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公元1376年，农历丙辰（龙）年，天干五行属火。 明[洪武]九年 北元[宣光]六年 越南[隆庆]四年 日本南朝[天授]二年，北朝[永和]二年

公元1376年，农历丙辰（龙）年，天干五行属火。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九年

【洪武，1368-139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明朝政权第一个年号。

北元，第二位可汗~元昭宗，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宣光六年

陈朝（越南）也称“安南国”第十任，睿宗，陈曔（又名陈日煓）[隆庆]四年

日本南朝[天授]二年

日本北朝[永和]二年

帕竹第司（西藏）第三任 第司.札巴絳曲（1374-1380年在位）

后大理国【世袭总管】第十一任，段宝，1365—1381年）

西吴（西夏），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西吴又名拉堆绛)），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明朝成化年间亡。】

陈朝（越南）也称“安南国”（1225-1400年）。

古格（西藏阿里），，【814/842年--1630年.国灭】 

王氏高丽，（918-1392年），1392年被朝鲜王朝取代。历经34代君主，共475年

【在位皇帝】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

【朝代】

【明朝】（1368—1644年）‘【南明（1644—1662年）明朝中央政权灭亡后的政权】。【明郑（1662—1683年）】

1376年　明洪武九年

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十月，命右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修订《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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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断空印案
　　按照惯例，地方钱粮之数，县报于府，府报于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合数而定。于是，每年布政司官偕府、州、县的计吏一同到京师，会同户部官一起核计。由于财政收支、钱粮征纳、军费支付等项目繁多，难免出错。遇到收支不符，或数字错讹，户部就予驳回，重造书册。而布政司距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千里左右。若携带书册回行省重造、加盖印信，往返一次也费一月或数月。为应付户部官的挑剔和出现差错后及时补救，凡布政司官等入京与户部核计时，都带上盖过有司印信的空白文册，以便备用。如此做法，计吏们习以为常，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突然觉得上述做法是“欺罔之举”，大发雷霆，且下令严惩不贷。尽管有湖广按察佥事郑士利上书，详述空印书册的来龙去脉，晓以利害，仍无济于事，反被朱元璋贬斥，输作江浦。从而，制造了一大冤案，史称空印案。此案牵连极广，自尚书至守令，署空印书册的皆坐欺罔论死；佐贰以下杖一百戍边。据统计，因此案株连杀戮、充军边地达数百人，地方管理田粮的长吏几乎一杀而空。洪武十五年正月，为惩空印之弊，定天下府、州、县衙门田粮书册，全用半印勘合行移。具体作法是：府、州、县于年终，将发去的勘合底簿折帖具本奏缴，仍将清册一本，送原发衙门稽查比较。遂为定制。

武臣诰敕之制的制定
　　洪武九年（1376）四月二十日，朱元璋命中书省、兵部定给武臣诰敕之制。其特旨升除的，大都督府同承敕监官，以圣旨附籍，其初入仕者具年籍父祖己身功迹，其已入仕及升除者，具所历功过年籍。大都督府咨于中书省，送兵部覆奏贴黄，考功监察考同奏附籍，部拟散官，移文翰林院撰文，付司文监校勘奏，付中书舍人书写、署名用印，转付承敕、考功二监，并还本部，以次署名用印，赍赴省府台官署名，仍付司文监对同署名用印，方付兵部给授。如袭职降用，大都督府勘验具年籍祖父功迹；降用者，具其罪名，奏旨处分，承敕监官附籍，其咨省送部帖黄参考对同，拟官撰文，署名、用印、给授如前。

承宣布政使司的改立
　　朱元璋下集庆，即承袭元代旧制，设江南行中书省，自领省事，元至正十八年（1358）在婺州置中书分省。自此以后，每略定地方，即置行中书省，设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六品），都事、检校（从七品），照磨、管勾（从八品），理问所正理问（正四品）、副理问（正五品）、知事（从八品）。洪武九年（1376）六月十一日，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秩正二品；左、右参政，从二品；改左、右司为经历司。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改布政使从二品。不久，又改布政使正三品，参政从三品。洪武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增置左、右参议（正四品）。二月二十三日又增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洪武十五年二月初五日置云南布政司。洪武二十二年定秩从二品。建文中升正二品，裁一人。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1403）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置交趾布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布政司。宣德三年（1428）罢交趾布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司。布政使掌一省之政，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凡僚属满秩，廉其称职、不称职，上下其考，报抚、按以达于吏部、都察院。三年，率其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十年，会户版以登民数、田数等。行中书省改为布政司后，只理一省的民政事务，军事、刑名，分由都司和按察司掌管。使原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三司互相制约，防止地方专权，达到集权中央的目的。但也由此引起三司相互掣肘、推诿。以致政权机器运转不灵的弊端。为改变这种状况，又有巡抚、总督之设。

倒钞法的制定
　　中书省曾奏，国家行钞日久，多有昏烂。宜设法收换，以便行使。于是，洪武九年 （1376）七月十二日议定：令所在置行用库，每昏烂钞一贯，收工墨费三十文；五百文以下递减。收换之后，于钞面贯、百文下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按季送部。若以贯、百文分明而倒易的，同沮坏钞法论；混以伪钞的，究其罪。后来，民间凡钞昏烂，商贾贸易多高其值折算，比新钞增加至倍，又有诸处税务、河 ?白所每收商税课程，吏胥为奸利，皆收新钞，及送至库，辄易以昏钞，致使钞法受滞不行，虽禁约屡申而弊害滋甚。因此，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告谕户部臣：钞法之行，本以便民交易，虽或昏烂，然均为一贯，何得至于抑折不行，使民损资失望。今当申明其禁，但字贯可验真伪即通行无阻。且以钞之，弊者，揭示于税务、河泊所，令视之为法，以收税课有阻挠的，治罪。次年，设宝钞行用库于东市，共三库。库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洪武二十七年又罢行用库。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洪武三十年三月，以钞法阻滞，禁用金银交易。

百司祭祀百神位次的制定
　　洪武九年（1376）九月十六日，制定在外百司祭祀百神位次以品级尊卑为序。规定：以都指挥使为初献，布政使为亚献，按察使为终献。都指挥使缺，则以布政使为初献。其余陪祀官，亦以品级为序。有违次的，以违制治罪。

百官品级的确立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十二日，朱元璋下诏，定内外衙门百官品级；中书省左右丞相、大都督府左右都督为正一级，大都督府同知、御史台左右御史大夫为从一品，中书省左右丞、御史中丞、王相府左右相、袭封衍圣公、真人、布政使、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大都督府佥都督、王相府左右傅、左右参政为从二品，翰林院承旨、六部尚书、卫指挥使、太常寺卿、各道按察使、应天府尹为正三品，翰林院学士，光禄司卿、卫指挥同知为从三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六部侍郎、祭酒、知府、卫指挥佥事为正四品，州俱为从五品，各府经历司及县俱为正七品。
宗室禄米数额的制定
　　洪武九年（1376）二月初二日，制定宗室诸王、公主岁供禄米之数。亲王，每年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等；靖江王，每年支米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一半支给。公主，未受封，每年支纻丝、纱、罗等；已受封，赐田庄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亲王子男未受封，每年支拨纻丝、纱、罗等；女未受封比男未受封减半支给。男已受封郡王的，每年支拨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等；女已受封及已嫁的，每年支米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其段匹于所在亲王国带造给付。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相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的，其禄米及钞、锦等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的，每年支米五百石、钞五百贯，其余段匹等物比亲王女已受封的减半支给。郡王诸子及年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二十九日，更定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候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同；女候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朱元璋并以《皇明祖训》赐诸王。

税粮的折纳
　　洪武九年（1376）四月初六日，朱元璋命户部，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余处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户部奏议：每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分之二；绵苎布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以丝绢代输的，亦各以轻重损益，愿代输的听其自便。朱元璋说：“折纳税粮的目的在于便民，务必减其价，勿泥于时直。”

朱元璋论纳谏
　　洪武九年（1376）六月初一日，朱元璋与侍臣谈论虚己纳谏。他说：“我看到往古仁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为后世罕及。人君苟能虚己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没有不可成的事业!”

何文辉逝世
　　何文辉（1341—1376），字德明，直隶滁州人。年十四即从朱元璋，元璋抚如己子。及长成授总制，迁天翼元帅。鄱阳湖之战，文辉顽强勇敢，以功升南昌卫指挥同知理卫事，并守其地。不久，迁江西行省参政、左丞。南征北伐，皆与参战。取河南后，授河南卫指挥使守潼关。再从征定西，摄分都督府事，加镇国将军、大都督府佥事，从征取成都，迁大都督府同知。洪武五年（1372）李文忠北征和林，文辉督兵巡居庸关，有疾而还。洪武九年六月初九日卒，年三十六。

曾秉正谏诤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二十五日，淮安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应诏上书谏诤。他说，创业与守成不同。创业之初贵在富强，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定，邦势已固，则保守成业于永久，此时，当宜尽革前弊，考虑应天心、慰人望，等等。朱元璋十分赞赏，升曾秉正为思文监监丞。

叶伯巨上万言书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二十九日，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知而患速。难知而患速的，是指诸王分封。他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遇乱源而崇治本。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虽是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但是，所封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王，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都，优之于甲兵卫士之盛。如此封建，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若削地而夺其权，则生怨望，甚至缘间而起，防之无及。”应该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是极为重要的。朱元璋得疏大怒，认为叶百巨“间吾骨肉”。令立即逮捕，将亲自射杀。待叶伯巨被逮至京师，丞相建言，才下刑部狱，死于狱中。朱元璋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发动靖难，皇位争夺战随之而起。正好证明叶伯巨的先见之明，又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论女宠外戚之祸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初一日，朱元璋与侍臣论及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说，“自古以来的末世之君，之所以失天下，其因常出于此：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怙恩；宦官之祸，常始于柄兵，权臣之专窃，常始于蒙蔽。至于藩镇跋扈，则由于姑息；夷狄侵暴，则由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寝辙可鉴。”朱元璋说；“木必蠹而后风折，体必虚而后病乘。国家之事，道理相同。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家怎么会灭亡呢?我认为往古事例应该引以为戒。但在施政时，各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就不可能发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裁以至公，则无外戚之祸。宦寺便习，职在洒扫、供给、使令，不假于兵权，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曾想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也是社稷无穷之利。”

诸司官考满朝觐之制的制定
　　洪武九年 （1376）十二月初十日，朱元璋命中书省吏部定诸司官考满朝觐之制，规定；诸司正佐首领、杂职官，俱以九年为满。各处有司知府以实历俸日月为始，三年一朝觐；其佐贰官及知州、知县，每三年一朝觐。仓库司局钱谷官吏，以历俸周岁为满，收受少的，以数付代官给由；收受多的，以半俸守支，毕日给由。虽经改除，亦以九年通论。省、府、台、六部、各布政司、各都司、各按察司、各卫、各相府等衙门椽史、令史、典吏、舍人、知印、宣使、奏差，已有资格出身的，以九年为满；有司吏以历俸三年为满；如县吏、州吏升府，方入省注，一任入流注用。其布政司等衙门典吏历俸三年，许于相应衙门内转升；令史、书吏俱以九年为满。洪武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河间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朱元璋对吏部臣说：“考绩之法，目的是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无过的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的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的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

蔡子英北归
　　蔡子英，生卒不详，河南水宁人，元至正进士。察罕帖木儿开府河南，聘参军事，累官至行省参政。后从扩廓帖木儿转战。徐达征定西，扩廓败，于英单骑走关中，遁入南山，朱元璋闻其名，令人绘形寻求。有司寻得，械送至江滨又逃走。洪武九年（1376），陕西有司寻得，械送京师，过格阳，其妻欲与相见，子英避而不见。子英到京师后，元璋命脱械以礼相待，授之以官，坚辞不受，退而上书。他说：“我是鼎鱼漏网之人，假息南山。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我感恩无极，不是不想自竭犬马，只是名义所存，不敢改变初志。自惟身本韦布，知识浅陋，过蒙主将知荐，仕至七命，跃马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展寸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挈持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寡廉耻之俘囚，侧诸维新之朝、贤士大夫之列呵！陛下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锢海南，毕其余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朱元璋阅览其书，更加敬重。忽一日子英大哭不止，人间其故，答称思念旧君。元璋知其志不可夺，便于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三十日，命有司送其出塞北归，从其旧主居于和林。
建言格式的制定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长达万余言。朱元璋令中书郎中王敏诵读，虚文多而实事少。第二天傍晚，再令人诵读，其切要可行者有四事，才用五百余言。元璋喟叹说：“为君难，为臣也不易。我们以求直言，是要切于实事而有益于国家。若满篇浮词，于实无补。”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初一日，命中书省制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