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百三十二年，232，农历壬子（鼠）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年，吴大帝孙权嘉禾元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六年（壬子，公元二三二年）

　　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乃留建业。

　　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车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公私烦费，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溪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伐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昭好抉擿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患能者进，闇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能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
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

　　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过。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是时，吴人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而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