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25年8月5日~57年3月29日在位）
刘秀~东汉开国皇帝
全名：刘秀
字：文叔
庙号：世祖
谥号：光武皇帝
国号：汉（史称后汉）
年号--
1.建武（25年六月--56年四月）
2.建武中元(56年四月-57年3月29日，一作中元)
在位时间：（25年8月5日 至 57年3月29日）
时代：东汉
民族：汉族
出生地：陈留郡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
生卒：（公元前5年1月13日-57年3月29日）
逝世地南宫前殿
陵墓：原陵（洛阳）
个人简介
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公元57年3月29日），字文叔，出生于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市，也有说法认为是河南省南阳县）。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25年8月5日至公元57年3月29日。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刘秀容貌出众，眉毛浓密而美观。早年他曾进入太学接受教育。在新莽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爆发了赤眉军、绿林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在宛城起兵反抗王莽政权。次年二月，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秀被更始帝任命为太常将军及偏将军。同年六月，王莽军队包围了昆阳地区的绿林军，刘秀临危不惧，成功突围并调集援军与城内的义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取得了著名的昆阳之战的大捷。然而好景不长，其兄刘縯遭到更始帝杀害后，刘秀忍辱负重，巧妙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被更始帝封为萧王，并派往河北地区。在那里，他镇压并收编了铜马等多支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甚至被誉为“铜马帝”。
公元25年6月，刘秀与更始帝决裂，在鄗县称帝，重建了汉朝政权，定都于洛阳，史称东汉。此后，他先后平定了青州张步、渔阳彭宠、天水隗嚣以及益州公孙述等地方豪强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
刘秀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推行度田令以打击地方豪强，缓解土地兼并问题；设立台阁制度，强化皇权，这成为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改革监察制度，废除州牧职位，设置刺史，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外交方面，积极接见日本使臣并将汉字文化传播到日本，还平定了越南征侧女王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统治时期注重安定民生、复苏经济，减轻赋税徭役负担，勤政爱民，倡导节俭之风，开创了著名的“光武中兴”盛世局面。
历代史学家对刘秀评价极高，例如王夫之赞誉说：“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唯有光武帝堪称百王之首。”毛泽东也曾称赞他是“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用人、最会打仗的皇帝”。
【人物生平 】
籍贯
刘秀，这位东汉的开国皇帝，他的籍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根据《后汉书·光武皇帝本纪》中的明确记载：“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经过众多历史学家的深入考证，这里的南阳蔡阳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枣阳市。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汉代南阳郡舂陵侯国的治所位置也得以确认。它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舂陵村东部，距离枣阳市区大约13公里，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平缓岗丘之上。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刘秀的成长与崛起。 刘秀出生于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明君奠定了基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刘秀如何从这里出发，最终开创了辉煌的大汉王朝。这一片土地不仅是刘秀的故乡，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早年经历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这一支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朝廷推行“推恩令”，家族爵位逐渐递降。到了刘秀父亲刘钦这一代，家族地位已大不如前，刘钦仅担任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职。
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5年）十二月甲子日，即1月15日，刘秀诞生于陈留郡济阳县（现今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山东省东明县）。
据史书记载，在刘秀出生之时，奇异的景象出现~~赤光照亮了整个房间。这一现象让刘钦深感诧异，他迅速召来功曹史充兰，并派遣充兰与马下卒苏永一同前往卜人王长孙处询问吉凶。王长孙占卜之后，对二人说道：“这是非常吉利之事，不必多虑。”就在这一年，刘钦房前原本栽种景天之处竟长出了谷物，共有三株，每株一茎且生有九个穗，这些谷物比普通谷物高出一二尺，属于优质的谷物。鉴于此番祥瑞之兆，刘钦为其子取名为“秀”。 关于刘秀的外貌特征，史书上也有详细描述：他身高七尺三寸，眉毛漂亮，胡须浓密，嘴巴较大，鼻梁高挺，整体形象卓尔不群。
然而，好景不长。元始三年（公元3年），刘秀的父亲刘钦在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市）县令任上去世。当时年仅9岁的刘秀与兄妹们失去了依靠，成为孤儿。他们被远在南阳郡蔡阳县（一说今湖北省枣阳市，另一说为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瓦店镇以南地区）的叔父刘良收养，从此过上了普通平民的生活。 尽管家庭境遇艰难，但刘秀并未消沉。他勤勉地从事农事劳作，而他的兄长刘縯却喜好结交豪杰、收养门客，常常因此嘲笑刘秀过于务实，甚至将他比作刘邦的兄弟刘喜。不过，刘秀也并非毫无冒险精神，他同样会藏匿一些亡命之徒，以至于当地的官吏都不敢轻易上门查问。
新朝天凤年间（公元14年至19年），刘秀前往长安求学，进入太学就读。在那里，他跟随著名儒学家许子威学习《尚书》，掌握了其中的大义要旨。同时，他还结识了邓禹、朱佑等志同道合之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刘秀麾下的得力干将，共同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的名录之中，为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宛城起兵（乱世中崛起）
刘秀成长的年代，正值王莽篡夺汉朝建立新朝之际。新莽末年，王莽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盲目崇古，不切实际，不仅触动了从豪强到平民各阶层的利益，还因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众多豪强地主也趁势加入反莽行列，一时之间，天下大乱，海内分崩。 刘秀虽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与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为人豪爽，不事家人居业，倾家荡产交结天下豪杰，意图趁乱起兵成就一番大业；而刘秀则以“多权略”著称，为人处事极为谨慎。经过深思熟虑，刘秀意识到天下已陷入混乱局面，方才决定起兵反抗。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地区遭遇饥荒，刘縯的手下宾客抢劫他人财物，刘秀为躲避官吏追捕，前往新野姐姐夫家邓晨处避难。同年秋天，刘秀到宛城贩卖谷物时，与当地人李通及其堂弟李轶密谋起兵事宜。李通计划利用材官都试骑士日发动起义，安排李轶和刘秀前往舂陵（今湖北枣阳市吴店镇）起兵响应。十月，刘縯正式打出“恢复高祖之业，奠定万世基业”的口号，决定起义。他派遣亲信通知邓晨在新野起义，刘秀、李通、李轶等人在宛城起义，自己则率领七八千人在舂陵起义，自称“柱天都部”，并与新市、平林等绿林军联合抗敌。 十一月，刘秀带领宾客从宛城来到舂陵，恰逢长兄刘縯在此会众起兵。起初，宗族成员都不愿跟随刘縯起兵，甚至纷纷逃跑。直到见到刘秀身着绛衣、头戴大冠（当时的将军服饰），大家才惊叹不已：“连一向谨慎厚道的刘秀也参与其中了！”这才放下心来，纷纷追随。刘祉、刘良等人也相继加入起义队伍，共同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之中。
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刘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更体现了他在乱世中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能力。刘秀的决策和行动，为后来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鏖战新莽（昆阳之战）
汉朝复兴的历史中，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昆阳之战。
这场战役不仅改写了历史的进程，更铸就了一位传奇人物刘秀的辉煌。 故事要从舂陵军说起。舂陵军是刘秀兄弟与南阳宗室子弟共同组建的一支义军。起初，这支军队规模甚小，武器简陋，甚至在初期作战时，刘秀只能骑着牛上阵杀敌。然而，正是这样一支看似弱小的队伍，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壮大。经过一系列激战，他们先后击毙新野尉和湖阳尉，逐步站稳了脚跟。但很快，他们便遭遇了强大的新莽军队，在小长安一役中遭受重创。在这次战斗中，刘秀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担当，他单骑突围，途中还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妹妹刘伯姬，而姐姐刘元为了不拖累弟弟，毅然选择留下，最终与三个女儿一同壮烈牺牲。这一悲壮的情景，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兵败之后，舂陵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新市、平林等盟友萌生退意，但刘秀并未因此气馁。他偕同兄长刘縯和李通前往宜秋，成功说服下江兵首领王常加入联军。这一举措为舂陵军带来了转机，使各路义军得以联合起来，在翌年正月于沘水、淯阳等地大获全胜，斩杀了甄阜、梁丘赐等新莽将领，极大鼓舞了士气。
随着更始政权的建立，西汉宗室刘玄被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尽管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对此心有不甘，但他们深知团结的重要性，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抗新莽政权。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新莽政权对此深感威胁，立即派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调集四十二万精兵，企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同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大军自洛阳出发，沿颍川一路南下，迫使刘秀部队退回昆阳。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昆阳守军仅有九千人，形势十分危急。许多人主张弃城而逃，但刘秀力排众议，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坚守昆阳。此时，新莽军队已逼近城北，刘秀当机立断，率十三名骑兵乘夜出城，前往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最终成功集结一万七千精锐赶来支援。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王邑等人狂妄地宣称要“百万之师，所过当灭”，并展开猛烈攻击。然而，昆阳守军背水一战，凭借顽强的意志坚守城池。六月初一，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作为先锋，连续冲锋陷阵，斩杀数十敌军，极大地振奋了士气。随后，他巧妙部署，以三千勇士迂回至敌军侧后方，偷渡昆水，向王邑大营发起突然袭击。王邑因轻敌误判，未能及时组织有效反击，导致王寻战死，新军陷入混乱。 关键时刻，昆阳守军见援军得手，立刻全线出击。此时天公也仿佛在助汉军一臂之力，突然刮起大风，暴雨倾盆而下，滍水暴涨。新军士兵在慌乱中相互践踏，大量士兵溺亡于暴涨的河流之中。这场战役以新莽号称百万的大军覆灭告终，彻底动摇了其统治根基。三个月后，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莽政权就此灭亡。
昆阳之战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是刘秀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诠释。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非凡的战略眼光以及无畏的勇气，带领一支弱小的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为汉朝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抚河北
在昆阳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刘秀马不停蹄地率军南下，继续攻城略地。然而，在他积极拓展势力范围之时，却传来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他的长兄、大司马刘縯被更始帝刘玄无端杀害。这对刘秀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面对如此变故，刘秀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隐忍精神。为了不引起更始帝的猜忌，他强忍悲痛，立即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他不仅没有私下接触刘縯的旧部，反而刻意表现出谦恭的态度，表示兄长犯上作乱自己也有过错，并且不敢公开为兄长服丧。在众人面前，他“饮食言笑如平常”，但独处时却不吃酒肉，枕席间常常留下泪痕。即便部将冯异劝他尽情哀悼，刘秀也坚决制止道：“卿勿妄言。” 更始帝原本因为刘縯一向不服皇威而下令诛杀，见到刘秀如此谦卑恭顺，反而心生愧疚。因此，非但没有加害刘秀，反而任命他为破虏大将军，并封为武信侯。不久后，刘秀在宛城迎娶了心仪已久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成就了一段佳话。 然而，刘秀心中十分清楚，尽管暂时消除了更始帝的疑虑，但以他当时的声望和功绩，未来难免会重蹈兄长的覆辙。
此时的新莽王朝虽已覆灭，但黄河以北各州郡仍处于观望状态，未归附更始政权。与此同时，赤眉军在山东迅速崛起，河北地区还存在着铜马、尤来等割据势力，局势复杂多变。 在这种情况下，刘赐建议派遣刘秀前往河北招抚。他认为刘秀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能否平定河北直接关系到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传着一句童谣：“得不得，在河北。”然而，以朱鲔为代表的部分将领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当初正是朱鲔和李轶提议杀害刘縯，他们担心刘秀的能力太强，一旦前往河北，势力壮大将难以控制。 就在更始帝刘玄犹豫不决之际，刘秀采纳了冯异的建议，通过结交左丞相曹竟及其子尚书曹诩，最终获得了出使河北的机会。
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秀奉命以代理大司马的身份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 途中，挚友邓禹赶来与他会合。邓禹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刘玄必败，天下之乱方兴未艾，劝说刘秀广纳贤才，顺应民心，继承高祖遗志，拯救黎民苍生。这番话正合刘秀心意。到达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拥立王郎在邯郸称帝，前西汉宗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响应。一时间，刘秀陷入困境，甚至萌生退意。 关键时刻，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挺身而出，这位少年英雄充满豪气地说：“渔阳、上谷两地骑兵足有一万，只要调集这两郡兵力，邯郸不足为惧。”刘秀听后大喜过望，称赞耿弇为自己的“北道主人”。 随后，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支持下，刘秀率军取得南栾之战胜利，攻破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与真定王刘杨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王府，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这时距离他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这一连串事件不仅展现了刘秀卓越的政治手腕，也为他日后开创东汉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鄗城称帝
当刘秀在河北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之时，更始帝内心极为不安。他派遣使者前往河北，封刘秀为萧王，要求刘秀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更始帝命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谢躬担任幽州牧，接管幽州的兵马。然而，刘秀以河北尚未平定为由，拒绝了这一命令。
不久之后，刘秀授意麾下的悍将吴汉和岑彭利用谢躬兵败于尤来军的机会，袭取邺城并将谢躬斩杀，其兵马也被刘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人也未能幸免，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斩杀。至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刘秀派遣幽州十郡的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展开激战。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刘秀成功迫使数十万铜马农民军投降，并从中挑选精壮之人编入自己的军队，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们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与此同时，刘秀还派遣邓禹西入关中，派冯异攻打朱鲔等人镇守的洛阳。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冯异、寇恂等人报告在洛阳城外取胜的消息，诸将便借机提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拒绝了这一提议，率军回到蓟县，继续追剿尤来军。在将其剿灭后南下洛阳途中，群臣多次劝进，都被刘秀拒绝。直到耿纯点出了刘秀不称帝会让追随他的士大夫失望离心的道理后，刘秀才开始有意听从劝进。行至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时，刘秀召见冯异，冯异也大力劝进。恰逢此时关中的儒生强华（刘秀早年在太学读书时的同舍生）前来献《赤伏符》，其中记载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语。群臣以此为依据，再次劝进。最终，刘秀答应称帝。
六月己未日（8月5日），刘秀在鄗城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了表达重兴汉室的决心，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成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刘秀称帝后，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八月抵达河阳，调遣吴汉等将领包围困守洛阳的朱鲔。朱鲔担心刘秀会因为自己曾经杀害刘秀兄长而进行报复，数月都不肯投降。刘秀表示“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派人向朱鲔保证如果投降，则不会清算旧账，“官爵可保”。朱鲔于是投降，刘秀履行诺言，封其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十月，刘秀进入洛阳，定都于此。
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刘秀宽广的胸怀以及卓越的政治智慧，也为后续汉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争】
扫平关中
（东汉统一战争）
东汉统一战争中的关中之战 在这一时期，长安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赤眉军拥立了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并建立了建世政权，拥有三十万兵力。他们进逼关中地区，对更始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尽管更始派遣多位将领与赤眉大军交战，但均以惨败告终，导致三辅地区震动不已。 不久之后，更始向赤眉请降，被封为长沙王，然而最终还是被赤眉所杀。面对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之间的激烈冲突，刘秀派邓禹率军西入关中，以观察局势变化。当时，三辅地区遭受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城市和乡村几乎成为空城，白骨遍野，景象凄凉。赤眉数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安，粮食供应很快成为难题。为了补充粮草，赤眉军不得不撤出长安，转向陇右方向。然而，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割据陇右的隗嚣军队的阻击，加之正值严冬，大雪封山，许多士兵因寒冷而丧生。无奈之下，赤眉军只能重新返回长安，并击败了驻守在此的邓禹军，迫使邓禹退出长安。
此时的赤眉军也已经元气大伤。 鉴于邓禹西征不利，刘秀派遣冯异前往关中接替指挥。冯异抵达后，与邓禹联手再次迎战赤眉军，但仍然未能取得胜利，冯异仅率领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以脱身归营，而邓禹则逃往宜阳。冯异随后收拢散兵游勇，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等待时机再战。不久之后，在崤底（今渑池西南）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双方倾尽全力展开激战，一直持续到太阳偏西。在这之前，冯异早已精心挑选了一批精壮士卒伪装成赤眉军埋伏于道路两侧。当看到两军都已疲惫不堪时，伏兵突然杀出，赤眉军顿时惊慌失措，最终大败，有八万余人被迫投降。这场战役使得赤眉军再次遭受重创，加上粮草耗尽，不得不转向东南方寻找补给，企图摆脱困境。
早在崤底之战前，刘秀考虑到关中地区的饥荒以及隗嚣重兵陈于西方的情况，预见到赤眉可能会向东或南移动。因此，他派遣破奸将军侯进屯兵新安（今渑池东），建威大将军耿弇驻扎宜阳（今宜阳西），从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的路线。不久之后，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的消息，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正向南行进至宜阳。于是，刘秀亲自率大军驰援宜阳前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在宜阳前线摆开阵势，由大司马吴汉率领精锐部队位于最前方，中军在其后，左右两侧分别部署骁骑兵和带甲武士。此时的赤眉军兵疲力竭，粮食短缺，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以来，他们一路从关中折向南方，到达宜阳时，正好撞上了刘秀布下的重重防线。前方是强大的东汉军队，后方又有冯异的大军追击，赤眉军再也无法退回关中。
在这种绝境之下，赤眉军被迫在宜阳请求投降，并向刘秀献上了从更始帝处获得的传国玉玺和七尺宝剑。投降后的赤眉军上缴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这些兵器和甲胄堆积在宜阳城西，高度堪比附近的熊耳山。至此，起源于新莽天凤五年的赤眉军，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后，终于被刘秀彻底击败。这场胜利不仅标志着东汉王朝在关中地区的稳定，也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取关东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又封海西王）、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后又封齐王），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
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
自建武二年（26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步，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步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于桃城之战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30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平定陇西
平定陇西之战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关键战役，自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初，经过近六年的征战，刘秀已经基本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地区，初步实现了东方的统一。此时，形成了以刘秀、西北陇右的隗嚣以及西南巴蜀的公孙述三足鼎立的局面。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四月，光武帝刘秀亲临长安，宣布将派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位将军从陇西出兵讨伐占据巴蜀的公孙述。然而，隗嚣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迅速采取行动，派遣大将王元率军驻守陇坻（今陕西省陇县西北），封锁道路，阻止汉军的进攻。面对这一局势，汉军沿渭北平原翻越陇山，对陇坻发起仰攻，但不幸遭遇惨败。王元乘胜追击，幸好马武率领精锐骑兵断后，才使得汉军主力得以安全撤退。 为了稳定战线，刘秀命令耿弇留守漆县（今陕西省彬县），冯异驻守栒邑（今陕西省旬邑东北），祭遵则镇守沂县（今陕西省陇县南）。同时，他调遣吴汉由洛阳西进，在长安集结兵力。隗嚣趁机扩大战果，派行巡进攻栒邑，王元夺取肝县，但均被汉军击败。此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归附刘秀，进攻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击败了支持隗嚣的羌族豪强何封等人，使隗嚣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隗嚣的重要将领马援也在反汉失败后归顺了汉朝。光武帝给予马援五千精骑，让他招降隗嚣的部属和羌族首领，从而从内部瓦解隗嚣势力。 隗嚣试图通过向刘秀表达友好来争取时间，甚至派人向公孙述称臣以求得支援。
建武七年（公元31年）春，公孙述册封隗嚣为朔宁王，并出兵援助陇右。同年秋天，隗嚣亲自率领三万步骑兵进攻安定郡（治所位于今宁夏固原），并推进至阴架（今甘肃省泾川东）。他还分兵攻打肝县，企图夺取关中，但被冯异和祭遵分别击败。 次年春天，来歙率领两千兵马秘密穿过番须、回中，突然袭击并占领了略阳，直接威胁到隗嚣的大本营冀县。隗嚣集中精锐部队围攻略阳数月未果。闰四月，刘秀抓住隗嚣久攻不下、士兵疲惫的机会，进军高平第一城。与此同时，窦融也率数万河西步骑兵前来会师。汉军多路挺进陇山，成功招降了包括牛邯在内的十三名隗嚣大将，十六个属县及十余万军队纷纷投降，解除了略阳之围。隗嚣被迫率残部逃往西城，汉军顺利占领天水郡。由于京师洛阳出现骚乱，刘秀不得不赶回处理，暂时停止了对陇西的攻势。 同年十一月，岑彭用水淹西城的方法攻击隗嚣，但因隗嚣部将王元、行巡、周宗率领的五千蜀军增援及时，从高地反击，打乱了汉军部署，迫使汉军退出陇西。隗嚣重新夺回陇西数郡的控制权。直到建武九年正月，隗嚣病逝，其子隗纯继位。
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八月，耿弇与寇恂攻克高平第一城；十月，来歙与盖延攻破落门，王元只身逃亡至公孙述处，隗纯等人最终选择投降。至此，历时多年的陇西平定之战落下帷幕，标志着刘秀在统一中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攻略川蜀
刘秀统一战争中的关键之战 在平定陇西之后，光武帝刘秀迅速将目光投向了割据西南的公孙述政权。益州地区物产丰富、易守难攻，是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所在。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三月，刘秀从南北两线同时展开攻势，正式拉开了征服公孙述的序幕。 南线战事由大司马吴汉率领六万精锐步兵和五千骑兵，与名将岑彭会师荆门后沿长江逆流而上。这支联军势如破竹，首战即攻克荆门要塞，俘虏敌将程讯，斩杀任满，迫使田戎退守江州。随后，岑彭率部直取三峡，一路所向披靡，沿途郡县纷纷归降，大军长驱直入直至江关。北路则由来歙、盖延统帅诸军，自陇西挥师南下，连克下辨、河池等军事重镇，深入蜀地腹心。 面对南北夹击之势，公孙述企图暗杀前敌总指挥来歙以缓解压力，但此举并未改变战局。刘秀立即任命将军刘尚接替指挥，继续推进南下作战计划。江州城防坚固且粮草充足，难以速战速决，岑彭遂采取围点打援战术，亲率主力转向垫江，一举攻克平曲，切断了公孙述的补给线。 随着战事推进，公孙述被迫收缩防线，命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等人死守广汉、资中等战略要地，并派侯丹率两万人驻守黄石，试图阻挡汉军攻势。岑彭巧妙布阵，令臧宫坚守平曲牵制敌军主力，自己则率部绕道偷袭黄石得手，随后星夜兼程两千余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岷江中游，先后占领武阳、广都等地，兵锋直指成都。 关键时刻，公孙述再次派出刺客刺杀岑彭。刘秀当机立断，命令吴汉率三万大军赶赴前线接替指挥。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初，吴汉在鱼腹津一役大败敌军，乘胜追击至武阳，歼灭增援的五千蜀军，接着又西进攻克广都，对成都形成合围之势。 在后续战斗中，吴汉一度因急于求成而遭受挫折，但他及时调整战术，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撤退并与副将刘尚汇合，成功扭转战局。根据刘秀"避其锋芒、待其力竭再攻"的战略指导，吴汉耐心周旋，逐步消耗敌军有生力量，最终兵临成都城下。 十一月，臧宫攻克繁、郫两地后与吴汉会师，完成对成都的全面包围。公孙述孤注一掷，招募五千敢死队交由延岑指挥，意图作最后挣扎。虽然延岑曾在市桥击败吴汉，但很快就被识破虚实。刘秀军队采用示弱诱敌之计，引诱公孙述贸然出击，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公孙述本人也身负重伤身亡。延岑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
从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历经十二载春秋，终于扫清群雄，实现了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的中国再度统一。这场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不仅结束了多年的混战局面，也为东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武中兴
自新朝末年的大乱到天下再次统一，这一过程历经了近20年的漫长岁月。这期间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伤亡惨重，无数人在战火与饥荒、疾病中丧生。当刘秀最终平定四方，再次统一天下之时，天下人口仅存十分之二三。 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大地能够尽快恢复生机和发展繁荣，刘秀深知百姓已经疲惫不堪，渴望休养生息。从陇、蜀两地平定之后，除非是紧急情况，他不再轻易提及军事行动。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地区女子征侧、征贰起兵反叛，攻陷了六十多座城池，并自立为王，史称“征女王”。面对这一局势，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前往平定岭南。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在次年正月，马援成功斩杀征侧及大将征贰，将其首级传送至洛阳，平定了这场叛乱。 到了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和扬虚侯马武上书建议，趁着匈奴分裂、北匈奴势力衰弱之际发兵攻打，以建立不朽功勋。然而，刘秀却认为此时国家政事并不完善，灾祸不断，人民尚且不能安居乐业，不应再将精力放在边疆事务上，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于是他下诏表示：“现在国内缺乏良好的政策，灾害变化接连不断，人民自身都难以保全，怎能再去从事远方边境之事呢？不如让百姓休息。” 刘秀勤勉于政事，每天清晨便开始处理朝政，直到日暮才结束，经常与公卿郎将们讨论治理国家的方法，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入睡。他多次颁布诏书，释放奴婢并禁止残害奴婢，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而沦为奴婢的农民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战乱后土地荒芜而人口不足的情况。他还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为减少贫民因生活所迫卖身为奴，经常发放救济粮，减轻租税和徭役负担，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设施。此外，刘秀还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裁撤冗余官吏，合并郡县，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在刘秀统治的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到了两千多万，相比初期增长了一倍有余，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光武中兴。然而，刘秀并没有因此而自满。他意识到国家仍存在诸多问题，百姓对一些政策心怀不满。他曾在即位三十年时感慨道：“如今国家没有好的政策，灾难变化不断，百姓惊恐不安，难以自保。”“我即位三十年来，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气。”后来，他又以日食为契机，要求百官在上书言事时不得称自己为“圣”，体现了他谦逊务实的治国理念。
更立太子
在东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刘秀的后宫与立储之事颇具历史意义。 当时，南阳郡新野县有一位名叫阴丽华的女子，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举止端庄优雅。刘秀年少时就听闻过阴丽华的大名，并心生倾慕，曾许下“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心愿。昆阳之战胜利后的次年，刘秀终于如愿以偿迎娶了阴丽华为正室妻子。婚后第二年，为了巩固与真定王刘扬之间的联盟关系，刘秀又迎娶了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并且同样以正室之礼对待她，郭圣通也深得刘秀宠爱。 在之后的日子里，郭圣通和阴丽华都为刘秀诞下了五位皇子。等到刘秀登基成为皇帝之初，两位夫人都被封为贵人。
建武二年（公元26年），由于阴丽华家族势力相对较小，主动辞去了皇后的位分，于是郭圣通得以被立为皇后，她的长子刘彊也被册立为皇太子。然而，刘秀内心深处对阴丽华一直怀有愧疚之情，因此对她更加宠爱与优待。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认为郭圣通已经不再适合担任皇后一职，便废黜了她，重新立阴丽华为皇后。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发现阴丽华所生长子东海王刘阳聪明伶俐、气度不凡，具备君主应有的才能和气质。同时，当时的皇太子刘彊也上表请求辞去太子之位。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决定废黜刘彊为东海王，改立刘阳为皇太子。后来，刘阳改名为刘庄，他就是后来的汉明帝。这一系列的决策，不仅体现了刘秀对于后宫与继承人的慎重考虑，也为东汉初期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政治举措】
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制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西汉末年，由于功臣贵戚势力庞大，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刘秀采取了以优待为名、实则削弱其权力的策略：他赐予功臣们爵位、田宅以及高官厚禄，但同时巧妙地剥夺了他们掌握的军政大权。 为了防止重蹈西汉三公权重、权力分散的覆辙，刘秀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虽然保留了三公的职位设置，但实际上将所有行政大权集中到了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这一创新性的制度被称为“台阁制”。尚书台作为中枢机构，负责处理国家各项政务，确保皇帝能够直接掌控朝政。 具体而言，尚书台设有以下官员： - 尚书令一人，品秩为千石 - 尚书仆射一人 - 六曹尚书各一人，品秩均为六百石 此外还设有丞、郎、令史等辅助官员。所有的政令都必须先呈报给尚书台，再由尚书台提交给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即使设置了三公，实际事务也归尚书台管理，“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加强了皇权，也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尚书省（当时称为尚书台）及其下属的六曹尚书机构，正是后世“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东汉后期，一些有权势的大臣通过加授“录尚书事”的头衔重新获得了实权，导致尚书台逐渐成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针对地方治理方面，刘秀认识到州牧制赋予地方过大的权力，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在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刘秀果断废除了自西汉后期开始实行的州牧制，恢复刺史制度，并将刺史的品秩从二千石降至六百石。这一举措有效地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整顿吏治
刘秀深刻认识到西汉末年吏治腐败、官僚奢侈腐化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他即位之后，将整顿吏治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来推行。 刘秀躬行节俭，以身作则，倡导廉洁之风，并且积极选拔贤能之人担任地方官吏。他深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兴盛贡献力量。同时，他对地方官吏有着严格的要求，赏罚分明。对于政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官员给予重赏；而对于那些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则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经过这一系列整顿措施的实施，官场风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原先的萎靡不振变得积极向上，无论是朝廷内部还是地方郡县，都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赢得了“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的美誉。 然而，刘秀对吏治的严苛要求在当时也引起了争议。
据史书记载，“天子勤于吏治，风俗颇为苛刻”，这种严厉的治理方式是刘秀针对王莽时期的遗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但这也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一些高官因为一些细小的过失或者根本无罪而遭受严惩。例如，大司徒伏湛因没有及时上报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在高庙争执的事情就被罢免了官职；大司徒韩歆多次直言进谏，本是忠臣之举，却也因此被罢官，最终含冤自杀；大司徒戴涉由于所举荐的太仓令犯罪而瘐死狱中；大司空宋弘因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弹劾上党太守而被罢官；大司空朱浮因被指责“卖弄国恩”而遭到罢免。
这些事件反映出刘秀过于严苛的做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尽管如此，刘秀整顿吏治的决心与行动无疑对东汉初期的政治清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简地方
在东汉王朝建立初期，光武帝刘秀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颁布诏令，要求司隶校尉和各州牧如实汇报所辖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下令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精简优化，裁撤冗余官员，合并人口稀少或财政困难的县国。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最终合并了四百多个县，仅保留十分之一的吏员职位，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百姓负担。
善待功臣
对于功臣勋贵，刘秀采取了既尊重又谨慎的态度。他分封了三百六十多位开国功臣为列侯，赋予他们崇高的地位和优厚待遇。然而，为了避免功臣集团坐大威胁皇权，刘秀巧妙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并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旨让功臣们返回各自的封地安居。刘秀深知，如果这些功臣继续留在朝中任职，难免会因政务繁杂而犯错，进而失去爵位和封地。为了保全功臣们的荣誉与利益，刘秀选择让他们远离朝廷纷争，享受荣华富贵。
严防外戚
针对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教训，刘秀特别重视防范外戚势力膨胀。在位期间，他严格限制外戚参政，即使像阴氏、郭氏这样的皇亲国戚，在朝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也不超过九卿。这使得刘秀一朝的外戚权力远不及汉宣帝时期许氏、史氏、王氏等外戚家族的一半，有效防止了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确保了皇权的稳固。 刘秀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政治智慧，为东汉初年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军事】
（统一战争）
在东汉建立初期，刘秀面临着一个分裂动荡的中国大地。
建武元年（25年）十月，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在鄗南即位称帝，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刘秀采纳了谋士来歙提出的联陇制蜀、西和东攻的战略建议，制定了先平定关东地区，再逐步消灭陇右和巴蜀割据势力的统一全国战略。 从建武二年（26年）到建武五年（29年），刘秀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他一方面派遣使者与陇西隗嚣结盟，成功牵制住了巴蜀地区的公孙述势力；另一方面则集中主力部队以洛阳为中心，对关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展开攻势。这一时期的主要战果包括：
建武二年（26年）春季，汉军攻克睢阳，迫使梁王刘永退守谯县
建武三年（27年）六月，刘永被杀，其势力彻底覆灭 - 同年，在宜阳之战中击败赤眉军，收复长安，重新控制东西两京地区
建武四年（28年）五月，派大将军朱祐、耿弇北上讨伐渔阳彭宠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被部下所杀，汉军占领燕蓟地区 随着关东各路割据势力被逐一击破，刘秀逐渐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建武六年（30年）二月，汉军攻灭东海董宪势力，至此关东地区基本平定。
建武十二年（36年），汉军成功攻灭盘踞四川多年的公孙述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
这场历时十余年的统一战争，不仅奠定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局面拉开了序幕。刘秀通过高明的战略布局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成功结束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军制改革
东汉光武帝刘秀对西汉时期的地方兵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他废除了西汉时期的地方兵制，撤销了内地各郡设置的地方军队，裁撤了郡都尉这一官职，同时也取消了郡内每年进行的征兵和军事训练活动——都试。地方上的防务工作不再依赖临时征集的士兵，而是改为由通过招募方式组建的职业军队来承担。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和刺史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手中掌握了军权、政权以及财权等多方面的权力。随着这些地方官员权力的膨胀，地方上的兵力又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刘秀初期确立的军制格局。 在边防政策上，刘秀秉持“柔道”治国的理念，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国内统治秩序上，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并且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推行了一系列军制改革措施。
边防政策
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可能存在的威胁，刘秀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这种边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的安全，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局面，是东汉初期出现“光武中兴”盛世景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从长远来看，过于保守的边防政策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限制了东汉在边疆地区更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
【经济】
与民休息
【经济政策】 东汉初年，面对战乱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严峻形势，光武帝刘秀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深知百姓在连年战火中饱受苦难，急需休养生息，因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方针。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颁布诏令，恢复西汉初期实行的三十税一的低税率制度，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他偃武修文，不再轻易发动对外战争，避免给人民带来新的负担。刘秀曾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意指明白天下百姓已经疲惫不堪，渴望安宁。
释放奴婢、刑徒
针对西汉末年以来奴婢和刑徒人数增多的问题，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这一状况。他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虐待或杀害奴婢者将受到严厉惩罚，提高了奴婢的社会地位。同时，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进一步保障了奴婢的基本权益。对于刑徒，他也多次宣布赦免，使他们重获自由，成为平民。
推行度田令
为了准确掌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情况，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推行度田令，要求各地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信息。这一举措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确保赋税征收的公平性。然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豪强势力的强烈抵制。对此，刘秀果断采取措施，严惩不实官员，平息了由此引发的动乱，最终使度田工作顺利完成。
抑制豪强，缓解土地兼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汉政权是在豪强支持下建立的，但随着豪强势力不断膨胀，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不仅威胁到皇权稳定，也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为此，刘秀实施了抑制豪强的政策，通过度田等方式限制豪强势力的发展。度田事件后，东汉政府一直严格执行户口调查和上计制度，保证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为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垦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有显著增长，为后来明章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这一系列改革，东汉初期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繁荣景象，国家实力逐渐增强，迎来了长达八十余年的盛世局面。
【文化】
崇尚儒术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治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因此在建国初期就将振兴儒学作为首要任务。 刘秀即位后不久，在洛阳建立了宏伟的太学，这所高等学府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设施完备。在这里设立了五经博士职位，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经典著作。这些博士都是当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以各自家族传承的独特方法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重要典籍。此外，刘秀还经常亲自前往太学视察，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刘秀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郡县积极创办地方学校，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民间也兴起了办学热潮，出现了众多私人讲学场所，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政策。为了表达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崇敬之情，他在巡幸鲁地时，派遣大司空奉祀孔子墓庙，彰显朝廷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敬意。随后又封孔子后代孔志为褒成侯，进一步巩固了儒家地位，体现了东汉王朝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 值得注意的是，刘秀特别推崇今文经学派制造出来的谶纬迷信。
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学说被统治者用来巩固政权合法性，强化君权神授观念。虽然其中不乏荒诞不经之处，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针对西汉末年部分官僚名士依附王莽篡位的事实，刘秀采取措施表彰那些坚守气节、拒绝出仕新朝的人物。他高度赞扬他们在王莽代汉期间隐居不仕的行为，称其具有“高风亮节”。通过这种方式，既树立了忠义形象，也为新朝选拔了一批忠诚可靠的人才，为东汉初年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收集图书
刘秀在位期间，高度重视文人贤士的任用，尤其关注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年，由于战乱，大量珍贵典籍被焚毁，西汉时期的官府藏书也大多散佚。面对这一现状，刘秀深刻认识到图书典籍对于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每到一地，刘秀总是不顾舟车劳顿，优先寻访当地的儒雅之士，广泛搜集散落民间的文献资料，力求弥补那些遗失的文字和篇章。他颁布诏书，号召天下广为收集图书，鼓励各地学者献出私藏。起初，许多学士因担忧时局动荡，纷纷携带珍贵书籍隐居山林。然而，在刘秀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鸿儒巨擘开始带着典籍汇聚京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盛景。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东汉朝廷各处藏书阁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资源。无论是旧有的经典著作还是新近整理的文献，都得以妥善保存。
据记载，当时仅迁都洛阳时所搬运的经牒秘书就多达两千余车，其规模之宏大、数量之众多，远超西汉时期。这不仅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崇尚图谶
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统治时期，他对于图谶持有独特而深邃的态度。图谶作为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刘秀正是凭借对图谶的巧妙运用，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刘秀深知图谶的力量，因此在用人、庙祀以及封禅等诸多重要事务上，都参考了图谶的启示。然而，与一般人的迷信不同，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他能够理性地对待图谶，始终围绕着社会现实政治的需求来有选择性地利用。刘秀明白，过度依赖或滥用图谶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他谨慎地将图谶的应用范围限制在不会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之外。
祭祀变革
从更深层次来看，刘秀用谶的主要政治目的并非简单的迷信行为。他的意图在于通过统一图谶，官方制定一套专门为刘氏皇权服务的神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仅强化了皇权的神圣性，还严格限制了图谶的新创作和新解释，确保其权威性和一致性。 此外，刘秀对于祭祀制度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他在继承前朝祭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需求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特别是在构建郊祀制度方面，着重规划了洛阳南郊坛的形制。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东汉时期的郊祀制度既是对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礼经的一种回归。这种变革体现了刘秀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新时代需求的适应，为东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
东汉建立之初，面临着来自匈奴、羌族、鲜卑、乌桓以及南方蛮夷等少数民族的严峻挑战。这些民族时常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和破坏，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大难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光武帝刘秀以“柔道”治国理念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且灵活多变的民族政策。他摒弃了汉武帝时期通过武力征服少数民族的做法，也反对王莽推行的大汉族主义路线。刘秀从休养生息的总体方针出发，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友好、友善、尊重自治以及互助合作的政策，体现了以德服人的治边思想。 这种温和而智慧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它不仅成功地缓和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还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东汉境内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通都大邑中商贾云集，贸易往来频繁。商人们的足迹不仅遍布国内各地，甚至远达西域乃至国外，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待匈奴
在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与稳定。此时的东汉国力强盛，在面对匈奴问题时展现出了独特的外交智慧。 东汉初建之时，由于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国家百废待兴。光武帝将主要精力放在统一大业上，无暇分心处理与匈奴的关系。
而此时的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抓住两汉交替之际的动荡局势，不仅迅速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还重新确立了对周边少数民族如乌桓等的统治地位，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面对这种形势差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匈奴单于舆自比为历史上著名的冒顿单于，态度傲慢且充满挑衅，不断向东汉提出各种要求。然而，光武帝为了维持边境和平以及集中力量完成统一大业，选择了忍辱负重，始终以礼相待，并愿意恢复两国之间的和亲关系。这一时期的和亲政策不仅是出于政治考量，更是为了给国内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随着时间推移，双方的发展轨迹开始出现明显分化。
东汉方面，在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成功平定蜀地之后，实现了全国统一，政治局面逐步走向稳定；反观匈奴内部，则因贵族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而陷入混乱。先是本应继承单于之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被单于舆杀害，随后右薁鞬日逐王比也因受到猜忌而遭到严密监视，这使得他萌生了归附东汉的想法。 到了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如干旱、蝗灾以及瘟疫席卷了整个匈奴地区，给其带来了巨大的人力和畜力损失。面对内忧外患，单于舆和比分别向东汉示好，但他们的诉求却截然不同：单于舆派遣使者前往渔阳请求恢复和亲关系，意图保持匈奴与东汉之间的平等地位；而比则直接派使者到西河太守处表达了归附的愿望，这意味着匈奴愿意放弃部分政治独立性。 尽管如此，光武帝并没有立即答应比的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当比再次表达通好的意愿时，五官中郎将耿国提出了基于“孝宣故事”的建议，主张接纳比及其部众。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标志着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和扬虚侯马武上书提议利用匈奴分裂、北匈奴势力衰弱的机会出兵将其彻底消灭，以建立不朽功勋。然而，光武帝深思熟虑后认为当前国家并未施行良好的政策，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百姓生活困苦，不应在此时发动对外战争，而是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决策体现了光武帝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政治理念，也为东汉后来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待西域
对西域的经营与莎车国的发展 东汉光武帝刘秀初登基时，地处西域的莎车国王康展现出对中原王朝的忠诚。他不仅带领周边民族共同抵抗匈奴的侵扰，还保护着前任都护吏士及其家属一千多人，并积极向河西地区传递信息，询问中原局势的变化，表达了对汉朝的思念之情。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根据当时的形势，册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及“西域大都尉”，赋予莎车国王管理西域五十五国的重要职责。这一举措体现了东汉朝廷对莎车国在维护边疆稳定方面所作贡献的认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莎车国王康逝世，光武帝追赠其为宣成王，以表彰他的功绩。随后，康的弟弟贤继承王位成为新的莎车国王。在此期间，贤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攻破了拘弥国和西夜国，未经朝廷批准便任命康的两个儿子分别为两国之主。由于当时东汉政权尚未完全控制西域，因此对于莎车国的这些扩张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随着时光推移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进贡，标志着两国正式确立了与东汉的政治关系。
建武十七年（公元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并请求恢复设置西域都护一职。面对如此重大的决策，光武帝慎重考虑后征求了大司空窦融的意见。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皆愿归附汉朝，诚意十足，应当授予他们相应的地位以安抚人心。”基于此建议，光武帝准备授予贤西域都护的职位，并赐予象征权力的印信、旗帜以及珍贵礼物。 然而，敦煌太守裴遵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不应将过多权力授予外族人，以免引起其他部落不满。经过深思熟虑，光武帝最终决定收回先前授予的西域都护印信，改为赐予贤“汉大将军”的称号。尽管莎车国王贤起初不愿交出都护印信，但在压力之下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安排。从此之后，贤对朝廷的态度逐渐转变，自称为“大都护”，并开始表现出骄横的行为，要求周边各族向莎车缴纳赋税，甚至多次进攻龟兹等国，导致西北边境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也损害了汉朝在当地的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包括鄯善、车师在内的十六个西域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携子入朝觐见，表达希望设立西域都护的愿望。但考虑到国内刚刚平定，尚无暇顾及远方事务，光武帝选择厚赏这些使臣并将他们的子女送回，暂时搁置了设立西域都护的问题。 通过上述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在东汉初期，朝廷在处理西域问题上既展现了包容与谨慎的态度，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莎车国作为当时重要的盟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但也因其过度扩张而引发了新的矛盾。
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兼顾长远利益与现实需求，妥善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
【对南蛮和西南夷】
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为了巩固国家统一、维护边疆稳定，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与平定。
平定武陵蛮
在光武帝在位期间，南方的武陵蛮势力逐渐强盛。特别是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酋长相单程率众凭借险要地形，频繁骚扰周边郡县，严重威胁了当地的安宁。面对这一局势，光武帝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领南郡、长沙、武陵等地的一万余兵力，乘船沿沅水逆流而上，深入武溪讨伐武陵蛮。然而，由于地形复杂和敌军顽强抵抗，此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全军覆没。 次年，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相单程再度率军进攻临沅县，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光武帝随即派遣谒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马成前往镇压，但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直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天，光武帝再次派出伏波将军马援，联合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人，率领重兵抵达临沅。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击败了相单程领导的叛乱势力。相单程见大势已去，主动向汉朝投降。随后，东汉政府在当地设立了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从而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武陵蛮问题。
平定西南夷
在平定了公孙述割据势力后，光武帝开始重视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与治理。他首先表彰了益州郡太守文齐，在其保境安民方面做出的贡献，封其为镇远将军、成义侯，以示嘉奖。同时，光武帝也承认了邛都夷首领长贵作为邛谷王及越巂太守的地位，以此促进地方稳定与发展。 然而，对于一些不服从中央统治、公然反叛的少数民族势力，光武帝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措施。例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联合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等多个部落发动叛乱，杀害地方官员，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对此，光武帝于翌年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将领征调广汉、犍为、蜀郡以及朱提夷人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进行讨伐。经过数月激战，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终于彻底击溃了栋蚕为首的叛乱势力。第二年正月，刘尚追击至不韦，斩杀了栋蚕及其部下，成功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动乱。此外，刘尚还发现邛谷王长贵企图借劳军之机谋害自己，遂将其诛杀，并将其家属迁往成都，确保了西南夷地区的长治久安。
通过这些举措，光武帝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也为后续东汉王朝在南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北各民族
在东汉建武年间，东北边疆的各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互动。
以下是具体的历史记载：
①夫余贡朝贡：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夫余国国王派遣使者前来东汉朝贡。光武帝刘秀对夫余使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了丰厚的回礼。此后，夫余每年都定期派遣使者前来朝见，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友好往来关系。
②高句骊归顺：王莽时期，高句骊曾被贬为下句骊侯，导致东北边境局势动荡不安。光武帝即位后，采取了和解政策，恢复了高句骊王的称号。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冬季，句骊蚕支部落首领戴升率领万余人归附汉朝，迁居至乐浪郡境内。 然而，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季，句骊军队曾短暂侵扰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地。辽东太守祭肜凭借个人威望与恩德成功招抚了句骊，使其重新归顺汉朝。此外，光武帝还废除了乐浪东部都尉一职，改封当地渠帅为沃沮侯，使沃沮成为句骊的附属部落。
③乌桓归顺：光武帝初年，乌桓曾与匈奴联合侵扰边境，尤以代郡以东地区受害最深。面对这一威胁，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三千骑兵出击乌桓，但未能取得预期战果。 次年，匈奴内乱，乌桓趁机击败了匈奴势力。光武帝适时地向乌桓赠送布帛等物资，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到了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首领郝旦带领九百二十二名部众正式归顺东汉。光武帝设宴款待，并赏赐珍宝。部分乌桓首领自愿留驻京城担任宿卫，81名重要首领被封为侯、王或君长，居住在塞内，负责招抚其他乌桓部落，并协助东汉侦察情报、打击匈奴和鲜卑。
④鲜卑归顺：鲜卑在光武帝统治初期也曾与匈奴、乌桓一起侵扰北方边境。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与匈奴联军入侵辽东时遭到辽东太守祭肜的重创，从此对东汉心存畏惧。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开始主动派遣使者向东汉进贡。随着双方关系的加深，鲜卑都护偏何协助汉朝击溃了北匈奴，获得了朝廷的丰厚赏赐。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人亲自前往洛阳朝贺，标志着鲜卑正式归顺汉朝。光武帝册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这些举措，光武帝成功稳定了东北边疆局势，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与发展。
【外交】
赐印日本
（汉委奴国王金印）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使臣首次来华， 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求汉皇赐名，刘秀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赐其“汉委奴国王金印”， 这是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物证。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这是现今可查中日交流的最早记载。
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即为《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该金印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朝对于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复平越南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九真郡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当时，居住在九真郡境外的蛮夷部落酋长张游主动归附东汉王朝，表示臣服并愿意接受朝廷的统治。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光武帝刘秀特地封赐他为“归汉里君”，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东汉王朝的包容与威望，也加强了对南方边疆地区的影响力。 次年，即建武十三年，南方边境再次传来喜讯，南越境外的少数民族向朝廷进献了珍贵的白色野鸡和白兔，这些祥瑞之物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进一步巩固了东汉政权在周边民族中的地位。 然而，和平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今越南北部）爆发了一场由当地女子征侧及其妹妹征贰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她们以反抗东汉统治为目标，迅速攻占了郡城，并得到了九真、日南、合浦等地区少数民族的积极响应。叛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六十五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史称“征女王”。一时间，整个岭南地区陷入动荡，交趾刺史及各郡太守只能各自坚守，无力抵抗。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光武帝立即采取行动，命令长沙、合浦、交趾三地筹备战船车辆，修整道路桥梁，疏通河道，储备粮食，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在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与楼船将军段志率兵一万多人，从长沙、桂阳、零陵、苍梧等地出发，远征交趾平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至建武十九年夏四月，这场历时两年多的叛乱终于被彻底平定。征侧、征贰等主要叛乱分子被斩首示众，其余参与叛乱者纷纷投降。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朝廷将三百多名叛乱首领迁徙至零陵地区进行安置。 此次平叛不仅恢复了南方边境的安宁，更彰显了东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治理能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缅甸北部
在缅甸北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历史的长河中曾上演过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这里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当时，哀牢国的国王贤栗带领着他的部众，向汉朝越巂郡的太守郑鸿表达了诚挚的投降之意，并且请求归附汉朝。这一举动背后，是哀牢人民对于强大汉朝的认可与向往，也是对和平稳定生活的渴望。 光武帝刘秀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下令册封贤栗等人为君长，给予他们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以示嘉奖和接纳。从那以后，哀牢与汉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每年都会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带来了当地的特产和珍稀物品，同时也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种友好往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和平交往的典范之一。
汉光武帝陵
汉光武帝陵（原陵），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安息之地。
这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陵墓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20公里处的孟津县白鹤乡铁榭村，当地百姓也称其为“汉陵”或“刘秀坟”。 原陵始建于公元50年，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仍保存完好。整个陵区由神道、陵园和祠院三大部分构成。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南靠邙山，北临黄河，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更显庄严肃穆。阙门高大巍峨，尽显皇家威严；宽阔笔直的神道一直延伸到陵前，两旁排列着众多石刻与碑碣，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陵园整体呈长方形布局，占地约6.6万平方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陵园正中央的墓冢，这是一座用夯土堆砌而成的巨大丘状建筑，高达17.83米，周长487米。
刘秀公园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帝王，在河北省高邑县城南2华里处的花园村建立了一座刘秀公园。该公园建设工程总投资达3500万元人民币，以刘秀一生的传奇经历为主线进行规划设计。公园内部包含多个特色区域：汉光武帝刘秀主题游园、游乐广场以及一个人工湖。 进入公园后，游客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宏伟壮观的刘秀雕像，象征着他对国家统一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千秋台、光武大殿、点将台、二十八将台、观星台等标志性景点。其中，二十八将台是为了纪念跟随刘秀打天下的28位功臣而建；观星台则体现了古代人们对天文现象的关注和探索精神。此外，公园内还设有碑林，上面镌刻着历代文人墨客对刘秀及其时代的赞美之词。这些丰富的景观元素不仅让游客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刘秀的一生，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六世祖：西汉景帝刘启。
五世祖：长沙定王刘发。
高祖父：舂陵节侯刘买。
曾祖父：郁林太守刘外。
祖父：巨鹿都尉刘回
父亲：南顿县令刘钦
母亲：樊娴都（樊重之女）。
备注：建武十九年（43年），刘秀听从群臣建议，以汉宣帝、汉元帝为宗法上的祖、父。
（刘秀的兄弟）
长兄刘縯（也写作刘演）。
次兄刘仲。
（刘秀的姐妹）
大姐：湖阳长公主，刘黄。
二姐：新野长公主，刘元。
妹妹：宁平长公主，刘伯姬。
（刘秀的后妃）
1.光武郭皇后，郭圣通，真定王刘扬甥。刘秀为进一步拉拢刘杨，纳之，为正室。及即位，立为后，后废为中山王太后，又改沛王太后。
2.光烈皇后阴丽华，元配，因郭后故，初为贵人，郭后废，始立为皇后。汉明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3.许美人，生楚厉王刘英。
（刘秀的儿子）
东海恭王，刘彊，母郭皇后
沛献王，刘辅，母郭皇后
济南安王，刘康，母郭皇后
阜陵质王，刘延，母郭皇后
中山简王，刘焉，母郭皇后
楚厉王，刘英，母许美人
汉.明.帝.，刘庄，初名刘阳，母光烈皇后阴丽华】】】
东平宪王，刘苍，母光烈皇后
广陵思王，刘荆，母光烈皇后
临淮怀公，刘衡，母光烈皇后
琅邪孝王，刘京，母光烈皇后
（刘秀的女儿）
1.舞阴长公主，刘义王，母不详，建武十五年被封为舞阴长公主，嫁陵乡侯太仆梁松。
2.涅阳公主，刘中礼，母光烈皇后，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涅阳公主，嫁大鸿胪窦固，汉章帝时尊为长公主。
3.馆陶公主，刘红夫，母郭皇后，建武十五年被封为馆陶公主，嫁驸马都尉韩光。
4.淯阳公主，刘礼刘， 母光烈皇后，建武十七年被封为淯阳公主，嫁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
5.郦邑公主，刘绶，母光烈皇后，嫁新阳侯世子阴丰。
【刘庄~汉.明.帝.】
刘秀的儿子刘庄 东汉第二位皇帝，（57年3月29日~75年9月5日在位）。
【刘庄亲属成员】
父亲：光武帝刘秀
母亲：光烈皇后阴丽华
（刘庄的后妃）
明德皇后。马氏：史称马皇后
贾贵人：生汉章帝刘炟
阴贵人：生梁节王刘畅
秦贵人
阎贵人：尚书阎章二妹之一
阎贵人：尚书阎章二妹之一
（刘庄的儿子）
千乘哀王，刘建，？- 61年
陈敬王，刘羡，？- 97年
彭城靖王，刘恭，？- 117年
乐成靖王，刘党，？- 96年
汉章帝，刘炟，56年 - 88年
下邳惠王，刘衍，？- 126年
梁节王，刘畅，？- 98年
淮阳顷王，刘昞，？- 87年
济阴悼王，刘长，？- 84年
（刘庄的女儿）
获嘉公主，刘姬，嫁冯柱
平阳公主，刘奴，嫁冯顺
隆虑公主，刘迎，嫁耿袭
平氏公主，刘次
沁水公主，刘致，嫁邓乾
平皋公主，刘小姬，嫁邓籓
浚仪公主，刘仲，嫁王度
武安公主，刘惠，嫁来棱
鲁阳公主，刘臣
乐平公主，刘小迎
成安公主，刘小民
【刘炟~汉章帝】
刘炟，东汉第三位皇帝（75年～88年在位），刘秀的孙子，刘庄的儿子。
【亲属成员】
祖父：光武帝，刘秀
父亲：汉明帝，刘庄
母亲：贾贵人，贾氏
长兄：刘建，千乘哀王，建立千乘国（今山东高青）
次兄：刘羡，陈敬王，建立陈国（今河南淮阳）
三兄：刘恭，彭城靖王，建立彭城国（今江苏徐州）
四兄：刘党。乐成靖王，建立乐成国（今河北冀州）
六弟：刘衍，下邳惠王，建立下邳国（今江苏睢宁）
七弟：刘畅，梁节王，建立梁国（今安徽砀山）
八弟：刘昞，淮阳顷王，建立淮阳国（今河南淮阳）
九弟：刘长，济阴悼王，建立济阴国（今山东定陶）
（刘炟的姐妹）
刘姬，获嘉长公主，食邑河内郡获嘉县，驸马为杨邑侯冯鲂之子冯柱，官至将作大匠
刘奴，平阳公主，食邑河东郡平阳县，驸马为关内侯冯勤之子冯顺，官至大鸿胪
刘迎，隆虑公主，食邑河内郡隆虑县，驸马为牟平侯耿舒之子耿袭
刘次，平氏公主，食邑南阳郡平氏县
刘致，沁水公主，食邑河内郡沁水县，驸马为高密侯邓禹之孙邓乾
刘小姬，平皋公主，食邑河内郡平皋县，驸马为高密侯邓禹之孙邓蕃，官至侍中
刘仲，浚仪公主，驸马为淮陵侯王霸之孙王度，官至黄门侍郎
刘惠，武安公主，驸马为征羌侯来歙之孙来棱，官至黄门侍郎
刘臣，鲁阳公主，食邑南阳郡鲁阳县
刘小迎，乐平公主，食邑东郡太清县
刘小民，成安公主，食邑颍川郡成安县
（刘炟的后妃）
皇后：窦皇后，谥号章德皇后，大司空窦融曾孙女
（刘炟的妃嫔）
窦贵人，章德皇后之妹
大梁贵人，九江太守梁统孙女
小梁贵人，大梁贵人之妹，被汉和帝追谥为恭怀皇后
大宋贵人，卫将军宋昌八世孙，被汉安帝追谥为敬隐皇后
小宋贵人，敬隐皇后之妹
申贵人，申氏世两千石
（刘炟的儿子）
千乘贞王，刘伉，？- 93年，生母不详，汉质帝刘缵曾祖
平春悼王，刘全，？- 79年，生母不详
清河孝王，刘庆，？- 107年，生母宋贵人 ，汉安帝刘祜之父
汉和帝，，刘肇，79-106年，生母梁贵人
济北惠王，刘寿，？- 120年，生母申贵人 ，北乡侯刘懿之父
河间孝王，刘开，？- 131年，生母申贵人，汉灵帝刘宏曾祖，汉桓帝刘志祖父
城阳怀王，刘淑，？- 94年，生母不详
广宗殇王，刘万岁，？- 93年，生母不详
（女儿）
武德长公主，刘男
平邑公主，刘王，嫁冯勤之孙冯由
阴安公主，刘吉
【孝和帝刘肇】
刘肇，东汉第四位皇帝，（88年4月9日~106年2月13日在位），刘庄的孙子，刘炟的儿子
【亲属成员】
曾祖：光武帝，刘秀
祖父：汉明帝，刘庄
父亲：汉章帝，刘炟
母亲：梁贵人，追封太后，谥号恭怀）
（刘肇的后妃）
1.孝和阴皇后，光烈皇后阴丽华兄长执金吾阴识的曾孙女
2.和熹皇后（邓绥），太傅邓禹孙女，护羌校尉邓训之女。
3.周贵人
4.冯贵人
5.赵玉（宫人）
6.吉成（宫人）
（刘肇的儿子）
刘肇原有十几个儿子，除了长子刘胜以外，皆不幸夭折，后来生的皇子隐秘养于民间
长子：刘胜，平原怀王。
幼子：刘隆，汉殇帝
（刘肇的女儿）
长女：刘保，修武公主
次女：刘成，共邑公主
三女：刘利，临颍公主，下嫁即墨侯贾建
四女：刘兴，闻喜公主。
【刘隆~汉殇帝】
刘隆~东汉第五位皇帝，刘炟的孙子，刘肇的儿子。
生卒：（105年11月5日~106年9月21日）
在位：（106年2月13日~106年9月21日）
【亲属成员】
父亲：汉和帝，刘肇
养母：和熹皇后，邓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