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帝刘肇~东汉第四位皇帝（88年4月9日－106年2月13日在位）
汉和帝刘肇
全名：刘肇
时代：东汉
别名：汉和帝
庙号：穆宗
谥号：孝和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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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元（89年--105年三月）
2.元兴（105年四月~105年十二月）
在位：88年4月9日 至 106年2月13日
生卒：79年~106年2月13日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郡雒阳县（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逝世地：洛阳章德殿（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前任：汉肃宗孝章皇帝刘炟
陵墓：慎陵
概述
刘肇（公元79年－106年2月13日），又作刘肈，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第四位皇帝（88年4月9日至106年2月13日在位）。他是汉章帝刘炟的第四子，生母为梁贵人，后被过继给章德窦皇后。
建初七年（公元82年），章帝立刘肇为皇太子。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驾崩，刘肇即位，当时他年仅十岁。由于他年纪尚幼，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期间窦氏家族专权。然而，在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十四岁的刘肇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联合清河王刘庆以及大臣丁鸿发动政变，成功捕杀窦氏及其党羽，从而亲政。 刘肇在位期间，国家内外政策均取得显著成就。对外方面，他继承并发扬了先帝的军事策略，取得了辉煌战绩。班超击败了强大的贵霜帝国，使得西域五十余国臣服于汉朝；他还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远达地中海东岸。这次外交行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还让四万里之外的海滨国家纷纷派遣使者纳贡。随后，刘肇接见了来自罗马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的商团“使臣”，并对其进行册封，实现了中国与欧洲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首次直接交往。此外，刘肇还攻灭了烧何羌部落，并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版图。 对内方面，刘肇秉持宽和爱民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百姓生活安定富足，人口逐年增长，疆域不断扩展，达到了“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的繁荣景象，缔造了“黎元宁康，万国协和”的盛世局面。这一时期被称为“永元之隆”，史书记载：“冠斯往代，奄有万国”，东汉国力达到全盛。 同时，刘肇也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他命令才女班昭续写《汉书》，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蔡伦改进造纸技术，革新军械制造工艺，使得“蔡侯纸”得以广泛推广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传播和技术进步。
元兴元年十二月（公元106年2月），刘肇因病逝世于章德殿，享年二十七岁。他被追谥为孝和皇帝，庙号穆宗（后被取消），葬于慎陵。刘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的统治时期成为了东汉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肇是汉章帝刘炟的第四子。他的母亲梁贵人出身名门，是褒亲愍侯梁竦的女儿。建初二年（77年），梁贵人入宫，于建初四年（79年）顺利诞下了刘肇。 然而，刘肇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梁贵人遭到窦皇后的诬陷，最终忧郁而终。尽管失去了母亲，但刘肇并没有被忽视，窦皇后亲自承担起了抚养刘肇的责任，悉心照料他成长。 在刘肇三岁那年，即建初七年（82年）六月十八日，汉章帝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废黜当时的皇太子刘庆，改立年幼的刘肇为新的皇太子。这一决策不仅改变了刘肇的命运，也对东汉王朝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刻起，刘肇正式成为储君，开始接受作为未来帝王的教育与培养。
登基为帝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汉章帝驾崩，皇太子刘肇继承大统，是为汉和帝。新帝即位后，尊奉嫡母窦皇后为皇太后。由于汉和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故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朝廷大权。 在此期间，窦太后对家族成员进行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她提拔兄长窦宪从虎贲中郎将升任侍中，使其得以参与朝廷机密决策并负责发布诏令；任命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帝的贴身侍卫；另外两位弟弟窦景与窦瑰则被授予中常侍之职，专门负责传达诏命及处理文书事务。通过这些任命，窦氏兄弟占据了朝廷的核心要职，形成了对国家政治中枢的实际控制。 在执政过程中，窦太后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志。例如，在是否出兵讨伐北匈奴的问题上，尽管众多大臣如尚书、侍御史、骑都尉以及议郎等纷纷谏言反对，指出不应因一人之计而牺牲万民性命，但窦太后仍坚持己见，为了袒护其兄窦宪，最终决定出兵。经过稽落山之战、伊吾之战、河云北之战和金微山之战四场战役，东汉军队重创了北匈奴，使得北单于惊恐逃窜至乌孙地区，导致漠北地区一度空虚。随后，北匈奴单于失踪，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并在蒲类海请求投降。面对这一局势，窦宪提议重新扶植北匈奴政权，尽管群臣意见不一，但窦太后还是批准了这一建议，派遣耿夔、任尚两位中郎将协助於除鞬单于返回漠北故地，从而使东汉同时监护南匈奴、西域以及北匈奴。 此外，窦太后还大量任用窦氏家族子弟及其亲朋好友担任朝廷或地方官员，形成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这种做法不仅强化了窦氏家族的权力，也滋生了许多腐败现象。特别是其弟窦景，他纵容家奴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掠夺财物，甚至强占妇女。商人们见到他就像遇到盗贼一样避之不及，然而相关官员却无人敢对此进行弹劾。 窦太后的专断行为逐渐引起了朝中正直大臣们的不满。他们不断上书劝谏，有的甚至不惜以死相争。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执政期内，大臣们针对各种问题向窦太后提交的奏折多达十五六次。这反映出当时朝廷内部对于窦太后独断专行的普遍担忧与抵制情绪。
政变夺权
永元三年（91年）是一个充满波澜的年份。这一年正月，汉和帝刘肇正式采用曹褒所制定的新礼制，举行了加冠礼，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一位成年君主，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同年二月，窦宪派遣副将耿夔远征北匈奴，在金微山之战中大获全胜，沉重打击了北匈奴势力。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汉朝北部边疆的安全，也进一步提升了窦宪的声望。然而，随着窦宪权势日增，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讨好，纷纷向窦宪行贿。这一现象引起了大司徒袁安和大司空任隗的警觉，他们毅然上书弹劾这些不法官员。刘肇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免了四十多名涉及贿赂的地方官吏。此举引发了窦氏外戚集团的强烈不满，尤其是窦太后对袁安等人怀恨在心。 尚书仆射乐恢曾多次上疏反对宦官和外戚干政，但未被窦太后采纳。回到家乡后，窦宪以威逼手段迫使他服毒自尽。面对这样的高压态势，朝中大臣们大多选择明哲保身，唯独袁安始终坚守正义，常常因忧国忧民而落泪。另一位尚书仆射郅寿也曾直言批评窦宪骄纵跋扈，并引用王莽篡位的历史教训警示朝廷，最终也被迫自杀。这反映出当时政治环境的严峻与复杂。 同年十月，刘肇前往长安巡视，颁布诏书寻找汉高祖功臣萧何、曹参的后代并恢复其封爵，意在暗示群臣效仿先贤忠君爱国的精神。同时邀请窦宪一同前往长安陪同。当窦宪抵达时，部分朝臣私下商议要以“万岁”的尊称迎接他，幸亏尚书韩棱及时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礼仪规范才得以制止。十一月，刘肇亲自祭拜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陵寝，表达了对祖先的敬意。十二月，班超成功平定西域诸国的消息传来，刘肇随即下令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担任此职，并册封龟兹王子白霸为国王，派使者护送其回国即位。随后，刘肇返回洛阳继续处理政务。 随着时间推移，窦宪逐渐形成了以邓叠、郭璜为核心的心腹圈子。永元四年（92年），窦太后封邓叠为穰侯，邓氏家族与郭璜父子相互勾结，意图谋害刘肇。刘肇察觉到这一阴谋后，秘密与兄长刘庆商议对策。刘庆自幼与刘肇关系亲密，深受信任，经常出入宫廷参与决策。为了寻找应对之策，刘肇希望阅读《汉书·外戚传》中关于历代帝王处理外戚问题的记载，但由于担心泄密，便让刘庆暗中向千乘王刘伉借阅书籍，并通过宦官郑众查找相关案例。郑众建议立即铲除窦宪的心腹，但考虑到窦宪掌握兵权，刘肇暂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三月，坚定维护皇权的大司徒袁安病逝。袁安生前多次勇敢地与窦氏集团对抗，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重。他的离世使朝廷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衡力量，丁鸿接替了大司徒一职。 转眼到了四月，窦宪从外地返回洛阳。六月戊戌日，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丁鸿抓住这个时机，上书劝谏刘肇采取行动。大约过了十多天，刘肇以讲经为由，带着刘庆转移到北宫章德殿，并迅速做出一系列部署：任命丁鸿为太尉兼卫尉，统领南北两宫禁军；命令执金吾和北军五校尉做好戒备工作，关闭城门；逮捕了邓夫人、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人，并将他们处决；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信，将其改封为冠军侯，要求他与其他三位兄弟前往各自的封地居住。为了避免直接冲突，刘肇没有公开处决窦宪，而是派遣严格能干的官员监督他们到达封地后，再下达自尽的命令。 刘肇成功夺回政权后，立即着手清理窦氏余党。凡是依靠窦家关系获得官职的人，都被撤职查办。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巩固了皇权，稳定了朝局，也为东汉中期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
永元之隆
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刘肇正式开启了亲理政事的时代。他每日黎明即起，前往朝堂聆听百官奏报国事，直至深夜仍在灯下仔细批阅各地送来的奏章，始终勤勉不懈怠，这种励精图治的态度被史书赞誉为“劳谦有终”。 当时，全国各地的郡国纷纷进献祥瑞之兆，前后多达八十一处。然而，刘肇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谦逊与务实态度。他认为自己的德行尚浅薄，不足以匹配这些祥瑞象征的盛世景象，并且觉得祥瑞之事过于虚幻不切实际，于是下令将这些祥瑞之事低调处理，不予宣扬，更注重实际的国家治理与民生改善。 这一时期，朝廷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史称“永元之隆”，成为东汉历史上一段令人称道的太平盛世。
经营西北
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於除鞬单于发动叛乱，严重威胁到了边境的稳定和安宁。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汉和帝刘肇果断派遣任尚率军前往平叛。任尚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成功地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同年，南匈奴也出现了动荡，单于安国公然反叛。然而，正义之师不可战胜，在骨都侯喜的带领下，迅速采取行动，一举平定了叛乱，并斩杀了安国，再次彰显了汉朝的强大实力和坚决维护统一的决心。 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将军在西域地区大展宏图。他率领军队向焉耆国、尉犁国、危须国以及山国发起了进攻，凭借着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士兵们的英勇奋战，最终大破这些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班超还下令斩杀了焉耆、尉黎两国国王，并将其首级传送至洛阳，以示惩戒。自此以后，西域各国纷纷归顺汉朝，汉朝的威望远播，影响力直达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五十多个国家。这些远方的国度为了表达对汉朝的臣服之意，纷纷向东汉朝廷派遣质子。其中，西亚的条支、安息等国，以及那些距离洛阳四万里之外遥远海滨国家，也都积极学习翻译双方的语言，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品，《后汉书》中对此盛况进行了高度概括：“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这足以证明当时汉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之高、影响之深远。 到了永元七年（95年），为了表彰班超与苏拔廆在这期间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汉和帝刘肇特地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苏拔廆为率众王，以嘉奖他们为汉朝开疆拓土、巩固边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内外政事
永元八年（96年）二月，汉和帝刘肇正式册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即孝和阴皇后。然而，在永元十四年（102年）六月，鉴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刘肇下诏废黜了阴皇后，并于同年十月册立贵人邓绥为新的皇后。邓绥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果敢的决策力，展现出一种“有丈夫之性”的气魄，因此刘肇对她极为信任，让她参与到外朝政事中，甚至知晓许多重要的国家事务。 在永元十四年（102年）春天，安定郡的军队成功平定了烧何羌部落的叛乱，这一胜利使得西海（即今天的青海湖）以及大小榆谷等地不再受到羌人的侵扰。为了巩固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刘肇下令设立西海郡，并派遣军队驻守，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东汉的版图，极大地扩展了帝国的疆域。 同年十一月，刘肇采纳了司空徐防关于改革太学策试制度的建议，旨在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刘肇深知民生疾苦，他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状况。在他的统治期间，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公正处理冤假错案，关怀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减轻赋税负担。他还特别强调官员应当自我反省，思考自身行为是否导致了天灾人祸的发生，以此来警示和督促官员们尽忠职守，为民谋福。 正是由于刘肇的一系列仁政举措，使得东汉国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史称“永元之隆”。这一时期的繁荣昌盛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上，更在于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英年早逝
年轻的汉和帝刘肇在位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然而天妒英才，元兴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106年2月13日），年仅二十七岁的刘肇不幸驾崩于洛阳章德前殿，令人扼腕叹息。 刘肇离世时，皇太子尚未出生，因此在他去世后，其出生仅一百余日的幼子刘隆继承了皇位，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即汉殇帝。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三月初五，刘肇被隆重安葬于慎陵，该陵墓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孟津县境内。为了表达对这位年轻君主的敬意与追思，朝廷为他上谥号为孝和皇帝，并确定庙号为穆宗。 直到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因朝政变革，经相关官员奏请，汉献帝决定废除包括刘肇在内的四位先帝的庙号，但即便如此，刘肇作为一位有为之君，在位期间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仍然被后人铭记。
【为政举措】
（政治）
改革察举
在汉代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察举制度的变革具有深远意义。这一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规定无论郡国大小，每年都要推举孝廉二人。这项政策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和帝时期，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东汉和帝刘肇亲政后，才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与完善。 在刘肇执政之前，人口50万至60万的大郡与仅20万人口的小郡，每年均需推举两名孝廉。这种做法显然忽视了各郡人口数量的差异，导致选官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逐渐显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永元四年（公元92年），刘肇在诛杀窦氏外戚势力后，召集朝中公卿大臣商议改革措施。经过深入讨论，最终采纳了太尉丁鸿与司空刘方的建议，决定根据各郡的人口数量重新分配孝廉的推举名额：凡人口达到20万的郡国，每年可推举一名孝廉；40万以上则每年推举两人；60万、80万、100万及1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分别按相应比例增加推举人数。对于人口不足20万的郡国，则调整为每两年推举一人；而人口不满10万的郡国，则改为每三年推举一人。这一改革举措有效提升了察举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然而，刘肇深知边远地区的特殊性。幽州、并州、凉州等地区由于地处边境，不仅人口稀少，且常受战乱影响，劳役繁重，读书人和品行端正的士子进入仕途的机会相对较少。为了更好地安抚这些边疆地区，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刘肇再次对察举制度进行了调整。他规定，在边远地区，人口超过10万的郡国每年可以推举一名孝廉；不满10万人的郡国，每两年推举一人；而对于人口低于5万的小郡，则放宽至每三年推举一人。这一政策不仅纠正了以往边远小郡与内地大郡在推举人数上的不合理对比，还给予边远地区更多的优惠和支持，促进了当地人才的选拔和发展。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汉代的察举制度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既保证了各地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又兼顾了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从而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了更多优秀的人才。这也标志着以孝廉为主体的察举制已趋于完善，为后世选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选官用贤
刘肇当政的时期，他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深刻认识到吏治对于一个政权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广纳贤才，刘肇多次颁布诏书，积极寻求优秀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在他统治期间，总共四次专门下诏招纳贤能之士，并且亲自参与策问环节，以确保能够选出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担任官职。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对官员选拔工作的重视程度，更彰显了其求贤若渴的决心和态度。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当时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这也为后世留下了重视人才、公正选官的典范。
宽和为政
汉和帝刘肇执政期间，秉持着“宽和为政”的理念，在法制方面主张宽刑，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当时的司法环境更加人性化。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廷尉陈宠是一位富于同情心且充满仁爱之人。陈宠每次断案时都依据经典，并且力求做到“务从宽恕”，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更彰显了统治者的仁慈之心。 刘肇对待有过失之人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从宽处理，展现了其宽容大度的一面。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去世。由于宫廷一直紧守秘密，汉和帝是梁贵人所生的事实始终没有被公开。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梁家才敢向朝廷奏明此事，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此时，汉和帝也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然而，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三公上奏：“请依照光武帝黜吕太后的先例，贬低窦太后的尊号，不应与先帝合葬”。但刘肇念及窦太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认为“恩情不忍割舍，道义不容亏欠”，所以不同意降低窦太后的尊号，追谥她为章德皇后。同时，他也妥善解决了生母梁贵人、养母宋贵人的问题，其中梁贵人被追封为皇太后。刘肇以宽厚仁慈的态度处理这些复杂的家庭关系，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贤明君主的智慧与胸怀。
爱民为本
刘肇秉持着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体恤民众疾苦。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辛，多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员公正处理冤假错案，关心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减轻赋税负担，并告诫上下官吏要认真反思自身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思考天灾人祸产生的根源。 在永元八年（96年），京城洛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面对这一自然灾害，刘肇深刻自省，他在诏书中表示：“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深切的忧虑之情，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这种忧民之心，殷殷可见，令人动容。 此外，岭南地区（今广东一带）盛产龙眼和荔枝，为了满足朝廷的需求，地方官员往往不惜劳民伤财地组织“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以确保这些珍贵水果能够及时送达。然而，这种方式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增加了沿途百姓的风险。当唐羌上书请求停止这种做法时，刘肇立即做出了回应：“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这道批示明确表达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彰显了他真正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心，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刘肇通过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他作为君主对百姓深深的关怀与爱护，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宦官政策
刘肇夺回政权的过程是一段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历史篇章。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除了清河王刘庆和大臣丁鸿之外，宦官郑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郑众协助刘肇深入研究《汉书·外戚传》，从中寻找历代皇帝诛杀外戚的先例，为刘肇提供了宝贵的决策参考。虽然郑众提出的“亟行其诛”的建议并未被刘肇采纳，但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忠心耿耿，不依附于权势熏天的窦氏外戚集团，一心一意效忠汉室，最终赢得了刘肇的高度信任。 刘肇成功夺回权力后，任命郑众到皇后居住的长秋宫任职，担任大长秋一职，成为阴皇后的近侍。郑众在这一职位上表现得十分谦逊仁爱，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总是推辞多而接受少，这种高尚的品格深得刘肇赞赏。因此，刘肇常常与他商议朝政大事，郑众的意见对刘肇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东汉时期宦官开始掌握实权是从郑众开始的。然而，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异议。他们指出，在和帝时期，尽管郑众担任了大长秋这一重要职务，但其主要职责仅限于管理后宫事务，并未真正掌握朝政大权。直到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郑众才被封为郸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此外，宦官封侯并非始于刘肇，早在西汉时期，吕后就曾给宦官封侯，这表明宦官获得爵位的现象并非东汉所独有。 综上所述，郑众作为一位忠诚正直的宦官，在东汉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事迹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品德修养，也为后人研究东汉政治格局的变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经济政策方面】
刘肇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对民生的高度关注。 他多次颁布诏书，积极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灾民，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流民。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怀。同时，他还减免赋税，切实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使百姓能够有更多余力投入到生产和生活中去。 刘肇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特别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要求各级官员务必遵循农时规律，不得耽误农事，以确保农民有足够的生产时间进行耕种和收获。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东汉时期的垦田面积在105年达到了732万多顷，这一数字创造了东汉朝代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户籍人口也增长到了5325万多人，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稳定，更彰显了刘肇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就。
抚恤百姓
和帝刘肇以仁爱之心抚恤百姓，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举，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国之君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永元五年（93年）二月，刘肇颁布了一项惠及贫民的诏令。京师洛阳的上林苑和广成苑内有大片果园，这些果园景色优美、果实累累。为了帮助贫困的百姓，刘肇下令将这两处苑囿中的果园借给贫民使用。百姓们可以自由进入果园采摘果实，并且无需缴纳任何赋税。这一举措不仅让贫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朝廷的温暖与关怀。 到了永元十一年（99年）二月，刘肇又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巡视郡国。当时一些地区遭受了自然灾害，许多百姓生活困苦，难以维持生计。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刘肇立即下旨，允许受灾而无法养活自己的民众到山林池泽中捕捞采集食物，同样免征赋税。这为灾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度过难关。 永元十六年（104年），刘肇继续推行更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这一年春正月，他下诏关注那些虽然拥有田地但却因贫困无法耕种的农民，政府向他们发放粮食种子，确保春季播种顺利进行。夏四月，为进一步解决农耕难题，刘肇派遣三府掾分赴四方州郡巡查。对于没有耕牛的贫困农户，政府提供一定费用帮助他们雇佣耕牛进行耕种。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牛耕技术的普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稳定了社会秩序，彰显了刘肇皇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怀。
惩办豪强
在永元五年（93年）二月，汉和帝刘肇对百姓的生计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考虑到去年秋季麦收情况不佳，他担忧百姓的粮食储备可能不足，因此下令要求各郡国详细统计并上报那些因贫困而无法自给自足的民众人数。 同时，刘肇注意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一些地方上报的贫民往往以衣物、鞋子和炊具等基本生活用品来换取食物，而这种现象却被豪强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这不仅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也破坏了社会公平与稳定。 为了整治这一不良风气，刘肇颁布诏书，命令严厉查处此类事件。他强调，各郡国的长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亲自关心农业生产，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对于那些未能尽职尽责、反而扰民的官员，尤其是俸禄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一旦发现有类似行为再次发生，将立即予以惩处，并先行关押审查，以示警戒。 通过这些措施，刘肇旨在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也彰显了朝廷对于打击豪强势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心。
【军事方面】
击败贵霜
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帝国的君主卡德菲兹二世（《后汉书》中记载为“阎膏珍”）率兵大举进攻西域地区，妄图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然而，这一军事行动遭到了东汉著名将领班超的坚决抵抗。 班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当地地理环境的熟悉，在抵御贵霜军队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智慧。面对贵霜军队的强大攻势，班超指挥若定，不仅成功地阻挡了对方的进攻，还巧妙地切断了贵霜军队与外界的联系。 当贵霜军队久攻不下，士气低落之时，他们试图向邻近的龟兹王国借取军粮以维持战斗力。但这一举动早已被班超洞察。他提前在运粮必经之路上设下重重埋伏，当龟兹的运粮队伍行至途中时，遭遇了汉军突然袭击，粮食几乎全数被截获。这一打击对于远道而来且补给线漫长的贵霜军队来说是致命性的。 最终，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贵霜方面不得不主动提出求和。此后，为了表示诚意以及对东汉实力的认可，贵霜帝国开始定期向东汉朝廷进献贡品，两国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东汉王朝在当时亚洲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和卓越军事能力。
讨灭匈奴
对匈奴的讨伐与治理是国家的重要军事战略之一。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东汉军队连续取得对北匈奴的重大胜利，使得北匈奴被迫向西迁徙，漠北地区因此一度空虚。然而，仍有部分北匈奴残部退居至伊吾附近，并推举于除鞬为首领，自立为新的北匈奴单于。为了表达归顺之意，他前往蒲类海请求向东汉投降。 面对这一情况，东汉朝廷决定在伊吾地区设立“护匈奴中郎将”一职，专门负责监督和保护北匈奴部落，确保其稳定。这一举措标志着南北匈奴均纳入了东汉的管辖之下，形成了“并恩两护”的局面。尽管如此，南北匈奴内部仍时有叛乱发生，但都被东汉军队成功平定。 到了永元五年（公元93年），北匈奴於除鞬单于再次发动叛乱。为此，东汉皇帝刘肇派遣“护匈奴中郎将”任尚率军前去镇压，最终将其彻底击败。同年，南匈奴单于安国也发起叛乱，最终被骨都侯喜所斩杀。这两次叛乱的迅速平息，彰显了东汉政府强有力的统治能力。 永元六年（公元94年），刚刚归附不久的北匈奴部众因不满南匈奴单于师子的统治而爆发大规模叛乱。他们拥立逢侯为新的单于，并且烧杀抢掠，企图向北方渡过沙漠逃离。对此，东汉朝廷立即做出反应，九月，皇帝刘肇任命光禄勋邓鸿为主帅，统率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护匈奴中郎将杜崇等将领共同征讨叛军。十一月，在满夷谷，任尚联合鲜卑大都护苏拔廆和乌桓大人勿柯率领八千骑兵截击逢侯军队，取得大胜；随后，冯柱继续派兵追击，又获得一次重大胜利，共计斩首一万七千余人。最终，逢侯单于不得不率众出塞。 两年后的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五月，逢侯单于的左部选择向汉朝投降。然而，南匈奴单于师子怀疑其中的右温禺犊王乌居战曾经参与安国的叛乱阴谋，想要对其进行审问。此举引发了乌居战的恐惧，导致他再度反叛并侵犯边境。七月，刘肇派遣度辽将军庞奋和越骑校尉冯柱率军追讨，最终成功斩杀了乌居战，彻底平息了这次叛乱。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体现了东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展示了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与策略。通过有效的军事行动和合理的政策调整，东汉成功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征服西域
永元三年（91年），年轻的汉和帝刘肇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西巡。这次西巡期间，著名的外交家与军事将领班超凭借卓越的谋略和勇武，成功地制服了西域诸国中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家，使这些地区重新归附于汉朝的统治之下。 同年十二月，汉和帝刘肇颁布诏书，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这一重要职务，以表彰他的功绩并委以更重大的责任。同时，为了稳定西域局势，朝廷册封了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新的国王，并派遣司马姚光负责护送白霸回国继承王位。当姚光一行抵达龟兹后，他与班超密切配合，顺利废黜了老国王尤利多，拥立白霸登基成为新一任龟兹国王。随后，尤利多被押解到京师洛阳接受进一步处理。班超则驻守在龟兹的它乾城，继续维护当地的秩序与稳定。此时，整个西域大部分地区已经平定，只有焉耆国、危须国、尉犁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仍心存二心，尚未完全臣服。 到了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率领军队对仍然怀有二心的焉耆国、尉犁国、危须国以及山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最终大获全胜。在这场战役中，班超不仅彻底击败了敌军，还斩杀了焉耆国和尉犁国的国王，并为这四个国家分别册立了新的君主。经过此役，西域各国纷纷向汉朝表示臣服，向东汉进献人质的国家多达五十余个，标志着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东汉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 然而，和平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永元八年（96年）五月，车师后王突然叛乱，给西域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汉朝迅速作出反应。永元九年（97年）三月，西域长史王林奉命出征，成功击破了叛乱的车师后王，并将其处决，从而再次稳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东汉王朝在西域地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也彰显了班超等杰出人物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平定羌乱
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年间以来，西羌的叛乱往往是从烧当羌开始的。这一时期，边疆局势动荡不安，给国家带来了诸多困扰。 永元五年（公元93年），护羌校尉贯友率军出塞，在大小榆谷对烧当羌王迷唐展开攻势。此役共斩敌首八百余级，迫使迷唐及其部众逃遁。为巩固战果，贯友沿逢留河筑造堡垒，建造大船，并建立了河桥，以图进一步追击迷唐。然而，迷唐率领部落迁徙至赐支河一带，暂时避开了汉军的锋芒。 到了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八月，迷唐卷土重来，率八千兵力侵犯陇西地区，随后煽动境内各羌族部落一同造反，最终集结了三万兵力，杀死了当地的长史。面对严峻形势，汉和帝刘肇果断派遣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将领率领三万大军进行征讨。经过艰苦战斗，汉军终于攻破了叛军的防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次年（公元98年），在耿谭的招抚下，迷唐率烧当羌归降，并前往洛阳献上贡品。为了安抚烧当羌，刘肇允许迷唐带领部众返回大小榆谷居住。然而，迷唐却表示汉军在该地修建了河桥，军事行动变得更为便捷，这对烧当羌来说存在潜在威胁；加之其部落人口已不足两千，且面临饥饿困境，难以在此安居。因此，迷唐选择进入金城郡生活，不愿再远行。护羌校尉吴祉等人赏赐给迷唐大量金帛，让他购买粮食和牲畜后率族人出塞，但烧当羌却怀疑朝廷另有阴谋。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迷唐再度反叛，联合湟中诸胡部落四处抢掠，回到赐支河一带，并准备向汉境发起进攻。次年（公元101年）八月，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率兵出塞，在允川对迷唐部展开讨伐，取得大胜，烧当羌彻底瓦解。六千余口羌人归降后，被分别迁徙到汉阳、安定、陇西等地安置。这次平定羌乱的胜利，不仅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也彰显了东汉王朝的强大国力与威望。
进军青海湖
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春季，烧当羌部落的叛乱被安定郡的军队成功平定。这一胜利使得西海（即今日的青海湖）以及大小榆谷地区从此摆脱了长期困扰的羌人侵扰问题。 当时担任隃麋相的曹凤向朝廷上奏，他指出大小榆谷地区的土地肥沃，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而西海地区则拥有丰富的渔业和盐业资源。基于这些优势，他建议重新设立西海郡，并在当地实施大规模屯田政策，以增强边境防御力量。此外，他还提出通过划定明确的行政区划来隔断羌族与胡族之间的联系通道，从而确保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同时，在此地种植谷物不仅能够满足当地军需，还能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皇帝刘肇采纳了曹凤的建议，决定修复废弃已久的西海郡城池，并派遣金城郡西部都尉前往驻守。与此同时，曹凤也被任命为新的金城郡西部都尉，负责率领军队驻扎在龙耆城。自此以后，东汉政府在青海湖周边地区广泛增加了屯田点，沿着河流分布着多达三十四处军事营地，极大地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控制。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汉安帝永初年间（约公元107-113年），诸羌再次发起叛乱，导致这一系列举措最终不得不被撤销。尽管如此，这次尝试仍然体现了东汉王朝对于巩固西北边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精神。
击破鲜卑、高句丽
边 永元十三年（101年）十一月，鲜卑部落对右北平郡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且进一步深入到渔阳地区。面对来势汹汹的鲜卑骑兵，渔阳太守沉着应对，积极组织防御力量。他一方面加强城防工事，另一方面派遣精锐部队进行反击。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鲜卑军队被彻底击败，不得不撤退，此次胜利有效保卫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而在永兴元年（105年），位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也对汉朝构成了威胁。这一年，高句丽太祖王高宫率领军队入侵辽东地区，企图抢夺土地和资源。辽东太守耿夔闻讯后迅速作出反应，亲自率领军队迎击敌人。经过一番激战，耿夔率领的汉军凭借出色的战术和顽强的斗志，成功将高句丽军队击溃，高句丽统帅也在战斗中被斩杀。这一胜利不仅保护了辽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彰显了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保家卫国决心。 这些辉煌战绩充分展示了东汉王朝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稳固南境
为了稳固南境的安宁与秩序，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和行政措施。 永元四年（92年）冬季，溇中、澧中地区的蛮族部落潭戎等发动了叛乱。他们焚烧邮亭，肆意杀害抢掠官府和平民百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当地郡兵迅速组织起来，果断出击，最终成功将这些叛乱势力平定。 永元五年（93年），武陵郡的军队再次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大败武陵蛮族，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的安全稳定。 到了永元十三年（101年）十二月，巫蛮地区也爆发了叛乱，他们甚至攻打到南郡境内。刘肇皇帝在永元十四年（102年）四月派遣使者率领荆州的军队前往镇压，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迫使巫蛮投降，恢复了当地的秩序。 此外，在永元十二年（100年）四月，日南郡象林县发生了“蛮夷”二千余人的大规模骚乱，他们侵扰百姓并纵火焚烧官府建筑。当地政府立即调动军队进行讨伐，在斩杀其首领之后，剩余的叛乱分子被迫投降。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刘肇皇帝于永元十四年（102年）五月特别设置了象林将兵长史一职，专门负责该地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地平息了各地的叛乱，更体现了东汉王朝对于边疆治理的决心与能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方面】
续成汉书
班昭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才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当时的皇帝刘肇听闻班昭博古通今、学识过人，深知她具备非凡的历史见解与文学功底。于是，他特意下诏令，任命班昭继续完成其兄长班固未竟的伟大事业——续写《汉书》。 为了支持班昭的工作，刘肇特许她进入皇家藏书重地东观藏书阁查阅珍贵史料。班昭凭借自身的勤奋与智慧，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心考证、严谨编撰，最终成功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著作《汉书》的编撰工作。《汉书》不仅记载了西汉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还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这一伟大成就，使得班昭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她的名字也因此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
兴办女学
班昭以其卓越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在文化教育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皇帝刘肇多次下诏书邀请班昭入宫，为后宫中的妃嫔们讲授学问。班昭在宫中开设讲堂，她以渊博的知识和优雅的风范赢得了后妃们的敬仰与爱戴。 后妃们对班昭十分尊敬，尊称她为“大家”。在众多受教者之中，邓绥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跟随班昭认真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之外，她还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兼修天文、算数等多方面的学问。这一时期的女学兴办不仅提升了宫廷女性的文化素养，也为当时社会树立了重视女子教育的良好风气典范。
定型汉字
在东汉时期，汉字的定型与规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东汉和帝刘肇发现当时对五经的解说存在诸多不同见解，在文字书写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便。为了统一文字标准，永元八年（96年），他命令当时的著名学者贾逵对旧有的文字进行整理和校正。 许慎作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深感责任重大。他广泛收集资料，不仅参考了史籀、李斯、扬雄等前人的著作，还深入民间搜集各种文字样本。许慎虚心向贾逵请教，并得到了贾逵的悉心指导。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编撰，《说文解字》这部伟大的著作终于问世。《说文解字》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献给朝廷，它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字典，为汉字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对后世的文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不仅如此，永元十三年（101年），刘肇更是亲自前往东观，仔细阅览那里的丰富藏书。他重视人才的选拔，广选有技艺的人到东观任职，让这些有识之士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刘肇还鼓励身边的近臣们诵读诗书，使得宫中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氛围，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改革策试
察举制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下的人才来源广泛，但其中公、私学校出身的经生占据主要地位，而太学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学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察举人才的质量。为了确保人才选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源头上保证人才选举制度的公正与合理，改革太学内部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当时，太学内部存在诸多积弊，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人才选拔的质量。 永元十四年（102年）十一月，司空徐防针对太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他指出，太学内部的学风存在严重问题：“不依据经典原文进行解读，随意穿凿附会；认为遵循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做法，而主观臆断才是正确的道理。”此外，“学生之间互相包庇隐瞒，为奸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些情况使得太学的学习氛围变得浑浊不堪。基于此，徐防建议改变博士策问的内容，他认为“博士及甲乙科的策试应该依据各自所学的经典著作及其章句进行考核，设置五十个难题来测试考生”。 皇帝刘肇采纳了徐防的建议，这一被称为“永元改革”的变革推行后，太学策试的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侧重对经典著作中章句家法的考核。这项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术形态，使得经书文本逐渐走向标准化，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起来，经注也更加注重内在统一性和体系性，对于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行汉礼
汉礼的推行是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东汉时期，元和三年（公元86年），博士曹褒上疏给朝廷，请求制定和完善汉代的礼仪制度。他明确提出：“应当确定文字规范与制度，编纂成系统的汉礼。”这一提议旨在为汉朝建立一套完整而权威的礼仪体系，以巩固统治秩序并弘扬传统文化。然而，当时太常巢堪却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是关乎一个时代的重大典礼，不是曹褒一人能够决定的，不应准许。”尽管如此，汉章帝仍然非常重视曹褒的建议，任命他为侍中，并批准了他的奏请。 次年（公元87年），曹褒依据传统的典籍，结合《五经》和《谶记》中的相关内容，精心编撰了一套从天子到庶民在冠礼、婚礼以及各种吉礼、凶礼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共计一百五十篇。这套礼仪制度全面细致地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规范。汉章帝审阅后大为赞赏，最终采纳了这套礼仪规范。 到了永元三年（公元91年）春季正月甲子这一天，汉和帝刘肇正式采用曹褒所制定的新礼，在举行加冠礼时首次应用新礼。同时，为了表彰曹褒的贡献，还提拔他担任监羽林左骑这一重要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汉代礼仪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度重视。
【科技方面】
改进军械
在科技发展方面，汉和帝刘肇即位后，对军械制造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与提升。 他任命蔡伦为尚方令，这一职位负责主管皇宫制造业。永元九年（97年），蔡伦监制秘剑以及各种器械，在他的精心监造之下，这些兵器无不精致工巧、坚固致密。无论是外观的精美程度，还是内在的质量水平，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被后世长久效仿。蔡伦对于制作工艺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使当时的军械制造技术长期处于顶峰位置。这种卓越的技术成果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崔寔在《政论》中写道：“有蔡太仆之弩（十字弓），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这足以证明蔡伦在军械制造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这些兵器的盛名远播。
改进漏刻，统一时间
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之前，官方规定漏刻的调整规则为“每九日增减一刻”。然而，由于地球公转轨道呈椭圆形，导致一年中昼夜长短的变化速率并不均匀。如果机械地遵循“九日增减一刻”的方式来调整漏刻所表示的昼夜和时间刻度，必然会造成自然现象与时间称谓之间的脱节，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因此，在永元十四年（102年），汉和帝刘肇采纳了太史霍融的建议，对漏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新的调整规则是根据太阳去极度的变化来调整漏刻纪时，即“平均每天南北方向每变化2.4度就增减一刻”。具体来说，当太阳去极度每增加或减少2.4度时，就需要相应地调整用于表示白昼的刻度一个单位。这一改革使得时间计量更加科学准确，更符合天文现象的实际变化规律。 汉代的漏刻制度和历法制度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并颁布至全国各地方使用的。为了确保全国各地的时间统一，刘肇在进行“永元论历”改革时，不仅重新制定了漏刻制度，还特别制作了新的漏刻箭尺，并由上计吏负责带回各地。所谓“现今下发晷影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应当使用，计吏到达后，分发四十八箭”，就是指通过更换漏箭的方式，让地方上的漏刻制度与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国家内部时间的高度统一。这一举措对于维护国家治理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造纸技术
造纸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105年，即东汉元兴元年，蔡伦将自己精心研制的新型纸张献给了当时的皇帝刘肇。这种纸张是蔡伦以树皮、麻头、破布以及废弃的鱼网等为原料，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巧妙的工艺流程制作而成的。这种纸张质地轻薄、便于书写，并且原材料广泛易得，成本较低。 当刘肇看到蔡伦所呈上的纸张后，给予了高度的称许和认可。从此以后，蔡伦改进后的纸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使用，天下之人无不采用这种优质的纸张进行书写记录等各种用途。由于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巨大贡献，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这一伟大发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传播和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技术遗产，让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传承有了更加坚实的载体。
天文仪器
在永元十五年（103年），汉和帝刘肇采纳了著名天文学家贾逵的建议，根据傅安提出的创新性构想，下诏制造了一种全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太史黄道铜仪”。这是世界上首台采用黄道坐标系统来测算日月运行轨道的先进天文仪器。 在此之前，传统的天文观测大多使用赤道坐标系统。而黄道坐标系统的引入，标志着天文学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太史黄道铜仪”的成功研制，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日月运行轨道数据，也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发展。 贾逵凭借这台先进的天文仪器进行了大量实际观测，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结论：月亮的运动并非匀速，而是存在不均匀性。这一发现是改进后的天文仪器所获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不仅促进了历法计算方法的进步，也丰富了人类对于天体运动的认知体系，更为后续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太史黄道铜仪”的诞生及其所带来的科学发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见证了古代中国科学家们的智慧与探索精神，也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与外交】
漠北（鲜卑、匈奴）
漠北地区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鲜卑和匈奴等古老民族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永元十六年（104年），北匈奴单于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并提出和亲请求。然而，东汉皇帝刘肇认为北匈奴所行之礼仪不符合传统规范，因此拒绝了这次和亲请求。此后，邓绥临朝听政期间，也继续维持这一立场，再次拒绝了匈奴使臣提出的类似请求。 早在永元六年（94年）十一月，任尚巧妙地联合并调动鲜卑苏拔廆部落共同对抗北匈奴逢侯单于，成功击破其势力。次年正月，刘肇正式册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并设置丞相一职进行辅佐，将其部族视同内地郡县般管理。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东汉朝廷与鲜卑诸部之间的关系，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还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东汉政府通过智慧的外交策略，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永元六年（公元94年），居住在川西以及青海省东部的大牂夷种羌部落中的豪强人物造头，率领其族人共计50余万口归附东汉政权。为了表彰这一举动并巩固边疆稳定，当时的皇帝刘肇特别封赐造头为邑君长，并且赏赐给他象征身份地位的印信和绶带。 时隔六年之后，在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位于旄牛县境外的白狼国（现今的四川省巴塘地区）以及楼薄国的国王唐缯等人，也带领着他们管辖下的十七万余民众向汉朝表示归顺之心。面对如此规模宏大的归附行为，刘肇颁布诏书，对这些远方国家的王室成员进行了嘉奖，授予他们金质官印以及紫色绶带，以示尊崇与认可。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东汉政府对于边疆民族政策的成功实施，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些举措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中西亚及欧洲
随着对中西亚和欧洲关系的发展，这一区域的交流逐渐增多。当时，东汉击败了贵霜帝国（详情可参见“军事”部分），之后贵霜帝国经常向东汉进贡，表示臣服与友好。 到了永元九年（97年），甘英受命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他率领使团从龟兹（现今的新疆库车）出发，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条支（即安条克城），到达地中海东岸后才返回。这次出使不仅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还进一步将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地中海地区。甘英的此次壮举意义非凡，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大约在此期间，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与甘英相遇，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组织下，来自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的人们组成了商团，踏上了前往东汉的旅程。到永元十二年（100年）冬季，这支商团以“使臣”的身份抵达洛阳。东汉皇帝刘肇在宫中接见了他们，并赐予金印紫绶，象征着极高的荣誉（《后汉书·和帝纪》中记载为“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这标志着欧洲与中国之间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官方交往。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蒙奇兜勒”并非指两个独立国家，而是马其顿（Macedones）的音译，可能指的是马其顿境内的两个地区或自治区，因为在已知的西方文献中只有马其顿曾派遣使者到达东汉都城洛阳。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帕科鲁二世）向刘肇赠送了珍贵的礼物——狮子和“条支大鸟”（即鸵鸟）。这些珍稀动物的到来，不仅丰富了东汉宫廷的生活，也见证了当时各国间的友好往来。
南亚及东南亚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往来。 天竺国（即古代印度）在汉和帝刘肇在位期间，多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表达了对东汉王朝的友好与敬意。然而，在刘肇驾崩之后，西域地区局势动荡，出现了反叛的情况，这也导致了天竺国中断了向东汉的朝贡活动。直到汉桓帝统治时期，这种朝贡关系才得以恢复，再次续写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篇章。 具体来看，在永元六年（公元94年），敦忍乙国（位于今缅甸境内）的国王莫延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向汉朝献上了珍贵的犀牛和大象等特产，这些珍稀动物不仅展现了该国丰富的物产资源，更象征着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诚意。 而在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国（同样位于今缅甸地区）的国王雍由调也派遣使者带着本国的珍宝前来进献。为了表达对掸国使者的欢迎与重视，汉和帝特赐金印紫绶以示尊崇，同时对于随行的小君长们也都赐予了印绶以及钱帛等礼物，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友谊，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
【刘肇家族世系】
曾祖：刘秀（汉光武帝）
祖父：刘庄（汉明帝）
父亲：刘炟（汉章帝）
母亲：梁贵人（追封太后，谥号恭怀）
（妃嫔）
1.孝和阴皇后（光烈皇后阴丽华兄长阴识的曾孙女）
2.邓绥（和熹皇后，太傅邓禹孙女，护羌校尉邓训之女）
3.周贵人
4.冯贵人
5.赵玉（宫人）
6.吉成（宫人）
（字辈）
长子：刘胜（平原怀王）
幼子：刘隆（汉殇帝）
长女：刘保（修武公主）
次女：刘成（共邑公主）
三女：刘利（临颍公主，下嫁即墨侯贾建）
四女：刘兴（闻喜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