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十六国时期汉族李暠建立的割据政权（400年—421年）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东进.十六国

中文名：西凉
外文名：Western Liang
时间范围：400年 至 421年
首都：敦煌、酒泉
主要城市：敦煌、酒泉
政治体制：门阀制度
主要民族：汉族
主要宗教：佛教

疆域：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南部及新疆部分‌
国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历任君主：李暠、李歆、李恂

概述

     西凉（400年—421年），是由李广的后裔李暠于公元400年所建立的一个王朝。最初，李暠在敦煌自称“凉公”，从而开启了西凉的历史篇章。到了公元405年，西凉迁都至酒泉，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其政权基础，还使其势力逐渐逼近北凉。 西凉的疆域主要覆盖现今的甘肃西部、内蒙古西南部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公元417年，西凉的开国君主武昭王李暠去世，其子李歆继位成为新的统治者。然而，西凉的命运并未因此而长久延续。公元420年，李歆与北凉交战，不幸战败被杀。随后，李歆的弟弟、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恂在敦煌继位，试图继续维持西凉的统治。 然而，次年北凉军队再次发动进攻，持续围攻敦煌。面对强大的敌军，李恂虽奋力抵抗，但最终因实力悬殊而战败。在乞降未果的情况下，李恂选择了自杀以示忠诚，至此西凉被北凉彻底攻灭。 值得一提的是，西凉的创立者李暠因其卓越的功绩和深远的影响，被唐朝皇室尊奉为先祖。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李暠更被追尊为“兴圣皇帝”。由于其统治区域古称凉州，且地理位置处于后凉的西部，故此政权被称为“西凉”。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凉，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也为其后世子孙留下了深远的文化与政治遗产。

【历史脉络】
时代背景
        李氏家族是凉州地区的大姓望族，其家族渊源深厚，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暠的先祖曾在两汉、魏晋以及前凉时期担任郡守等重要职务，为地方治理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北凉神玺元年（公元397年），后凉国力逐渐衰弱。此时，吕文和的后裔所建立的后凉政权已显式微之势。在此背景下，沮渠男成兄弟起兵反抗，并推举段业为凉州牧，同时任命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而李暠则被委任为效谷县令。大约在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孟敏去世后，众人一致推举李暠出任宁朔将军及敦煌太守之职，并向段业表示臣服。段业随后正式任命李暠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并兼任护西胡校尉。 到了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段业自立为凉王，但内部局势并不稳定。当时，索嗣意图谋害李暠，却反遭失败。段业得知此事后，立即处死索嗣，并派遣使者前往李暠处表达歉意。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李暠的关系，段业从敦煌郡划出凉兴、乌泽两县，又从晋昌郡划出宜禾县，设立凉兴郡。同时，他提升李暠的官职，授予其持节、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等要职，并继续兼任护西夷校尉，以此彰显对李暠的信任与倚重。 

李暠立国
        北凉天玺二年，即公元400年，北凉的晋昌太守唐瑶发动了针对北凉的叛乱。他向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以及祁连这六个郡广泛传发檄文，公开推举李暠为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并尊封其为凉公。同年，李暠宣布改元庚子，将敦煌定为都城，其统治疆域不仅覆盖了当时的河西地区，还远及西域一带。 从地理位置来看，西凉的疆域主要涵盖现今中国甘肃西部、内蒙古西南部以及新疆的部分区域。到了公元401年，沮渠蒙逊攻杀了段业，从而建立了北凉政权。随着段业兵败身亡，河西地区的汉人失去了明确的领袖。在此背景下，凭借自身卓越的声望，李暠被段业的旧部推举为首领，与沮渠蒙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具体而言，沮渠蒙逊所掌控的势力范围位于原后凉的东部地区，而李暠的势力则集中在原后凉的西部。至公元405年，李暠再次进行改元，号为“建初”，并且派遣使者向东晋朝廷呈递表章，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李暠决定迁都至酒泉。此后，西凉与北凉之间长期处于争战状态。由于李暠所统治的区域在古代属于凉州范畴，因此国号定为“凉”。又因其地理位置处于凉州的西部，故史称“西凉”。

招怀东夏
         在战乱频仍、局势动荡不安的中原地区，西凉与辽东成为了人们心中最为理想的避难之所。正如古语所言：“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西凉这一安宁之地的向往与依赖。由于中原地区的持续动荡，许多百姓和士族纷纷选择迁徙至较为安定的区域，而西凉以其相对稳定的环境吸引了大量流民涌入。因此，出现了“中洲避难者，日月相继，络绎不绝”的盛况。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族群构成，也为西凉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使其在乱世之中逐渐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影响力。

左取酒泉
        公元405年，李暠率领军队成功攻占了酒泉这一战略要地。随后，他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将都城迁至酒泉，以此作为巩固政权和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他还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计划，将胡族与汉族共计两万三千户迁徙到酒泉地区进行安置。此外，为了更好地管理来自内地的流民，他又特别设置了会稽、广夏两个侨郡，专门安置其中的一万户汉人流民。而其余的移民户则被分别安排在武威、武兴和张掖三个郡中，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右开西域
           每一次征战与开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遣折冲将军宋繇东伐凉兴，并成功攻克玉门以西的诸多城池，这些城池包括了伊吾、高昌所辖之地。随后，军队驻扎于玉门和阳关，积极开垦农田，积累粮食储备，为接下来的长期战略部署做好充分准备。 在此基础上，玄盛亲自率领两万骑兵向建东地区进发，对鄯善及车师前部王进行了招抚。两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献上本地特产。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为了更好地管理西部边陲，“西戎校尉府”应运而生，其隶属于敦煌郡，专门负责统摄西域诸国事务，维护边疆和平与秩序。 敦煌郡作为当时的核心区域，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在制御西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管辖着广袤的万里疆域，更是国家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根基。

         庚子二年辛丑夏四月，后凉吕光称王初期派往于阗采购的一批珍贵玉石被顺利运送至敦煌。然而这批玉石最终被李氏截留，并纳入郡府库藏。这批美玉品质卓越，正好可以用来雕琢象征皇权的玉玺，为西凉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此外，为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在高昌郡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这一举措旨在弘扬儒家经典文化，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同时也彰显了统治者对文化和教育的高度重视。通过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北防北虏
       北虏所指的是柔然。为了防范柔然的南下侵扰，西凉采取了多方面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在位于亦集乃湖的西海郡加强防御工事，以确保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西凉也积极寻求与柔然建立友好关系，即历史上所谓的“北引丁零之众”，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军事压力。 根据现代考古调查发现，西凉在其北部边塞的建设上，充分利用了汉代遗留的塞垣基础，并对其进行维修与加固。这些边塞设施沿线分布着具有明显特征的灰色陶片，其上装饰有垂幛纹和水波纹等独特图案。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反映了西凉对北部防线的重视程度，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及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威南虏
        这里所指的，是祁连山脉与阿尔金山脉之间的一处缺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山口。在汉代时期，这里是赵充国从敦煌郡通往羌区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极为关键。金山口以南的区域，如今属于阿克塞县，涵盖了大小苏干湖一带。而在历史上的西凉时期，为了巩固边防，在金山口西北方向修建了子亭城，并派军队驻守于此，以此来威慑南方的吐谷浑部落。 进入初唐以后，这一带的战略意义依然十分重要，因此唐朝在此山口重新设置了烽火台并安排警戒力量，确保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可以说，金山口不仅是自然地理上的一道重要关口，更是历代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维护地区秩序的关键节点。

屡求锡命
       西凉在历史上一直致力于实现其重要的政治目标，即努力打通与南朝（东晋.宋齐梁陈）之间的外交关系。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之前，西凉曾派遣使者前往南朝，却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在此背景下，西凉于建初三年（公元407年），再次派遣僧人法泉以沙门的身份，通过秘密途径向晋朝呈递表文。遗憾的是，这次尝试似乎也未能取得成功，其所递交的表文依旧石沉大海，未能得到任何回音。 与此同时，在这段关键时期内，西凉的政治对手——北凉，却成功地派遣使者抵达南朝，并且顺利获得了南朝在政治上的正式册封。这一成果不仅为北凉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更使其在与西凉的对抗中占据了显著的政治优势。

东殄不庭
        （史载：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兆。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蒙逊鸮峙一城。）

           河西走廊曾经历过一段分崩离析、群雄并起的动荡时期。在这片土地上，诸多豪杰纷纷崛起，争夺权力与地盘。而我李暠，虽自谦德行不足，却有幸被众贤推举为首领。从那时起，我就未曾忘记过自己的责任，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一心想着如何解救苍生于水火之中，让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派遣了母亲的弟弟李繇，率领精锐的云骑部队向东进发，讨伐那些不服王化的势力。军队所到之处，无不归顺降服，彰显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威望。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北凉沮渠蒙逊如同一只凶猛的枭鸟，盘踞于一座孤城之中，成为了一大隐患。

       到了冬季十月，北凉的沮渠蒙逊突然侵犯建康地区，掠夺了三千多户人家后扬长而去。这一行为令我极为震怒，随即亲自率领骑兵进行追击。最终在弥安一带追上了敌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战不仅重创了北凉军队，还成功收复了所有被掠夺的人口和财物。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我决定将都城迁至酒泉，以巩固统治基础。迁都之后，我更加注重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耕种，改善民生。经过几年的努力，酒泉地区的五谷连年丰收，百姓生活安定富足。为此，群臣一致请求在酒泉立碑刻石，以纪念这些成就并歌颂功绩。我欣然应允，于是委派儒林祭酒刘彦明撰写碑文，将其铭刻于石上，以此昭示后人。 然而，尽管取得了暂时的和平，但沮渠蒙逊依然频繁侵犯边境，试图破坏我们的安宁。面对这种情况，我始终秉持以恩德安抚境内的理念，选择与其讲和订立盟约，而不轻易诉诸武力。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沮渠蒙逊背信弃义，再次发动侵略。在此危急时刻，我果断命令太子李歆率军迎击，成功击败了北凉军队，俘虏了对方将领沮渠百年，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与安全。 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也体现了我作为统治者对内发展经济、对外维护和平的决心与智慧。

两凉结好
           西凉政权相较于北凉，在军事力量上显得较为薄弱。同时，由于未能成功获取东晋的册封诏书以分化北凉内部，面对北凉沮渠蒙逊的强大军事压力，西凉不得不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战略——通过结交南凉来共同对抗北凉。 根据史料记载，李暠向西迁徙时，将女儿李敬爱留在外祖父尹文家中抚养。后来，南凉国王傉檀向北山鲜卑借道，派遣使者护送李敬爱至酒泉，并借此机会向西凉表达友好之意。

         对于南凉的这一举动，李暠迅速作出回应，“遣使报聘，增以方物”，即派遣使者回访并赠送地方特产作为礼物，以此加深双方的友好关系。 在西凉、北凉和南凉这三个政权并存的历史阶段中，北凉凭借其丰富的人口资源、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明显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西凉多次寻求东晋的册封诏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破坏北凉内部的团结。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西凉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而南凉则夹在北凉与西秦之间，时常遭受北凉的侵扰，处境同样艰难。在这种背景下，西凉主动寻求与南凉结盟，而南凉也欣然接受这一联盟提议。两者的合作不仅体现了双方在对抗北凉过程中的相似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凉形成了牵制作用，为当时的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

托槐明志
          李暠凭借其卓越的治世之才，在后凉末年的乱世之中脱颖而出，受到群雄的拥戴与推崇。他胸怀大志，以霸主之姿施展宏图伟略，不费一兵一卒，便稳坐安定千里之地。他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前凉的辉煌业绩指日可待，河西十郡亦将在短时间内实现统一。 然而时局变幻莫测，不久之后，南凉君主秃发傉檀攻占姑臧，沮渠蒙逊的势力范围也逐渐扩大。面对此情此景，李暠不禁感慨万千，遂创作了《述志赋》，以抒发内心的壮志豪情与对时局的深刻思考。 在西凉建国之前，河右地区原本缺乏楸树、槐树、柏树、漆树等树木。直至前凉时期，张骏在位时曾从秦陇地区引入这些树种进行种植，但大多未能成活。唯独酒泉宫西北角的一株槐树顽强生长，生机勃勃。这一景象深深触动了李暠，他因此创作了《槐树赋》，借槐树之坚韧形象寄托自己的情怀。赋中表达了对偏远荒僻之地难以建功立业的叹息，同时也展现了即便身处困境，仍应如酒泉宫中的槐树一般，扎根瘠土、顽强生长的坚定信念。

初登告捷
          李暠离世后，其子李歆继位初期所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彼时，北凉的沮渠蒙逊率领三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西凉发起进攻。面对强敌压境，刚刚即位的李歆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担当，他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将士们奋勇迎击。 战斗中，李歆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激励全军士气高涨。在他的带领下，西凉军队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精准的战略部署，成功击败了北凉大军，斩杀俘虏七千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场战役不仅巩固了西凉的疆土，也保住了这片汉人聚居之地的安宁，为西凉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作为北凉的首领，沮渠蒙逊并非等闲之辈。他深知新继位的李歆虽有初战告捷的锐气，但相较于老成持重的李暠，仍显稚嫩，难以应对复杂的局势。因此，他并未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而是迅速调整策略，加快了对西凉的进攻节奏。

          西凉嘉兴二年（公元418年），北凉再次兴兵进犯西凉。这一次，李歆依然热血沸腾，打算亲自出征迎战。然而，左长史张体顺深知战争的风险，他极力劝阻李歆亲赴前线。最终，在张体顺的坚持谏言下，李歆采纳了建议，命令各地坚守城池，避免正面交锋。而沮渠蒙逊则采取掠夺战术，大肆抢夺庄稼后撤退，给西凉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这段历史展现了西凉在风雨飘摇中的坚韧与智慧，也体现了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决策的重要性。无论是李歆的英勇无畏，还是沮渠蒙逊的战略眼光，都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思考的空间。

谶纬天罚
        李暠去世之后，其子李歆继位。然而，李歆的治国理念和方式与他的父亲大相径庭。他即位后并未继续推行治国安民的政策，而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修建豪华的宫殿，并且后宫充斥着西域少数民族的女子。同时，他还施行严酷的刑罚制度，导致国家人力损耗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人力凋残，百姓愁悴”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整个统治基础因此变得极为不稳定。 嘉兴三年（公元419年），李歆执政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此时的他逐渐显露出狂妄自大的性格特征。尽管他曾受到先王的谆谆教诲，但无论是性格还是个人素质，他都与先王有着明显的差异。李歆内心渴望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但他却缺乏一个真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核心品质。他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是一位心怀国家、具有文人气质和高尚人格的爱国者。

            相反，他对权力充满了极度的渴望，试图通过学习法家的“法、术、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却始终未能真正掌握其中的精髓。结果便是他在国内实行了过于严厉的刑法，并且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这种做法不仅使他在境内采取了强硬的统治手段，对异己势力进行残酷镇压，还背离了其父辈以“德政”收买人心的传统立国方针。而“构缮不止”这一现象也表明，在军事战略上，他已经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局面，从事中郎张显曾上书劝谏，希望李歆能够反思并调整政策，但李歆对此充耳不闻。恰在此时，敦煌、酒泉一带接连发生了多次地震。按照当时的儒学谶纬观念，这种自然灾害被解读为君主施政不当所引发的天灾异象。于是，主簿汜称再次上书，试图借助天变之说劝谏李歆改变治理方式。然而，李歆依然固执己见，拒绝采纳任何建议。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依旧盲目地坚持用自身实力并不强大的军队去对抗日益壮大的北凉军，企图通过硬碰硬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为西凉王朝埋下了覆灭的隐患。

舍命疏劝
      公元419年，即嘉兴三年五月，从事中郎张显向朝廷呈递了一道深思熟虑、言辞恳切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他以冷静而理性的态度分析了当时凉州局势，并提出了诸多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建议。 张显在奏疏中说道：“如今，凉州的疆域已被分割为三部分，这种分裂的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军事竞争与兼并的过程中，最根本的策略在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固经济基础，从而增强国力；而在处理边疆事务时，安抚远方部族的最佳方式莫过于采取宽容的统治政策，简化刑罚制度，使民众感受到仁政之恩。然而，今年以来，天象异常，阴阳失调，风雨不调和，这正是上天给予我们的警示信号。此时此刻，朝廷更应减少膳食中的奢华成分，撤除乐器以示节俭，修身养性，谨慎行事，以此回应天意。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情况却是刑罚过于繁重，法令极为严苛，同时大兴土木工程，不停地进行修建，这样的做法显然无法让国家走向兴盛繁荣。” 接着，张显引用历史上的成败案例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回顾历史，周文王凭借仅百余里的狭小土地，通过施行德政与展现非凡智慧，最终奠定了帝王基业；而秦二世虽坐拥广袤四海，却因暴政横行而迅速灭亡。这些前车之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太祖李暠以卓越的英姿和圣明的领导才能，赢得了西凉百姓的衷心拥戴。他向东扩展至酒泉之地，向西开辟西域疆域，为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殿下您未能继承太祖的遗志，未能实现统一凉州的宏图伟业，也未能达到与昔日张轨相提并论的高度。试问，将来您将以何种面目去面对先王呢？” 此外，张显还对当时的外部威胁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提到：“沮渠蒙逊作为胡族中的一代英杰，其内政清明且治理有方，对外则礼贤下士，尊重并吸纳各类贤才。每逢战事，他都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因此深受民众敬仰，百姓心悦诚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依我之见，殿下不仅难以征服沮渠蒙逊，甚至恐怕还会有被沮渠蒙逊觊觎我方疆土的风险。” 当这份奏章呈递到李歆手中后，他读完内容，心中十分不满，对张显的观点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认为张显的言论不仅违背了他的政治理念，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权威与信心。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凉州内部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以及在复杂局势下的矛盾与斗争。

执迷不悟
        氾称向李歆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措施，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幅极为完美的发展蓝图。他在进谏时说道：“臣虽出身布衣，却蒙先朝眷顾，视臣如子弟般亲近。因此，臣不敢避讳触怒殿下之罪，冒死呈上愚见。希望殿下能够亲近仁德之人，与邻国和睦相处，积蓄威望以待时机。同时，停止修建宫室的繁重事务，放弃游猎等娱乐活动。对于后宫中的嫔妃及诸夷子女，应让她们亲自参与分田耕作，鼓励从事蚕桑纺织之事，以清廉节俭为荣，杜绝奢侈浪费的现象。将百姓所缴纳的租税，专门用于军国大事。殿下还需谦逊待人，礼贤下士，广泛招揽英才俊杰，修习秦国强盛之道，从而实现国家富强、风俗淳厚的目标。等到国内积累数年的财富，朝廷汇聚众多文武之才之后，再任命像韩信、白起这样的名将为先锋，采纳张良那样的奇谋妙计，一鼓作气攻下姑臧，长驱直入饮马泾渭之地，进而争夺天下霸权，那时蒙逊之辈又何足为惧！然而，若不采纳这些建议，臣恐怕国家宗庙之危难，不出数年便会降临。”遗憾的是，李歆最终没有接受氾称的忠言劝谏。

锡命来迟
      他最终获得了其父亲多年来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达成的心愿——来自江南东晋皇朝的正式册封。在这一册封中，他被授予“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以及“酒泉公”的尊贵头衔。这样的正式册封对于西凉而言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与振奋。 这一举措的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即便东晋早已偏安江南，但依然被河西地区的汉人视为本民族正统皇朝的政权，对西凉进行了正式的认可。从此以后，西凉的所有行动都将被视为合法的朝廷行为，具备了更高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也表明，过去由宋繇等人推戴李歆时所使用的各种称号，如今已被这些新的、更具合法性的名号所取代。

北伐影响
       嘉兴四年庚申，江南东晋王朝被刘宋所取代。刘裕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是一位以北伐而闻名的主战派人物。在他的政治氛围下，驱逐胡虏、规复中原成为时代主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向宋称臣的李歆也萌生了发动东征的想法。然而，由于张体顺的及时劝谏，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 同年七月，李歆听闻北凉的沮渠蒙逊率军进攻西秦秃发氏，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下令内外戒严，准备进取张掖。然而，此时尹太后亲自出面干预，并对他说：“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殷切的遗命，谆谆告诫你们要深惧兵战，等待时机再行动。这些话至今仍言犹在耳，你怎能轻易忘却？不如努力修明德政，积蓄力量以观其变。如果对方施行暴政，百姓自然会归附于你；但如果你自身不能建立德行，那么即便有良机也难以成事。此行若执意进行，不仅军队必败，国家也将随之灭亡。”

       李歆并未听取母亲的劝告。随后，顾命首辅大臣宋繇再次前来进谏，希望他以张轨为榜样，效法其仁政与谨慎行事之道。然而，李歆非但没有接受建议，反而勃然大怒，坚持自行其是。他调动全国之力，亲率三万步骑向东进发，展开东征。 面对这一局面，宋繇退下后叹息道：“大事已去矣！我只能看到军队出发，却再也看不到他们凯旋归来。”这番话预示着此次东征的结局注定悲惨，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决策者应审时度势，兼听则明，不可一意孤行。

李歆亡国
         公元420年，李歆在沮渠蒙逊南伐西秦的途中，率领三万大军进攻北凉的都城张掖。然而，他却中了对方的计谋。沮渠蒙逊迅速率军迎击，在怀城与李歆的军队展开激战。李歆最终兵败，他的部下劝他赶快撤回酒泉，这样还能保存相当的实力。然而，李歆却因一时颜面问题而不愿撤退。他对部下说道：“我违背了太后的明智教诲，远征而遭受失败和羞辱。若不杀死这个胡人，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母亲呢？”于是，他强迫部众在蓼泉再次迎战北凉军。尽管李歆作战勇猛，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仍然不是北凉军的对手，最终全军覆没。李歆壮烈战死于阵前。随后，沮渠蒙逊杀了李歆，并顺利进占酒泉。 同年九月，李歆的弟弟李恂据守敦煌，自称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并改元为“永建”。不久之后，沮渠蒙逊派遣军队前来讨伐。 到了公元421年，沮渠蒙逊再次率兵攻打敦煌。北凉军队引水灌入敦煌城内，使得城内局势危急。李恂请求投降却被拒绝，而其部下则选择了投降。最终，李恂选择自杀，敦煌失陷，西凉至此灭亡。

伊吾西凉
         公元421年，西凉被北凉所灭。然而，历史的波澜并未就此平息。次年，即公元422年，西凉王室后裔李宝（李暠之孙）与其娘舅率众西渡流沙，在西域吐鲁番盆地立足，并占据伊吾县（今新疆哈密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后西凉”或“伊吾西凉”。李宝以“龙兴”为年号，积极善待流民，并通过羁縻政策稳固对高昌地区的控制。他对待来自内地的民众礼遇有加，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信任，许多人甘愿为其效力，共同怀揣着复国雪耻的梦想。

        公元439年，北魏灭亡北凉。北凉残部试图效仿西凉西迁，但这一动向引起了后西凉的警惕。闻讯之后，李宝迅速分兵截击，其中一路由其娘舅唐契与唐和率领，目标直指高昌。然而，当他们抵达高昌时，却中了高昌郡守阚爽的缓兵之计。与此同时，北凉与柔然联军派兵追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在激烈的战斗中，唐契英勇殿后，最终战死沙场；而唐和则率领余部投奔前部王车伊洛。随后，唐和抓住机会，攻克了横截城，并顺势夺取高宁、白力二城。为了巩固成果，他派遣使者向北魏投降。 另一路，则由李宝与李承率领，计划攻占敦煌。至公元442年，李宝成功占领敦煌，并遣使向北魏表示臣服。北魏朝廷随即任命李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要职，并允许其按照北魏制度自行任命四品以下官职。这标志着后西凉正式纳入北魏的统治体系。 公元444年，李宝奉调返回京师后，唐和接替统领西凉余众，其所部被称为“甘、凉以西兵”。这支军队主要由原西凉所统辖的凉州汉族（乡党）武装组成，战斗力极强，成为北魏西部边疆的重要力量。同年，北魏派遣成周公万度归率军西征，唐和所率领的“甘、凉以西兵”作为主力之一参与其中。在这次战役中，魏军顺利设置鄯善镇，进一步扩大了北魏在西域的影响力。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唐和再次率军随成周公万度归出征焉耆。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唐和配合万度归一举击溃焉耆王鸠尸毕那统率的四五万精锐部队，迫使其逃亡至龟兹。史书记载，唐和在此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成功说服柳驴等六城投降，还亲自指挥攻打波居罗城。至十二月，万度归继续西进征讨龟兹，而唐和则被留下镇守焉耆。期间，柳驴戌主乙直伽图谋叛乱，被唐和果断平定。自此，西域诸胡纷纷归顺，西域重归和平。 随着战事结束，魏军撤回中原，唐和则奉命留守焉耆镇，成为北魏王朝驻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焉耆长期戍守，肩负起保卫北魏最西端边陲的重任，直至太武帝驾崩。

          公元452年（北魏兴安元年），文成帝拓跋濬（tuò bá jùn）继位，召唐和入朝。皇帝对其保卫西陲的卓越功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赐予特殊礼遇。唐和在焉耆多年驻守，威望卓著，其功绩足以与东汉名将班超相提并论。 尽管后西凉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于公元452年被调离西域，但凉州李氏家族的影响却深远绵长。自汉代至唐初，经过千年的经营，凉州李氏逐渐成为河西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七宗五姓之首。西凉太祖李暠更被唐朝皇室以及诗人李白、李商隐尊奉为先祖，彰显了这一家族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疆域】
         西凉（公元400年－公元421年），立国21年，后凉三分，南凉得险，北凉得人，西凉得土，然西凉土虽广而地皆为沙漠，仅有数块绿洲及土地可以承载文明。都治酒泉，置高昌郡、敦煌郡、晋昌郡、酒泉郡、西海郡、玉门郡、堪泉郡。
敦煌郡领县：敦煌、靖恭堂、谦德堂、嘉纳堂、泮宫、敦煌旧塞、子亭、昌蒲、龙勒，有北山、玉门关、阳关、效谷、乾齐

凉兴郡领县：凉兴、乌泽、宜禾

晋昌郡领县：伊吾、冥安、渊泉、沙头、会稽、新乡

晋兴郡领县：晋兴、枹罕、永固、临津、广昌、遂兴、罕唐、左南

西都郡领县~西都：玉门郡、堪泉郡、河湟郡

西平郡领县：临羌、长宁、安夷

大夏郡领县：大夏

广武郡领县：广武、令居、支阳、永登、振武

西安郡、武威郡、武兴郡、张掖郡、酒泉郡领县：福禄、会水、安弥、骍马、表氏、延寿

凉宁郡、建康郡领县：乐涫

西海郡领县：居延

祁连郡领县：祁连、汉阳

会稽郡、广夏郡、新城郡、骍马护军、敦煌护军、抚夷护军、征东将军、西戎校尉府。

【文化】
       尹夫人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女性，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心向往之。而李暠则是一位胸怀壮志的政治家，他为国家的分裂局面感到痛心疾首，渴望实现天下一统的理想。两人在治国理念上高度契合，志趣相投，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国家。 尹夫人曾劝导李暠尊奉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为正统，并主动向其称臣。这一建议不仅符合李暠的心愿，也体现了他对恢复晋室的坚定决心。因此，李暠多次向东晋朝廷上书，表达自己忠诚于晋室、希望为统一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 李暠还创作了《述志赋》，以明示自己的心志。在这篇赋中，他用清新温厚的笔调抒发了自己隐居山林、不慕荣华富贵的高远志趣；同时，他又以诚挚热烈的感情表达了自己愿在东晋朝廷领导下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决心。尹夫人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强调：“我们虽然与中原王朝隔绝，偏居西陲，但我们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始终与中原紧密相连，承继相向。我们肩负着弘扬汉族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基于此，她提出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兴儒重农”的富国强兵国策。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尹夫人建议李暠广开言路，在敦煌南门外修建了一座名为“靖堂”的厅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以及收集各方意见的重要场所。堂内绘有自古以来圣帝明王、贤臣孝子、烈士贞女的画像，并配以赞颂文字。李暠亲自为这些人物撰写序文，以此阐明鉴诫的意义，提醒后人以史为鉴，励精图治。 此外，李暠还在敦煌修建了泮宫，设立了县学、州学和医学，广泛招收学生500余人。同时，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经典。通过这些举措，他们不遗余力地弘扬汉族文化，传播儒家思想，使得当时的敦煌地区学风大盛，成为一片文化繁荣的沃土。 李暠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纷纷西来。一时间，西凉境内汇聚了众多文人名流，如史地学家阚骃、经学家宋繇、教育学家刘昞、天文学家赵等。敦煌因此成为中国西陲边疆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为保存和发展汉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暠也因此被誉为当时西凉的政治文化领袖，而尹夫人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 尹夫人堪称一位贤内助，而李暠也绝非平庸之辈。相反，他是一位通晓经史、精通兵法、文武兼备的政治家。他在位18年间政绩斐然，为西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尹夫人从西凉政权建立之初便对国家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每一次建策都紧贴天下大势，极少出现失误。

         史书对她多有赞誉，称其“及创业时，多所赞助”，并流传下“李尹王敦煌”的佳话（《晋书·列女传》）。 对外交往方面，李暠积极与东晋交好，接受东晋的封号，以此争取中原汉族人民的支持。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他派遣舍人黄始、梁兴等人携带给东晋皇帝的表章出使建康（今江苏江宁县南）。在表章中，他引用窦融、张轨治理河西、威镇关西的故事，表明自己对晋王朝的忠诚，希望获得东晋对其所建西凉政权的认可，同时敦促东晋北伐西征。然而，由于东晋朝廷忙于内斗，未能给予明确答复。于是，次年李暠再次派遣法全和尚为使者前往建康，以“忘寝与食、思济黎庶、以崇国宪、全制一方”的情感，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心愿和决心。

【乐.舞】
            乐是一种起源于汉唐时期、诞生于古凉州的极具艺术价值的舞蹈形式。它从古凉州发源，逐渐广泛传播至中原地区，并在历史上享有盛名，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公元四世纪初，中原大地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动荡时期，而由汉族人张轨所统治的凉州地区却相对安定，社会秩序井然。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吸引了大批中原士族文人纷纷迁徙至凉州定居。随着这些移民的到来，中原地区的丰富文化也随之传入凉州，其中包括许多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和文化遗产，例如一些源自汉、魏时期的古老乐曲也被带入了这片土地。 作为西凉乐舞的代表作之一，《秦汉伎》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应运而生。它融合了凉州当地的音乐元素、中原传统的古乐、西域龟兹音乐以及来自天竺的异域旋律，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燕乐。这种音乐与舞蹈的结合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更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后来，《秦汉伎》传入北魏后更名为《西凉乐》，并被尊奉为“国乐”。这一殊荣充分证明了其在当时音乐领域的重要地位。
        《魏书·乐志》记载说：“晋永嘉之乱，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魏）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这批乐工与伶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的活跃于五凉时期的庙堂之上，为宫廷音乐注入活力；有的则散布在河西走廊的村落之间，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间。无论是身处高位还是扎根基层，他们都以承前启后的姿态，通过充满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舞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隋唐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史书记载来看，《西凉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整体呈现出娴雅、柔婉的特点，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美学追求。这种音乐形式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歌曲（声乐曲）、解曲（器乐曲）和舞曲（舞蹈曲）。每一种类型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西凉乐》丰富多彩的艺术体系。 其中，一些著名的乐曲至今仍被人们所提及，如《永世乐》《神白马》《万世丰》《燕支行》《于阗佛曲》《慕容可汉》《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等。从这些曲目的名称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以及佛教相关的宗教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背景，也彰显了《西凉乐》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重要意义。 总之，《西凉乐》不仅是古代音乐艺术的瑰宝，更是连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桥梁，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传承。
           舞蹈作为西凉乐舞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根据《通典》的记载，西凉乐舞中的舞蹈主要分为“白舞”和“方舞”两种类型。“白舞”是一种单人表演的舞蹈形式，注重个人技艺的展现与情感的表达；而“方舞”则是由四人共同演绎的合舞，强调团队协作与整体和谐之美。这两种舞蹈不仅在宫廷中备受推崇，成为贵族宴饮与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广泛流传于民间，在盛大的节日、传统性活动以及佛教仪式等场合中频繁出现，深受民众喜爱。 在古凉州地区，一些著名的舞蹈更是广为人知，例如《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狮子舞》等。这些舞蹈大多源自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闻名遐迩。其中，《胡腾舞》尤为引人注目，唐代诗人李端曾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诗篇，生动描绘了舞蹈者的形象及舞蹈的独特魅力。 在这首诗中，李端对舞者的外貌特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这几句展现了舞者来自凉州的身份，以及他那洁白如玉的肌肤和挺拔如锥的鼻子，勾勒出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形象。接着，“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则进一步描绘了舞者的服饰，轻盈飘逸的衣衫随着舞动而翻飞，葡萄图案的长带自然垂落，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 随后，诗人描述了舞者在帐前跪坐时用本民族的语言向观众致意，然后起身翩然起舞的情景：“拾襟搅袖为君舞。”整个舞蹈过程中，舞者的表情与动作充满了感染力，“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他眉头舒展、目光流转，脚下踩着华丽的花毡，身体随着节奏不断舞动，汗水浸湿了脸颊，头上的帽子也因激烈的动作而微微倾斜。 更令人惊叹的是，舞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地契合音乐的节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无论是快速旋转还是灵活变换姿势，都展现出极高的舞蹈技巧和艺术修养。当丝桐乐器奏响最后一个音符时，整场表演戛然而止，只留下城头画角的呜咽之声回荡在夜空中。最后，诗人以一句“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表达了对舞者身处异乡的深切同情与感慨。 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胡腾舞》的非凡魅力，还能从中窥见古代西凉乐舞文化的繁荣景象，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民族文化底蕴。
         经过专家的深入考证与研究，敦煌石窟中第220窟内的乐舞图壁画，展现的正是演奏《西凉乐》的盛大场景。这幅壁画以其恢宏的气势和细腻的刻画，成为敦煌艺术中的瑰宝之一。 在这幅壁画中，乐队共有28人，分为左右两组，相对而立。乐工们的形象栩栩如生，有的上身袒露，有的斜披天衣，肤色、发式各具特色，生动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他们所演奏的乐器种类繁多，既有来自中原的传统乐器，也有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传入的异域乐器。其中包括筝、排箫、竖笛、方响、筚篥、五弦、横笛、腰鼓、都昙鼓、答腊鼓、羯鼓、毛圆鼓、拍板、钹、竽、箜篌、法螺等，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 与此同时，画面上还有两队舞伎翩翩起舞。她们或身着素白长裙，或身披锦衣石榴裙，在灯火辉煌、器乐协奏的氛围中，展现出灵动优美的舞姿。舞伎们始终在小圆毯上旋转腾踏，巾帛飞扬，动作轻盈而有力，极富感染力。这种舞蹈形式很可能就是源自西域的胡旋舞或胡腾舞，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乐舞图壁画是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一幅。它不仅记录了古代音乐与舞蹈的艺术成就，还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这幅壁画，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

年号及使用时间：

1.庚子400—405

2.建初405—416
陵墓：建世陵

年号及使用时间：

1.嘉兴417—420

陵墓：

生前封号：

年号及使用时间：

1.永建420—421
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