时间：106年 至 125年

前任：汉殇帝刘隆

生卒：94年--125年4月30日

时代：东汉
民族：汉族
出生地：清河 [20]（位于今河北省清河县）
逝世地：叶县 （位于今河南省叶县）
陵墓：恭陵

概述

       汉安帝刘祜（94年－125年4月30日），是东汉的第六位皇帝，在位时间为106年至125年。他是汉章帝刘炟的孙子，清河孝王刘庆的儿子，母亲为左小娥。 刘祜自幼聪慧过人，十岁时便对史书典籍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汉和帝对他十分喜爱并予以重用，常常召他入宫，给予的赏赐远超其他王子。和帝驾崩后，汉殇帝即位，邓太后临朝听政，选定刘祜作为储君。不幸的是，殇帝在位仅一年便夭折，邓太后随即立刘祜为帝，并继续临朝称制。 刘祜即位之初，国家面临重重危机。当时天灾频发，尤其是陨石撞击带来的灾难空前严重，四夷各族趁机入侵，使得东汉王朝岌岌可危。然而，邓太后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夙夜勤劳，躬行节俭，积极组织救灾，安抚百姓，讨伐平定四方叛乱，最终成功平定了天下。邓太后的英明决策和辛勤付出，为东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太后去世后，时年28岁的刘祜开始亲政。他重用了皇后阎氏、嫡母耿氏以及祖母宋氏三家外戚，并晋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皇帝封爵乳母的先河。在对外政策方面，刘祜派遣班勇屯兵西域，促使西域重新回归汉朝版图；同时采取怀柔政策，使高句丽臣服。然而，他在处理鲜卑问题上出现了失误，枉杀了征服鲜卑的猛将邓遵，导致鲜卑再次反叛，给边疆带来了新的动荡。

      延光四年（125年），刘祜南巡至宛（今河南南阳）时突发急病，三月间在返京途中不幸去世，享年三十二岁，葬于恭陵，谥号孝安皇帝。 尽管刘祜在位期间取得了一些外交成就，但他未能做到明察秋毫，过度倚重乳母王圣，致使王圣及其女儿专权。此外，他还过分宠信宫女，导致宫女势力逐渐膨胀，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与宦官一同干预朝政。更为严重的是，他听信宫女谗言，驱逐了贤良的外戚邓氏家族，枉杀太尉杨震，并废黜太子刘保，这些错误决策使得“天下纷然，怨声载道”，东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由盛转衰的局面。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永元六年（公元94年），汉安帝刘祜诞生于东汉王朝的宫廷之中。自幼年起，他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与仁慈，拥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心智。刘祜天资聪颖，为人宽厚仁爱，乐善好施，深受周围人的喜爱。 到了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年仅十岁的刘祜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他对史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儒家经典更是情有独钟，常常沉浸于研读之中。这种对知识的热爱和求知若渴的态度，让当时的汉和帝对他格外器重。和帝不仅多次召见这位聪慧的少年，还亲切地称他为“诸生”，给予他诸多特殊待遇。无论是珍贵的赏玩之物还是用于学习的书籍文具，汉和帝赐予刘祜的礼物在众位皇子中都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然而命运却在元兴元年的十二月辛未（公元106年2月13日）发生了转折。汉和帝突然驾崩，年幼的汉殇帝继位。此时，刘祜的父亲刘庆返回了自己的封地，而邓太后则特别下诏将刘祜留在京师洛阳的清河邸中，并确立他为储君。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不幸的消息传来，汉殇帝夭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邓太后与她的兄长邓骘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迎立刘祜为新的皇帝。邓骘连夜持着太后的符节前往迎接刘祜入宫。邓太后颁布诏书称赞刘祜：“其本质性情忠诚孝顺，行事小心谨慎，能够通晓《诗经》等经典著作，专心致志地学习古代文化，心怀仁慈关爱臣民。虽然年纪尚轻，仅有十三岁，但却已具备成年人的志向和品格。作为孝章帝嫡系皇孙，他谦逊恭敬且慈爱顺从，在年幼时就勤奋努力，最适合继承大统，奉祀郊庙。” 随后，邓太后又亲自拟定策命文书，其中写道：“朕认为侯（指刘祜）是孝章帝一脉相承的嫡系皇孙，他为人谦逊恭敬且慈爱温顺，从小就勤奋好学，理应承担起祭祀天地宗庙、继承国家大业的重任。”当这份策命宣读完毕后，太尉张禹恭敬地献上象征皇权的玉玺和绶带，刘祜正式登基成为新任皇帝，这一年他才十三岁。而邓太后则开始临朝听政，辅助这位年少的新君。

委政太后

        刘祜即位后，展现出谦逊恭谨的品德，对经学充满勤奋与热爱，他心怀敬意地供养着长辈，并将国家政务托付给长乐宫的邓太后。为了给予刘祜更好的教育，邓太后特意邀请了当时备受众多儒士推崇的名儒邓弘入宫教授刘祜。

        永初元年（107年），此时的刘祜已经十四岁了，但他尚未开始亲自主持朝政，朝政事务完全由邓太后独自掌管，她也因此被时人尊称为“邓太皇”。郎中杜根曾上奏邓太后，认为刘祜年龄已经足够大，应该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了。然而，邓太后对此非常愤怒，下令杖责杜根致死，并将他的尸体丢弃在城外。但杜根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装死逃到了宜城山中当了一名酒保。（直到十五年后刘祜正式亲政，才重新召回杜根） 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大司空周章暗中策划废黜邓太后和刘祜，意图改立平原王刘胜为皇帝。这一阴谋很快被邓太后察觉，她迅速采取行动，在十一月迫使周章自杀。

        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刘祜开始讲《尚书》，对古代典籍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到了永初二年（108年）春正月，刘祜举行了加元服的仪式。（关于加元服的时间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是在永初三年） 元初元年（114年），阎姬被选入宫中，深得刘祜宠爱，被封为贵人。次年（115年），阎姬更是被立为皇后。然而，阎姬性格极为嫉妒专宠，当刘祜临幸宫女李氏并诞下皇子刘保后，阎姬竟用毒酒杀害了李氏。 由于邓太后一直坚持临朝称制，迟迟不肯主动归还政权给刘祜，这使得刘祜虽然身居帝位，却只能收敛着衣襟，无法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力，心中因此充满了烦闷。他甚至在宫廷之中悬挂书信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

险遭废黜

         东汉安帝刘祜成年之后，其行为举止多有不端之处，这使得邓太后对他愈发不满。刘祜的乳母王圣察觉到了邓太后的这种态度变化，她常常与宫中的宦官们在刘祜面前诋毁邓太后，这些话语逐渐让刘祜对邓太后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到了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下令征召济北王和河间王的儿子们前往京师洛阳。当河间王之子刘翼来到洛阳时，他那出众的容貌和优雅的仪态让邓太后感到十分惊奇。邓太后认为刘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于是决定将他过继给汉和帝的长子平原王刘胜，并且让他留在京师洛阳生活。 而刘祜的乳母王圣看到这种情况后，便与一些宦官串通起来，在刘祜面前散布谣言，说邓太后想要废掉刘祜，改立刘翼为皇帝。刘祜听到这些话后，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愤怒。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真的会被废黜，失去皇位；另一方面，他又对邓太后和那些在他耳边煽风点火的人感到无比的愤恨。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刘祜与邓太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复杂，也为东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学者陆德富对这一段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邓太后对安帝刘祜的表现感到非常不满，心中萌生了废黜安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平原王刘得曾一度是邓太后心目中的理想人选，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刘得在这一年不幸离世。这一变故无疑打乱了邓太后的计划。为了寻找合适的继承人，邓太后采取了一项重要的举措，她征召了济北王和河间王的子女入京。这一举动表面上看似寻常，实则蕴含着深远的考量，邓太后希望通过近距离观察这些宗室子弟，从中挑选出最适合继承皇位的人选。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考察与权衡，邓太后最终将目光落在了河间王之子刘翼身上。然而，废立皇帝是一件极其敏感且风险极高的大事，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动摇国本。考虑到废黜安帝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和不可预知的风险，邓太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选择维持现状。

         永宁元年（120年）夏季四月丙寅这一天，邓太后做出了另一项重要决定。她注意到安帝刘祜的长子刘保展现出诸多优秀品质，尤其是他宽厚待人、诚实可靠的性格特点给邓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刘保在学业上也表现优异，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品德修养。鉴于此，邓太后决定嘉奖刘保，并正式册立他为皇太子，这也为东汉王朝的未来奠定了新的希望。

亲理政事

        建光元年（121年）三月癸巳，邓太后不幸离世，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汉王朝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年轻的皇帝刘祜开始亲理政事，正式开启了他独立治理国家的新篇章。 在邓太后生前，邓骘曾多次拒绝接受上蔡侯的爵位，展现出了谦逊和谨慎的态度。随着邓太后的去世，刘祜为了表彰邓骘的忠诚与贡献，重新颁发了之前未被接受的任命，正式授予邓骘上蔡侯的爵位，并同时赋予他特进之职，使他的地位等同于三公，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同年三月戊申日，刘祜还追尊已故的父亲清河孝王刘庆为孝德皇，母亲左小娥为孝德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以此表达对家族先辈的敬意和怀念。此外，他还特别优待嫡母耿姬的兄长，授予其牟平侯、宝监、羽林、左军、车骑等重要官职。与此同时，刘祜也对祖母宋贵人的四位兄弟进行了封赏，将他们全部封为列侯。一时间，宋氏家族成员担任卿、校尉、侍中大夫、谒者、郎吏等职位的人数多达十几人，势力迅速膨胀。 不仅如此，刘祜还将目光投向了妻子阎皇后的家族。他将阎皇后的三位兄弟阎显、阎景、阎耀分别封为卿、校尉，并委以掌管禁军的重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外戚势力逐渐坐大，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广泛关注。时人评价说：“如今外戚受宠，恩宠之厚如同天地造化一般，自汉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盛况。” 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刘祜对家族和姻亲的重视，但也为日后外戚专权埋下了隐患，成为东汉后期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听信宫女谗言，驱逐邓氏外戚

         汉顺帝刘祜在位期间，由于长期受到邓太后的影响和制约，在邓太后去世后，他终于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邓太后的离世对刘祜而言，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解脱，更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 然而，邓氏家族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太后生前曾严厉惩罚过几位宫女，这些宫女怀恨在心，趁机诬告邓太后的兄弟们——邓悝、邓弘和邓闾，称他们密谋废黜刘祜，改立平原王刘翼为帝。这一无端指控正中刘祜下怀，他借此机会将邓悝等人贬为平民，而邓骘因为不知情，仅被革除特进之职，保留了上蔡侯的爵位，被迫前往封地。最终，邓骘在地方官吏的逼迫下含冤而死。 邓骘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同情与不满。当时的大司农朱宠挺身而出，抬着棺材向皇帝上疏，表达对邓氏家族的深切同情和支持。他在奏折中写道：“和熹皇后邓绥，以圣善之德，辅佐朝政，堪称大汉的文母。邓氏兄弟忠诚孝顺，忧国忧民，是王室的重要支柱。他们功成身退，谦让有加，甚至将自己的封地让给贤能之人，这种高尚的行为在历代外戚中实属罕见。如今，邓氏家族蒙受不白之冤，七人无辜遇害，这违背了天理人伦。陛下应当妥善安葬邓氏诸人，以告慰他们的亡灵。” 尽管朱宠的直言进谏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他也因此触怒了刘祜，最终被罢免官职，黯然归乡。

        朱宠被罢官的消息传开后，百姓们纷纷自发进京为邓氏家族鸣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刘祜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下令将邓骘等人妥善安葬于北邙山，并召回了流放的邓氏子弟，让他们回到洛阳。这一系列举措虽然迟来，但总算为邓氏家族挽回了一些尊严。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宫廷斗争的残酷，也展现了正义终将得到伸张的历史规律。邓氏家族的遭遇令人唏嘘，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忠臣义士如朱宠等人的勇敢担当，以及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

乳母专权

         东汉时期，刘祜（汉顺帝）亲政后，其乳母王圣凭借对安帝（刘祜之父）的养育之恩，在宫廷中逐渐形成了专权的局面。王圣不仅自己放纵任性，还让她的两个女儿伯荣和王永也变得极为跋扈。 王圣及其女儿伯荣奢侈暴虐，贪污受贿，频繁出入宫廷，煽动内外，干预朝政，无恶不作。她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朝廷秩序，引起了诸多官员的不满。司徒杨震曾上疏劝谏刘祜，建议将王圣驱逐出宫，并断绝她与女儿伯荣的来往。然而，刘祜却将奏折给王圣过目，导致王圣母女心怀怨恨，变本加厉地干预朝政。 由于刘祜无法亲自前往甘陵祭拜生父孝德皇刘庆，便多次派遣伯荣代为前往甘陵祭拜。伯荣恃宠而骄，所经过的郡国官员无不前呼后拥，夹道迎送，甚至迎着伯荣的车子叩首行礼，如同朝见帝王一般。面对如此嚣张的行为，刘祜却不加以约束，使得伯荣的威势一度超过了皇帝本人。尚书陈忠上疏指出：“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 不仅如此，王圣的另一位女儿王永也分走了刘祜的部分权力，与他共同掌权，史称“分威共权”。王永通过属托各个州郡，倾动大臣，进一步巩固了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四月，刘祜更是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封爵乳母的先河，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警示。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宫廷政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权力过度集中于非正式权力人物所带来的危害。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君主应当谨慎对待身边亲近之人，避免因私情而影响国家大事。同时，也告诫后人要重视制度建设，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荡平西域

         延光二年（123年），来自西部边境的紧急军情震动了朝野。北匈奴与车师国联兵进犯，河西四郡岌岌可危。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许多大臣主张放弃西域，收缩防线至玉门关以内，以保全中原腹地的安全。然而，刚刚从边疆回京述职的敦煌太守张当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他指出，西域诸国归附汉朝已久，若此时轻易放弃，不仅会失去众多忠诚的盟友，更将使大汉在西北的威望一落千丈。 廷尉陈忠也站出来支持张当的观点。他认为，西域地区对于大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不仅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更是拱卫中原的战略要地。与其仓促撤退，不如在敦煌设置校尉一职，增强河西四郡的军事力量，以抵御外敌侵扰。 汉安帝刘祜采纳了张当和陈忠的建议，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500精锐士兵出征柳中城。班勇抵达西域后，积极联络当地势力，得到了河西四郡及西域属国的大力支持。经过精心部署，班勇率领联军成功击退了匈奴军队，平定了车师国的叛乱，重新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这次行动不仅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也彰显了大汉帝国维护边疆稳定的决心与能力。从此，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大兴土木

       在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十月，当时国库资金本就十分紧张，然而皇帝刘祜却下令为乳母王圣大兴土木修建宅第。这座宅第位于津城门内，规模宏大，将原本的两个坊合并成一个大坊，房屋连绵不断，建筑之间紧密毗连。 整个工程极为奢华，对屋舍进行了精心雕琢与修缮，极尽巧思，汇聚了各种精妙的工艺。为了获取建筑材料，工匠们前往山中开采石材，负责施工的有大匠、左校等不同部门，总共设立了几十处工作点，各部门之间相互催促，争分夺秒赶工，耗费的资金高达数亿之巨。 面对如此大规模且耗资巨大的工程，时任司徒的杨震多次向皇帝进谏，希望能够停止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但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刘祜采纳。在这种情况下，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假造诏书，擅自调用大司农的钱粮和物资，以及大匠所辖服徭役的人员和木材等资源，纷纷为自己大兴土木，建造私人住宅、园林、楼阁等，这些行为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封禅泰山

       延光三年（124年）春季二月，汉安帝刘祜亲率文武百官东行前往泰山举行庄重盛大的封禅仪式。封禅之礼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典礼，象征着君权神授、国家昌盛。在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刘祜按照传统礼仪，在泰山之上举行了柴告之礼，以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 壬辰日这天，刘祜又在汶水之上的明堂隆重地祭祀五帝，缅怀先祖功绩，祈求国泰民安。紧接着，在癸巳日，他又虔诚地祭祀了大汉朝的两位祖先和六位宗庙中的先帝，彰显对历代先贤的崇敬之情。为了庆祝这一神圣时刻，刘祜还对郡县进行了赏赐，并安排乐舞表演，一时间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氛围之中。 然而，在刘祜离开京师洛阳期间，朝中却暗流涌动。中常侍樊丰等人趁着皇帝不在京城的机会，私自大肆修建豪华宅邸，企图谋取私利。时任太尉的杨震得知此事后，命手下截获了樊丰伪造的诏书，打算等刘祜回京后再向其禀报。 但樊丰等人得知此事后心生恐惧，担心事情败露受到惩罚，于是抢先一步诬陷杨震心怀怨恨。三月壬戌日，刘祜车驾回到京师洛阳，因旅途劳顿暂住太学休息。当天夜里，他便派人收回了杨震的太尉印绶。樊丰仍不罢休，又唆使大将军耿宝上奏称杨震不服罪。最终，刘祜下令将杨震遣送回原籍。 面对如此境遇，杨震深感痛心疾首。他认为自己受皇恩浩荡身居高位，本应为朝廷铲除奸佞，肃清朝纲，却无力做到；本应阻止那些祸乱宫廷的嬖女，也未能成功。如今被小人所害，实在无颜面对天下黎民百姓。怀着满腔悲愤，杨震最终选择服毒自尽，以死明志，成为了历史上一位令人敬仰的忠臣义士。

废黜太子

         在东汉时期，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太子刘保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汉安帝刘祜的阎皇后多年未能生育，而在此之前，刘祜已经立宫人李氏所生之子刘保为太子。不幸的是，李氏在此前已被阎皇后鸩杀。阎皇后担心一旦太子即位，可能会追究其母被杀之事，因此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除去刘保。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年仅十岁的刘保在宫中因受惊吓过度而患上了惊恐症，终日惶恐不安，魂不守舍。为了保护刘保的安全，汉安帝决定将他从东宫搬到乳母王圣的房舍中避难，由王圣负责照料刘保的生活起居。有观点认为，刘保虽被立为太子，但在后宫中的处境十分危险，极有可能遭到阎皇后及其党羽的暗害。因此，汉安帝此举应是为了特意保护刘保的安全。 然而，刘保的乳母王男和厨监邴吉等人并不希望刘保与王圣过于亲近，他们声称王圣的房舍是新修的，犯了土禁，不宜居住。这一说法引发了双方的争执。王圣及其女儿王永联合阎皇后的侍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与王男、邴吉等人在大殿上互相指责。最终，王圣和王永诬陷王男、邴吉，导致二人被幽禁致死，家属也被流放到比景县。太子刘保对王男等人的遭遇深感痛心，时常叹息不已。 王圣与王永担心刘保继位后会报复她们，于是与阎皇后及其党羽勾结，捏造事实，诬陷刘保与东宫官属合谋弑父自立。汉安帝听闻刘保的“罪名”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公卿百官商议废黜太子之事。 按照朝廷制度，太子的废立需经大臣们讨论。大将军耿宝秉承阎皇后意旨，力主废黜刘保；而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则反驳说：“太子年未满十五岁，过恶尚未及身，望陛下为其选派德行高洁的师傅，以礼义教导，使他能够行为有方。”然而，汉安帝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于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正式废黜了太子刘保，并改封其为济阴王。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刘保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了东汉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南游驾崩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携阎皇后及众多皇室贵戚南下游览。此次出行本为休闲游玩，却不想途中突生意外。三月庚申日，当一行人抵达宛城时，刘祜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即下令让大将军耿宝暂代太尉之职处理重要事务。 随着时间推移，刘祜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乙丑日这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紧急决定返回京师洛阳，并同时征召济北王与河间王年龄介于七岁至十四岁之间的子嗣入朝。当时，民间便有传言认为，刘祜此次染病可能与其对阎氏家族的过度宠幸有关。 三月丁卯日，刘祜的车驾行至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南部地区），不幸驾崩于车中，享年仅三十二岁。为了稳定局势，阎皇后秘不发丧，依然按照日常礼仪安排膳食、询问起居情况，一切如常进行。直到车队于庚午日顺利返回皇宫后，才于次日辛未之夜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噩耗。 刘祜去世后被安葬于恭陵，庙号为恭宗，谥号为孝安皇帝。随后，阎皇后将原本受征入朝的济北王子刘懿过继给刘祜作为继承人，继续着东汉王朝的统治。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朝廷中有官员上书请求取消包括刘祜在内的四位先帝的庙号，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汉献帝的认可并得以实施。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东汉时期宫廷内部权力更迭的复杂性，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格局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为政举措】
在政治方面

         东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与严谨性。 刘祜亲政之初，就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当时有一位名叫陈忠的大臣，多次向刘祜举荐那些隐居山林、品行端正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如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人。这些被举荐者都是德才兼备之人，他们或是清正廉洁，或是直言敢谏。于是，刘祜便以公车礼聘的方式邀请冯良、周燮等贤士入朝为官，这体现了刘祜对真正有才能之人的尊重与渴求。 建光元年（121年）夏四月，刘祜颁布诏令，要求朝廷百官推举品德高尚、治国有方的贤能之士。这一举措旨在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现和选拔人才，充实国家治理的队伍，确保国家机器能够高效运转。 延光元年（122年）八月己亥，刘祜再次发布诏书，这次的对象是三公以及中二千石这样的高级官员。他要求这些高官们推举在其位上任职一年以上至十年的官员，具体包括刺史、郡守、县令等地方官员。所推举之人必须具备清廉自守、爱护百姓、以身作则、率领下属、防止奸邪、处理繁杂事务得当且对百姓有益的品质。并且不受其现任官职级别的限制。对于刺史而言，可以推举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官员；而郡国太守和相则可以推举那些担任墨绶官职的人员。刘祜特别强调，在推举过程中要用心考察，不要被虚浮华丽的表象所迷惑，而是要真正选出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来为国家效力。这一系列的人才选拔措施，反映了刘祜对吏治清明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

废除贪官“增锢二世”令

        东汉时期，为了有效遏制官场的腐败现象，邓太后在刘祜即位之初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惩治贪污政策。当时清河国相叔孙光因犯下贪污罪行，邓太后下令不仅对其本人进行禁锢，还连带其子嗣两代人不得入仕为官。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对贪官实行两代禁锢的先河，在此之前，汉代对于官员的禁锢仅限于官员本人。 随着整顿贪污腐败现象的决心愈发坚定，邓太后进一步加大了惩处力度，将禁锢范围扩大到三世，这意味着贪官的子孙后代三代都不能踏入仕途。然而，这样的规定过于严苛，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尚书陈忠上疏劝谏，指出这种做法有失公允，最终促使邓太后废除了禁锢三代的规定，恢复到禁锢两代。 尽管这项禁锢两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官场腐败，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样做会使无辜之人受到牵连，缺乏人性化考量。 到了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刘祜开始亲政。这一年，居延都尉范复因犯贪污罪，朝廷欲按照之前的惯例处理。新任太尉刘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根据《春秋》所倡导的理念，应该鼓励人们向善，奖惩应止于个人，不应累及子孙。他呼吁政策制定要更加人性化，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官员的一致认同。最终，在众臣的建议下，刘祜决定废除贪污官员父子连坐的非人性化惯例，体现了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 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东汉王朝在治理腐败问题上的智慧与进步，也反映了古代政治制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对于公平、公正原则的探索与追求。

整改刑法

        东汉时期，法律体系存在诸多苛刻繁杂的规定，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一背景下，刘祜在位的永初年间，邓太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仁慈之心。她提拔了精通法律事务的陈忠担任尚书一职，并积极采纳他的改革建议。 此次刑法整改涉及多个重要方面。首先，删除了23条不合理的苛法，这些苛法往往对普通民众过于严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和社会矛盾。其次，废除了极为残酷的蚕室刑（即宫刑），这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宫刑不仅严重损害受刑者的身心健康，还对其家庭及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针对患有精神疾病且有杀伤行为的患者，制定了较为人性化的减刑措施，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人道关怀。更为感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母子兄弟之间相互代死，这种规定充分考虑到了亲情伦理的重要性，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人伦道德的重视。 邓太后与陈忠共同推动的刑法改革，尤其是废除宫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在此之前，西汉时期的汉文帝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刑法改革，废除了墨刑、劓刑、剕刑三种肉刑，但保留了宫刑。而东汉时期废除宫刑的举措，是继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刑法变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进步性的改革并未被后世王朝普遍沿用，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废止百官丧仪

        东汉旧有的制度规定，公卿、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以及刺史等官员，不需要遵循三年的守丧之制。因此朝廷内外众多职位上的官员都废弃了传统的丧礼制度。 直到元初三年（公元116年），邓太后临朝听政时，颁布诏书允许大臣们在服丧三年之后再复职。同时，她还采纳了陈忠的建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从事军屯事务以及在县衙任职的人，在他们父母去世不满三个月期间，官府或者军营不得征召他们进行徭役，而是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护送父母的灵柩并妥善处理丧葬事宜。这一政策充分体现了对官员个人情感和家庭责任的尊重与关怀，也是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一种积极体现。 然而，当刘祜亲政之后，尚书令祝讽和尚书孟布上奏请求废除这项规定。陈忠则坚决反对废除该法令，并上疏阐述理由。但是由于服丧三年的规定对于刘祜身边的宦官群体来说并不方便，最终刘祜还是采纳了尚书令祝讽和尚书孟布废除这项规定的提议，并昭告天下。这一决策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揭示出封建王朝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 尽管如此，从历史上看，邓太后所推行的这一丧礼改革举措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对官员个体权益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孝道文化。而刘祜后来废除此项规定的做法，则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于君主专制制度下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思考。

经济方面

        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的冬季十一月，汉安帝刘祜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自然灾害挑战。当时，全国有三十五个郡国发生了地震灾害，这给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刘祜展现了一位仁君应有的担当和智慧。他立即下诏，要求从三公到其他各级臣子，各自上书陈述施政得失，以期从中发现问题并改进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灾情并给予及时救助，他还派遣光禄大夫前往各地巡视，确保赈灾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对于在地震中不幸遇难者的家属，朝廷给予了深切慰问，并赐予每户两千钱作为抚恤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此外，为了减轻受灾地区百姓的生活负担，刘祜下令免除当年的田租。而对于那些受灾特别严重的区域，则进一步免除了口赋，以实际行动体现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与关怀。 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东汉王朝对自然灾害应对机制的完善，更彰显了统治者以人为本、关爱民众的治国理念。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震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定了社会秩序。

【军事领域】
屯兵西域：东汉王朝的战略决策与军事行动 在公元119年，即元初六年，邓太后派遣军队恢复了东汉对西域地区的羁縻统治。这一举措彰显了东汉王朝对于边疆稳定和对外交流通道的重视。 然而到了延光二年（12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北匈奴联合车师国对河西地区发起了猛烈的入侵。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朝堂之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大臣出于对局势的担忧，建议关闭玉门关并放弃对西域的控制；而敦煌太守张珰与廷尉陈忠则坚决主张增派兵力以维持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经过深思熟虑，刘祜皇帝最终采纳了张珰与陈忠的建议。他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并授予其率领五百刑徒士兵驻扎于西域柳中的重任。班勇到达西域后，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成功攻克了车师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这次屯兵西域不仅维护了边境的安全稳定，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东汉王朝积极应对边疆挑战、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能力。

讨伐东夷 ：公元118年，也就是元初五年，高句丽与濊貊联合起来对玄菟郡发起了进攻，华丽城也未能幸免于难。到了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的春天，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等官员率领军队出塞进行讨伐。此次行动取得了胜利，他们捕杀了濊貊的统帅，并且缴获了大量兵马和财物。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高句丽太祖王心怀诡计，派遣使者假装投降，姚光等人却轻易相信了这一假象。趁着这个机会，高句丽暗中派遣三千人马袭击玄菟、辽东两地，他们烧毁城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杀伤了两千余人。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东汉皇帝刘祜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三千多骑兵前去营救。但是当援军到达的时候，濊貊人已经撤退离开了。同年秋天，高宫再次纠集马韩、濊貊数千骑兵围攻玄菟。此时夫余王派遣自己的儿子尉仇台率领两万多人前来支援，与东汉的州郡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敌人。最终在这次战斗中，成功地击败了敌军，斩首五百余人，有力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鲜卑反叛：鲜卑反叛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边境动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军队出塞，成功击败了鲜卑部落，这一胜利使得辽西地区的鲜卑首领乌伦和其至鞬率部归降，一时之间边境形势得到了有效缓解。 然而，随着邓太后的去世，东汉内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新即位的汉安帝刘祜对邓氏家族心存猜忌，最终逼迫度辽将军邓遵自尽。失去了这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后，鲜卑部落再次看到了机会。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鲜卑部落在其至鞬的带领下卷土重来，他们大举侵犯居庸关，杀害了云中郡太守成严以及功曹杨穆，并围困了护乌桓校尉徐常驻守的马城。面对危急情况，新任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果断采取行动，在夜间突袭鲜卑军队，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解救了被困的护乌桓校尉徐常，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尽管遭受了一定程度上的挫败，但鲜卑部落并未因此而停止他们的侵扰行为。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冬季，鲜卑骑兵再度集结，以数万人的强大兵力入侵雁门、定襄等地，并进一步进犯太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到了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冬天，其至鞬亲自率领一万多名骑兵入侵东部边界，兵分多路攻击南匈奴于曼柏，这场战斗异常惨烈，最终导致薁鞬日逐王战死，上千人丧生。次年秋天，鲜卑又袭击了高柳地区，不仅击溃了南匈奴，还杀死了渐将王，使得边境局势愈发紧张。 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威胁，汉安帝刘祜却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亲政期间始终没有组织起有力的反击，这使得东汉在对抗鲜卑的过程中逐渐处于下风。直到汉顺帝继位之后，才逐步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重新稳定了北方边境的秩序。 这段历史充分反映了当时东汉王朝内外交困的复杂状况，也展现了边疆各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与融合过程。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注重长远规划，加强防御体系建设，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外交】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时，东汉王朝秉持着以德服人的怀柔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大度与包容，也展现了其长远的战略眼光。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年底，高句丽太祖王高宫去世，其子遂成继位。当时，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一局势产生了分歧。姚光主张趁机发兵讨伐，而尚书陈忠则提出了更为温和的建议。他认为，在高句丽新君即位之际发动战争是不合乎道义的行为，应当派遣使者前往吊唁，并借此机会对其过往的不当行为进行谴责。同时，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赦免其罪行而不采取武力手段，以此招抚对方，促使其日后向善。 刘祜采纳了陈忠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高句丽从此表示臣服，并在次年（公元122年），由新任国王遂成主动归还了被掳掠的汉朝百姓，并前往玄菟郡表达投降之意。对此，刘祜颁布诏书称：“遂成等人过去行事凶暴忤逆，按理应当严惩，但念在其主动乞罪请求投降且幸得赦令宽恕，故不再追究。另外，针对鲜卑、濊貊等部族连年侵扰边境，驱使劫掠大量百姓的情况，今后若能不与官府发生冲突而主动归附并送还被掳掠之人者，将给予每人四十匹缣作为赎金，以此鼓励更多人选择和平共处之道。” 这一系列举措既彰显了东汉王朝对待周边势力时的智慧与胸怀，也为维护地区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安帝刘祜 家族成员】

祖父：刘炟（汉章帝，光武帝刘秀的孙子，汉明帝刘庄第五子）
祖母：宋贵人（追赠敬隐皇后）
父亲：刘庆（清河孝王，追尊孝德皇 ）
嫡母：耿姬（甘陵大贵人，牟平侯耿袭和隆虑公主刘迎的女儿）
母亲：左小娥（追尊孝德后）

（兄弟）
二弟：刘虎威（清河愍王）
三弟：刘常保（广川王）

（姐妹）
刘侍男（涅阳公主）
刘别得（舞阴公主，下嫁邓褒（邓禹玄孙））
刘久长（濮阳公主，下嫁耿良（耿弇曾孙））
刘直得（平氏公主）
刘坚得（阴城公主，下嫁班始）

（后宫）
正室：阎皇后（安思皇后，尚书阎章的孙女）
妾室：李皇后（恭愍皇后，汉顺帝生母）

（子辈）
长子：刘保（汉顺帝）

【轶事典故】
神光照室
        在清河王邸第之中，刘祜曾多次见证奇异的景象。每当夜幕降临，室内的氛围便会变得神秘而庄重，仿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悄然涌动。据说，有神光屡次照耀于室内，那光芒柔和而圣洁，宛如来自天际的光辉，令人不禁心生敬畏。不仅如此，在刘祜的床榻之侧，还曾出现过一条赤蛇，它盘踞在那里，姿态宁静而祥和，仿佛守护着这片神圣之地。 清河孝王刘庆，作为刘祜的父亲，目睹这些异象后，心中常常感到惊异与困惑。他深知这些迹象非同寻常，或许预示着某种重要的命运即将降临。身为一位贤明的王，他对这些奇异的现象既感到敬畏，又充满期待，希望上天能够保佑他的儿子平安顺遂，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这些神迹不仅为清河王府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刘祜的成长之路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后人每每提及这段历史，无不感叹其中蕴含的深意与天意。

宫女乱政

    在东汉时期，特别是刘祜亲政期间，宫女乱政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朝廷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在邓太后去世后不久，一些曾经受过邓太后惩罚的宫女怀恨在心，恶意诬告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闾等人阴谋废黜皇帝刘祜，并企图另立平原王刘翼为帝。刘祜轻信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谗言，最终将邓悝三兄弟废为庶人。而邓骘因不知情被革除特进之职，但保留上蔡侯爵位并被迫前往封地，最终不堪忍受地方官吏的逼迫而自杀身亡。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忠良外戚家族的覆灭，也严重动摇了朝廷的政治根基。

        第二，刘祜对某些得宠宫女的行为缺乏约束，使得她们逐渐形成了超越天子威严的势力。例如，由于刘祜无法亲自前往甘陵祭拜其生父孝德皇刘庆，便多次派遣宫女伯荣（王圣之女）前去祭祀。伯荣仗着皇帝的宠爱，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郡国官员的隆重迎接，甚至有官员迎着她的马车行礼如仪，仿佛面对的是真正的帝王。尚书陈忠曾上疏直言：“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权柄，已落于臣妾之手。”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皇权的尊严与权威。

        第三，刘祜听信宫女谗言，做出了废黜太子刘保的重大错误决策。当太子刘保患病时，刘祜的乳母王圣及其女儿王永与原本担任太子乳母的宫女王男及厨监邴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最终，王圣和王永联手害死了王男和邴吉。太子刘保思念自己的乳母王男，常常叹息不已。王圣母女担心日后遭到报复，便编造谎言陷害太子刘保，致使刘保被废黜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皇位继承的正常秩序，也给刘保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第四，宫女干涉地方选举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据《后汉书》记载，宫女王永（王圣之女）与刘祜“分威共权”。当时，许多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纷纷向王永行贿，以求得到庇护或升迁机会。王永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各州郡长官的人事任免，导致那些因受贿而被关押的人重新获得任命，地方官员队伍中清廉者与贪腐者混杂在一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人们戏称金钱才是真正的上流阶层。针对上述种种宫女乱政现象，太尉杨震上疏批评刘祜：“奸佞之人狡猾难治，而陛下却未能将其铲除；恶嬖女倾乱朝纲，陛下亦未能加以禁止。” 这些宫女乱政事件暴露了当时宫廷管理的诸多漏洞，以及皇帝对身边人的信任失察，值得后世引以为戒。

     同时，这些事件也反映出东汉王朝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案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