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之东汉
汉朝之东汉
东汉（公元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历经八世共十四位皇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并称为两汉。
新朝末期，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宗室刘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崛起于乱世之中。他继承“汉”为国号，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即位后，逐步消灭各地军阀，最终实现天下统一。他设立台阁制度，推行度田令，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繁荣局面。 在明帝和章帝两位皇帝在位期间，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明章之治”。到了汉和帝时期，东汉击败贵霜帝国，迫使匈奴向西迁徙，并重新收复西域地区。同时，还首次与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往来，实现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官方交流，国家实力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被称为“永元之隆”。 然而，东汉中期以后，政权逐渐被外戚所控制，先后有六位太后临朝听政。邓太后以女性君主的身份亲自处理政务，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再次恢复稳定，史称“和熹盛东汉”。但安帝亲政后，朝廷腐败加剧，国势逐渐衰落；顺帝时期，通过推行阳嘉新政，使东汉一度中兴。桓帝和灵帝时期，党锢之祸频发，引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为了平定叛乱，各州郡纷纷自行募兵，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坐大，形成割据局面。
190年，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标志着军阀混战时代的开始。随着董卓被杀，献帝返回洛阳，曹操迎献帝至许昌，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东汉沿用了西汉的基本制度，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完善。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远超西汉时期。佛教在此时传入中国，道教也正式诞生，汉服样式趋于定型，夜市开始兴起。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邓绥开创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先河，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和浑天仪，许慎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科举制的萌芽也在顺帝时期出现，印刷术的雏形——拓印技术也开始出现。史学家司马光曾评价道：“自从夏商周三代之后，社会风气之美，没有比得上东汉的。”
国号“汉”
刘秀作为汉室的后裔，继承并延续了“汉”的国号。他选择洛阳作为新政权的都城。由于洛阳位于西汉都城长安的东面，当时的人们习惯将洛阳称为“东京”，并以“东京”来代称这一时期的汉朝，因此后世称之为东汉。同时，由于它在时间上晚于西汉，所以也被称作后汉。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的季汉（即蜀汉）政权中，他们对东汉有着独特的称谓——“中汉”。这个称呼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意指这是汉朝的中兴时期，是汉朝历史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这种称谓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东汉历史地位的独特认知和尊重。通过这些不同的称谓，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观。
【历史】
新末大乱
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无疑是一段令人深思的篇章。彼时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程度，而王莽代汉建立的新朝则试图通过一系列新政来缓解这种紧张局势。王莽颁布了诸如“王田令”和“私属令”等政策，旨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限制奴隶制度的发展，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王莽的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以及上层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这些权贵阶层本已习惯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对于突然改变现状感到不满，并积极寻求各种途径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其次，王莽所推行的新政在理念上过于理想化且盲目崇古，缺乏对现实情况的充分考量，导致许多政策难以真正落地实施。加之新朝末年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使得原本就处于困境中的普通民众生活更加艰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绿林军、赤眉军等纷纷崛起，一时间天下大乱。
刘秀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舞台。他的父亲刘钦曾担任过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和南顿县的县令，虽然家境并不显赫，但依然保留着刘氏皇族的身份认同。当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长刘縯为了恢复刘姓家族的统治地位，在舂陵起兵反抗王莽政权，组建了“舂陵军”。随后，在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秀领导的昆阳之战成为了决定性的转折点，他以少胜多击败了王莽的大军，标志着新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消耗殆尽。 同年，绿林军攻破许昌，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帝刘玄定都洛阳后，派遣刘秀前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在此期间，刘秀不仅成功击破了地方割据势力王郎，还赢得了当地众多豪强地主的支持，他们纷纷率领宗族、宾客及子弟归附刘秀，这为他在河北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刘秀逐渐意识到更始政权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步摆脱其控制，自立门户。同年秋天，他又陆续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刘秀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
东汉开国
东汉的开国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后裔刘盆子为帝，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建世帝的登基。几乎在同一时间，即六月二十二日己未（公元25年8月5日），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刘秀，在鄗地（现今的河北柏乡县）南部千秋亭五成陌（今天位于河北十五里铺的位置）正式即位称帝。他继承了汉朝的国号，继续以“汉”为国名，史书尊称其为汉世祖光武帝，并将这一年改元为建武。当时，在关西地区，人们还尊称他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之后，为了彰显南阳地区的重要性，特意将其设立为陪都。随后，一场旨在统一全国的宏大战争拉开了帷幕。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中，刘秀面临着诸多强大的对手。其中，盘踞在关中的赤眉军势力庞大，号称拥有百万之众；而在陇右地区，隗嚣自立为王，占据一方；西蜀之地则有公孙述割据称帝，建立成家政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散布各地，他们各自为政，阻碍着国家的统一进程。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刘秀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精心策划、巧妙布局，率领军队东征西讨。经过长达十一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刘秀逐步消灭了这些割据势力。
公元36年，随着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的覆灭，刘秀成功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至此，中国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局面，再次归于一统，开启了东汉王朝崭新的篇章。
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是东汉初期刘秀统治时期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复兴与稳定。刘秀深刻总结了西汉末年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央权威，提高行政效率，并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首先整顿吏治，推行“柔道治国”的理念。他巧妙地处理了功臣问题，通过优厚待遇使大多数开国将帅以列侯身份归乡，不再参与政治事务。仅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能够参议大政，但他们也深知皇帝的心意，主动消除兵权，专心于儒学研究，以此避免猜忌。对于其他大臣，刘秀则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对大司徒一职的人选更是严格把控。如伏湛因事被罢免，韩歆因性格刚直而被迫离职并最终自杀，欧阳歙和戴涉也因罪名被捕入狱致死。这些事件使得大臣们不敢轻易担任相位，形成了“自是大臣难居相任”的局面。 在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方面，刘秀表现得尤为严厉。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重申了西汉时期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与宾客交往，防止结党营私的行为。
建武二年（52年），刘秀借故大规模搜捕王侯宾客，导致数千人因此丧生。汉明帝即位后，继续沿袭这一政策，频繁兴起大狱，牵连甚广。 为提高行政效率，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令改革官制，设立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全国政务逐渐集中到尚书台，最后由皇帝亲自总揽。同时，他还强化了监察制度，提高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确保各级官员廉洁奉公。此外，刘秀还实施了大规模的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合并了400多个县，精简了吏员编制，使得政府机构更加高效精干。 刘秀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社会民生的恢复与发展。他多次颁布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如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减少封建租赋徭役。东汉初年的赋税制度相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了明显改善。为了帮助流民回归农村，刘秀先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其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得以成为自由民，重返农田劳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他还积极进行土地清查工作，重新核定税金标准，振兴农业，使得人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人口与垦田数量显著增加。 经过刘秀及其继任者的努力，东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有效恢复和发展。文化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太学林立，学术氛围浓厚。然而，随着豪强势力的增长，他们开始控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大型田庄，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甚至拥有了私人武装力量，这成为社会稳定的新挑战。 总之，光武中兴不仅是东汉政权稳固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章之治
光武帝刘秀去世后，汉明帝刘庄继位。他继承了先父的遗志，积极巩固和发展东汉王朝。为了维护边疆安全和拓展领土，汉明帝任命窦固、耿秉等将领征伐北匈奴。汉军一路挺进至天山地区，击败呼衍王军队，斩敌千余人，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成功占据伊吾卢城。这一胜利使得西域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朝觐见，表达归顺之意。次年，汉朝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中断六十五年之久的西域通道得以恢复畅通。 然而不久之后，焉耆国与龟兹国再次反叛，攻陷了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鉴于连年征战对国家财力消耗巨大，决定暂时停止在西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避免因过度扩张而使国内民生受到影响。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位于今云南及缅甸北部地区的哀牢国主动请求归附东汉。汉明帝接纳其归降，并在当地设置永昌郡进行管理。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甸北部敏金山，南达今日的西双版纳南部边境，北抵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哀牢国的归附不仅扩大了东汉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有效统治基础。 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据记载，在西汉末期佛教就已经零星传入中土。汉明帝听说西方有神灵名曰佛，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天竺求取佛经和僧人。使者们带回了珍贵的佛教经典以及多位高僧，并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这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扎根发展。
明帝在位期间，注重吏治建设，保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谐。他多次颁布诏书安抚流亡民众，将郡国公田分赐给贫困百姓，提供种子和粮食援助，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根据史书记载，当时人民安居乐业，家庭繁衍兴旺。光武帝末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约为2100多万，到了汉章帝末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4300多万。 明帝和章帝两代帝王在位期间，严格遵循光武帝刘秀制定的政策方针，对外戚势力和功臣勋贵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其坐大威胁皇权；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关怀弱势群体，先后九次发布诏令招抚流民、救济鳏寡孤独和贫困民众；完成了汴渠的修治工程，解决了自西汉平帝以来黄河水患的问题；继续经营西域事务，切断了匈奴向西扩展的道路，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等官职。这一时期的繁荣景象被后世誉为“明章之治”，成为东汉初期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汉章帝时期也开始出现了任用外戚的趋势，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永元之隆
汉章帝驾崩之后，年幼的汉和帝刘肇继位。由于皇帝年幼，其养母章德窦皇后便成为了太后，并临朝称制。窦太后尊崇自己的母亲沘阳公主，重用兄长窦宪等人，致使窦氏家族权倾朝野，逐渐形成了专权的局面。与此同时，窦太后还倚重自己的闺蜜邓夫人以及外曾祖母郭圣通的族人。 到了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太后的闺蜜邓夫人与宠臣郭举图谋不轨，企图谋害汉和帝。这一阴谋被汉和帝察觉后，他联合忠心耿耿的大臣丁鸿等人发动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一举扫灭了窦氏家族及其党羽，使得汉和帝得以亲政。亲政后的汉和帝励精图治，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以谦逊的态度处理政务，始终勤勉不懈怠，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壮大。 在军事方面，汉和帝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成功讨伐了匈奴，使其不再成为边境的威胁；击败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彰显了东汉的强大国力；征服了西域五十余个国家，使这些地区纳入东汉的版图之下。西亚的条支、安息等国家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洛阳朝贡，表达了对东汉的敬意与友好。甚至远在京师洛阳四万里之外的海滨国家也慕名而来。汉和帝又派遣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路西行，到达地中海东岸后返回。这次出使不仅让远国蒙奇（马其顿）、兜勒（推罗）等地来归服，更实现了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在国内，汉和帝积极巩固边疆，册封鲜卑大都护，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东汉的版图之中。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发展，东汉的国力达到了极盛时期。
根据记载，到了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东汉的垦田数达到了七百三十二万多顷，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五千三百二十五万之多。这一时期的繁荣昌盛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冠斯往代，奄有万国”，史书上也将其誉为“永元之隆”。这一盛世景象充分展现了东汉王朝的强大实力和卓越的统治能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和熹盛治
东汉王朝的辉煌篇章
公元106年，汉和帝驾崩后，和熹皇后邓绥被尊为皇太后。她先后扶立了年幼的汉殇帝与汉安帝，并以女性之身执掌朝政长达十六年之久。这段时期被称为“称制”，意即代行皇帝职权，所有诏令均出自邓太后之手。 邓太后在位期间，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强意志。当时国家面临严重自然灾害，边境四夷频频侵扰，内部盗贼横行。然而，邓太后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每当听闻百姓受灾，便彻夜难眠，亲自节衣缩食，省下粮食救济灾民；同时积极应对边疆危机，成功平定了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叛乱，重新征服南匈奴，甚至远征南海剿灭海盗，使版图扩大至九真郡以外的夜郎地区，新增领土达1840里。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国家安全，也恢复了社会秩序与农业生产，迎来了丰收之年。 邓太后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开明的改革者。她重视文化教育发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纸墨原料，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基础；特旨征召科学家张衡入朝任职，研制出浑天仪、地动仪等先进科学仪器；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更是开创性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这一创举打破了传统性别隔阂，对后世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思想领域，邓太后坚决反对鬼神迷信，下令废除滥设的祠堂祭祀活动，指出"鬼神之事难以验证，过度祭祀无益于国计民生"，这种理性务实的思想观念推动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 经济方面，邓太后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她实行俸禄制度改革，采用"半钱半谷"的新薪酬体系，既保留实物发放的传统，又引入货币支付方式，促进了货币流通；同时组织北方灾区民众向江南地区移民安置，有效开发了南方地区，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邓太后执政期间，东汉王朝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史称"兴灭国，继绝世"，宋代文豪苏辙亦赞誉其为"和熹盛治"。这一时期不仅是东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更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树立了光辉典范。
安帝中衰
东汉中兴之后的转折， 安帝执政时期的衰败，公元121年，建光元年，邓太后离世，汉安帝开始亲掌朝政。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执政期间却未能延续邓太后的清明统治。他逐渐疏远贤能的大臣，任由奸佞之人占据朝廷要职，这使得东汉王朝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更为严重的是，汉安帝对乳母王圣过度宠信，放任其干预朝政。王圣的女儿伯荣倚仗母亲的宠爱，在宫中骄横跋扈，甚至僭越使用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规格，当时的人们形容“伯荣之威，重于陛下”，可见其权势之大已超越了皇帝本人。同时，中常侍樊丰与王圣勾结，共同谋划废黜太子刘保，并排挤陷害忠良大臣如太尉杨震等，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朝野内外的强烈不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
汉安帝驾崩，皇后阎姬继位成为皇太后并临朝听政，她拥立北乡侯刘懿为新帝。为了巩固自身权力，阎太后不仅翦除了耿氏外戚势力，还将汉安帝所倚重的宦官樊丰、周广等人下狱处死，甚至连曾经专权一时的王圣母女也被流放到偏远的雁门地区。随后，阎太后大力提拔自己的家族成员，导致阎氏外戚逐渐掌握了朝廷实权，进一步加剧了东汉政权内部的动荡不安。 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东汉从鼎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也揭示出封建王朝晚期常见的政治腐败和外戚专权问题。
汉顺中兴
北乡侯刘懿在即位二百余日后因病去世，这一变故为东汉政局带来了新的转机。此时，刘保的乳母宋娥联合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果断采取行动，一举铲除了依附于阎氏外戚的宦官江京等人，成功拥立被废黜的太子刘保为帝，史称“汉顺帝”。阎氏外戚势力随之覆灭，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汉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 汉顺帝即位后，着手整顿朝纲，致力于恢复国家秩序。他严惩了那些与宦官勾结、祸乱朝政的党羽，对参与政变的孙程等十九名宦官以及多位中常侍进行了贬黜或处决。此举不仅稳定了政权，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使天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治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汉顺帝采纳了左雄的建议，推行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阳嘉新制”。这次改革对传统的察举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首先，明确了察举年龄限制，防止少年英才过早进入仕途；其次，引入了考试机制，以考察候选人的实际才能；最后，进一步明确了选才标准，确保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这项改革措施积极有效，不仅提高了官员素质，还为后世选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阳嘉新制”虽然仍属于察举制范畴，但已接近科举制的雏形，预示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即将迎来新的变革。 尽管汉顺帝是由宦官迎立登基，但他上任后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宦官权力，并继续打击外戚势力，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在他的治理下，东汉迎来了所谓的“中兴”时期。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上书言政，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其中关于地方吏治的多项建议被朝廷采纳，显著改善了基层治理状况。 例如，针对当时地方长吏、二千石官员滥用职权，收取百姓赎罪金（称为“义钱”）的现象，虞诩上书指出这种做法实则成为官员敛财的工具，建议恢复永平、章和年间的做法，禁止此类不当行为。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严厉斥责相关官员，并最终废除了谪罚输赎之制。这一举措得到了广泛好评，成为顺帝朝重建吏治、振兴朝纲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汉顺帝时期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堪称东汉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
梁氏专权
（梁氏~汉顺帝刘保的皇后，大将军梁商之女，东汉“六后临朝”中第四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有贤后之称）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汉顺帝驾崩，其皇后梁妠被尊为皇太后并开始临朝称制。她先后拥立了三位皇帝：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以及汉桓帝刘志，在此期间三次临朝听政。 梁太后为人勤勉，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她深知贤能之士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于是重用太尉李固等忠良大臣。在她的主导下，朝廷将宦官势力全面驱逐出政治舞台，这一举措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广泛赞誉，人们纷纷期待太平盛世的到来。 同时，梁太后积极推行廉政政策，提拔正直忠诚的大臣，厉行节俭，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面对各地频发的盗贼和叛乱，她果断调兵遣将，平定了内外的动乱，使得海内肃然，国家宗庙得以安宁。 然而，遗憾的是，梁太后未能有效约束外戚势力。尤其是她的兄长梁冀，权倾朝野，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他不仅牢牢掌控着汉冲帝和汉质帝两位幼主，甚至因为汉质帝的一句童言无忌而将其毒杀。这一事件的发生，为后来的政治局势埋下了隐患，也使得汉桓帝即位后的朝局更加复杂多变。
桓灵党锢之祸
（东汉政治风云中的动荡篇章）
公元159年，汉桓帝刘志与宦官集团联手，成功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外戚梁冀集团。这一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朝廷局势，但也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新局面。桓帝将参与此次行动的五位宦官封侯，史称“五侯”。然而，这些宦官掌权后，其贪婪腐败程度远超外戚，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 士大夫们试图联合外戚势力共同对抗宦官专权，但桓帝采纳韩演建议，贬黜了部分专横的宦官。尽管如此，双方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最终爆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众多忠直之士遭到迫害，对东汉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打击。 桓帝驾崩后，窦妙太后临朝听政，迎立刘宏为汉灵帝。初期，朝廷重用贤臣陈蕃和窦武，广纳天下名士，一时之间，朝堂之上呈现出一片清明景象。同时，窦太后任用女尚书协助处理政务，诛杀了一批专权乱政的宦官，使得朝纲一度恢复。 然而好景不长，窦太后后期逐渐放松了对宦官的约束，导致女尚书与宦官相互勾结，朝政再度陷入混乱。陈蕃与窦武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却因计划泄露而惨遭杀害，窦太后也被迁往南宫，这场风波进一步加剧了东汉的政治危机。 灵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颁布《熹平石经》，规范儒家经典文本；创办鸿都门学，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引进胡床改变传统坐姿习惯；推广引水洒路装置"渴乌"改善城市环境。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科技的进步。 然而，灵帝晚年听信宦官谗言，再次掀起党锢之祸，大批正直官员被罢黜或杀害。直到黄巾起义爆发，朝廷为求自保才被迫解除党禁。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反映了东汉末年皇权、外戚、宦官及士大夫之间的复杂博弈，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战乱国亡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犹如一场风暴席卷了东汉王朝。此时的朝廷已经腐朽不堪，面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政府几乎无力应对。为了平息叛乱，朝廷被迫采取了一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命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这一决策虽然暂时平息了黄巾之乱，却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地方州郡长官开始拥兵自重，中央集权逐渐瓦解。
公元188年，刘焉观察到国家动荡不安，认为问题根源在于刺史权力过轻。于是他提议并实施了一项重大改革：将部分刺史改称为州牧，赋予其更大的权力。从此，刺史成为一州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太守则沦为其次。这一制度变革使得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正式确立，同时也为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公元189年，随着汉灵帝驾崩，年幼的汉少帝刘辩登基。外戚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掌控朝政，立志清除宦官势力。然而，他的计划遭到何太后反对。在士大夫领袖袁绍的建议下，何进决定引入西北军阀董卓入京，施压何太后。不幸的是，计划泄露，宦官抢先一步杀害了何进。随后，袁绍率领西园军攻入皇宫，对宦官展开血腥屠杀。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亡，最终自杀身亡。此时，董卓率军抵达洛阳，趁机控制了中央政权。 为了树立个人威望，董卓废黜了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新皇帝，即汉献帝。不久后，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随后，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此举引发了中原地区诸侯们的强烈不满。各地诸侯纷纷以讨伐董卓为名起兵反抗，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联军。然而，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关东联军最终未能成功。自此，朝廷权威彻底丧失，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
公元192年，大臣王允设计诱使董卓部将吕布谋杀了董卓，结束了董卓之乱。但好景不长，董卓旧部李傕与郭汜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朝廷。
公元195年，二人发生内讧，汉献帝乘机逃离长安返回洛阳。然而，此时的洛阳已是一片荒凉，汉献帝陷入了极度困窘的境地。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许昌，并逐渐掌握了朝廷实权。经过多年的经营，曹操势力不断壮大。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定都洛阳，建立魏国，史称“曹魏”。至此，延续四百多年的东汉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代。
